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某種地理環境具有的優勢，會使當地人無須充分發展自身的人力資本。例如，熱帶地區一年四季都能長出作物，生活在熱帶的人就不會產生時間的緊迫感，也就不會養成節儉的自律習慣；而這些習慣對於生活在較差氣候環境下的人是不可或缺的，人們必須在春天土地解凍後就立刻開始耕地，因為溫帶地區適宜作物生長的時間有限，人們要想在漫長的冬季養活自己，就必須抓緊勞作。在現代交通工具出現以前的幾千年間，這一點尤為重要，那時還沒有經濟可行的方式能夠從世界各地運輸大量的食物。
為了活過冬季而不得不儲存食物，意味著幾個世紀以來，儲存這一根深蒂固的習慣，對於生存在溫帶地區的人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熱帶地區，並沒有這樣迫切的需求去形成這些習慣。此外，在溫帶氣候條件下儲存糧食或土豆以備冬天食用所需的技能，比在熱帶氣候條件下儲存香蕉、菠蘿或其他熱帶食物所需的技能更高。人力資本不僅包括資訊，還包括習慣，而在某些地理環境中生存必須具備的習慣，與在其他地理環境中需要的習慣是完全不同的。
與許多其他事物一樣，豐富的自然資源具有正反兩方面的影響。泰國諺語「米在地裡，魚在水」表達了對豐饒自然的信心，而對於掙扎求生的中國南方居民而言，這種心態是無法想象的，那裡的地理環境完全不同，數百年來時有饑荒，嚴重威脅當地人的生存，於是生活在中國南方的人不得不節儉、勤勞和機智。當中國南方人遷居到泰國、馬來西亞或美國等更宜居的地理環境中後，這些品質——也即這些strong習慣/strong，這種人力資本——使他們興旺發達，即使當初的移民非常貧窮，後來都比相同環境中的當地人更成功。
黎巴嫩人、猶太人和其他人身上也有類似的故事，這些人開始都是身無分文的移民，但擁有在更惡劣環境下磨鍊出來的豐富人力資本。許多其他群體也跟這些移民一樣，在他們國家內部創造出了相似模式：
發達群體中有一類人尤為引人注目，他們的家鄉貧瘠且人口過剩。斯里蘭卡的泰米爾人、喀麥隆的巴米累克人、阿爾及利亞的卡拜爾柏柏爾人、肯亞的吉庫尤人、印度尼西亞的多巴塔克人、菲律賓的伊洛卡諾人、印度喀拉拉邦的馬來利亞人，以及奈及利亞的伊博人，他們都來自貧困的地區，他們的家鄉無法支撐那麼多人生存，於是很大一部分人都遷移到家鄉之外的地方，並且在現代社會中獲得了很多機會。
在歐洲殖民時代，原本較貧困的原住民，如奈及利亞的伊博人和斯里蘭卡的泰米爾人，接觸到了西方的教育、工業、商業和行政管理，他們因此崛起，並獲得相較原始精英階層更大的成功。由此招來的怨恨，以及隨之而來的政治極化效應，導致這兩個國家都陷入了血腥的內戰。
文化隔離
文化中有一個方面能夠對經濟成果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就是願不願意學習其他文化。不同文化之間，學習其他文化的意願差異很大。例如，幾個世紀以來，英國和日本都在經濟上落後大陸鄰國，但他們最終都趕上並超過了鄰國，這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它們吸收了其他國家的文化和經濟進步的成果，並用這些成果促進了自身發展。英國和日本的文化在很多方面非常不同，但它們在吸收借鑑其他文化方面卻很相似。接受其他地方先進成果的能力，至少可以部分解答一位義大利學者提出的關於英國的疑問：「一個邊陲小島，是如何由原本的一窮二白崛起為世界霸主的呢？」
相比之下，中東地區的阿拉伯國家——原本比歐洲文化發達得多——變得牴觸學習其他地區的文化之後，失去了領先優勢，並落後於其他發展更快的國家。當今阿拉伯世界——22個國家約3億人——從其他語言翻譯的書籍數量僅為希臘的五分之一，而希臘人口僅1,100萬。聯合國的一項研究表明，阿拉伯世界五年內翻譯出版的圖書數量，折算到每100萬人還不到1本，而匈牙利為519本書，西班牙的每百萬人口譯著數量是920本。
換一種說法，西班牙每年翻譯出版的圖書數量相當於阿拉伯人1,000年的譯書總量。文化隔離是造成國家間財富差異的一個因素，正如地理上的隔離一樣。雖然阿拉伯世界中高學歷的人可能不需要翻譯就能夠讀懂其他語言的圖書，但是對那些不夠幸運的大眾來說，卻並不如此。
