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確信，與思想的蠶食能力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嚴重高估了。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
數千年來，人們一直在討論與經濟有關的問題，有些人還不斷地為此著書立說，因此我們不可能確定經濟學研究作為一個獨立領域究竟始於何時。現代經濟學通常被認為開始於1776年，那一年亞當·斯密完成了他的經典著作《國富論》，但是至少在此之前的一個世紀，就已經存在大量研究經濟的書籍了，並且存在一個由法國經濟學家組成的當代流派，即「重農學派」。亞當·斯密在寫作自己的經濟學專著之前，曾在法國的旅行中拜訪過該學派的一些成員。《國富論》的獨特之處在於，它為持續發展了兩代經濟學家的一整個經濟學派奠定了基礎，其中包括大衛·李嘉圖（1772—1823）和約翰·斯圖亞特·穆勒（1806—1873）這樣的傑出人物，而且亞當·斯密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一直持續到今天。雖然在此之前，許多早期的經濟學家都對這一問題寫過見解深刻的文章，但是我們並不能宣稱他們奠定了現代經濟學。
兩千多年前，蘇格拉底的學生色諾芬（xenophon）分析了古希臘的經濟政策。在中世紀，關於「公平」或「合理」價格的宗教觀念，以及對高利貸的禁止，引導托馬斯·阿奎那（thomasaquinas）分析了教義和在道德上可被接受的例外情況。例如，托馬斯·阿奎那認為，當「以某種方式改進了物品」後，為了補償風險或已發生的運輸成本，賣方可以用比他所支付的成本更高的價格，「合法」地出售該物品。換句話說，許多看似完全在佔別人便宜的事情，實際上常常是為了補償將物品賣給消費者或借錢給借款者的過程中發生的各種成本和風險。
不論經濟學家與中世紀公平、合理的價格理念拉開了多大的距離，它仍然隱含在人們普遍接受的許多現代思想中，比如人們會認為物品的售價或多或少高於其「實際」價值，或個人支付的費用或多或少超出了物品的「實際」價值，並暗含在諸如「哄抬」物價等帶有強烈情緒但缺乏經驗驗證的觀點中。
剛開始，經濟學著作大多由孤立的個人撰寫，隨著時間推移，漸漸出現了連貫的思想流派，某一流派的成員在其著述中往往有著共同的假定框架——如以托馬斯·阿奎那為傑出代表的中世紀經院哲學，以及重商主義者、古典經濟學家、凱恩斯學派、芝加哥學派等。甚至在19世紀經濟學成為專業之前，學者們就已經相互結合，形成了許多思想流派。
重商主義者
經濟學最早的思想流派之一，由一群被稱為重商主義者的作家組成，繁榮於16世紀到18世紀。在各式各樣的著作中，從流行小冊子，到詹姆斯·斯圖亞特爵士（sirjamessteuart）在1767年寫成的多卷本專著，重商主義者呼籲政府應該制定政策讓國家的出口大於進口，通過黃金的淨流入來彌補這一差額。他們將黃金等同於財富。重商主義的思想在當下仍然發揮著影響，比如將出超描述成貿易「順」差，入超描述成貿易「逆」差——儘管如我們在前面章節中看到的，根本不存在其中一種會比另一種更有利的絕對情況，所有一切都取決於周遭環境。
先驅們在不可避免的探索中，自然而然地會出現歧義和錯誤，經濟學家也不例外。雖然大部分已在當代經濟學家的著作中得到糾正，但重商主義者的一些錯誤仍然存在於民眾思想和政治言論中。然而，如果我們理解了他們的目標以及對世界的看法，那麼就能體會到重商主義者著作中的連貫性。
重商主義者的目的不同於現代經濟學家。重商主義者關心的是，增進他們各自國家相對於其他國家的力量。他們的目標並strong不是/strong用一種能夠最大化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的方式配置稀缺資源。他們的目標是獲得並保持一個國家相對於其他國家在總財富和實力上的相對優勢，從而在戰爭爆發時能夠取勝，或者通過擁有能夠直接用於軍事目的的大量財富，來嚇退潛在的敵人。囤積黃金是實現這一目標的理想方式。
