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的第四個星期天，機動車交通戛然而止。
大學生悠閒地在汽車道上散步，追隨悅耳的長笛聲走向野餐的地點。踩著滑板的小孩們爭先從紅綠燈前穿過。從南方的艾恩德霍芬到北方的格羅寧根，汽車在荷蘭的大街小巷上幾乎完全消失了——只有一些德國遊客，以及幾名經過特許、可以開車去教堂的牧師除外。64歲的朱莉安娜女王，也拋下她的加長卡迪拉克，愉快地騎腳踏車前去看望孫子和孫女。對於那些沒有牽涉到背後的艱難決定的人來說，1973年荷蘭的第一個「無車星期天」帶著些許的輕鬆和愜意。
四周之前，埃及和敘利亞軍隊突破了以色列的防線，以軍節節敗退，整個國家都岌岌可危，這就是後來所稱的贖罪日戰爭。在美國和荷蘭向以色列傾售了大量武器之後，阿拉伯石油輸出國開始了反擊和報復。在沙烏地阿拉伯的帶領之下，石油輸出國早已要求提高原油價格，1月時每桶3.2美元的油價，到了10月16日，已經被抬高到了每桶5.11美元。現在，他們將出口的閥門把守得更緊了，而且完全切斷了對荷蘭和美國的供應。
陰鬱籠罩了整個歐洲。隨著石油庫存的縮減，比利時、瑞士、義大利、挪威，甚至那些離不開汽車的聯邦德國人，很快也將面臨他們自己的無車星期天。汽車限速更低了，恆溫調節器關小了，柴油也開始定量供應了。斯德哥爾摩的室內游泳池也被關閉，以節省加熱所需的能源，就連環比利時汽車大賽也被臨時叫停。週末開車的特權成了令人垂涎的身份象徵。一向以用社會責任引導市場經濟而自居的聯邦德國，受到了一名本國加油站經理的挑戰：她在解釋她如何分配汽油時相當直率，那就是「我不認識的人一滴也沒有」。
大西洋彼岸並沒有無車星期天。但是，他們的恐慌情緒只多不少。美國正在被高油價吞噬，而理查德·尼克松則正在被高油價帶來的危險的政治局面吞噬。「我們正面臨著二戰以來最嚴重的能源短缺危機。」11月7日晚間，總統在電視講話中向全美國發出警告。他要求美國人降低空調的溫度設定，並宣佈實施「獨立工程」，一個意圖在1980年之前停止美國原油進口的精密計劃。國會在爭論汽油是否要定量供給，以及是否要授權尼克松在煉油企業、公交公司、加油站、農民和所有有需要的群體之間分配石油供給。之後，天氣漸冷，卡車司機開始用堵塞高速公路來抗議一路飆升的柴油價格，而房主們則切斷了家中的聖誕節彩燈作為呼應——當然，也可能是為了避免鄰居責備的眼神。漂浮在石油上的得克薩斯州，發明了一種相當流行的汽車貼紙，上面寫著「凍僵北方佬」。排隊購買汽油的司機們，迫切地想要趁著還能買到這些珍貴液體的時候，把幾乎還滿著的油箱再次加滿。美國夢似乎破碎了。
石油危機打破了加拿大市場的均衡，石油儲量豐富的阿爾伯塔省經濟一片繁榮，而進口依賴程度偏高的魁北克則受到重創。日本市場的反應更加令人不安。1973年石油價格全線上漲，但日本人並沒有預見到問題的嚴重性——他們的國家與中東並沒有什麼衝突，很多日本公司還與阿拉伯國家聯合抵制以色列。但是日本在中東問題上的中立態度並不能在油價飆升之時帶來任何實質性的幫助。日本人沒有去堵塞高速公路，也沒有去威脅加油站的工作人員，但是石油廉價時代的終結仍舊帶來了深深的焦慮：日本的龐大工業體系所需的每一滴原油都是進口來的。政府將經濟增長的預期降低了一半，開始對工廠限量供應石油和電力，並且指示各家各戶熄滅熱水器上的加熱指示燈。
雖然造成了極大的混亂，但是這場危機並沒能延續多久。到了1973年12月，原油供給並未短缺的事實浮出水面。歐洲港口很快被儲油罐淹沒；等待駛向美國精煉廠的運油船在大西洋上排成了長隊。高油價和節約措施降低了原油需求，一些急於變現的石油出口商把油泵調到了最大，意圖用增加產量來保障收入的穩定。1974年1月，歐洲的最後一個無車星期日悄無聲息地過去了。2月，尼克松放出了政府的汽油儲備，加油站邊的長隊漸漸消失了。3月18日，阿拉伯的石油出口國迫切希望美國從以色列撤軍，因而正式解除了石油禁運令，把注意力放在瞭如何避免產量過剩導致價格崩跌之上。
