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經濟學最突出的新進展是研究從繁榮到蕭條時國民產出如何變化。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給世界各國帶來了悲慘的社會後果，而它帶來的重大且持久的影響之一，就是經濟學家一直在努力查明災難發生的原因和方式，探究可以採取什麼措施來預防它再次發生。1936年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出版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一書，是20世紀最著名、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著作。到20世紀中葉，它已經成為世界領先經濟學專業中被廣泛接受的正統觀念——除了芝加哥大學和其他一些大學的經濟學系，這些大學的僱員大多數是米爾頓·弗裡德曼以及其他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的學生。
傳統經濟學關注的是具有多種用途的稀缺資源的分配問題，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在此基礎上又增加了當時的一個焦點問題，即包括勞動、資本等在內的國家資源有很大一部分根本沒有得到利用。在凱恩斯寫作《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時，即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情況就是如此，當時許多企業的生產量要遠低於正常的生產能力，而且有1/4的美國工人失業。
在寫作這本鉅著時，凱恩斯在給蕭伯納的一封信中提到：「我相信，我正在寫作的這本經濟學理論著作將會大大改變這個世界看待經濟問題的方式，雖然可能不會立刻實現，但是十年後必將成真。」這兩個預測被證明都是準確的。然而，美國當時的羅斯福新政是基於臨時的決策，而不是像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那樣系統的理論。但是，在經濟學領域，凱恩斯的理論不僅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且被廣泛認為是正統經濟學。
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不僅為總產出和就業的變化給出了經濟學解釋，而且也為政府實施干預恢復蕭條經濟提供了理論依據。與其等待市場通過自身力量調整並恢復充分就業，凱恩斯主義認為政府支出可以用更小的副作用、更快的速度取得相同的效果。儘管凱恩斯及其追隨者認識到政府支出會引發通貨膨脹風險，尤其是當「充分就業」變成政府政策時，但是他們認為，這個風險是可接受且可控的，因為在大蕭條期間，失業規模產生了變化。
1946年凱恩斯去世之後，後續的實證研究表明，政策制定者實際上可以在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做出選擇，即「菲利普斯曲線」——為了紀念提出該理論的倫敦經濟學院經濟學家a．w．菲利普斯（phillips）而以其姓名命名。
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
菲利普斯曲線可能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鼎盛時期的標誌。然而，芝加哥學派開始從理論和實證研究兩方面，逐步瓦解一般凱恩斯理論，尤其是菲利普斯曲線。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家發現，市場一般要比凱恩斯主義者認為的更理性也更敏感，而政府在這兩方面都更欠缺，至少從提高國家利益的意義上是如此，從抬高政治家權位的方面來看則不然。此時，經濟學已變得非常專業化和數學化，以至於大多數人，甚至大多數經濟學領域之外的學者，也難以理解傑出經濟學學者的著作。人們所能看到的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正統地位逐漸受到侵蝕，尤其是在20世紀70年代，通貨膨脹和失業同時升高，削弱了菲利普斯曲線提出的概念，即政府可以在通貨膨脹和失業之間權衡取捨。