典型的重商主義代表作是1664年托馬斯·孟（thomasmun）的《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書中宣稱，經濟政策的基本原則是「每年出售給外國人的物品的價值，要比我們消費的外國物品的價值更高」。反過來，國家一定要盡力在國內生產「現在從外國人那裡進口的物品」。重商主義者看重的是以可供統治者使用的財富數量為基礎的國家相對實力。
重商主義者根本不關心人民大眾的平均生活水平。因此，他們主張通過加強政府管制來壓低工資，以降低出口成本，從而使出口超過進口，這樣就會帶來黃金。基於同樣的原因，一些重商主義者接受了帝國主義甚至是奴隸制。對於他們來講，「國家」並不意味著一國的所有人口。所以，詹姆斯·斯圖亞特爵士在1767年寫道，奴隸制「可以無償支撐整個國家」。雖然奴隸也是人口的一部分，但他們卻並不被認為是國家的一部分。
古典經濟學
亞當·斯密
詹姆斯·斯圖亞特的數卷本重商主義著作問世不到十年，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出版發行，並給重商主義者的理論及世界觀帶來了沉重打擊。亞當·斯密設想，國家是生活在一國中的所有人。這樣一來，就不能通過壓低工資以增加出口的方式使國家變得富裕。亞當·斯密指出：「如果一個社會中的大部分成員貧窮又悲慘，這個社會就談不上繁榮幸福。」他也不贊成將經濟活動看作一個零和過程，即一個國家所失，就是另一個國家所得。在他看來，通過讓各個國家的人變得更富裕，所有國家都可以同時向前發展，儘管軍事力量（重商主義者的主要關注點）必然是相對的，並且是零和競爭。
總之，對重商主義者來講，首要關切的是財富strong轉移/strong，不論是通過出超、帝國主義，還是奴隸制，但是這隻會讓一部分人獲益，另一部分人則會因此受損。亞當·斯密關心的是財富的strong創造/strong，這不是一個零和過程。亞當·斯密反對政府為了幫助商人（重商主義這一名稱的來源）而干預經濟，相反他站在法國經濟學家——即重農主義者一邊，提倡自由市場，strong自由放任/strong一詞就是他們創造的。亞當·斯密一再斥責那些旨在保護「商家和廠家」特殊利益的立法，他認為這些人的政治活動是為了欺騙並壓迫公眾。在當時的背景下，自由放任是用來反對政府偏袒商業的一種學說。
亞當·斯密與重商主義者的根本區別在於，亞當·斯密並不將黃金看作財富。《國富論》一書的書名就引出了財富包含什麼這一基本問題。亞當·斯密提出，財富由決定人民生活水平的商品和服務構成，而且這裡的人民指一國內的所有人。基於經濟和道德兩個方面原因，亞當·斯密反對帝國主義和奴隸制。他指出，維繫帝國主義所需的「大型艦隊和龐大軍隊……所帶來的收益，並不足以補償它們的維護費用」。在《國富論》的結尾，他還呼籲英國放棄帝國主義迷夢。至於奴隸制，亞當·斯密認為，它在經濟上是無效率的，在道德上也應當被唾棄，他還輕蔑地反駁了受奴役的非洲人比歐洲人低賤這一觀點。
雖然，如今亞當·斯密往往被認為是「保守」人物，事實上，在他那個時代，他攻擊了當時佔主導地位的思想和利益團體。此外，關於自動實現自我平衡的系統，即市場經濟的觀點，首先是由重農主義者提出的，後來成為亞當·斯密創立的古典經濟學傳統的一部分，代表了一個全新的起點，無論從社會因果關係的角度進行分析，還是從降低政治、學術和其他領域中的精英對公眾的指導和控制程度來講，都是如此。
自柏拉圖以來，具有重大影響的知識分子，都在討論智慧的領導者為了社會的利益會實施什麼政策。但是，在經濟領域，亞當·斯密宣稱政府一直將「很多不必要的精力」放在不必要的事情上，這些事情若沒有政府幹預，而由個人相互作用、相互協調，將會取得更好的效果。政府幹預經濟，在重商主義者詹姆斯·斯圖亞特爵士看來是一個明智的政治家應該發揮的作用，而亞當·斯密則將它看作「奸猾」政治家的觀點和行為，帶來的問題遠比解決的問題多。