這場全球石油危機已成為過去。但是從它的灰燼之中，一場延續時間更長、引發了無盡的動亂和麻煩的新危機正在萌芽。
從經濟學家的角度來說，20世紀的後50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廢墟，卻見證了遍及大半個地球的經濟增長與繁榮的奇蹟。確保匯率穩定的一系列國際協議被制定出來，國際貿易限制得以放鬆，向貧窮國家提供經濟援助開闢了國際合作的新領域。經濟爆炸式地增長，每個人幾乎每天都能感受到生活水平在提高。新的住宅、汽車和消費品，對於普通家庭來說也觸手可及，一系列政府主導的社會福利計劃和私人勞務合同給人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安全感。即便是亞拉巴馬產棉區的佃農和義大利南部的皮革工也能在這場空前的大繁榮中找到前所未有的致富機會。
第二階段，從1973年開始到20世紀末，與上一階段完全不同。在日本、北美、歐洲大部分國家以及拉丁美洲，熱鬧的繁榮景象被慘淡經營所取代。國際合作轉向了無止境的貿易糾紛、匯率爭端和境外投資衝突。各國的白領階層開始憂心忡忡。藍領階層則坐上了經濟下滑的過山車。從賓夕法尼亞州希拉河谷的鋼城，到日本北部的煤礦區，再到馬賽北部的高地，區域經濟的崩潰導致了人口的大量流失。迴圈往復的經濟危機侵襲著不同的國家，包括墨西哥、俄羅斯、印度尼西亞，養老金價值縮水，家庭的積蓄被迅速消耗，單位時間工資的購買能力大幅下降。勞動力短缺變成了失業率高居不下，年輕人很難找到穩定的工作，只能選擇做臨時的短工。這是一個充滿焦慮的時代，很難激發起人們樂觀面對的勇氣。
以上描述似乎會令人不解和疑惑。畢竟，提起20世紀50年代，人們會想到小學生的防核武器演習，會想到歐洲大部分國家被「鐵幕」包圍，會想到朝鮮戰爭中16國聯軍與中國軍隊的對抗，會想到阿爾及利亞戰爭摧毀了法蘭西共和國。60年代，美國的穩定被反種族歧視的抗議活動和越南戰爭打破，北愛爾蘭問題將當地變成了戰爭區，學生運動和勞工動亂衝擊著世界各國的政府。70年代初期，通貨膨脹成了世界性問題，工人們遊行抗議，要求保護他們得之不易的微薄酬勞。對於農民來說，這也不是個四平八穩、知足常樂的年月，能讓他們舒舒服服地打理羊群，在田間地頭講講天南海北的傳奇故事。
然而，這幾十年間出現的波折並不能改變一個事實，那就是全世界絕大多數地區的經濟狀況得到了穩步的改善——不僅僅對富人如此，幾乎每個人都嚐到了經濟繁榮的果實。事實上，當時的生活的確美好——工作很容易找到；食物充裕，大家都能住上像樣的房子；新建立的社會保障體系讓人們不再擔心失業、疾病和年老——個人冒險精神受到激勵，從參加街頭遊行，到加入反主流文化和反物質主義組織。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更加完善的經濟安全體制，讓不同國家的群眾得以參與到60年代至70年代初的社會與文化改革運動中去，從某種意義上說，為接下來對社會不公的公開挑戰提供了信心和基礎。性別歧視、環境破壞，還有對同性戀的壓制——這些問題都在人類社會長期存在，但過去幾乎沒有激起過公眾的憤怒。
接下來，完全出乎意料的是，增長就此停滯了。隨著經濟環境的改變，追求無限可能的宣言漸漸讓位於對於未來的恐懼。找一份工作，做一段時間再辭職，已經成了負擔不起的奢侈。現在到了找到工作就要拼命保住的時候了。也許科技公司和華爾街的併購大亨們還在春風得意，但其他所有人都已如履薄冰。公眾情緒陰鬱不安。
