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這個想法終於得到了實現。在印度尼西亞的萬隆，來自29個亞非國家的領導人參加了第一次亞非會議。在大批記者和攝影師的見證下，中國總理周恩來、印度首相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印尼總統蘇加諾、埃及總理賈邁勒·阿卜杜勒·納賽爾以及其他國家的領導人一致譴責殖民主義，強調與美國和蘇聯都要保持距離。除了呼籲發達國家提供更多經濟援助之外，萬隆的代表們還提出了一些經濟發展原則，其理念與普雷維什的如出一轍。他們敦促亞非國家在出口原材料前先進行一定程度的加工。宣言強調「基於當前的經濟狀況」，一些國家有理由對貿易流進行管控，並建議「採取統一行動……以穩定國際貿易中初級商品的價格和需求」。這些發展中國家的領導人認為，此項計劃或許能夠改變世界經濟勢力的均衡。
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宣言重新劃分了世界格局。在新的局勢下，核心勢力不僅僅有蘇聯及其附屬國，有西歐、北美、澳大利亞、南非和日本，還有一個「邊緣國同盟」，幾乎所有其他國家都被囊括了進來。新的格局取代了冷戰對東、西方的劃分，而是根據經濟差異將世界分為發達的北方和不發達的南方。「第三世界」誕生了，他們的需求既不同於「資本主義世界」，也不同於「社會主義經濟」。一種更加帶有政治傾向的說法是「共產主義集團」和「自由世界」，以及大量秉持「中立」態度的其他國家。儘管經濟條件千差萬別，這些由世界較為貧困的四分之三人口所組成的國家或殖民地一致認為，與中心國家的不平等關係是導致他們經濟落後的主要原因。在接下來的30多年裡，「依附論」（又稱「邊緣—中心論」）的視角將始終影響著本國和外國人對這些國家的看法。
依附理論倡導的基本方針是，政府對原材料出口價格進行干預，並培植本國製造業。這一方針受到了高收入國家的強烈反對，因為他們的企業想購買廉價的原材料，也想要開放的境外市場。但在這些國家鼓吹自由貿易之時，其虛偽的本質也顯露無遺——他們中的大多數都利用高關稅和低進口配額來保護本國製造業。很多國家還對糖、咖啡和其他熱帶產品徵收高關稅，以保護本國農民、優待本國殖民地，或僅僅是提高政府收入。進口製成品中最可能來自低收入國家的，比如服裝和加工食品，往往也要面對相當苛刻的貿易壁壘。
普雷維什的研究給重新評估高收入國家提出的傳統經濟學理論打下了基礎。關稅與貿易總協定，一個致力於提高貿易自由化程度的國際組織，邀請了四名全球最知名的經濟學家對普雷維什的理論進行評析。「我們認為，初級生產國對於目前貿易領域的規則和慣例對他們不利的擔憂有一定依據。」這些學者在1958年得出結論。與傳統大相徑庭的是，經濟學家們承認，對於以農業和採礦業為主的國家來說，努力穩定出口商品價格要比被動承受國際市場的劇烈波動有利得多。
穩定出口商品價格的機制看似非常簡單。據《舊約》記載，約瑟在古埃及很容易就實現了這個目標，他的做法是在七個豐年裡囤積糧食，等到七年饑荒時再把糧食賣出去。這一策略在20世紀60年代的版本被稱為「緩衝庫存」。想要創設緩衝庫存的政府必須先設定一個目標價格。當世界市場上的商品價格跌破預設目標時，政府就買入商品並儲存起來，減少商品的供應；當價格高於預設目標時，再把儲存的商品銷售出去，將物價拉低。前提是，如果一國經濟嚴重依賴於一兩種商品的出口，比如智利的銅和迦納的可可，該商品價格平穩就意味著經濟的平穩增長，因為由出口收入驟降導致危機的可能性降低了。
這種穩定的願景相當誘人，77個國家——後來被稱為77國集團——敦促聯合國協助他們實現這一願景。雖然歐洲和美國表示反對，但77國最終還是如願以償。1964年，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簡稱unctad）成立了，專門關注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經濟中的利益問題。勞爾·普雷維什作為發展中國家最著名的經濟學家，被任命為這個新機構的領導。
在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的第一次國際會議上，普雷維什發表了演說，提出了後來被稱為「國際經濟新秩序」的概念。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他說，仍然嚴重依賴於大宗商品出口，但是國際上的大宗商品需求增長過於緩慢，無法保障發展中國家的國內就業。進一步說，考慮到機械及其他重要進口商品的價格在上漲，出口大宗商品的購買力其實是在下降的，這也意味著發展中國家無力購買建設新工廠和創造就業機會所需的器材。開展合作以穩定大宗商品價格，採取進口替代措施以保護國內產業發展，以及進一步的國際經濟援助，對於幫助發展中國家積累經濟增長所需的資源都是非常關鍵的。
普雷維什的觀點影響相當深遠。進口替代成了最新風尚：幾十個國家開始採用進口許可證、現金補貼、出口退稅、授權壟斷等一系列旨在推動工業化程式的措施。出口錫、咖啡、糖、油和其他大宗商品的國家嘗試聯合起來組成卡特爾，以便對商品供給形成控制，某些商品還成功地提高了價格。政府開始建立銀行、造船廠和航空公司，在本國提供高收入的就業機會，並且開始在境外進行投資。新的國際秩序似乎正呼之欲出。
在全世界大部分欠發達地區，20世紀五六十年代是一段相當恐怖的時期。戰爭摧毀了朝鮮半島（1950—1953）、越南（1946—1975）、奈及利亞（1967—1970）、阿爾及利亞（1954—1961）和許多其他地區。在東巴基斯坦，也就是現在的孟加拉國，1970年的一場颶風導致了近50萬人死亡，接下來的1971年，國內又發生了殘酷的內戰。在肯亞（1952—1960）、剛果（1960—1964）和莫三比克（1964—1974），反抗殖民者的獨立戰爭達到高潮，在此過程中，更有成千上萬的人失去生命。從瓜地馬拉到南非，再到伊朗，專制政府大肆屠殺異見人士，無論是農民、工會的領袖，還是無辜的旁觀者。即便在戰爭和自然災害沒有波及的地方，也有數億家庭掙扎在溫飽的邊緣，所得的收入僅能勉強維生，根本無力供子女接受教育，更無法負擔現代醫療的救助。毋庸諱言，這些殘酷的現實，對於很多人來說，就是他們真實的日常生活。