有些時候，文化隔離是政府決定的結果，比如15世紀的中國，那時中國遠較許多其他國家更先進。中國的統治者刻意選擇將中國與異域國家隔離。17世紀，日本的統治者也選擇把自己的國家與世界其他國家隔離開來。幾個世紀後，這兩個國家都震驚地發現，在它們自我隔離期間，其他國家在技術、經濟和軍事方面已經遠遠超越了它們。
文化自我限制的另一種表現是，限制人口中的某些群體從事某些經濟或社會活動。只有預先選定的群體——不論是以階層、種姓、部落、種族、宗教還是性別劃分——才被允許從事特定的職業，像這樣根據文化劃分經濟角色，與根據個人的內在稟賦劃分有著很大的差異。最終的結果就是，由於放棄了國家內部許多人的潛能，相較不對人民發揮天賦和潛能施以自我限制的社會，施加文化自我限制的社會只能獲得較少的經濟產出。
歷史上遍佈這樣的例子，很多社會通過文化規範，限定特定人口從事特定職業，有些甚至將國內最富生產力的人群驅逐出境，因為這些群體獲得的繁榮，招來了其他人的不滿，他們因此遭到迫害、暴力或徹底驅逐。而對於文化限制較弱的其他國家，往往由於這些難民的到來，在經濟上受益匪淺，即使難民們並沒有隨身攜帶多少金錢，但他們帶來了寶貴的技能和才華。
例如，17世紀的英國就受益於成千上萬的胡格諾派教徒的到來，這些人為躲避迫害而逃離法國。胡格諾派教徒建立了倫敦鐘錶業，其他難民則開創了英國其他眾多企業和行業。同樣，西班牙曾於1492年大規模驅逐猶太人——迫使他們在離開時留下了大部分財產——導致許多猶太人在荷蘭定居，他們保有的人力資本使他們在荷蘭再度興旺起來，並幫助阿姆斯特丹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商業港口之一。
在過去的幾個世紀裡，成千上萬人從歐洲各地來到美國，他們或是為了逃避迫害，或是為了尋求更廣泛的經濟機會——在歐洲普通百姓還無法享有這些機會。許多在歐洲一貧如洗或鬱郁不得志的人移民到美國後，成為經濟界的巨人，並幫助創立或促進了美國的眾多行業，使美國從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一躍成為世界領先的工業強國。
文化隔離可以採取多種形式，它在不同群體或社會、國家、文化之間製造了完全不同的經濟或其他方面的障礙。社會內部以及社會之間不同程度的文化隔離，會在地理和其他因素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劇群體、社會、民族或文明之間的經濟發展差異。
文化發展
因為並不是所有的文化都在同一時間發展出書面語言形式，所以在某個特定的歷史時期，一種語言相較其他語言會擁有總量更多、涉獵更廣的書面知識。因此，19世紀，捷克、愛沙尼亞或拉脫維亞人要想成為醫生或科學家，或要在其他需要高等教育的行業工作，會發現更容易找到用德語寫成的書籍和課本，而不是用他們本國語言寫成的。
雖然19世紀以前，愛沙尼亞就已經擁有本國的書面語言，但是在1850年以前，使用愛沙尼亞語的大多數書籍「仍以宗教為主」，而「所有受過教育的人士使用的工作語言是德語」。在相鄰的拉脫維亞以及哈布斯堡帝國的波西米亞省——以及東歐和波羅的海的其他地方——人們都是用德語接受教育。
德語是布拉格受教育階層的通用語言，不論受教育的人從民族上來說是日耳曼人、捷克人，還是猶太人。在俄羅斯帝國的波羅的海港口城市裡加，也存在類似的情形，19世紀這座城市的絕大部分教育是用德語完成的，雖然日耳曼人只佔到這座城市總人口的不到四分之一。沙皇政府於1802年在愛沙尼亞開辦了一所大學，那時該大學的大部分教師和學生都是日耳曼人，並且19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如此。不僅正規教育如此，日耳曼人在許多不同的工藝技能方面都比東歐人更先進。俄羅斯帝國的伏爾加河兩岸和黑海地區，由日耳曼人建立的農場要比當地人的農場更具生產力，也更加繁榮。
