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那些對大問題進行道德教化的人；道德教化要比面對鐵一樣的事實容易得多。
——約翰·科裡（johncorry）
雖然經濟學給我們提供了許多深刻的洞見，讓我們能夠更容易地識破一些聽起來不錯但卻經不起推敲的流行觀念，但是經濟學還被稱為「沉悶的科學」（thedismalscience），因為在世界的組織方式上，它向許多看起來很有吸引力且令人興奮，但實質卻異常荒謬的觀點潑了一盆冷水。當一些受人喜愛的計劃或理論，被認為在經濟學上是胡說八道時，它們可以利用的最後一個庇護方法就是大聲宣稱：「經濟學是很不錯，但是我們還需要考慮一些strong非經濟價值/strong。」想必，應該就是指那些凌駕於極端物質主義之上的，價值更大、更高尚的東西。
當然，非經濟價值確實存在。事實上，世界上strong只有/strong非經濟價值。經濟學本身並沒有什麼價值。它只是衡量一種價值與另一種價值的方式之一。經濟學也不會說，你應該儘可能地賺更多的錢。許多經濟學教授本人能夠在私有行業賺更多的錢。許多擁有火器知識的人，若是在一個有組織的犯罪團體中擔任殺手，他們將賺到更多的錢。但是，經濟學不會驅使你做出這種選擇。
strong自由放任主義/strong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曾將自己的一大部分錢拿出來，捐贈給遭遇不幸的人，但是他做的非常低調，直到他去世後，人們在研究他的個人檔案時才發現了這一事實。19世紀的著名貨幣經濟學家、職業銀行家亨利·桑頓（henrythornton），在結婚之前定期地將自己年收入的一半以上捐獻出來，而在他需要養家餬口之後，他仍然給人道主義事業捐助了一大筆錢，其中就包括反奴隸制運動。
紐約市第一批公共圖書館，並不是由政府建立的，而是由企業家卡內基建立的，他還建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基金會和大學。洛克菲勒同樣也建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基金會以及芝加哥大學，同時他還設立了很多慈善事業機構。在世界的另一端，位於孟買的塔塔研究機構是由印度大企業家j．r．d．塔塔（j.r.d.tata）建立的，它是一個學術型企業，而另一家大型企業家族伯拉則在印度各地建立了無數宗教和社會機構。
在世界各地眾多人的眼中，美國是資本主義的典範，它有著數百家由私人捐款建立的大學、醫院、基金會、圖書館、博物館以及其他機構，全世界獨一無二。在這些捐贈者中，許多人在市場上賺了錢後，將他們的大部分（有時候是絕大部分）收入捐出來幫助其他人。2007年，《福布斯》雜誌列出了6位個人慈善捐款數額達到數十億的美國人。在這些捐款中，最大的一筆出自比爾·蓋茨，金額高達420億美元，佔他收入的42%。而佔個人收入比例最大的一筆捐款出自美國億萬富翁戈登·摩爾（gordonmoore），佔比高達63%。對全體美國人而言，每個人的私人慈善捐款金額都是歐洲的好幾倍。美國捐贈給慈善事業的錢在國民產出中所佔的比例，是瑞典、法國或日本的三倍多。
一方面，市場是配置具有多種用途的稀缺資源的一種機制；另一方面，人們也能自己選擇將所得的財富用來做什麼。
有關非經濟價值的高談闊論，經常可以歸結為一些人不想把他們自己的價值觀與其他事情進行比較。如果他們正在拯救莫諾湖，或是在保護一些歷史建築，他們就不願權衡付出的成本——也就是說，最終也不會與同樣資源可以用來做的其他事情進行權衡比較。對這樣的人來說，拯救莫諾湖或保護歷史建築花費的錢，可以讓多少第三世界國家的兒童接種疫苗以對抗致命性疾病，思考這樣的事是毫無意義的。按照這種看待世界的方式，我們應該給這些孩子接種疫苗，strong並且還要/strong拯救莫諾湖及保護歷史建築——strong同時還要/strong做無數其他的事情。