雖然《國富論》並不是第一部對經濟學進行系統論述的著作，卻是世人皆知的古典經濟學傳統的基石，在亞當·斯密著作問世後的一個世紀中，古典經濟學得以構建。並不是所有的早期著作都是重商主義。例如，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cantillon）寫於18世紀30年代的著作，以及費爾迪南多·加利亞尼（ferdinandogaliani）在1752年的著作，都包含了複雜的經濟分析，而弗朗索瓦·魁奈（françoisquesnay）在1758年出版的《經濟表》（citetableauÉconomique/cite）中所包含的思想，鼓舞了短暫卻重要的重農主義經濟學學派。但是，正如我們已提到的那樣，這些早期的先驅者沒有像亞當·斯密那樣建立持久的學派，吸引後來的傑出經濟學家持續地以他們的著作為基礎進行研究。
在歷史的不同時期，曾湧現了眾多獨立的經濟學家，他們的著作領先於時代，卻沒有引起大家的重視，也鮮有追隨者，並且他們的身影逐漸隱去，直到被後來的學者重新發現，奉為該領域的先驅。例如，法國數學家奧古斯丁·古諾（augustincournot）在1838年就對經濟學原理進行了數學分析，但當時數學還沒有成為經濟學家分析工具的一部分，直到約一個世紀後，經濟學家才對這一領域進行專門研究。
亞當·斯密的經濟學理論，在反對重商主義者的理論中不斷發展，後果之一就是弱化了貨幣在經濟中的作用。在古典經濟學繁榮的一個世紀中，這一觀點貫穿始終。重商主義者過於強調在許多經濟中充當貨幣的黃金，因此古典主義者對重商主義者的反對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古典經濟學家將金錢描述成是一塊「面紗」，卻常常被讀者誤解，因為它過於模糊，也無法從根本上改變被掩蓋的真實經濟活動。傑出的古典經濟學家都明白，在既定時期，貨幣供應量的緊縮會帶來生產下降，相應抬高失業率。但是對其讀者來說，他們無法清晰地體會到這一點，而古典經濟學家們自身的注意力又很少關注這一方面。
大衛·李嘉圖
在亞當·斯密的追隨者中，最有成就的要屬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他是19世紀早期的一名傑出經濟學家，發展了國際貿易中的比較優勢理論，並取得了諸多其他成就。除了對經濟分析有巨大貢獻外，大衛·李嘉圖還創造了一種闡釋經濟學的新方法和新風格。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充滿了社會評論和哲學性探討，全書結尾還提出了強烈的建議，即英國不應該努力掌管它在美洲的殖民地，就在這部著作釋出的當年，這些殖民地發生了叛亂。與此相對應的是大衛·李嘉圖在1817年寫就的《政治經濟學原理》（cite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cite）作為一本經濟學經典著作，首開先河致力於分析經久不衰的經濟學原理，而沒有進行社會、政治和哲學性的評論，它所強調的是原理，而非當前的政策問題。
這並不是說大衛·李嘉圖不關心社會議題或道德問題。他的一些分析深受拿破崙戰爭後英國面臨的經濟問題的啟發，但是他推匯出的原理並不侷限於這些問題或是當時的時代，如同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並不侷限於掉落的蘋果一樣。《政治經濟學原理》中所涉及的並不僅僅是當時的政策問題。利用更嚴格的名詞定義和更嚴密的邏輯推斷，大衛·李嘉圖給經濟學帶來的是專注於細分領域的系統分析。
然而，大衛·李嘉圖不僅僅只是一部推理機器。他的個人行為和私人信件都展示出他想要成為一個有良好道德品質並關心社會的人。當他成為國會議員後，李嘉圖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
我希望自己永遠保持誠實，遵從自己的信念，而不去討好大人物和掌權者。
作為國會議員，大衛·李嘉圖沒有違背內心的信念。雖然他自己是一名地主，他還是一再投票反對維護富有地主利益的提案，他還曾投票支援會讓自己失去國會席位的選舉改革。
我們今天所說的「經濟學」，在19世紀的大部分時期內曾被稱作「政治經濟學」。當古典經濟學家提到「政治經濟學」時，他們指的是整個國家（政府體制）的經濟學，區別於家庭的經濟學，或現在被稱為「家庭經濟學」的學科。「政治經濟學」一詞並不意味著經濟學和政治學的合併，後來有些人曾使用這個詞來表達這種意思。