這種模式是歷史使然。正如我們提過的，西歐語言發展出書面形式比東歐語言早幾個世紀之久，這是由於西歐被羅馬人征服後，掌握了拉丁語。中世紀時期，西歐人口在東歐各個城市中佔據多數並不罕見。這些城市中的西歐人通常都是日耳曼人，雖然也有一些猶太人和其他西歐人。即使日耳曼人在城市居民人口中的比重較小，但他們通常構成了城市經濟精英的大多數，這種情況可見於哈布斯堡帝國的布拉格、俄羅斯帝國的里加、塔林和其他波羅的海城市。
雖然在東歐農村，斯拉夫人常佔壓倒性多數，但仍有日耳曼人的農場區，他們通常都是由東歐統治者特意招募來的，這些統治者迫切想吸引擁有更先進技術的日耳曼人到他們的領地來，以便擴充領地上的財富和軍力。這不僅使得更先進的知識、技術和經驗移植到東歐，也為東歐當地人開啟了獲取西歐進步文化的大門。
從純粹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東歐輸入的這些人力資本，通過日耳曼語言和文化，為當地人口提供了更大的機會，進而促進當地經濟的崛起。然而，從社會和政治的角度來看，這種由日耳曼少數民族主導商業和專業精英階層的局面——布拉格的日耳曼家庭裡通常都有捷克僕人，卻幾乎沒有日耳曼僕人——挑起了民族仇恨，並最終引發了民族認同運動，在政治上表達這種怨恨。類似的緊張氣氛和兩極化也普遍存在於其他國家，移民群體帶來了比原住人口更多的人力資本，並最終獲得引人注目的繁榮，比如東南亞的中國人、西非的黎巴嫩人、秘魯的日本人、斐濟的印度人。
同樣，在各個國家內部，某些群體也會從某個地方遷移到另一個地方，帶來了經濟利益，也因為他們較高的經濟成就招來了其他人的怨恨，引發了社會和政治上的反彈。無論這些衝突如何演變——有一些釀成了極大的悲劇——從純粹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這些衝突如同諸多複雜因素一樣，在地區、種族和國家之間不但無法帶來結果均等，甚至連不平等的模式也會隨時間演變而不同。
落後群體的領導者和代言人，往往傾向於將其人民的落後歸咎於其他人，有時他們會指責招生或就業的資質標準是一種獨斷的障礙。一位印度民族主義者展現了這一觀點，他問道：「就因為我們不合格，我們就不能工作嗎？」奈及利亞一位民族主義發言人所譴責的「技能的暴政」也說明了這一觀點。在其他國家，我們也經常能看到，對不同的人取得的不同成就，人們在政治上表現出來的類似反應。比如，在19世紀的波西米亞，日耳曼少數民族被指責要對捷克人的落後負責，而在拉脫維亞，日耳曼人還要為拉脫維亞人的落後背黑鍋；斐濟人也在指責斐濟的印度少數民族；而東南亞的各國人，往往會指責當地的華裔少數民族。
換句話說，民族領導人經常挑動他們的人民反對本來能夠為他們帶來發展的文化，並把他們的精力都消耗在反對這些文化，以及反對具有這些文化優勢的外族人身上。就民族領導人而言，他們的行為並不一定是不理性的，他們煽動「我們反對他們」的態度，可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即使這種行為並不利於人民的經濟利益。只要在有人居住的大陸，無論何時何地，我們總會見到這種模式。
18世紀，偉大的哲學家大衛·休謨（davidhume）曾敦促他的蘇格蘭同胞學習英語，以便促進自身進步。這種情況是例外，而不是規則。蘇格蘭人也確實做到了，並在許多領域迅速崛起。最終，蘇格蘭在工程與醫學領域超過了英格蘭人。這也是例外，而不是規則。19世紀的日本是另一個例外。他們結束閉關鎖國政策之後，公開承認與西方國家間的巨大差距，並開始引進歐洲和美國的專家來向日本介紹西方的技術。
20世紀，日本在許多方面趕上了西方，並在另一些領域超越了西方國家。而就在美國海軍准將佩裡攜海軍武力，迫使日本政府於1853年開啟國門之時，日本人還很落後；佩裡曾將一列火車作為禮物贈送給日本，而從日本人對火車的反應我們能夠知道當時日本有多落後：
起先，日本人在安全的距離處充滿恐懼地瞄著這列火車，而當火車開動時，他們都十分驚訝，屏住了呼吸，繼而發出了哭聲。
不久之後，他們開始靠近火車，仔細端詳起來，有些人還用手撫摸它，並爬上火車，他們就這樣玩了一整天。
然而，技術極其落後的日本開始大量引入歐洲、美國的技術和工程師，大量日本人開始學習英語，以便直接瞭解西方的科學和技術。雖然開始較慢，但隨著不斷積累更多經驗，日本人在隨後一個世紀中崛起，並在許多領域中處於全球技術的最前沿，他們生產的火車比美國製造的任何一列火車都要先進。