對於那些以這種方式思考——或是做出反應的人來說，經濟學充其量也不過是阻礙人們做他們想做的事情的一種令人討厭的東西。最糟糕的是，經濟學被認為是一種過於狹隘的（如果不是道德扭曲的話）看待世界的方式。對經濟學的這種譴責是出於這一基本事實，即經濟學研究的是如何利用具有多種用途的稀缺資源的問題。如果沒有稀缺性限制迫使我們做出不想面對的選擇或是權衡，我們可能會活得更開心。在有記載的數千年曆史中，沒有限制的世界並不存在。
政治有時被稱為「可能性的藝術」，但是這一短語更適合經濟學。政治允許人們投票贊成不可能的事情，這也是為什麼政治家通常要比經濟學家更受歡迎的原因之一，因為經濟學家時刻提醒人們沒有免費的午餐，除了權衡取捨外，並沒有其他的「解決辦法」。在人們生活的現實世界中，權衡取捨無法避免，並且人類還要在這樣的世界裡繼續生活好幾個世紀。即使我們拒絕做出選擇，當我們用完所有本可以用來做重要事情的資源時，環境就會為我們選擇，除非我們不嫌麻煩，自己對資源進行權衡取捨。
拯救生命
針對非經濟價值最強有力的論點，也許就在於它們涉及人的生命。許多成本高昂的法律、政策或計策，設計初衷是為了保護公眾遠離致命危害，這些法律的論點是，「如果能拯救哪怕一個人的生命」，花費多大的成本都是值得的。雖然這種言論在道德和感情上有著強烈的號召力，但是在稀缺資源具有多種用途的世界裡，它是經不起推敲的。
稀缺資源的多種替代用途之一是用另一種方式來拯救人的生命。沒有什麼事情能比財富增長更能拯救人的生命了。一場大地震使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12個人失去了生命，但是若發生在不太富裕的國家，則可能導致幾百人喪生，在貧窮國家甚至可能導致幾千人死亡。更多的財富使得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建築物、橋樑和其他設施，能夠承受比貧窮國家的類似設施大得多的壓力。在加利福尼亞地震中受傷的人，也能夠更迅速地被送往醫院，這些醫院有更多的裝置，具有更多更專業的醫護人員。這只是財富拯救生命的眾多方式之一。
富裕國家和貧窮國家都會發生各種自然災害，例如美國可能是世界上最容易遭受龍捲風災難的地方了，但是這些自然災害帶來的後果卻相差很大。瑞士再保險公司的報告稱，2013年德國、捷克和法國因自然災害遭受的經濟損失最大。但是，同一年，菲律賓和印度因自然災害喪生的人數最多，它們都是第三世界國家。由於醫療服務以及針對疾病的預防措施（如汙水處理廠和汙水排放系統）成本高昂，第三世界國家的疾病困擾更嚴重，其中還包括在富裕國家已經完全絕跡的疾病。結果就是，貧窮國家的國民壽命更短。
有很多計算方法可以用來衡量國民收入的上升幅度將挽救多少人的生命。不論正確的資料是多少——假設x百萬美元可以挽救一個人的生命，那麼阻礙國民收入增加x百萬，在效果上就等同於犧牲了一個人的生命。如果某個安全法、政策或策略要花費5x百萬美元，不論是直接花費，還是抑制經濟增長，「如果它只能挽救一個人的生命」，那麼我們就可以說它是不值得的，因為它犧牲了另外5個人的生命。只要資源具有稀缺性並且有多種用途，我們就無法逃避權衡取捨。
這裡涉及的問題不僅僅是用什麼方式拯救生命。還有一個問題是，以多大的代價拯救了多少條生命。可能有人會說，不應該給一個人的生命設定價值限制。但是，不論這些話聽起來多麼高尚，在真實世界裡，沒有人願意花費國家一半的年產出，來讓某個人多活30秒。然而，宣稱生命無價，卻可能從邏輯上認同這樣的做法。