1976年，芝加哥大學的米爾頓·弗裡德曼教授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標誌著非凱恩斯主義和反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家，如芝加哥學派的成員，不斷獲得更多的關注。20世紀的最後1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大都頒發給了芝加哥學派的成員，不論他們是在芝加哥大學，還是在其他機構。然而，凱恩斯主義者的貢獻並沒有消失，因為，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許多觀點見解如今已經成為所有學派經濟學家進行思想交流的一部分。1965年12月31日發行的《時代》（citetime/cite）雜誌在封面上刊登了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照片，這也是《時代》雜誌第一次刊登已故之人的照片。雜誌還隨刊做了一篇報道：
《時代》雜誌引用米爾頓·弗裡德曼這位傑出非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的話：「如今我們都是凱恩斯主義者。」弗裡德曼實際想說的是：「如今我們都是凱恩斯主義者，那就沒有凱恩斯主義者了。」這意味著，雖然每個人都吸收了凱恩斯的一些重要知識，但現在沒有人完全相信這些了。
雖然經濟學的歷史很容易被當作提升和發展經濟分析的數量及質量的一系列偉大思想家的歷史，但是這些先驅者也鮮有創造出完美分析的。在許多領域中，先驅們的觀點總是存在隔閡、模糊、錯誤及缺點，在經濟學中也是如此。澄清、修整以及更加嚴謹地將這些偉人們所創造的知識系統化，需要眾多其他人的大量工作，他們沒有這些偉人的天賦，但是能在單個事物上看得比這些偉大的先驅更清楚。
例如，大衛·李嘉圖在經濟學史上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標誌性人物，相比之下，與他同時代的塞繆爾·貝利（samuelbailey）卻名不見經傳，但是塞繆爾·貝利在分析李嘉圖經濟學時，在許多方面比大衛·李嘉圖本人表述得還要清楚。同樣，20世紀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在發展之初只有概念和定義，在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著作裡並沒有圖表和方程式，其他傑出的經濟學家將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分析擴充套件成專業的學術著作，用凱恩斯本人都沒有用過，也想象不到的方式在教科書裡展示給學生。
經濟學的作用
有關經濟學歷史的分析往往會涉及以下幾個問題：（1）經濟學是科學還是一組觀點和思想偏見？（2）經濟學思想是否反映了周圍的環境和活動，它能隨著環境和活動而改變嗎？
科學分析
毫無疑問，經濟學家作為個體，與數學家、物理學家等個體一樣，有他們各自的喜好和偏見。但是，人們並不認為數學和物理僅僅是主觀看法，或是有失偏頗的觀念，這是因為這些學科都有廣為接受的strong程式/strong來檢驗和證明觀點。正是由於個體科學家很可能抱有偏見，因此科學家們普遍都在尋求建立並達成一些無偏的科學方法和程式，用來制止或揭示個人偏見。
在經濟學中，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偏愛政府幹預，而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家偏愛依靠市場，這些偏愛很可能影響他們對菲利普斯曲線等理論的分析和資料整理的最初反應。但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和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在他們的專業著作中，使用的是同一套分析和實證程式，這一事實讓他們能夠隨著時間的推移獲得更多的資料，得到共同的結論，從而削弱菲利普斯曲線。
