只有真正的樂觀主義者才會認為得克薩斯州的阿靈頓的發展前景有什麼特別之處。阿靈頓橫跨得克薩斯—太平洋鐵路線，位於達拉斯和沃斯堡之間。二戰之後的阿靈頓還是特里尼蒂河平原上的一座灰塵漫天的農業城鎮。它最知名的地標建築是1892年建造的露臺，下面廕庇著兩條主幹道交會處的一口礦泉水井。它最著名的商業中心——「頂山臺地」，是遠近聞名的高檔娛樂場所，在地下室運營著非法賭場，並且建有專門躲避警方突擊檢查的密室和地道，其中還貯存著充足的食物。阿靈頓不是一座特別窮的城鎮，但也絕對不是特別富有。三分之一的成年人在八年級之後輟學。男人當建築工、焊接工，或者在雜貨鋪裡打工，女人大都在家勞動。十分之一的家庭沒有獨立的洗手間。
除了在戰時修建了一些供飛行員練習起飛和降落的飛行跑道之外，1946年的阿靈頓和20年之前幾乎沒什麼兩樣。城鎮的人口稍有增長，達到了5000人左右，富蘭克林·羅斯福對抗經濟大蕭條的工程留下了幾條街道。即便是最有想象力的宣傳者也無法相信，到了70年代初期，就是這座暴土揚塵的小城，居然能擁有一座汽車工廠、一處大型遊樂園、一所四年制的國立大學和一支大聯盟棒球隊，更不用說增長了2000%的人口，以及供這些人居住的帶有草坪、山核桃樹和兩個車庫的牧場式住宅。
在二戰過後的那些年裡，這樣的變化並不罕見。法國人把這段時期叫作「光輝的三十年」；英國人稱之為「黃金時代」；德國人的說法是「經濟奇蹟」；義大利人就是簡單的一個詞，「奇蹟」；日本人則更加謙虛，稱之為「經濟高速增長的年代」。無論用哪種語言，當時的經濟表現都備受稱讚。
事實上，這是有史以來最令人驚歎的經濟進步。在僅僅一代人的時間裡，數以億計的人口脫離了赤貧，過上了之前難以想象的富裕生活。這一時期開始之時，美國農場上尚有200萬頭騾子在田間犁田開溝，西班牙幾乎完全與外部隔絕，而175個日本家庭中僅有一家裝有電話。這一時期結束之時，法國平均工資的購買能力翻了4倍，每年有數百萬人乘坐飛機跨越大洋，他們中有些乘坐的是超音速噴氣式飛機，整個跨洋旅程不超過4個小時。普通人生活的變化只能用歎為觀止來形容。
想要探求這場時代劇變的根本原因，我們首先需要回到起點。1945年，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走向尾聲，未來的前景並非充滿陽光。在歐洲和亞洲的廣大地區，數以百萬計的難民在路上游蕩，在城市殘存的廢墟中尋找未來。礦工罷工隨處可見，機器已經殘舊不堪，僅僅生產足夠過冬的取暖煤炭就已成為挑戰，在戰爭踐踏過的土地之上，混亂和暴動佔了上風，幾乎不可能開展任何生產活動。很多國家的外匯儲備還不夠進口食物和燃料來養活自己的國民，更不用說購買重建所需的器材和原材料了。1946年法國農場的畝產率只有戰前同期的60%。在德國，工廠的裝置被大批運往蘇聯，作為戰爭賠償。通貨膨脹席捲了歐洲和日本，人們爭相購買僅存的一點食物。即便是在沒有受到物理破壞的北非，把轟炸機廠改建回汽車廠也要花上好幾年。店鋪被購物者包圍得水洩不通，尼龍襪、咖啡和純棉內衣被爭相搶購，物價一路狂飆，工人工資的購買力受到極大削弱，進而導致新一輪的勞工動盪。有人估測，1946年有450萬名美國工人走上街頭。等到混亂的局面終於有所緩和，蘇聯與其「二戰」盟國的關係又開始劍拔弩張，新的大戰看似一觸即發。戰後的世界絕非充滿希望的新天地。
然而在很多國家，這段艱苦甚至令人絕望的年月反而引發了政治變革的浪潮：那就是福利國家的建設。政府應該為民眾的經濟安全負責的觀點談不上新穎：德國首相奧托·馮·俾斯麥早在19世紀80年代就曾推行過國家養老金計劃，用以搪塞社會主義者對更為激進的社會變革的呼籲。60年過去了，發達經濟體中尚有數億人口既沒有養老保障也沒有醫療保險，更不用提失業和殘疾津貼了。戰爭徹底地改變了政治。社會主義者和基督教組織以民族團結的名義加入聯合政府或抵抗組織，堅持要求在戰爭中做出巨大犧牲的民眾分享和平紅利。英國經濟學家威廉·貝弗裡奇（williambeveridge）在1942年發表的一份正式報告為此確定了基調，他呼籲，英國需要建立一套綜合的社會保險體系，「保障每個公民都有一份能夠維繫其最低生活水平的收入」。貝弗裡奇提出了至少23個不同的專案，從免費培訓失業工人，到設立公共的喪葬補助金，這些全部由工人、僱主和國家的捐款買單。「這是人類歷史中一個革命性的時刻，我們應該去革命，而不是斡旋和調停。」他宣稱。