經濟學原理並不是現成的，也不是在靈光一閃間迸發。相反，需要連續幾代淵博而勤奮的思想家，摸索出對真實世界的經濟活動的理解，逐步掌握對此進行系統研究的學術概念。如今初學者在一個星期內就能學會的供求分析，始於19世紀初的思想家——如大衛·李嘉圖、托馬斯·馬爾薩斯（thomasmalthus）和讓·巴蒂斯特·薩伊（jean-baptistesay）等的爭論，並且花了至少一個世紀的時間才得以形成。
大衛·李嘉圖在和他的朋友托馬斯·馬爾薩斯的一封信件中，討論了當時的經濟問題，李嘉圖在1814年寫道：「我有時懷疑我們對需求一詞所指的意思並不相同。」他是對的，他們確實有不同的理解。直到兩人相繼去世，又過了數十年，這個詞才得到澄清並準確界定，與如今經濟學家理解的相同。事後看來，這可能只是邏輯上的一小步，卻是一個反覆摸索的耗時過程，而創造並完善概念定義、清晰無誤地表達思想觀點，使人們能夠用反對者贊同的方式探討實質性的問題，這樣做至少可以確定他們是在實質內容上有不同意見，而不至於陷入語義上的混淆。
薩伊定律
薩伊定律是經濟學的基本概念之一，在19世紀初就曾受到激烈爭論，而後在1936年由約翰·梅納德·凱恩斯重新點燃。這一理論以法國經濟學家讓·巴蒂斯特·薩伊的名字命名，雖然其他經濟學家對這一理論的發展也做出了貢獻。剛開始，薩伊定律是一個相當簡單的原理，但是經過它的提倡者和批評者在19世紀和20世紀的種種爭論，薩伊定律的推理和擴充套件不斷變得複雜。
從本質上說，薩伊定律回答了人們一直以來的一種普遍憂慮，即經濟體不斷增加的產出會超過人們的購買能力，從而導致商品滯銷和工人失業。在讓·巴蒂斯特·薩伊以前的時代，人們就表達了這種憂慮，在薩伊之後的時代，這種憂慮仍然存在。正如我們在第16章中提到的，20世紀60年代的一位暢銷作家曾提出警告，「生活中的基本物資、福利設施和裝飾品有可能過剩，並帶來危險」，甚至成為「一個重大的國家問題」。從最基本的意義上來說，薩伊定律指出，生產輸出以及生產中獲得的用於購買這些產品輸出的實際收入，在整個過程中並不是相互獨立的。因此，不論一個國家的產出是大是小，生產帶來的收入都足以購買這些產出。薩伊定律常常被表述成如下命題：「供給創造其自身的需求。」換句話說，一個經濟體能生產併購買多少產出，並沒有內在限制。
薩伊自己曾經問道：「若非如此，如今在法國買賣的商品，怎麼可能是在查爾斯五世的無道統治時期的五六倍呢？」甚至在此之前，一位重農主義者就曾表達過類似的觀點，即總需求「沒有已知的上限」。當然，這並沒有排除如下可能性，即在特定時期，消費者或投資者可能選擇不去行使他們能力範圍內的總需求。薩伊定律排除了反覆流行的恐慌觀念：隨著現代工業的發展，產出的快速增長將變得過於巨大，人們將沒有能力購買所有的產出。
正如思想史上經常發生的，一個最初非常簡單的概念，由於倡導者在許多方向上的擴充套件和反對者的眾多爭議，含義變得扭曲含混——即使兩方的經濟學家（包括19世紀初幾乎所有的傑出經濟學家）都是認真而博學的思想家，而且相互之間只討論過往情況。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部分在於，經濟學尚未得到足夠發展，他們所談論的術語（如「需求」）還不具有所有人一致同意的嚴格定義。不論後來的學生認為嚴格定義的過程是多麼單調乏味，經濟學的歷史（以及其他領域的歷史）痛苦而清晰地表明，在試圖討論實質性問題時，若討論的各方沒有清晰明確的術語來代表相同的含義，將會帶來混亂的結果。
現代經濟學
現在，我們看到經濟學是與學術部門、學術期刊和美國經濟學會這類專業組織聯絡在一起的一門專業。但是，從歷史角度來衡量，這些都是很晚才發展起來的。
經濟學經過了幾個世紀才發展成為一門獨立學科，從亞里士多德到大衛·休謨的眾多哲學家都留下了有關經濟問題的著作，托馬斯·阿奎那這樣的神學家，以及詹姆斯·斯圖亞特爵士這樣的貴族成員，也都對此有過著述。但是，即使一些作家開始專門研究經濟學，他們也並沒有立刻以經濟學家作為職業。亞當·斯密是一位哲學教授，因《道德情操論》（citetheoryofmoralsentiments/cite）而聲名鵲起，直到20年後，才完成了令他名垂青史的《國富論》。當大衛·李嘉圖著書立說，成為當時主要的經濟學家時，他是一位獨立且富有的退休股票經紀人。托馬斯·r.馬爾薩斯在1805年被委任為歷史和政治經濟學教授，是英國乃至全世界首位學術經濟學家。當時，世界上傑出的經濟學家大部分都在英國，並且一直到19世紀末都是如此。