日本作為一個單一民族國家，1945年以前也從未有過被征服的歷史，所以對於19世紀的日本來說，無法把落後歸咎於別人。日本人和他們的領導人也沒有這樣做。但是，蘇格蘭和日本都是罕見的例外，他們令人矚目的崛起，以及在經濟上取得的成功，在人類歷史上也很罕見。這兩個國家自然資源都很貧乏，並在之前的幾個世紀中處於貧窮落後的狀態。這兩個國家都不像有些國家那樣，具備工業革命發源所需的地理條件。但是，他們都掌握了由更優越的環境中的人取得的先進知識，從而克服了自身環境帶來的地理障礙，進而佔據了人類成就的前沿陣線。
在文化上和經濟上更先進的國家，並不一定在軍事上也更先進，他們的繁榮及其背後的文化可能會被軍事上更強大的民族摧毀，而後者在其他方面並不如前者先進。當入侵的蠻族摧毀羅馬帝國時，他們也破壞了大部分延續羅馬文化的機構制度，使得原羅馬帝國的人民在經濟上和技術上，都遠低於生活在羅馬統治時期的祖輩。
中世紀歐洲的文物顯示，自羅馬帝國時代以來，工藝質量明顯下降。集中供熱曾在羅馬時代被引入英國，但在羅馬人撤出後的幾個世紀中，即使貴族階層，也很少使用集中供熱，它幾乎銷聲匿跡。歐洲中世紀的城市，包括羅馬城，人口都比羅馬時代的城市少得多，公共設施也更少。至少到19世紀初，沒有一個歐洲城市擁有可靠的供水系統，而早在一千多年前，羅馬時代的許多城市就已經做到了這一點。歷史並不總是向前進步，有時候的倒退深刻而持久。
人口
人口的規模、特徵、流動性等都能影響經濟產出。而隨著城市化程度的不同，人口的集中或分散程度會有所不同，它們也會影響經濟的發展。一國人口在不同階層之間的物理或社會分離也會影響他們在經濟活動中的合作與協調程度。
人口規模
對「人口過剩」危機的普遍關注由來已久，甚至早於18世紀末馬爾薩斯提出的歷史警告。馬爾薩斯警告說人類正受到威脅，我們將沒有足夠的食物來支撐過剩的人口。饑荒貫穿整個人類歷史，不論時間地點，造成的巨大悲劇讓人們相信馬爾薩斯理論已得到證實。
遲至20世紀，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還發生了饑荒，奪取了數百萬人的生命。但即使是這種幾乎無法想象的災難，也不能證明世界糧食供應不足以養活全球人口。某些國家或地區發生饑荒，常常是由於當時這些國家或地區的特定因素引起的，比如當地農作物歉收，因戰爭、天氣或其他原因導致的糧食運輸中斷等。在蘇聯的案例中，饑荒集中發生在一個地區，即烏克蘭，而該地區一直以來都是小麥的主要生產國和出口國之一。
作物歉收本身是不足以帶來饑荒的，除非世界其他地方的食物不能及時到達災區，或是救濟糧規模不足以遏制大規模饑荒，以及由此帶來的營養不良造成的各種疾病。缺乏交通網路的貧窮國家，無法在短時間內運送大量食物，使得這些國家特別容易遭受饑荒。現代交通革命為世界上大多數地方減少了饑荒的發生機率。但是因政治原因而被孤立的國家或地區，如斯大林時代的蘇聯，仍然很容易爆發饑荒。
與馬爾薩斯理論相反，很少有國家（如何有的話）在人口數量減少一半時，會擁有比現在更高的生活水準。基於經驗證據的研究表明，實際情況與「人口過剩」理論的倡導者所預計的截然不同。例如：
在19世紀90年代到20世紀30年代間，原本人煙稀少、散佈著小村莊和小漁村的馬來西亞，變成了一個擁有大城市的國家，擁有大量的農業和採礦作業，進行著廣泛的商務活動。人口也從100萬左右增加到600萬……相較19世紀90年代的人口規模，在更大的人口基數下，人們享受著更高的物質水準，壽命也更長。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人口密集的中國香港和新加坡，經歷了人口快速增長，同時實際收入和工資也不斷增長。18世紀中葉以來，西方世界的人口已經增長了3倍多，人均實際收入據估計也增長了5倍多。
然而，關於貧窮的「人口過剩」理論仍未消失，並不時出現在媒體和政客言論中，這種情況很像各種自然資源枯竭理論。此外，這兩類理論的論據也很相似。每種自然資源數量有限這是不容爭辯的事實，但是卻引出了strong不合理的推論/strong，即認為我們正在接近這些限度。同樣，地球可以養活的人口數量有限，這也是不爭的事實，但同樣推出了不合理的結論，即我們正在接近這種限度。