類似的計劃甚至在戰爭結束之前就開始了。1944年，加拿大議會授權政府向國內所有16歲以下的孩子每月發放一筆「寶貝獎金」——這是加拿大的第一個全國性的社會福利計劃。1944年12月，伴隨著阿登戰役的炮火聲，比利時立法委員會在國家宮殿通過了一項法案，創設了國民年金、健康和失業保險、帶薪休假以及針對有子女的家庭的現金津貼。德國軍隊撤出後僅月餘，法國戰後臨時政府就立法設立了家庭津貼和養老年金。1945年，英國議會決議每週向所有國內家庭的每個孩子提供5先令補助，到了1946年，又增加了失業保險、養老年金、寡居補助和國民健康服務。在荷蘭，天主教和社會主義政黨建立的紅色聯合政府制定了普遍養老年金和全國性的窮人救濟計劃。在日本，一項1947年頒佈的法案宣稱：「國家和地方政府有責任與監護者一道教養國內兒童，使其成長為身心健康之國民。」於是，政府深刻介入了一向被視為家庭私事的教育事務。
福利國家的誕生並沒能魔法般地在一片支離破碎中創造出繁榮新世界，復興之路上尚有許多艱難險阻。城市廢墟的陰影還未散去，但重建面臨的最嚴峻問題並不是物理上的。戰爭並沒有對西半球的工廠造成破壞，歐洲工廠受到的影響也小得驚人。即便是在日本，雖然90%的化工生產能力和85%的鋼鐵生產能力已經被美軍的轟炸摧毀，但是大部分鐵路和電廠還能維持運轉。對重建路橋、恢復農業生產、為數百萬的難民和退伍士兵修建房屋的緊迫需要，意味著工作的機會不會短缺。但是想要恢復經濟，有三方面的困難橫亙於前。戰爭和長期佔領令歐洲和日本的黃金和美元儲備消耗殆盡，導致兩者既無力進口重修工廠所需的器材，也無力供給國民所需的肉類和穀物，這也就意味著，美國和加拿大的出口市場面臨萎縮。戰爭期間實施的價格和工資管制本來旨在抑制通貨膨脹並保證資源流入關鍵行業，卻也導致了農民和製造商不願在市場上出售產品，再加之僱主無權給工人提高工資，勞工運動始終接連不斷。政治上的不穩定抑制了投資活動，令原本就困難重重的經濟復甦舉步維艱。尤其在歐洲，蘇聯支援當地的共產主義政黨解放了波蘭和南斯拉夫，並打算將革命的前線擴充套件到希臘、義大利和法國。隨之而至的是對私營企業和農場的公有化改造。伴隨著全球性的經濟蕭條，又一場世界大戰似乎迫在眉睫。
然而，就在1948年的上半年，這種狂熱戛然而止。1月，出於對佔領下的日本經濟停滯狀況的擔憂，美國官方頒佈了一條新政策，也就是後來所稱的「逆轉路線」，強調在日本進行經濟重建，而不是收取戰爭賠償。2月，蘇聯支援的起義推翻了捷克斯洛伐克原政府，建立了共產主義政權，讓該國成了蘇聯的衛星國。4月，美國總統哈里·杜魯門簽署了授權執行「馬歇爾計劃」的法案，該計劃隨即受到蘇聯及其盟國的反對。6月，美國、英國和法國軍方共同宣佈，德國非蘇佔區的法定貨幣為馬克。三天之後，蘇聯對於封鎖聯邦德國和西柏林的通道、將三個西部區與東部隔離造成的明顯威脅做出回應，世界處在了全面戰爭的邊緣。
看似矛盾的是，橫貫歐洲心臟的「鐵幕」，一方面將戰後世界劃分為東西兩方，一方面卻也宣告了重建的開始。蘇聯及其盟國在國土的周圍建起了銅牆鐵壁。投資人和公司高管不用再擔心法國或者日本投向蘇聯的陣營。湧入歐洲的大量經濟援助，將日本的通貨膨脹控制下來並允許工廠進口原料的「逆轉路線」，以及對於匯率穩定和貿易壁壘降低的預期，共同促成了信心的重建。在聯邦德國，商業終於從以物易物的狀態恢復到使用貨幣，工廠也重現了生機。1948年的下半年，工業產值以令人驚訝的137%的速度在增長。隨著歐洲和亞洲的經濟走向復甦，為了滿足出口需求，北美國家的就業率終於開始提升。