除了托馬斯·r．馬爾薩斯，19世紀上半葉英國大多數傑出經濟學家的大部分收入並不是來源於教授經濟學知識，或是撰寫經濟學方面的書。那時的經濟學是一個專業，但還不是職業。這個專業同樣還不足以擁有自己的專業刊物。19世紀上半葉，有關經濟學的大多數分析文章都刊載在那個時代的學術期刊上，如英國的《愛丁堡評論》（citeedinburghreview/cite）、《評論季刊》（citequarterlyreview/cite）或《威斯敏斯特評論》（citewestminsterreview/cite），法國的《百科評論》（citerevueencyclopédique/cite）或《法律和政治經濟學雜誌》（citeannalesdelégislationetd’Économiepolitique/cite）。第一份經濟學專業學術期刊是1886年首次在哈佛大學出版的《經濟學季刊》（cit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cite）。20世紀，許多國家都創辦了專業的經濟學雜誌，為這些雜誌寫文章的人，大多數都是學術經濟學家，於是，英國人、奧地利人和其他國家的經濟學家也加入美國人之列，共同成為這一領域的領導者。1871年，哈佛大學任命了美國首位經濟學教授，四年之後，這所大學還授予了美國第一個經濟學博士學位。
1890年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marshall）的《經濟學原理》（citeprinciplesofeconomics/cite）出版以來，經濟學的表達方式越來越專業，教學上越來越傾向於使用圖表和方程式，雖然純粹的文字表述在今天仍沒有完全消失。20世紀後半葉，在經濟學中運用數學分析才開始在優秀的學術期刊和學術著作裡取代純粹的文字分析。雖然以數學為主的經濟分析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紀30年代的奧古斯丁·古諾，但是古諾的作品並未對他那個時代的主流經濟學家產生影響，因此後人重新發現了他的許多觀點，而在此之前奧古斯丁·古諾就像從來沒有存在過一樣。
「邊際」革命
經濟分析的發展在19世紀出現了一道分水嶺，經濟學家普遍接受了基於消費者需求，而不是僅僅基於生產者成本的價格理論。這不僅是價格理論的革命，更是將新概念和新的分析方法引入經濟學其他分支的革命。
在決定最終產出的價格時，古典經濟學將勞動和其他投入的數量當成關鍵因素。卡爾·馬克思沿著這一思路走向邏輯的極端，提出了勞動剝削理論：勞動被看作財富的最終源泉，因此也是資本家和地主這樣的非工人階級獲得收入和財富的最終來源。
雖然從亞當·斯密時代開始，英國就盛行生產成本價值理論，但是在歐洲大陸盛行的卻是完全不同的理論，價值由商品對消費者的效用決定，而效用決定了消費者的需求。然而，亞當·斯密對這一理論駁斥道，水明顯比鑽石有用，沒有水人就無法存活，許多人沒有鑽石仍然能夠活下去，然而鑽石的售價卻比水高得多。19世紀70年代，奧地利的卡爾·門格爾（carlmenger）和英國的w．斯坦利·傑文斯（w.stanleyjevons）提出了一個新觀念，他們都認為價格基於商品對消費者的效用。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完善並清晰地界定了爭論所用的術語，將這一新概念引入一般經濟學中。
亞當·斯密所比較的，是水的總效用和鑽石的總效用。換句話說，他提出的問題是：對我們來說，沒有水和沒有鑽石，哪種情況更糟糕。從這個意義上，水的總效用明顯要比鑽石的總效用大得多，因為水關乎生死存亡。但是門格爾和傑文斯卻以一種新的方式看待這一問題，並且這種方式也可以應用於價格理論之外的其他經濟學分析之中。