這兩個階段的割裂可以說相當突兀。1948—1973年，世界經濟以一種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發展。根據英國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angusmaddison）的精細測算，從1950年到1973年，全世界所有居民的人均收入以2.92%的年均增長率提升，按照這個速度，人均生活水平在25年內就能翻上一番。當然了，繁榮還遠遠沒有成為一個普遍現象：在很多國家，少數人佔有了絕大多數財富，更多人則被遺忘在貧窮之中。即便如此，有史以來，還是從未有過如此之多的人口在如此短的時期內生活水平得到了如此大幅度的提升。
在發達國家，增長的趨勢更加引人注目。就業率、薪資、工業產值、商業投資、生產總值：幾乎所有衡量經濟活力的指標都在逐年迅速提高，其中僅有幾次短暫的中斷和調整。銀行倒閉十分罕見，破產率相當低，通貨膨脹也維持在較低的水平。與此同時，社會的整體公平也在改善，收入分配更加均等。「近期的增長趨勢如果能夠得以延續，在我們的有生之年，經濟發展程度將達到難以置信的水平。」美國人口普查局的一名高階官員在1966年宣稱。和當時很多嚴肅的思想家一樣，他也開始由衷地擔憂將來社會可能無法為收入持續上漲的消費者提供足夠的產品。
戰後經濟發展的神奇軌跡在1973年達到了頂點，當時，世界人均收入的年增長速度為4.5%。按照這一速度，個人收入水平在16年內就能翻倍，在32年內能翻兩番。世界各地的普通百姓都完全有理由感覺良好。
然而，好時光突然就一去不復返了。世界經濟再也無法達到1973年的黃金水平。多變和動盪成為常態，穩定反而成了例外。在歐洲、拉丁美洲和日本，直到20世紀末，平均收入的增長速度還無法達到1973年之前的一半，生活水平也無法得到顯著的提高。在非洲的大部分地區，收入水平幾乎沒再提高，北美的情況也大同小異。對繁榮的共同體驗很快褪去，通貨膨脹到處肆虐，人們對於政府改善生活水平的信心也開始動搖。
人們過去對政府的信心，建立在經濟學家、戰略規劃家和運籌學專家卓越才能的基礎之上——用當時的術語說，就是專家政治論，相信他們能夠引導自己的國家走上一條經濟穩定增長的道路。他們構建出越來越高深的模型，將全部國民經濟用一長串公式描述出來，政策處方就從中直接推導而來。整整25年，似乎只要聽從他們的指導，就能確保所有人都有工作和飯碗。但是隨著充分就業狀態的消失，收入水平停滯不前，專家政治論者似乎喪失了原有的高度。通過稍微調高或調低利率、縮減或增加稅收、修建大壩或高速公路來解決部分失業問題——從表面上看，這些標準的補救措施讓國民經濟從20世紀40年代末以來一直處於總體健康的狀況；但如今，它們似乎已經不再具備治癒經濟的神奇能力。政客們也無法實現他們對選民的承諾，只能在與外匯投機客、石油輸出國酋長和其他他們無法控制的勢力的對抗之中勉力支撐。
在早些年，沒有人會因為就業率低下而責備政府官員，因為在他們眼中，這根本就不是政府的職責。人們不認為帝王和總統能對乾旱和洪水有哪怕一點的控制，更不用說銀行破產和投資泡沫破裂了，儘管泡沫破裂之後會是大範圍的痛苦和恐慌，甚至引發商業的停滯。經濟下行到來之時，政府官員能做到的無非就是釋出鼓舞士氣的演說，然後祈禱黑暗時期趕快結束。
然而，困難時期本來就是常態，而不是例外：從1873年10月到1897年6月，美國經濟收縮的月份要遠多於增長的月份，儘管總體是正向增長的。
政府最早挑起復興經濟的重擔，是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當時，大量的失業工人威脅著政治穩定，提高就業率成了當務之急。曾經到過蘇聯的人說，社會主義經濟體的失業率為零，人人都在為國家工作。理想主義者想當然地認為，政府創造就業在世界各地都該有同樣的效果。描述失業率和國民收入的關係的統計學方法，是大蕭條時期的一項新發明，正是這一發現，促使政府採取措施進行干預。一旦失業率以佔勞動力百分比的形式報道出來，而不再僅僅是個模糊的社會問題，政客就有巨大的壓力通過降低這一數字來展示其執政水平。他們無法再像從前那樣，站在場外，順其自然地等待問題解決。