世界各地的貧困和饑荒被當作「人口過剩」的證據。但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貧困和饑荒遠比人口稠密的西歐或日本更普遍，西歐或日本每平方英里的人口數量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好幾倍。中世紀時，東歐的旅行者經常指出，在歐洲這塊更貧窮的地區，有大量的土地未被使用。雖然當今世界，仍有人口稠密的貧窮國家，如孟加拉國，但也有人口稀少的貧困國家，如蓋亞那的人口密度與加拿大相同，但加拿大的人均產出是蓋亞那的數倍之多，生活水平也在全球前列。
總之，人口密度無論是高還是低，都不會自動使一個國家變得富裕或貧窮。重要的似乎不是人口數量，而是人口的生產力，而後者取決於諸多因素，包括人自身的習慣、技能和經驗等。在人口密度能促進人力資本發展的限度內，比如城市社群，發展水平往往較高；而處於小規模孤立社會中的人，則往往落後於其他人的一般發展水平。
人口流動
雖然幾千年來，人們在世界上各個適宜生存的地區繁衍生息，發展各自的社會和文化，但是許多時候，人們也會遷徙到世界其他地區，無論是作為征服者、移民或奴隸。有些以個人或家庭為單位遷移，另一些則strong集體/strong遷移，他們或是在現有居民中定居，或是趕走原住民取而代之，比如幾個世紀以前，來自亞洲的侵略者，引發了東歐和巴爾幹地區的原住民流離失所，又如歐洲入侵者取代了北美的土著居民。
在工業革命早期，技術進步依賴工人在工廠、礦山和其他生產設施中的直接操作，而不是像後來那樣是一種科學的應用，因此在工業革命早期，移民的遷徙是把技術從源頭擴散到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主要手段。這樣就可以解釋，英國的技術進步成果更容易傳播到美國這樣的英語國家，而不是距離更近的歐洲大陸國家。英國作為工業革命的起源地，政府試圖限制英國工人向其他國家遷移，以保護英國的技術優勢。然而，隨著技術進步越來越成為應用科學的問題，知識可以更容易地在紙上傳播，而不要求人的實際移動。
19世紀交通和通訊的改進也加快了技術進步的擴散。到1914年，英國的技術進步不僅傳播到鄰近國家，而且跨越了整個歐洲大陸。
在世界各國，人的遷移也是一種文化運動。遷移可能會導致目的地現有的文化被替代，在已有的文化中植入一種新文化，或是通過移民吸收新的文化。這些不同的前景排列組合起來，會對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不同的影響；並且相較地理因素或文化差異本身，人口的遷移會使地區、種族與國家之間的發展更不平等。
有時，新來者會最終接納周邊社會的文化，他們會先改變語言，這種情況見於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美國的數百萬移民。然而，在其他情況下，比如中世紀定居於東歐的西歐人，這些移民會在數百年間保留自己的語言和文化，並在一定程度上同化土著人口，使當地人接受移植文化。這種情況常見於移民人口更加發達、掌握更高技能，並接受更好教育的情況。
在本土非常窮困的人，有時會在具有更有利的地理因素或其他優勢的地方興旺發達起來，相較原著居民，這些移民擁有的人力資本，可以將移民地的這些便利條件轉為己用。一直以來都有一個悖論，那就是除了在他們的祖國，中國人和印度人在世界各地都很繁榮。1994年，5,700萬海外華人創造的財富相當於10億中國人的總量。然而，中國和印度在20世紀後期開始的重大經濟改革，給這兩個國家都帶來了更高的經濟增長率，這表明不論是本國人還是海外移民，在更好的環境條件下，都能實現發展潛能。
帝國主義
征服不僅在國家和民族間轉移了財富，還同時轉移了文化。在西班牙帝國的巔峰期，有200多噸黃金、18,000多噸白銀從西半球運到西班牙。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也同樣從比屬剛果掠奪了大量財富。在這個例子中——以及其他征服掠奪史——帝國權力常常壓迫被征服者勞作，從被征服民族那裡攫取了大量財富。正如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的描述，征服者將被征服者當作「踩在腳下的汙泥」。這不僅是西半球、非洲和亞洲的歐洲征服者的做派，在這些地方土著征服者對其他原住民也是如此——幾個世紀以前，亞洲、中東和北非的征服者掠奪歐洲時也是同樣如此。