首先，門格爾和傑文斯認為效用完全是主觀的。也就是說，讓第三方觀察者判斷某個物品比其他物品有用是毫無意義的，因為每個消費者的需求都是基於這個特定的消費者認為哪個更有用——而消費者的需求影響價格。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同一個消費者，根據消費者已經擁有的商品和服務數量的不同，strong效用也在不斷/strongstrong變化/strong。
卡爾·門格爾指出，維持生命必需的一定量的食物，對於每個人都有重大價值。除了為避免餓死而需要的一定量食物外，保持健康所必需的一些額外食物也是有價值的，雖然這一價值不如為避免死亡所必需的那些食物價值高，純粹為了享受而享用的食物也具有一些價值。但是，最終「對食物的需要會被完全滿足，再多攝入哪怕一口食物，也無益於維持生命，或保持健康，同樣也不會給消費者帶來快樂」。總之，對門格爾和傑文斯來說，重要的是strong增量/strong效用，阿爾弗雷德·馬歇爾後來稱之為消費額外的一單位物品帶來的「邊際」效用。
回到亞當·斯密關於水和鑽石的例子，獲得額外一加侖水的strong增量/strong或邊際效用，與額外一克拉鑽石的邊際效用之間的相對關係才是最重要的。由於大多數人已經擁有足夠的水，所以額外的一克拉鑽石的邊際效用將更大，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一克拉鑽石的售價比一加侖水的價格高。這一理論結束了英國的生產成本價值理論與歐洲大陸的效用理論之間的分歧，因為兩方經濟學家，以及世界上其他地區的經濟學家都接受了邊際效用價值理論。
奧地利的卡爾·門格爾在1871年的著作《經濟學原理》（citeprinciplesofeconomics/cite）中論述了邊際效用理論，與此同時，英國的w．斯坦利·傑文斯的著作《政治經濟學理論》（citethetheoryofpoliticaleconomy/cite）也做了相同的分析，得出了相同的結論。並且，傑文斯還知道如何用圖表和微分將增量效用的概念簡單地表示出來，使得他的論點比門格爾的純粹文字表述更加直觀清晰，邏輯上也更嚴謹。這也為將增量或邊際概念擴充套件到其他經濟學分支，如生產理論或國際貿易理論，創造了條件，運用圖表和方程式能夠更加簡潔而清楚地表達如規模經濟或比較競爭等概念。
這一過程被形象地稱為「邊際革命」，標誌著古典經濟學家在方法和觀念上的雙重突破。邊際革命推進了數學在經濟學中的運用，例如用曲線以及微分來分析成本的變化率。然而，數學在理解新興的效用價值理論時並不是必需的，卡爾·門格爾在他的《經濟學原理》中就不曾使用一個圖示或方程式。
雖然卡爾·門格爾和w．斯坦利·傑文斯是經濟學邊際效用學派的創始人，是將邊際概念一般化的先驅，但是將圍繞這些新觀念的各類經濟學問題系統化並賦予它們基本形式，使它們得以用這種形式流傳至今日的，是阿爾弗雷德·馬歇爾在1890年出版的不朽名著《經濟學原理》（citeprinciplesofeconomics/cite）。傑文斯尤其致力於反駁價值一般取決於勞動或產品成本這種觀點，他堅持認為問題的關鍵在於效用。然而，阿爾弗雷德·馬歇爾指出：
我們討論價值是由效用決定還是由生產成本決定，和討論一塊紙是由剪刀的上邊裁還是由剪刀的下邊裁是同樣合理的。
換句話來說，價格是由供給（取決於生產成本）以及需求（取決於邊際效用）strong共同/strong決定的。阿爾弗雷德·馬歇爾以不同的方式，協調了古典經濟理論與後來的邊際理論，形成了廣為人知的新古典經濟學。直到20世紀前半葉，他的《經濟學原理》一直都是權威教科書，在他有生之年再版了8次。
阿爾弗雷德·馬歇爾能夠將新的邊際效用概念與古典經濟學理論進行調和並不是多麼令人驚奇的事情。馬歇爾在數學上訓練有素，通過閱讀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第一次接觸了經濟學。1876年，他稱穆勒的著作為「大部分活著的英國經濟學家都接受過這本書的指導」。在此之前，阿爾弗雷德·馬歇爾還學習過哲學，並曾批評社會中的經濟不平等現象，後來有人告訴他，在做這些判斷之前，需要先了解經濟學。學習完經濟學後，他用一種新的視角審視周圍環境，他保持著對窮人的關注，這促使他決定改變職業，成為一名經濟學家。後來他指出，社會改革者需要的是「冷靜的頭腦」和「火熱的內心」。在阿爾弗雷德·馬歇爾決定要尋求何種職業時，他說道：「我越來越迫切地想要學習經濟學，並希望用它來改善人類的福利水平。」