科學充滿了爭論，但是促使某一領域成為科學的，並不是對特定問題無意識的一致同意，而是在有足夠資料時，被普遍接受並用於解決某一問題分歧的一組程式。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一開始並沒有被大多數物理學家接受，而愛因斯坦也並不想在沒有實證測試的情況下，讓人接受這一理論。一次日食期間光線的運動，給他的理論提供了檢驗機會，意想不到的結果讓其他科學家終於相信，愛因斯坦是對的。傑出的科學史學家托馬斯·庫恩（thomaskuhn）認為，相互矛盾的理論不能在科學領域無限期共存，這一點將科學與其他領域區分開，當能夠獲得足夠的資料時，某一種觀點肯定會勝出，而其他的觀點則會消失。
因此，燃素理論讓位於氧氣燃燒理論，托勒密天文學理論被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所取代。然而，意識形態的歷史與科學的歷史截然不同。相互衝突的意識形態可以共存幾個世紀，人們看不到甚至想象不出這些分歧的解決辦法。
科學家共享的不僅是對各種結果的認同，更重要的是謹慎嚴格地定義所使用，並在此術語基礎上認同檢驗和驗證結論的方法。在討論流行的經濟政策時，人們一般會使用「工資」這類鬆散的術語來表示完全不同的東西，諸如單位時間的工資水平、工人的總收入和每單位產出的勞動成本等，這都表明了在經濟學中，定義是極其重要的。正如第21章提到的，富裕國家的工資比第三世界國家的工人工資高，但是單位產出的勞動成本更低。
不論是科學還是經濟學，用數學形式表述觀點，比用大段文字表述更加簡潔，其中的複雜關係也更容易理解，也使得觀點的內涵更加清晰，缺陷更難隱藏。例如，1931年，芝加哥大學的雅各布·維納（jacobviner）教授為一篇經濟學學術論文做準備時——這篇論文具有重大的意義，並且在之後的幾十年中不斷重印——委託一名繪圖員繪製他想要的某個複雜的成本曲線。繪圖員回覆說，這組曲線中有一條曲線不可能按照雅各布·維納設定的這些特徵繪製出來，而雅各布·維納教授原本想要用它來闡明文章中的分析。
後來，雅各布·維納教授意識到，他的要求「在技術上不可能的，在經濟上也不合適」，因為在他的分析中，有一些假設與他的其他假設不相容。用數學表達這一觀點時，缺陷十分明顯，而在不精確的文字表述中，互不相容的假定則能夠長期共存。
對謹慎定義的術語進行系統分析，以及用經驗證據來對理論進行系統檢測，在任何學科的科學研究中都是必要的組成部分。無疑，經濟學自產生以來，在幾個世紀中朝著科學的方向已經取得了不斷的進步。然而，經濟學也只是在擁有一些科學程式的意義上來說是一門科學。它還無法進行受控試驗，經濟學理論往往也缺乏科學所具備的精確性和可重複性。另一方面，在一些被公認為具有科學基礎的領域裡，也有一些學科無法進行受控試驗，天文學就是一個例子，另一個例子是氣象學。此外，這些領域之間的精確程度也各不相同。
例如，在天文學領域，幾個世紀後的日食都能夠被準確預測，甚至連發生的時間也能精確預測到秒；而氣象學甚至無法準確地預測一週後的天氣。
雖然沒有人質疑天氣預測中使用的物理學原理的科學性，但是各類因素的眾多組合在特定時間、特定地點會如何相互作用具有不確定性，使得strong預報（forecast）/strong具體某一天的天氣相當困難，比strong預測（predict）/strong所有因素彙集在一起時會如何相互作用更難。
如果氣象學家提前知道從墨西哥灣向上移動一股暖溼氣流遭遇從加拿大下來的一股乾冷氣流的時間，那麼他就能夠預測美國聖路易斯將有一定程度的降雨或降雪，因為這只是將物理學原理應用到特定的環境中。不確定的並不是這些原理，而是決定某時某地應該應用哪個原理的全部變數。
從科學上我們可以知道，乾冷空氣與暖溼空氣相遇將不會有明媚的好天氣。我們不知道的是，這些特定的氣流會同時經過，還是按順序經過，抑或根本不經過聖路易斯。需要針對它們是否會以當前的速度和方向繼續向前移動來計算統計機率。
從本質上看，經濟學非常類似於氣象學。有歷史記載以來，還未出現過政府在一年內將貨幣供給增加10倍，價格卻不上漲的情況；也不會有誰會設想發生這樣的事情。價格管制將導致短缺、黑市以及產品質量下降、附加服務減少，不論是戴克裡先統治下的羅馬帝國、法國革命時期的巴黎，還是如今處於管制下的紐約住房市場，都會出現類似的情況。不論實施價格管制的物件是住房、食品，還是醫療服務領域，並沒有根本的區別。
經濟學家間的爭論常常成為新聞，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經濟學領域沒有公認的準則，就如同科學家之間的爭論並不意味著化學或物理學沒有公認的準則一樣。在兩種情況下，這些爭論很少是關於預測既定環境下strong可能會/strong發生什麼，而是預測在一個有大量因素可以任意排列組合，以至於無法完全預測strong將會/strong發生什麼結果的環境中實際將會發生的機率。總之，這些爭論的分歧往往不是針對所在領域的基本原理，而是糾結於所有這些趨勢和條件將怎樣結合，以及在特定環境下，應該應用哪個原理，或是哪個原理在這個環境中起支配作用。