我們暫且放下這種行為對人類天性的痛苦含義不論，從純粹的經濟視角考察，相應的問題就是：這些以往的征服和奴役在何種程度上能夠解釋當前國家和民族間的經濟差異？
毫無疑問，在西班牙成為世界最強徵服者的那幾個世紀中，它破壞了整個文明——比如印加和瑪雅文明——使那裡的人陷入貧困，並在這個過程中使自己富裕起來。西半球大部分地區，從南美洲最南端一直延伸到舊金山灣，並囊括佛羅里達等地，都在西班牙帝國統治之下；同時歐洲的部分地區，以及亞洲的菲律賓，也在西班牙的統治下。但是，毋庸置疑，如今西班牙是歐洲較貧窮的國家之一。與此同時，從未成為帝國的一些歐洲國家，如瑞士和挪威，現在都擁有比西班牙更高的生活水平。
鉅額的財富從殖民地湧入西班牙，但是它們並沒有被用於投資建設該國的商業和工業，也未被用來增進其人民的素質和職業技能。事實上，在16世紀西班牙的「黃金時代」，這些財富被用來購買各種進口奢侈品，以及支撐軍事冒險行動。奢侈品和戰爭都是為了統治精英的利益，而不是為了普通西班牙人的進步。一直到1900年，超過一半的西班牙人口仍然是文盲。相比之下，同年美國大部分黑人都已經能夠閱讀和寫作，儘管美國黑人獲得自由還不過50年。一個世紀之後，西班牙的人均實際收入比美國黑人還要低。
與許多征服民族一樣，西班牙人在他們的「黃金時代」不屑於從事商務、工業和勞動——他們的精英陶醉在悠閒和奢侈的生活中。這種情況導致的結果是，為了支付進口，大量流入西班牙的貴金屬又持續大量地流出到其他國家。因此，西半球殖民地的運銀船抵達西班牙短短數週後，西班牙國內就會出現白銀短缺。西班牙人自己也說，金子如雨水傾瀉到屋頂一樣湧入西班牙，隨即流到了別處。
西班牙人的情況並非個案，有很多強大的征服民族，取得了早期的歷史性徵服勝利，並對其他國家的人民進行剝削，但是在之後的幾個世紀裡，並沒有取得多少經濟成果。成吉思汗曾率大軍征服中亞的廣大部落，而今他們的後裔在世界各地是較貧窮的人。中東地區的許多人也是如此，他們的祖先曾是統治著歐洲、北非和中東廣大被征服土地的奧斯曼帝國的一部分。莫臥兒帝國和俄羅斯帝國的後裔，也談不上特別繁榮。
英國似乎是一個例外，它曾經擁有全世界最大的帝國——囊括全球四分之一的土地面積，包括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現在它仍然擁有較高的生活水平。然而，大英帝國在它短暫的支配時期是否取得了淨效益，仍然值得懷疑探討。塞西爾·羅得斯等個別英國人在大英帝國全盛時期確實變得富有了，但英國納稅人承擔了征戰和維持帝國的沉重代價，負擔著世界上最龐大的軍事開支。
英國也曾在其帝國內從事世界上最大的奴隸貿易。但是，即使所有得自奴隸貿易的利潤都投入英國工業，也僅相當於當時英國國內投資額的2%。
奴隸制在一般情況下並不能持續促進經濟發展。奴隸制曾盛行於美國南部和巴西北部，而這些地方仍然是這兩個國家中經濟欠繁榮和技術欠發達的地區。類似地，奴隸制在西歐消亡很久後，仍在東歐長期存在，而西歐一直以來都是歐洲大陸發展更快也更繁榮的地方。奴隸制在世界其他地區被廢止很久後，仍在中東地區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部分非洲地區存在，但是這兩個地區如今多以貧困著稱，而不是經濟成就。
總之，從一些國家或民族到其他國家或民族的強制性財富轉移，無論是通過征服還是奴役的形式，並不能產生持續的經濟增長。人類遭受的巨大痛苦，只有當時的精英享受了短暫的富足，這些人生活在奢侈之中，很少或幾乎不為後代的利益進行投資。有人曾評價俄國農奴制，說它只是把「大部分財富放到揮霍無度的貴族手中」，這一說法也適用於其他地方的壓迫制度，這些制度很少或幾乎沒有為經濟發展做出貢獻。