均衡理論
圖表和方程式被越來越多地運用於經濟學中，使得經濟學家能夠更容易地闡釋短缺和過剩如何影響價格波動這類情形；也有助於分析價格既不上升也不下降的狀態，即所謂的「均衡」狀態。此外，「均衡」概念也適用於價格之外的許多事物。例如，在一些特定企業，或整個行業、國民經濟、國際貿易都可能實現均衡。
許多不瞭解經濟學的人認為均衡狀態不切合實際，因為它們看起來不同於觀察到的現實世界情況。但是，這都不足為奇，因為不論是在經濟上還是在其他領域，現實世界很少處於均衡狀態。例如，雖然「水往低處流」，但並不意味著大西洋的水面就如同玻璃一樣平滑。波浪和潮汐是海水達到水平的方式，瀑布也是一樣，而一切總在運動中。均衡理論允許人們分析現實世界中處於非均衡狀態的事物將會怎樣運動。
類似地，醫學院的學生多少都會學習健康的均衡狀態下，身體各個部分的理想執行方式，但是身體各個部分並不總是在健康的均衡狀態下良好執行，因為如果真是這樣，就沒有必要開辦醫學院了。換句話說，學習均衡的關鍵是，通過某種方式理解事物strong不/strong均衡時會發生什麼情況。
在經濟學中，均衡概念不僅能夠用來分析特定企業、行業或勞動力市場，還能用來分析整個經濟。也就是說，不僅有均衡價格或均衡工資，也存在均衡的國民收入和國際貿易。分析特定市場的均衡和非均衡狀態的研究被稱為「微觀經濟學」；分析通貨膨脹、失業或總收入波動等整個經濟的變化的研究被稱為「宏觀經濟學」。然而，這種簡單的劃分忽略了經濟中的所有因素都是相互影響的這一事實。諷刺的是，兩位曾在非市場經濟體制的蘇聯生活過的經濟學家，看出了市場經濟的重要性，他們指出：「世界上所有物品的價格都相互關聯，因此某一因素的微小變動，都會影響到其他無數的因素。」
例如，當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為了降低通貨膨脹的危險而提高貸款利率時，可能會導致房價下跌、儲蓄增加，以及汽車銷量下降，並對整個經濟的各個方面產生諸多其他影響。在現實中，追蹤所有這些影響幾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在理論上分析這些影響也非常具有挑戰性，從事這些分析工作的一些經濟學家還因此獲得了諾貝爾獎。對這些複雜且相互依賴的關係的分析——不論是對微觀經濟，還是宏觀經濟——被稱為「一般均衡」理論。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citehistoryofeconomicanalysis/cite）中認為，「這種相互依賴無處不在」，是經濟生活的「基本事實」。
一般均衡理論的標誌性人物是法國經濟學家裡昂·瓦爾拉斯（léonwalras，1834—1910），19世紀創立的這一經濟學分支實際上就來自他的複雜聯立方程式。早在18世紀，另一個法國人弗朗索瓦·魁奈將各種經濟活動用線連線起來，組成複雜的交叉表，摸索出有關一般均衡的一些觀點。卡爾·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中，同樣列出了許多方程式來表明市場經濟的某些部分是如何影響經濟中的諸多其他部分的。換句話說，如同大多數發現者一樣，瓦爾拉斯也有前輩，但他仍然是這一領域的標誌性人物。
雖然一般均衡理論只有經濟學專業的優秀學生才能研究透徹，但是它的一些實際意義每個人都能理解。這些意義非常重要，因為政治家常常提出一些他們要「解決」的經濟「問題」，卻根本不去注意他們的「解決措施」在整個經濟中的震盪反響最終可能會消除「解決措施」的效果。
例如，對某些型別的貸款或所有貸款設定利率上限的法律，將減少貸款的發放數量，並改變能夠獲得貸款的人的型別（低收入者將越來越難獲得貸款資格），還會影響公司債券的價格，以及已探明的自然資源儲量等。事實上，沒有經濟交易是孤立的，不論在那些想要對某些「問題」提出特定「解決方案」的人看來，它有多麼孤立。
凱恩斯主義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