所以，當世界經濟在1973年突然急轉直下，民主國家都在等待領導人開出振興經濟的良方。然而，事實上，無論是政客還是他們的經濟顧問，都不知道問題的根源在於何處。他們之所以會採取行動，是因為壓力之下不得已而為之，而不是因為相信自己的措施有效。從政治角度出發，無論採取什麼行動都比承認自己無能強。可以預見，他們的舉措並沒能帶動世界經濟回到那個就業充分、持續繁榮的黃金時代。
導致世界經濟發展放緩的明顯因素有很多：能源價格大幅上升，導致工業成本相應提高；匯率變化劇烈，增加了商業中的不確定性；人們對汽車、住房、家用電器的消費需求突然減弱；人口增長速度也開始放緩。在這些顯而易見的原因之外，還潛藏著一個更為危險的問題：生產率，經濟學家用來描述投入與產出比率的指標，不再像以前那樣逐年提升了。正是工人熟練程度的提高、企業與政府的大量投資和技術創新帶來的生產率的快速提高，造就了戰後經濟的增長奇蹟。如果生產率增長放緩，國民經濟提升家庭收入和創造就業機會的能力就會下降。
如何解決生產率的問題，並沒有現成的方案可供參考，於是不同陣營的政客抓住了這個機會，開始兜售他們的稅收和支出主張，強調他們的措施才是真正的解決方案。為工廠和裝置開支提供稅收優惠，以刺激商業投資；減輕家庭教育支出負擔；加強對專利權的保護，鼓勵發明創造；加大科學研究領域的支出；增加大學招生人數；擴充套件職業教育範圍……這些措施被重新包裝為通過加速創新步伐來促進生產率增長的手段，而且是加速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
與此同時，在政治領域，政府受到了保守黨的攻擊。他們指責政府動用了過多幹預市場的手段，從而導致了生產率增長的放緩。古老的「小政府」政策再次受到推崇，被視為解決眼前問題的最佳方案。環境汙染、職業安全保護、法定工作時間、經營許可、首次公開發行等方面的法規受到猛烈抨擊，被認為導致了經濟效率的降低。保護工會和社會保障計劃的法律，尤其是失業救濟，被批評為干擾了勞動力市場效率。然而在對這些所謂的增加了社會負擔的政策進行改革之後，生產率沒有發生任何改善。如果一個問題的根本原因，也就是技術變革，屬於政府無法控制的因素，任何政策手段都將收效甚微。
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就業機會大量減少、工資增長水平低下、棘手的高失業率成了國民經濟的常態，選舉出來的政客和他們任命的主掌經濟政策的官員一樣，都沒能有效地逆轉經濟下行的趨勢。儘管政府下發了成堆的政策備忘錄，經濟學家們構建了大量高深的數理模型，人們對經濟不景氣原因的理解卻沒能更進一步。90年代，美國學者保羅·羅默（paulromer）對經濟增長理論進行了顛覆式的革新，提出創新與知識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程度要遠遠高於勞動力和資本；「內生增長理論」——他的理論被冠以了這樣一個並非讓人一目瞭然的名稱——認為提高教育水平、支援科學研究以及鼓勵創業，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要遠勝過微調預算赤字和稅率。他的理論席捲了經濟學領域，但是30年過去了，羅默已經不再確定自己的理論是正確的。「過去20年間，」他在2015年承認，「增長理論在科學上沒能取得公認的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