總的來說，我們並不能明確地指出帝國主義會對被征服民族帶來經濟淨效益或淨損失，但它顯然會帶來其中一種影響。雖然羅馬人征服西歐國家後給被征服者的後代帶來了長期利益，但是當時被羅馬人征服並在他們統治下受到壓迫的人，肯定不曾獲得更好的生活。然而，即使如溫斯頓·丘吉爾這樣的英國愛國者也會指出「倫敦城的建立多虧了羅馬」，因為古代英國人自己創造的東西都沒法與羅馬人比擬。然而，遭受了苦難和屈辱的古代英國人掀起了大規模起義，卻被羅馬人用殘忍的屠殺手段給鎮壓了下來。
從經濟的角度來看，並沒有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國家之間在收入和財富方面的經濟差異，能夠用帝國剝削的歷史予以解釋。在這些征服之前，國家之間通常就已經存在了較大的經濟或其他方面的差異，而這些已有的差距，助推瞭如西班牙和英國這些相對規模不大的國家在世界範圍的征服活動，並且這些國家征服的領土和人口都要比本國大得多。
啟示
試圖為影響經濟差異的各種因素分配相對的權重，是一種雄心勃勃但極其危險的行動。簡單闡述經濟發展涉及的個別因素，就已經能夠看出不同地區、種族、國家或文明要取得相同的經濟成果，不僅在原理上講不通，在實踐中也不可行。當我們把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都考慮進來時，不同的因素排列組合、相互作用帶來的影響種類將呈指數級增長，取得相同產出的機會就愈加渺茫了。舉例來說，擁有類似河流的地區，若這些河流流淌過的土地不同，或生活在這些土地上的人們具有的文化不同，或是河流流入的水道與市場的距離不同，都不太可能有類似的經濟產出。
相互作用是至關重要的。雖然地理環境對限制或擴大經濟發展機會非常重要，但是地理決定論是不成立的，因為決定經濟產出的是物理世界與變動的人類知識以及各種人類文化間的strong相互作用/strong。在自然界中發現的大部分物質，對我們來說是自然資源，對穴居人來說卻不盡然，因為那時人類的知識還沒有達到可以利用這些物質服務人類目的的水平。只有隨著人類的知識前沿不斷推進，才有越來越多的物質strong成為/strong自然資源，而這樣的進步發生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是不可預測的，但是它會改變不同地區的相對地理優勢和劣勢。即使地理條件不變，經濟結果也可能發生變化。
然而，地理因素的影響牽涉一系列事件，這些事件中又包含了其他諸多因素，地理因素的影響也因此變得相當重要。在地理上被隔離了幾個世紀的民族——無論是巴爾幹山脈還是非洲的裂谷地區——往往在文化上也是支離破碎的。他們也常常對本地區具有高度忠誠感（「部落主義」或「巴爾幹化」），這使得他們難以與其他人聯合起來，形成民族國家這種更大的政治單位。這樣一來，他們單獨的小社會很可能在若干世紀中困頓於奴役、掠奪或者帝國征服。
幾個世紀以來在地理上被隔絕的地區，他們的文化也不會因為現代交通和通訊技術打破當地的孤立狀態就迅速消失。有些人把環境定義為特定時間和地點上的物理、地理或社會經濟條件。但是，這種定義忽略了從以往繼承而來的文化模式，即使當前的生活環境相同，不同群體之間的文化模式仍然存在極大的差異，這些群體儘管具有相同的機會，但由於文化模式不同，經濟產出也截然不同。雖然20世紀初到美國的義大利和猶太移民，他們的後代都生活在非常相似的環境中，在相同的社群學校接受教育，但由於他們的文化背景對教育的重視程度截然不同，這些孩子在學校的表現也非常不同，也因此他們長大成人後的經濟格局也不同。
若進一步詳細審查，本章所闡述的個別因素也有很多複雜之處。這主要是指，每個因素涉及的變數，會呈指數級增長，要取得相同的產出就更不可能了。還有一些其他因素，如地區、種族、國家和文明之間的人口差異，我們並沒有在此處進行探討，這些因素只會進一步增大複雜程度，加劇不平等狀態。不同國家、種族或特定國家內部民族群體間年齡中位數可能會相差10年或20年，雖然他們成年後從事經濟活動的時限不同，但是不同人群產生相近經濟產出的可能性愈發不可能了。
雖然民族和國家間的眾多經濟不平等現象，有些是可以明顯地找到地理、文化或其他方面的影響，但是有時純粹的偶然事件也能發揮重要的作用。在歷史的關鍵時刻，政治或軍事領導人做出的明智決定或所犯的愚蠢錯誤，都會決定整個國家、帝國以及尚未出生的後代們的命運。當中國還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時，昏庸的皇帝閉關鎖國的決定，使中國在之後的幾個世紀中逐步淪落，喪失了領先優勢。