然而對於這20多年，艱辛和苦難僅僅是故事的一面。就在同一時期，很多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決心擺脫對於農產品和礦產資源的依賴，堅持走工業化發展的道路，他們的經濟發展取得了斐然的成績。1960—1975年，在新獨立的肯亞，經濟以年化6%以上的速度增長，巴基斯坦和玻利維亞也差不多如此。整體來說，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表現大幅超越了北美和歐洲。即便人口增長迅速，在這15年中，很多貧窮國家的人均收入還是上漲了超過50%。在世界銀行認定的58箇中等收入國家裡，工業製成品的出口佔比在1960年還不到5%。而經過十多年的努力，這一數字上漲到了原來的3倍。在大城市周邊冒出來的大量城市貧民窟就是成功的最好見證。對於喪失了土地的農民來說，他們逃離了赤貧的鄉村，在城市的工廠中打工謀生，雖然他們的生活環境骯髒混亂，周邊犯罪橫行，但生活還是要遠遠優於他們逃離的鄉村。
從表面上看，普雷維什的理論似乎大行其道。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嚴重的問題開始在很多重要方面浮現。按照普雷維什的預想，明智的專家型官員會推行善政，在對本國經濟進行進口保護的同時，維護國內市場的競爭環境。然而，幾乎在所有國家，現實與理想都大相徑庭。政府的規劃機構掌控著私營部門的生殺大權，他們可以決定本國應該進口和出口哪些產品，新工廠應當在哪裡設立以及生產哪些產品……最為關鍵的是，他們有權頒發許可。無論做什麼事情都需要許可——印度人稱之為「許可統治」——官員的家人和親信們取得了壟斷經營權，在他們大獲其利的同時，競爭受到了壓制，貧窮的消費者為此買單。境外投資被認為別有用心，因而處於嚴格的管制之下，這樣，腐敗的政府官員就更有機會撈取賄賂和好處了。而且，雖然在普雷維什最初的設想中，進口替代只是短期的措施，在發展中國家的工業生根發芽後就要逐步淘汰，但商人和產業工人肯定有著不同的看法，他們要求始終維持貿易壁壘，以保護其收入和財富不受減損，儘管這要以犧牲其他人的利益為代價。
諷刺的是，統計數字證明，發展中國家在1960年之後的經濟發展成就，主要歸功於原材料價格的提升，而不是本國新興工業的發展。1965—1974年，發展中國家出口食品的價格上漲了346%。在10年之間，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的礦物價格指數翻了一番。而棕櫚油，在1967年時的價格是每噸252美元，短短7年之後，價格就達到了每噸1041美元。得益於原材料價格的上漲，即便是最腐朽、管理最混亂的國家，居民的人均壽命和受教育比率也得到了提升，手電筒和收音機這些曾經的奢侈品也逐漸普及開來。但很多事情並沒有得到改變。很多國家的經濟仍由壟斷寡頭統治，往往屬於國有，而這些產品的高價對於每個家庭和私營企業來說都是一筆變相的稅收。政府的嚴重干預令成立公司、安裝電話，甚至合法建造房屋都很困難。全球商品市場的繁榮並沒有為更加平穩、多樣化的經濟增長提供基礎，相反卻讓迅速致富對人們產生了難以抗拒的誘惑。
然而，商品熱潮很快退去。隨著1973年後高收入國家經濟的波動，全球市場對於原材料的需求下降了。大宗商品價格跌落，發展中國家的問題也隨之暴露：在那裡創業和傳播新觀點，效率低下且壁壘較高。規劃者為了把經濟帶上新高度，提出的政策傾斜於特定的部門和某些有關係、有背景的個人，而這成了經濟增長的障礙。就如同在卡爾·席勒的德國，還有墨西哥、巴西和印度尼西亞發生的一樣：所謂政府計劃可以促進繁榮、提高生活水平的觀點，被證明不過一場殘忍的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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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lschiller,「rundertischderkollektivenvernunft,」citedieberlinerwirtschaft/cite,december21,1968.根據1969年1月29日時任經濟部國務秘書的漢斯·蒂特邁爾的講話，德國從20世紀60年代初就開始討論建立一個解決經濟政策衝突的機制的必要性，參見：ba,b102/278282。這裡所說的座位計劃是在席勒離開政府後使用的，bab102/303302。
對席勒的描述來自1967年12月14日集中行動會議筆記，它顯然是由總理辦公室的一位高階官員約翰內斯·普拉斯所寫。