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論斷讓我們當代人大跌眼鏡。如果說經濟不是一臺可以被精心調整的儀器，從長期看經濟發展的軌道主要由政府官員和央行官員無法控制的因素決定，那麼這種觀點與二戰以來一代又一代學生從課本中學習到的理論大相徑庭。更加令人沮喪的是，1973年以來的波動趨勢很可能標誌著經濟發展在向常態迴歸，恢復到生產率、增長率和生活水平蹣跚前進，有時甚至停滯不前的狀態。我們通常認為，保守派的政客尤其崇尚市場調節，對政府控制經濟產出的能力持高度懷疑，但事實上，他們和所謂的改革派一樣沉迷於「政府之手」的力量。「讓經濟增長緩慢成為常態，無異於放任經濟逐步走向失敗。」保守派美國政治評論員喬治·f.威爾（georgef.will）在2015年批評總統巴拉克·歐巴馬的經濟政策時曾這樣斷言，就好像經濟增長率是總統能夠自由裁量決定的一樣。
縱觀歷史，黃金時代相當短暫。僅僅在不到25年的時間裡，世界經濟就從廢墟中迅速崛起，實現了難以想象的繁榮，生活水平穩定提高，就業機會隨處可見，然後這一切又毫無預兆地戛然而止。在過去的近50年中，學者一直試圖找出問題的原因以及修正的方案。但是還有一種可能，那就是根本沒有什麼可補救的，長期繁榮是歷史長河中的獨特事件，它不僅相當空前，而且也將無奈地絕後。生產率實驗研究方面的領軍人物，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茨維·格里利謝斯（zvigriliches）就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很可能20世紀70年代根本沒有什麼特殊或者反常之處，」在對生產率變化進行了數十年的研究之後他認為，「也許50年代和60年代初莫名其妙的高增長率才是真正的謎團。」
人類憑藉自身的力量無法將世界經濟恢復到其巔峰狀態，這一事實的後果是深遠且持久的。人們的心態發生了根本變化，直到邁入21世紀，對於政府的懷疑態度仍始終籠罩著政治生活。由此，福利國家的道路也開始碰壁；國家機構開始萎縮，個人不得不在醫療、教育和養老方面承擔更多的開支和風險。公允地說，20世紀70年代經濟形勢的變化讓世界向「右」轉了。全球政治氣候更熱衷於市場化，因為另一條路徑似乎已經失敗。對於「小政府」、個人責任和更加自由的市場經濟的呼聲佔領了政治辯論的陣地，顛覆了長期以來既定的公共政策，將瑪格麗特·撒切爾、羅納德·里根和赫爾穆特·科爾等保守派政治家推上了權力的中心舞臺。
富裕國家在危機過後的很多年裡，社會收入和財富的分配發生了巨大轉變，坐擁資本的人遠比僅有勞動力的人更有優勢。貧窮的國家中，有些急於躋身發達經濟體之列，經濟突飛猛進，隨後又陷入了泡沫破裂後的蕭條。工資增長停滯，社會不公日益加劇，以及政府機構的無能和懈怠，讓憤怒和沮喪在一個又一個國家蔓延，文化、政治和社會都因此重塑。國際金融爆炸式地發展，也令對其的監管和控制遠遠超出了政府的能力範疇。在10年的時間裡，從秘魯到印度尼西亞，新興經濟體受到了一波接一波的崩潰式打擊。工會幾乎在所有國家都喪失了談判優勢，而世界貿易格局的迅速變化也衝擊著以工業為支柱的城市，戰後以來一直在發展壯大的產業工人階級被扼殺殆盡。剛剛織成不久的安全之網，本應保護家庭免受風險衝擊，並提供階層流動的希望，現在已經破陋不堪。
這些，都成了大量文學、歷史、音樂和電影作品的素材，從義大利前總理傳媒大亨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silvioberlusconi）的40多本傳記，到美國工人階級的偶像布魯斯·斯普林斯汀（brucespringsteen）憤怒尖酸的諷刺歌曲。然而無一例外，這些作品都認為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這些令人不快的變化源於本國內部一些力量的推動。比如，美國記者喬治·派克爾（georgepacker）在記述這10年時寫道：「我們現在知道，眼前發生的一切都源於美國共識的破滅，這一共識就是在戰後國內混合經濟發展和冷戰時期國際主義呼聲的背景下所建立起來的社會契約。」
將注意力集中在本國新聞上或許在所難免：很少有人是真正的全球主義者，而我們對於周邊事物的理解往往是由我們在母國接觸到的新聞報道、政治運動和辯論塑造起來的。掌握著媒體發言權的政客，當然會把本國出現的問題歸咎到其他國家身上。20世紀80年代，美國政客動輒指責日本，說它在國際貿易中的不正當競爭導致美國製造業受損；20世紀初，波蘭和敘利亞的移民又被指控為西歐國家高失業率的罪魁禍首。但是，政客們往往會淡化全球經濟趨勢和個人福祉之間的關聯，這樣，執政黨不會看上去對時局缺乏掌控，二來在野黨也可以用經濟問題攻擊對手。
通過這種方式解讀社會和經濟變革有一種誤區，那就是我們會更傾向於將各種變化歸因於政府可以控制的因素，無論是稅收政策、關稅減免、福利計劃，還是可能使某個政客當權的選舉規則。當然，這些因素都有一定影響。但同樣毋庸置疑，20世紀末的經濟發展停滯和相應的政策轉變不僅僅是國內原因導致的。社會契約的重塑不僅發生在美國，日本、瑞典、西班牙和很多其他國家也發生了類似的情況，每個國家都進行了一系列社會與經濟改革。這股正在發生作用的力量穿越了國家的邊界，而我們必須在全球視角下對它進行審視，才能真正理解這一時期。
「全球化」，這個在當時還沒有被髮明出來的詞彙，既是1973年之後嚴酷的經濟氣候的起因，也是它的結果。全球游資的驚人增長，導致政府調控匯率、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的難度大大增加，更不用說維護銀行系統的穩定了。鑑於經濟增長速度放緩，政客們開始大肆增加政府開支，用以創造就業和刺激消費，並把經濟下行視為短期的表現。這些手段沒有奏效之時，他們又拼命想要扭轉局勢，不惜採取一些在幾年前還會被認為是過於激進的措施。針對運輸、通訊和能源產業的監管，原本保障著政府對這些領域的嚴格控制，現在被逐步削減。此外他們還取消了國家對特定行業的壟斷，並開始出售國有企業。放松管制和私有化，讓原本在國有工廠中高枕無憂的工人們丟掉了「鐵飯碗」，但也為更加千變萬化、更具有創新活力的經濟環境鋪平了道路。是政府為網際網路經濟開闢了成長的天地——如果還由原來的電話寡頭來管理通訊，我們可能還要在電話廳前排隊投幣。