威靈頓公爵曾描述滑鐵盧戰役說，當勢均力敵的兩方軍隊在戰場上陷入混戰時，勝利和失敗只在「咫尺之間」。在那場戰鬥中，他戰勝了拿破崙，而這場戰爭也決定了此後歐洲的命運。如果西元732年的圖爾戰役或1529年的維也納之戰換一種結果，當今世界的文化就會截然不同，經濟模式也會有天壤之別。
其他偶然事件還包括西半球土著人在面對歐洲人帶來的疾病時極為脆弱，這些疾病給當地造成的人口損傷遠遠超過歐洲的武器。而歐洲人則不易受到西半球疾病的攻擊，這兩個種族之間的鬥爭結果本質上已經由微生物預先決定了，而當時他們都還不知道微生物的存在。據說有一位慈祥友好的西班牙牧師作為傳教士，來到當地土著人中，而他很可能要對土著人的眾多死亡負責，這位傳教士身上的病菌帶來的死亡，甚至要超過最殘酷的strong征服者/strong的屠刀。
地理、文化以及其他明顯因素會給不同時間、地點的不同人群帶來或大或小的機會，而不可預知的偶然事件則會打破現有的生活模式，甚至改變歷史程式。若我們將所有這些都考慮在內的話，就會更加明白，不論是平等的經濟產出，還是無限的不平等模式，都是不可能的。
沒有人知道未來的走向。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未來取決於全世界眾多民族及他們的領導人如何理解對經濟增長有促進或阻礙作用的諸多因素。
例如，讀者可參閱邁克爾·哈靈頓（michaelharrington）關於「城市山地人」的討論，出自《另一個美國》（citetheotheramerica/cite），1962年版，第96～100頁。
西方之所以稱之為阿拉伯數字，是因為歐洲人首先看到阿拉伯人使用這些數字，而阿拉伯人其實是從印度人那裡學來的。
雖然地理位置本身不能創造天才，但不同的地理位置會為天才的出現和成長提供截然不同的機會。那些取得舉世公認的歷史成就的人物，很少（如果有的話）會在偏遠的山地村莊中成長起來。相反，某個時代的歷史成就會高度聚集在某個地區，雖然不同的時代，集聚的地區不同，但是地理上偏遠的地方很少會實現很高的歷史成就。
為了在冬天生存而儲存食物的必要性，也對將牛奶等易腐產品轉換成乳酪等易儲存品，起到了激勵作用。
由於許多阿拉伯國家的精英講英語或其他語言，這些精英們可以獲得相較大眾更廣泛的文化環境。因此，缺乏翻譯著作，往往會進一步加劇這些國家內的經濟和其他方面的不平等現象，並拉大這些國家和西方國家之間的經濟差距。
在這種情況下，用「指責」這個詞似乎是有問題的，因為沒有人可以選擇誕生於何種文化，也無法選擇誕生在哪個地理位置或在哪個歷史時期。
雖然農業的出現是人類社會演化中的一個劃時代進步，它比狩獵更容易形成更大、更復雜的社會，但是對於第一批農民來說，並不需要為消耗過度的農業土壤補充養分。恰巧處於河流洪泛區的農民，由於河流會每年將別處沖刷來的養分自動補充到土地裡，他們甚至不需要理解其中的原因，就能繁榮富足起來。那時人們所掌握的農業技巧，不足以使人類在地球的大部分地區大規模聚居。只有在一些洪水每年都會給土地帶來養分的河谷，土地才能連續得到耕種。這種罕見的環境出現在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山谷，它們都在今天的伊拉克境內。有幸生活在那裡的人們，以及世界上其他地區的人們之間，因此產生了巨大的經濟不平等，直到其他地方的農民認識到了給土地施肥的必要性。
歐洲人有著更大的文化空間，相應的也面臨更多的疾病。正如商品一樣，來自亞洲的疾病也通過陸路或海路傳播到歐洲。來自亞洲、中東或北非的疫病可能會在歐洲殺死許多人，但倖存者會增強對這些來自地球廣大地區的疾病的生物抵抗力。正如歐洲人移居到西半球時，除了裝備著許多起源於歐洲以外地區的文化元素，他們還攜帶著歐洲及其他地區的疾病。同時，西半球的土著人則擁有小得多的疾病環境，從而無法獲得足夠強的生物抵抗力，因此會被歐洲人傳播的眾多疾病打垮，而歐洲人自身卻不會受這些病菌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