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激勵和約束作用之外，我們的另一箇中心議題是strong知識/strong的作用。在自由市場經濟中，數十億美元的大型公司可能對環境變化及其影響的瞭解和掌握程度都落後於新興對手，並因此從頂峰跌至谷底，甚至有一些公司一路狂跌至破產消亡。
事實雖然重要，但理解這些事實的strong含義/strong更重要，這一點我們可以通過理解經濟學達到。例如，伊士曼柯達公司在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裡一直是國際攝影工業的巨頭，卻被數碼相機的崛起擊垮，柯達公司的眾多產品建立在已經過時的膠片技術之上，而它們的市場受到了數碼相機的衝擊。然而，柯達公司缺乏的並不是關於數碼相機的知識（strong數碼相機正是由柯達公司發明的/strong），而是未能看出這項新技術的strong含義/strong以及其他公司開發這項技術的潛能，正是這些公司迫使柯達走向破產。這些其他公司不僅包括尼康、佳能等傳統的相機制造商，還有攝影工業以外的公司，如索尼和三星，它們也開始涉足數碼相機生產。
重要的並不是攝影行業或其他行業中的某家公司戰勝了某個對手，而是知識與洞察力在市場競爭中的決定性作用。公眾能夠從中獲益，是因為企業基於對當時當地的經濟現實更準確的理解做出了商業決策，並存活了下來，具有替代用途的稀缺資源在這些企業中也得到了更有效地使用。
在中央計劃經濟體中，計劃者要設定數百萬個價格，並讓這些價格對環境的諸多不可預知的變化做出反應，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他們不斷失敗一點都不令人驚奇。奇怪的是有人竟相信他們能夠成功——因為要成功地安排價格，某個地方的某一群人需要使用並掌握的知識是海量的。
在市場經濟中，知識和洞察力具有決定性的優勢，即使這些知識和洞察力是由生長於貧困中的人掌握，如詹姆斯·卡什·彭尼或伍爾沃斯。有些經濟體依賴於一小部分以出身或意識形態劃分的精英的思想，我們能看到為什麼市場經濟國家往往比它們表現得更加出色。雖然市場經濟常常被看作金錢經濟，但它更應該被看作知識經濟，因為我們常常可以看到，金錢追隨著有用的新思想、新技術和新組織方式，即使這些創新是由本來沒有錢的人實現的，亨利·福特、托馬斯·愛迪生、大衛·帕卡德（davidpackard）等，這些人並不是天生的有錢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往往是可獲得的，但不論在何種經濟制度下，知識和洞察力都是稀少且珍貴的。
我們不能僅僅把知識設想成是知識分子和學者所關注的那類資訊。我們也不能像著名學者、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院長本傑明·喬伊特（benjaminjowett）那樣，他在一首詩中寫道：
我的名字是本傑明·喬伊特
所有的知識我都知曉
我是這個學院的院長
我不知道的就不是知識
事實上，知識分子還有很多不知道的知識，並且這些知識對經濟體系的運作至關重要。我們很容易蔑視那些非常具體、十分平凡的知識及它們的含義，但是它們在經濟上往往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例如人們會問：「煎個漢堡包需要多少知識？」麥當勞能夠在世界各地擁有成千上萬家專營店，成為一家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公司，這並不是沒有原因，它有那麼多的對手為了同一個目標拼命努力卻沒有成功，而且其中一些對手甚至無法獲取足夠的收入把企業辦下去。研究過這家特許經營連鎖店歷史的人都會驚訝於它運用的大量細節性知識、洞察力、組織和技術創新、財務應變能力、全力以赴以及巨大犧牲，這些知識將麥當勞從銷售品種有限的普通食品小店，變成了在經濟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大型公司。
麥當勞並非獨一無二。所有企業，從西爾斯到英特爾、從本田到美洲銀行，都是從卑微的起點出發，通過努力拼搏，最終獲得財富和保障。在這些例子中，正是多年裡構建的知識和洞察力（人力資本），最終吸引了金融資本，從而使理想變成了現實。另一個方面，在缺乏可靠的產權法的國家，金融資金的流動非常困難，底層的人更是缺乏獲得所需資金的途徑，沒有錢來支援他們創業。更重要的是，這些被扼殺的企業家，本可以為國家經濟增長做出貢獻，而整個社會則失去了本來可以得到的利益。
成功只是自由市場經濟的一部分，失敗同樣重要，雖然很少有人願意談論失敗，更沒有人希望經歷失敗。同樣的資源——不論是土地、勞動、鋼鐵還是石油——可以被不同的企業和不同的行業用於生產不同的產品，要讓成功的想法變為現實，唯一方式就是將資源從不成功的用途或已經過時的用途轉移出來。經濟學並不是關於「雙贏」選擇的學科，常常涉及痛苦的抉擇，要對具有多種用途的稀缺資源進行分配。成功和失敗並不是相互孤立的幸運與不幸，而是同一過程不可分割的部分。
所有的經濟制度，不論是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封建主義還是其他，本質上都是協調商品與服務生產和分配的方式，不論效率是高還是低，是出於自願還是非自願。個人或群體自然地都希望自己在這個過程中的貢獻能得到更多的回報，但是他們的抱怨或衝突只是餘興節目，真正的大事件是所有人共同努力，製造賴以生存的產出。不公平的比較與互相殘殺的鬥爭只是社會鬧劇，卻成為媒體、政治以及部分知識分子的命脈。
通過將合作性的活動——不論是僱主與僱員關係，還是國際貿易或其他合作——描述成零和競爭，擁有權力的人用文字或法律將他們的錯誤觀念強加於人，並引致更糟糕的負和博弈。如今，一個既沒有知識又沒有金錢的年輕人會發現，幾乎不可能通過長時間無薪工作，來得到對未來職業至關重要的知識；但是在過去，很多人都能夠這樣做，包括伍爾沃斯，他通過這種方式脫貧致富，併成為那個時代的零售業巨頭之一。
那些持有零和思維的人，將產權僅僅看作富人的特權，而富人削弱、破壞了這種權利，並使第三世界中的窮人無法在現實中得到產權，進而剝奪了這些窮人脫貧致富的機制。然而在不同時期、不同地方，同樣貧窮的人正是通過這種機制富裕起來的。
不論經濟學多麼有助於理解諸多問題，它都不可能帶來感情上的滿足，媒體和政治經常對問題進行更個性化或者戲劇化的描述，但經濟學做不到。枯燥的實證問題很少能夠像政治運動或道德宣判那樣激動人心。但是，如果我們真正關心眾人福祉，而不僅是讓人興奮的事物或自身的道德優越感，那麼就必須探討實證問題。這裡面最重要的區別可能就是，說得好聽和做事實效。對於政治和道德宣講而言，前者就足矣；但是對於社會大眾，特別是窮人，要改善他們的經濟狀況，說起來動聽遠遠不夠。對於那些願意靜下來思考的人，希望本書能為他們提供一些工具，使他們能夠從邏輯推論和經驗結果上來評估政策和提案。
如果能對實現這一目標有所裨益，那麼本書就算成功地完成了使命。
若是法律禁止建設10層的公寓樓，那麼同一地塊上的5層公寓樓，每間公寓平攤的成本就會更高，因為住戶人數是前者的一半，土地成本必須通過更高的租金才能收回，而這時的土地成本比在其他地方修建同樣建築耗費的成本更高。
可參閱約翰·f.勒夫（johnf.love）所著的citemcdonald’s:behindthearches/c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