當然，世界不光圍著金錢轉。很多因素對20世紀晚期的發展都有影響，從遍佈全世界的性別平等運動到東西方之間的緊張對峙，及其在世界各地引發的代理人戰爭，從宗教激進主義的復興到1989年「鐵幕」瓦解之後的歐洲統一運動。毋庸置疑，每個國家都有其特殊的政治和社會關切。正是這些——美國的反歧視運動、加拿大和西班牙與本國分裂主義的鬥爭、韓國和南美國家民主政府的重建——充斥著廣播新聞和歷史教材。然而，沒有得到足夠關注的是，這些事件都是緊跟在一場衝擊全球經濟、讓所有人陷入緊張不安之中的劇變展開的。
歷史的這一篇章記錄了一段緩慢而痛苦的轉變。20世紀下半葉前期，即便是最僵化的企業都業績不俗；等到了後期，大量知名的製造商和銀行都無法適應時代的變化，陷入困境之後無力迴天。工人的技術資本——需要通過數十年的反覆勞動才能獲取的技能，在50年代和60年代非常受人尊敬，而且廣受僱主歡迎。然而沒過多少年，隨著工廠技術的改良，這些知識轉眼就變得不值一錢。戰後工業擴張期繁榮發展的工業城市艱難地適應著新的形勢，此時，提供服務和創新觀點的能力遠比織布和金屬沖壓要重要得多。在一些人眼中，獎勵創造力和敢於冒險的社會，取代了原有的階級固化、鼓勵下層不求上進的愚民式社會。在其他人眼中，戰後建立的將政府與企業聯結起來以提高普通人的福利的社會契約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冷酷的市場經濟，社會對失業、疾病和養老的保障大不如前。
也許，與黃金時代一同泯滅在歷史長河中的最珍貴的東西，是人們對於未來的信心。此前整整25年，發達國家和很多發展中國家的普通人都能感覺到他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無論遇到什麼困難，他們都能夠確信，所有的犧牲和艱苦工作都是在為子孫後代的幸福生活打下堅實基礎。隨著黃金時代的結束，這一時期蓬勃的樂觀主義也隨之煙消雲散了。
對於無車星期天的評價，參見：ducohellema,ceeswiebes,andtobywitte,citethenetherlandsandtheoilcrisis:businessasusual,/citetrans.murraypearson(amsterdam:amsterdamuniversitypress,2004),107–108。相關影像資料有/watch?v=iyjbg-4nkzs,viewedjune30,2013。朱莉安娜王后很快就把凱迪拉克換成了更省油、更不顯眼的福特格瑞那達，參見：「royalfamilyinfiringlineonspendingcuts,」citenrchandelsblad,/citeseptember21,2009,。
戰爭在10月6日開始。關於對荷蘭的禁運，參見：hellemaetal.,citethenetherlandsandtheoilcrisis,/cite53;paulkemzis,「europeansmovetoconserveoil,」citenewyorktimes/cite,november7,1973;terryrobards,「oil-shorteuropeisfacinghardestwintersincewar,」citenewyorktimes,/citedecember11,1973;「wenichnichkenne,derkriegtnichts,」citederspiegel,/citenovember26,1973。
richardhalloran,「japanisstunnedbyaraboilcuts,」citenewyorktimes,/citeoctober19,1973;「japantoslashsuppliesofoiltoindustryincrisisprogram,」citenewyorktimes,/citenovember9,1973;foxbutterfield,「aidesayscurbmaycutgainofeconomy,」citenewyorktimes,/citenovember12,1973;foxbutterfield,「japantorationfuelandpower,」citenewyorktimes,/citenovember16,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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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退日期由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提供。1873—1997年，美國生產工人的平均報酬以每年0.24%的速度增長，參見：samuelh.williamson,「annualizedgrowthrateandgraphsofvarioushistoricaleconomicseries,」measuringworth,atsuring/growth,viewednovember2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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