關於勞工部長漢斯·卡澤爾和財政部長弗朗茨·約瑟夫·史特勞斯的反對意見以及基辛格的指示，參見：「auszugausdemkurzprotokolluberdie1.sitzungdeskabinettsausschussesfursozialbudgetundsozialestrukturfragenberimbundeskanzleramt,」bab136/7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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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五年計劃的評估，參見兩份經濟部紀要：「mittelfristigezielprojektion1967/71undtatsachlicheentwicklung,abschlussbericht,」april29,1974,bab102/248424,and「diewirtschaftspolitischenzielederprojektion1970/1974undihrerealisierung,」march15,1974,bab102/248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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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一點的更多討論，參見：williameasterly,citethetyrannyofexperts/cite(newyork:basicbooks,2014)。
這份人物速寫基於edgarj.dosman,citethelifeandtimesofraulprebisch1901–1986/cite(montreal:mcgill-queen’suniversitypress,2008)。
1935—1943年，阿根廷的工業生產力下降了7.5%，這主要是因為國內製造商受到保護，免於進口競爭的緣故。seeespeciallyirenebrambilla,sebastiangaliani,andguidoporto,「argentinetradepoliciesinxxcentury:60yearsofsolitude,」workingpaper,washingtonuniversity,august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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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依賴理論的文獻非常豐富，其中比較重要的有：paula.baran,thepoliticaleconomyofgrowth(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57);celsofurtado,developmentandunderdevelopment(berkeley,c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64);andregunderfrank,capitalismandunderdevelopmentinlatinamerica(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67);guillermoo’donnell,modernizationand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berkeley,c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3);immanuelwallerstein,themodernworld-system(newyork:academicpress,1974)。
trendsininternationaltrade:reportbyapanelofexperts(geneva:generalagreementontariffsandtrade,1958),11,104–114.這份報告以作者小組主席戈特弗裡德·哈伯勒的名字廣為人知，被稱為《哈伯勒報告》。對咖啡、茶葉和可可豆徵收的高額關稅和稅款，在某些情況下超過了產品價值的60%，體現了對熱帶產品的壁壘，見《哈伯勒報告》。
對於這些計劃的經濟學討論，參見：davidm.g.newberyandjosephe.stiglitz,citethetheoryofcommoditypricestabilization/cite(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81),anddavidg.gilletal.,「accesstosuppliesandresources:commodityagreements,」citeamericansocietyofinternationallaw/cite,proceedingsoftheannualmeeting71(1977):129–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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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75年，發展中國家工業部門的年均增長率為7%。增長率資料參見：worldbank,citeworlddevelopmentreport1978/cite(washington,dc:worldbank,1979),27,75–79,88–89。
對於其觀點更清晰的說明，參見：raulprebisch,「jointresponsibilitiesforlatinamericanprogress,」foreignaffairs,july1961,622–633。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統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