假設和分析
針對經濟學有許多反對意見，有人說經濟學「過於簡化」，還有人說它提出了過多的利己和功利的理性假設，也有人說經濟學分析和預測背後的假設，並不是對現實世界的真實描述。
經濟學「過於簡化」的問題部分已經在第4章中予以解答。「過於簡化」一詞所暗含的意思是，某些解釋不僅簡單，而且過於簡單。這其中存在著另一個問題：什麼是太簡單？如果實際情況正如這些解釋的預測，很明顯從它們的目的來看，這些解釋並沒有過於簡單——尤其是如果事實並strong沒有/strong更復雜，或聽起來更合理的解釋沒有準確預期事實。總之，某個特定解釋是否過於簡單是一個實證問題，不論一種解釋表面上看起來如何合理、複雜或細緻，我們都不能對它進行提前判斷，只能在有確鑿的證據檢驗預測結果之後，才能給出判斷。
有人試圖通過表面的合理性判斷一個理論的有效性，而不是看理論在實際測試中的表現。與此相關的一個批評是，經濟學分析描述的人們思維方式和行動方式，與大多數人的並不相同。但是經濟學最終要符合系統strong結果/strong，而不是個人strong意圖/strong或個人行為。
處於意識形態兩端的經濟學家都理解這一點。卡爾·馬克思曾說過，當技術進步降低生產成本時，資本家會降低產品價格，這並不是由於他們strong希望/strong這樣做，而是由於市場競爭迫使他們這樣做。亞當·斯密也同樣提到，競爭性市場經濟的好處是「不存在」資本家的意願。正如第4章提到的，卡爾·馬克思的戰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曾說過：「每個人的意志都受到其他人的阻礙，最後將出現誰都不希望的結果。」經濟學努力預測的正是最終會出現什麼樣的結果，而且成功與否取決於最終的結果，而不是經濟學分析一開始看起來多麼有道理。
偏見和分析
長久以來，個人偏見是經濟學的另一個重要問題，也是對經濟學科學地位的質疑。約瑟夫·a．熊彼特的《經濟分析史》一書對經濟學理解的廣度和深度至今仍無與倫比，他在書中研究了個人偏見對經濟分析產生的影響這一備受爭議的問題。他發現，從亞當·斯密到卡爾·馬克思，經濟學家普遍都有意識形態偏見，但他也總結道，這些偏見對經濟學家的分析性著作產生的影響非常小，他們的著作有別於具有意識形態的評論和宣傳。
熊彼特還在一篇發表在學術雜誌上的文章中，特別談到了亞當·斯密：「在亞當·斯密的例子中，有趣的並不是不存在意識形態的偏見，而是意識形態偏見的無害化。」
在熊彼特看來，亞當·斯密針對商人難以釋懷的負面印象就是意識形態偏見，它源於亞當·斯密「strong不/strong屬於商人階級」的家庭背景，以及他致力於對「相同背景知識分子」著作的研究。但是，就他所從事的「良好的事實性與分析性教學」而言，「所有這些意識形態，不論多麼強烈，都沒有給他的科學成就帶來多大損害」。同樣地，馬克思眼中的理想社會程式，在他學習經濟學之前就已經形成。但是，「隨著他的研究日臻成熟，馬克思不僅增加了很多中立的科學研究，還增加了一些反對的觀點」，即使馬克思繼續使用「辱罵性的措辭也不會減弱他論點中的科學元素」。諷刺的是，馬克思對商人的看法與亞當·斯密並不完全相悖。
依據熊彼特的觀點，「科學strong本身/strong並不是要我們放棄自己的價值判斷，或放棄提倡某些利益的主張」。他更直白地說，「提倡並不意味著撒謊」，雖然有時候意識形態會「昇華」成「不受別人觀點」影響的「信條」。但是，科學領域的標誌之一是「程式規則」，據此可以通過分析來「消除意識形態方面的錯誤」。此外，明白自己要「構想、捍衛和批判的東西」能夠推動實際工作和分析工作，即使這個過程有時會受到意識形態的干擾。因此「儘管由於自身的意識形態，我們進展緩慢，但是若沒有它們，我們也許就不會取得任何進步」。
事件和思想
經濟學影響事件嗎？事件影響經濟學嗎？簡短來說，這兩個問題的回答都是肯定的，但是唯一有意義的問題是：在多大程度上，並以哪種方式影響？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對第一個問題是這樣回答的：
……經濟學家以及政治哲學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實上統治世界者，就只是這些思想而已。許多實行家自以為不受任何學理之影響，卻往往當了某個已故經濟學家之奴隸。狂人執政，自以為得天啟示，實則其狂想之來，乃得自若干年之前的某個學人。我很確信，既得利益之勢力，未免被人過分誇大，實在遠不如思想之逐漸侵蝕力之大。