從很多方面來說，1948年的世界經濟還遠遠談不上步入了現代化。進口在各地都受到了嚴格的控制，在大多數地區，一盒走私得來的美國產萬寶路香菸一定十分搶手。在歐洲國家內部，人們圍繞發達經濟體到底能否在殖民帝國瓦解之後繼續繁榮展開了激烈的爭論，而殖民地則接連爆發反抗帝國主義的鬥爭。1948年，年滿17歲的美國人中高中畢業的還不到一半——作為一個種族隔離現象嚴重的國家，近一半的黑人成年人接受教育的年限不足7年。在東京，一塊停車位那麼大的地方，平均有三個人在上面燒飯、用餐、休息和睡覺。只有三十分之一的法國家庭擁有冰箱。普通的韓國人每天能從食物中得到的熱量還不到一個成年體力勞動者所需的一半。在西班牙，守著漫山遍野的橄欖樹，主婦們卻要憑定量券才能買到橄欖油。傳染病依舊肆虐，即便是在澳大利亞這樣的富裕國家。對於地球上的絕大多數人來說，他們的工作，無論是種植水稻、在工廠裡擰螺栓，還是在一個遠離電力網路的小村莊裡搬運木材或取水，都需要進行繁重的體力勞動。
20世紀50年代，朝鮮戰爭的爆發給各大洲的軍工廠帶來了大批訂單。經受了延續多年的破壞性打擊，歷盡低迷與絕望，世界經濟終於開始重現繁榮。而繁榮是可以自我持續的——恢復生產的工廠開始大量招工，購買力提高的工人又對各式各樣的商品和服務產生了新的需求。從1948年到1973年，日本的經濟總量翻了一倍，又翻了一倍，然後再翻了一倍，人均收入提高了近600%。與之同時，聯邦德國的經濟增長了4倍，法國相對低些，希臘的數字則要更高。
在廢墟和農田之上，數以百萬計的家庭建立起來。在美國，短短25年之間，住宅房屋的數量增長了三分之二，近2200萬的美國家庭成了房主。到了20世紀70年代初期，一半以上的英國家庭擁有自己的房產，比例達到了50年代的2倍（這也說明了為什麼在1972年的一次民調中，80%的英國人表示滿意自己的生活現狀）。在羅馬，腳踏車讓位於轟鳴的摩托車，摩托車又很快被小型轎車所取代。即便在遙遠的法蘭西山村，電線網路和室內管道也建設了起來。對於銅、鐵和其他大宗工業商品的需求浪潮在世界範圍內迴盪，巴西和泰國等原產國的生活水平由此得以提升。這些變化不僅意味著更高的收入水平，還代表了工作量的降低和更多機遇。50年代，法國女性的平均退休年齡是69歲；20年後，這一數字降低到了64歲。那些曾經對美國充滿羨慕的別國民眾，生活水平很快提高到了與美國人接近的水平，而且還有6周帶薪休假和免費大學等讓美國人眼熱的社會福利。
當然，對這段歷史一筆帶過也會遺漏一些重要的細節。即便是在一片繁榮的整體趨勢中，也分好的年月和糟的年月，而且國家之間也存在差別。在美國，1948年和1949年有800萬份工作機會流失，英國經濟在50年代中期幾乎沒有增長。普通的印度民眾，雖然不再受到殖民壓迫，但是直到1973年，經濟狀況也並不比1947年剛剛獨立時好轉多少。強勁的經濟表現也不能阻止1968年爆發的社會運動，世界各地的學生帶著不滿的情緒走上街頭，抗議他們父輩的物質主義，巴黎大學的圍牆上被塗寫了這樣一句諷刺標語：「你無法和增長率相愛」。
但是時代的發展趨勢無疑是向上的。20世紀50年代還無處不在的失業問題，到了60年代在富裕國家已經基本消除了。工作機會俯拾即是，當40年代末50年代初軸式摘棉機的發明導致上百萬半文盲的佃農喪失了謀生手段時，底特律和芝加哥的工廠幾乎毫不費力地吸收了這些來自美國南部的勞工。得益於政府推行的養老金計劃，人們可以在65歲甚至更早退休，避免了老邁之年還要費力工作的窘境，也減輕了年輕人贍養父母的負擔。人們可以感受到生活的變化，日子一天比一天更好。即便是在經濟並不十分活躍的英國，「你們將迎來一生中從未見過的繁榮——在這個國家的歷史上也是空前的，」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haroldmacmillan）在1957年7月也得勝般宣佈，「坦率地說，絕大多數人從來沒有生活得像現在這麼好。」