撇開文字來考察行為，人們的行為並不表明他們認為生命是無價的，即使是對待自己的生命也是如此。例如，當工資足夠高，讓他們感到能夠補償其中的風險時，人們願意承擔有生命危險的工作，如試飛員或爆破專家。他們甚至會純粹為了娛樂甘願冒生命危險，比如高空跳傘、激流泛舟或攀巖。
哈佛法學院的一項研究，使用了不同國家的人為自己的生命設定的各種價值指標，估計出普通美國人給自己的生命設定的價值為700萬美元，而加拿大人則是400萬美元，日本人對自己設定的價值約為1,000萬美元。不論合理性和準確性如何，這個結果表明，事實上人們在行動時並不假設他們自己的生命是無價的，很大程度上，他們將自己的生命價值至少設定成與別人的生命價值相等。
拯救一個人的生命要付出的成本，會隨著拯救生命的方法不同而不同。給第三世界國家的兒童注射針對致命疾病的疫苗平均成本很小，卻能拯救許多人的生命，包括每個兒童的壽命都延長了幾十年。同時，為一個80歲的老人做心臟移植手術費用非常高，而且即使移植手術完全成功，也只能增加很短的壽命，因為一個年逾八旬的人剩餘壽命無論如何都不會很長。
如果生命不具有無限的價值，那麼我們就不能說，「如果能拯救哪怕一個人的生命」，無論裝置、法律或政策上的成本是多少都是值得的。如果拯救一個人生命，要犧牲其他的生命，這當然是不正確的。
市場與價值
人們常常指責市場阻礙了道德或社會價值。例如，解釋為什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斯托克頓市的水資源供給不能委託給私人企業時，《舊金山紀事報》的撰稿人寫道：「市場是毫無道德的。」該報引用斯托克頓市市長的話說：「水是維持生命的必需品，絕不能落入市場手中。」然而，日常維持生命的食物都是由私人企業提供的。此外，大多數拯救生命的新藥也是在市場經濟體制中研發的，而不是在由政府控制的經濟體制中，這種情況在美國尤其明顯。
在阿根廷，已經存在由私人經營的供水系統。《經濟學人》對這一私有化的結果做了報道：
連線水資源和排水系統的網路增加了，特別是在那些較貧窮的家庭中：市中心大多數富有的家庭早已連線了該網路……1995年，私有化還沒有真正實施時，在沒有實行私有化的城市和實行私有化的城市，兒童死亡率下降速度幾乎一致。然而，1995年之後，實行私有化城市的兒童死亡率加速下降……下降主要集中在因傳染病和寄生蟲病造成的死亡，這些疾病很有可能是因為水質和水源的影響。其他疾病導致的死亡率則並沒有下降。
同樣地，與蘇格蘭政府控制的供水系統相比，英格蘭供水系統的私有化降低了水價、提高了飲用水質量、減少了漏水現象，並且提升了符合環境要求的汙水處理系統的效率。這些證據可能只具有暗示性，而沒有決定性，然而那些贊成政府控制水資源供給的人，則很少會看到這些證據的必要性。對許多人來說，經驗性結果並不如根深蒂固的信念和態度一般重要。不論事情緊急與否，許多人都認為，擁有政治權力的人比直接涉及自己利益的私人更可能做出符合道德的決定。
這種態度具有全球性。一位印度企業家講述了他與一名政府部長交流的經歷：
我認為削減消費稅稅率會降低洗髮水、護膚霜以及其他化妝品的消費價格，反過來又會增加人們對它們的需求。這樣，雖然稅率降低了，稅收收入卻因此增加了。但是這位部長卻覺得，印度婦女不需要口紅和麵霜。我回答道，所有的婦女都希望自己看起來很漂亮。
「對於一張醜陋的臉來說，面霜起不了任何作用。這些都是富人的奢侈品。」他如此回答道。我抗議說，即使是一名鄉下姑娘，她也會塗抹薑黃膏，好讓自己看起來更漂亮。
「不對，最好是讓一張臉保持自然狀態。」他不耐煩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