換句話說，經濟學家對事件程式的影響，並不是通過直接影響某個時期的掌權者來實現的；而是形成某些普遍的信念和態度，為輿論製造者的思考和政治家的行動提供環境。在這層意思上，被亞當·斯密所創造的經濟學理論批判了幾個世紀之後，重商主義者仍然影響著當今世界的觀點和態度。
經濟學是否由事件塑造，這個問題存在著更大的爭議。過去，人們普遍認為思想觀念來自周圍的環境和事件，經濟學思想也不例外。毫無疑問，現實世界中，某些事物引發人們思考經濟學思想，正如科學和數學等其他領域中的情況。在古埃及，尼羅河沿岸反覆暴發洪水，模糊了田地的界限，於是重新丈量土地的需要激發了三角學的發展。
除了這種影響。如果有人相信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催生了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那麼他們也會認為事件帶來的影響更加迅速，也更直接。但是，即便大蕭條激發了凱恩斯的思維，並促使世界各地的經濟學家廣泛接受他的思想，在歷史上經濟學的這種演化方式是否典型？其他領域的思想的歷史演進又是如何呢？
當牛頓提出萬有引力定律，從天上掉下來更多東西了嗎，還是這些東西的掉落帶來了更多的社會問題？當然，在亞當·斯密寫作《國富論》時，並沒有更多的自由市場，《國富論》提倡更自由的市場，正是出於斯密對當時流行的各種政府幹預所帶來惡果的不滿。19世紀，經濟學完成了從生產成本決定價格的理論向消費者需求決定價格的理論的重大轉變，這並不是因為生產成本或消費者需求產生了變化所致，而是來自一種不可預測的新的理性洞見，用來解決當時經濟理論的模糊不清、前後矛盾。至於蕭條，在20世紀30年代之前，已經經歷了多次經濟蕭條，但從來沒有產生過一個凱恩斯。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喬治·斯蒂格勒指出，現實世界中的重大事件可能並不會引發知識的變遷，他指出：「戰爭可以毀滅一片大陸，或毀掉一代人，卻不可能激發新的理論問題。」在過去的幾個世紀裡，發生了許多次跨越不同大陸的戰爭，並帶來了毀壞和破壞，在這樣的殘酷現實中，已經不存在需要理智面對的新事物了，即使身處重大災難。
不論起源於何處，影響力有多大，或受到外部事件的何種影響，經濟學終究是一門研究人類處境的一個持久的部分的學問。它的價值取決於它在多大程度上有助於我們理解人類所處的某些條件，包括具有多種用途的稀缺資源的配置。不幸的是，經濟學專業中的知識很少被普通市民或投票人所理解掌握，如果大多數人對經濟學的理解都達到一個世紀以前阿爾弗雷德·馬歇爾或兩個世紀以前大衛·李嘉圖對經濟學的理解程度，那麼人們就不會容忍政客們自作主張去做的一些事情。
至於經濟學家今天的成就，在專業內也存在著非常不同的評價。經濟學一直被人稱為「沉悶的科學」，這些人不滿於經濟學家總是揭穿那些看似大有可為的社會理論和政策建議，而且經濟學家總是認為它們將事與願違。然而，凱恩斯的經濟理論提出政府幹預可發揮積極作用，在此之後，人們感到經濟學能夠在許多方面做得更多，而不是僅僅給某些問題提供真知灼見，或針對規模過大而欠縝密的政策提出警告。20世紀60年代，有些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認為，他們有能力對經濟做出「微調」。這一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沃爾特·赫勒（walterheller），他當時是約翰·f．肯尼迪總統任下的經濟顧問委員會的主席，他曾提出：
經濟學在20世紀60年代已經趨於成熟……聯邦政府擔負著維持國家經濟穩定與增長的首要責任。我們終於能夠掙開束縛，使用財政和貨幣政策積極尋求這些目標了……總統愈發依賴經濟學家，隨之而來的是政界及民眾都普遍相信現代經濟學將不負眾望。
20世紀70年代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同時攀升的情況卻給了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狠狠一擊，也給政府能夠微調經濟的想法帶來了嚴重的打擊。針對沃爾特·赫勒的上述說法，米爾頓·弗裡德曼表達了截然相反的觀點：