在世界上的多數地區，戰後繁榮是20世紀20年代以來第一段較為長久的經濟增長期。它的促成因素有很多。其一就是連年經濟緊縮後需求的反彈。其二是戰時對商業投資的人為管控導致很多企業的利潤積存了下來，這些利潤可以用於購置新的廠房和裝置。很多經歷過「二戰」的工廠都是針對蒸汽機設計的舊廠房，不能適應電機和現代生產方式。為了把握住重建的機遇，很多製造商運用從美國進口來的最新技術，將原來的多層廠房改造為一個平層上精細布局的裝配線。1948年前後的生育高峰，讓人們對於新的住房、傢俱和服裝的需求始終保持在幾乎難以滿足的狀態。外交也對經濟發展有所助力。1949年至1967年，六輪全球貿易協商在削減關稅方面達成了一致，極大地擴充套件了國際貿易的範圍，製造商迫於國際競爭的壓力，不得不進行現代化改造。
儘管與戰後重建本身並沒有直接聯絡，但這些改變的最終結果是生產率的顯著提升。從20世紀40年代末開始，數百萬的勞動力脫離農業，進入工業。儘管身無長技，很多人甚至目不識丁，剛剛完成技術革新的工廠還是樂於接收這些勞力。這些工廠在戰爭和經濟緊縮時期被壓抑了太久，急於在民用市場上大幹一場。對新裝置的需求創造了更多的工作機會和對更先進的裝置的需求。1945—1973年，美國工業裝置的數量幾乎翻了4倍。英國的投資支出，在50年代初佔總支出的14%，到60年代末則高達21%。即便機器的效率已經相當之高，但是產出的不斷增長使廠商對於工人的持續需求居高不下。日本的製造商在1955年僱用了690萬工人，到了1970年，工人數量增長到1350萬。1947年，聯邦德國汽車裝配線的生產能力是每年8987輛車，在接下來的26年裡，這一數字每年都在增長。隨著勞動力從放羊和剷土豆中解放出來，使用昂貴的機器投入生產，他們所能創造的經濟價值也在不斷提升，為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做出了貢獻。
製造業的繁榮與私人投資密切相關。而這也得益於政府降低貿易壁壘的政策措施。戰爭剛剛結束之時，關稅高到幾乎將進口成本提高了四分之一。1947年在日內瓦舉行的23國會議將削減關稅提上了日程，並且開始討論取消其他貿易壁壘，比如配額和許可證。四年之後，六個歐洲國家——比利時、法國、義大利、盧森堡、荷蘭和聯邦德國——在煤炭和鋼鐵自由貿易方面達成了共識，向著覆蓋全歐洲的統一市場邁出了第一步。這些變化促使邊境貿易大量增加。根據一項研究，1946—1957年，五個歐洲國家的進口增長了700%。生產率的提高與國際貿易的發展相伴而生：具有出口優勢的企業，往往比被國際競爭淘汰的企業要高效，眼界也要開闊得多。
另一方面，20世紀50年代，各國政府開始大量投資建設高速公路。老路常常過於崎嶇，新的道路能讓大型機動車輛更加安全地穿越城鎮。司機一天能夠長途運輸的貨物更多了，這就意味著運輸工人的生產率極大地提高了。反過來說，更加快捷也更加便宜的地面運輸，使得農場和工廠不再侷限於本地市場，而是將產品推向了整個周邊區域，甚至全國。使用傳統工藝的小作坊讓位給了進行機械化生產的大工廠，這些工廠不僅產量高，成本也更加低廉。
1948—1973年這25年中，除掉通貨膨脹的因素，北美地區的勞動生產率翻了一倍，在歐洲達到了原來的3倍，在日本則達到了原來的5倍。這輪增長趨勢中，教育無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固定資產投資也有一定作用。然而最主要的驅動力卻是技術上的革新和進步，工人們的工作效率因之得以提高。在經歷了長時期的間斷性增長之後，世界終於通過革新和創造的方式走上了富裕之路。
而這一過程相當不凡。激進的經濟變革往往會淘汰一大批勞動力：想想18世紀公地私有化之後的英國農民，或者在網際網路取代傳統紙媒之後的報業工人。但在戰後，從繁榮中獲益的並不只有富人。農場工人和街道清潔工的收入也能逐年上升。工會不僅為產業工人爭取到了更高的薪資，工作的穩定性也得到了提高，立法和勞動合同讓僱主無法再隨意開除多餘的工人。幾乎所有人的境遇都得到了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