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主要問題是，人們已經開始期待政策產生它們並不能產生的結果……近年來，我們經濟學家給整個社會，特別是經濟學專業造成了巨大的傷害，因為我們做出了能力範圍之外的承諾。我們由此慫恿政治家做出不切實際的許諾，給大眾灌輸了不切實際的期望，並由於現實結果達不到經濟學家的承諾而引發廣泛的不滿。
關於此點，詳見本人citeonclassicaleconomics/cite一書的第34至42頁。
但是，不論他在行動中體現了多少道德準則，大衛·李嘉圖「不屑於說那種所費甚少而所得異常之多的甜言蜜語」。見約瑟夫·a．熊彼特著：《經濟分析史》（第二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第143頁。
讀者要探究對此區別的澄清情況，可進一步閱讀本人citeonclassicaleconomics/cite一書的第69至71頁。
有關這些爭論的更深入的討論，可以參考本人的citeonclassicaleconomics/cite第23～34頁。
1958至1959年我在哥倫比亞大學上研究生時，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仍被用作經濟學教科書。
本書第13章對此進行了討論。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在1930年寫道：「這個世界慢慢地認識到，今年我們正生活在現代歷史上最大經濟災難的陰影之下。」約翰·梅納德·凱恩斯著：《勸說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年，第135頁。
這一主題在本人citeaconflictofvisions/cite中有深入的探討。
正如我們在第17章瞭解到的，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期間，輪流執政的兩黨政治家試圖維持單位時間的高工資水平，以此來保持工人的「購買力」，而工人的購買力實際上取決於工人的總收入。但是，不論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還是非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都明白僱用的工人人數會受到單位時間工資水平的影響，因此更高的工資水平可能意味著就業人數的減少。一些人因此失去收入，這就降低了購買力。在討論國際貿易時，經常出現的謬誤是擁有高「工資」（即單位時間的工資水平）的國家，無法與擁有低「工資」的國家競爭，理由是基於高工資國家有更高生產成本這一假設。
經濟學家奧利·阿申費爾特（orleyashenfelter）說，他既不用品嚐葡萄酒，也不用參考葡萄酒鑑賞師的意見，只要針對生產葡萄酒所用的葡萄，通過這些葡萄生長季節天氣狀況的有關資料就可以預測葡萄酒的價格。這一言論著實讓那些葡萄酒鑑賞師大吃了一驚。而結果表明，按他的方法預測的價格，要比葡萄酒鑑賞師的預測更準確。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寫道：「我絕不用玫瑰色描寫資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過這裡涉及的人，只是經濟範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係和利益的承擔者……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係，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係的產物。同其他任何觀點比起來，我的觀點是更不能要求個人對這些關係負責的。」和許多其他的左派人士不同，馬克思並不認為資本家控制著經濟，相反他認為：「自由競爭會把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規律，當作外部的強制規律，而對每個資本家發揮作用。」
引自凱恩斯著，徐毓枬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
沒有人會特意寫一本900多頁的書來表達他對周遭境遇是多麼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