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地都存在嚴重的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現象。它們使我們大多數人感到不安。一些人享受著奢華生活，而其他人則深受貧窮困擾，面對這極大的反差，沒有誰不為之觸動。
——米爾頓·弗裡德曼和羅斯·弗裡德曼
對國際經濟活動的任何研究，都不可避免地會觸碰國家間收入和財富的極大差異。例如，19世紀初，巴爾幹的四個國家的人均收入僅為西歐發達國家的四分之一。兩個世紀後，西歐和巴爾幹半島及東歐國家之間，仍然存在著類似的巨大經濟差異。阿爾巴尼亞、摩爾多瓦、烏克蘭、科索沃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均小於荷蘭、瑞士、丹麥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四分之一，小於挪威的五分之一。
類似的差異也普遍存在於亞洲，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低於日本的四分之一，而印度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還不到日本的10%。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低於歐元區國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10%。
許多人感覺這種差異既令人費解，又令人不安，尤其是想到出生在這種可怕的貧窮中的人的命運，高品質的人生對他們來說遙不可期。對於這種苦痛際遇有許多解釋，有一些出於感情的泛濫，還有一些則是政治上的需要。但是一個更基本的問題是：是否存在現實機會，讓世界各國擁有類似的經濟發展前景？
經濟發展涉及無數因素。這些因素可以任意排列組合，然而如果有一種組合能夠讓全世界所有國家都達到近乎相同的結果，那只是一種驚人的巧合。然而，我們可以審視這些因素，從而理解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
地理因素
人類被劃分成不同的國家、種族和其他類別，要解釋為什麼他們不可能具有相同的直接經濟收益或開發人力資本的機會，地理只是原因之一。促進經濟繁榮和人類發展的地理因素，在世界各地的分佈是不均衡的。
讓我們從最基本的因素談起，土地的肥沃程度在各個地方是不同的。被科學家們稱之為黑土的肥沃土壤，在全球的分佈極不均衡。這類肥沃的土壤廣泛聚集在美國中西部平原地區，延伸到加拿大境內；而大片肥沃的土壤也貫穿整個歐亞大陸，從東歐南部一直到中國東北。在南美洲的溫帶，阿根廷南部、巴西南部和烏拉圭，也有一小部分這類土壤。
雖然在北半球和南半球的大部分溫帶地區都存在這些土壤，但是熱帶地區則鮮有其身影。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土壤有很多很嚴重的缺陷，因此該地區作物產量只是中國或美國的幾十分之一。在非洲的許多地方，表層土壤很淺，植物的根部沒有足夠的空間獲取養分和水。而非洲大部分地區的乾旱也抑制了化肥的使用，無法為土壤補充缺少的營養，因為在沒有足夠水分的情況下使用化肥只會抑制作物生長。雖然非洲也有溼地，並且這類溼地在亞洲被成功用於作物種植，但是在熱帶非洲，很少有人在這些溼地從事種植作業，因為非洲溼地是瘧疾和河盲症等疾病的溫床。
即使在一個國家的內部，土壤型別也千差萬別。我們以中國為例，東部有著富饒的黑色土壤，而在東南部則是品質相對不佳的紅壤，這類土壤也常見於熱帶和亞熱帶地區。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僅在全球不同地區變化不一，它也隨時間的演變而變遷。歐洲部分地區的粘重土在推廣馬和牛拉犁的耕地方式後，才strong變得/strong肥沃起來，在此之前的幾百年間這些土地都被歸為劣質土，因為那時的耕地方式較原始，只適合耕種品質較輕的土壤。亞洲的情況與此類似：「日本的農田原本多不如印度北部的土地；如今，它們變得更肥沃了。」
世界上不同區域的降雨量和降雨頻率各不相同，並且土地吸收或保持雨水的能力也不同。比如，中國北方的黃土性土壤，相較巴爾幹地區的石灰石土壤，能夠吸收並容納更多的雨水，石灰石土壤會讓水分流失得更快，留下的水分更少，不利於作物良好生長。當然，沙漠地區的降雨量最少。有些地方，比如西歐，一年中的降雨量大體上保持均衡，而其他地方，比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往往在經歷了長時間乾旱之後，又驟然迎來傾盆大雨，將表層土壤沖刷殆盡。
幾個世紀以來，農業一直是世界各國最重要的經濟活動，但是這個至關重要的生產活動在世界各地帶來的經濟結果並不相同——不論是以一般生活水平而言，還是從農業生產支撐、維繫主要城市社會的能力來看。鑑於城市在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中的重要作用，缺乏城市不僅影響當前的經濟狀況，也會給未來經濟發展帶來不利影響。
諸如光照、降水這樣的基本環境在地區之間的變化很大。雅典的年均日照時數是倫敦的近兩倍，而亞歷山大（alexandria）的年均日照時數是倫敦的兩倍還多。即使同處一國，不同地方的降雨量也存在很大的差異。例如，西班牙各地區的年降雨量從300毫米到1,500毫米不等。
陽光對農業有正反兩方面影響，在直接促進光合作用的同時，還會蒸發掉植物生存所需要的水分。在地中海周邊各地，夏天充足的陽光蒸發掉的水分，比該地區夏季總降雨量還要多。因此，一些年降水量並不小的地區，也需要農業灌溉，因為在這些地區，大部分降水發生在冬季。還有些地區，夏季的雨水比冬季多得多。在這兩種情況下，降水都限制了當地可種植的作物種類。
要重點注意的是，不能孤立地考慮光照、降水等不同的地理因素帶來的影響，因為它們之間的互動及時序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些因素所有可能的排列組合比單個因素的數量還要多，若沒有考慮這些因素間的相互作用，即使是表面上看來極為相似的地區，也會有巨大的差異。這不僅適用於土地方面的差異，還可解釋水道方面的變化；不僅能夠解釋對農業的影響，還可解釋城市、工業和商業方面的差異。
地底價值巨大的自然資源——無論是鐵礦、煤炭、石油，還是其他眾多資源——在地球上的分佈都是不均勻的。不僅是因為特定的自然資源傾向於集聚在特定的地區，例如石油之於中東，而且還因為如何提取和處理這些資源的知識在不同時期也在演變，因此一種特定的物質會在不同國家、不同歷史時期，成為一種寶貴的資源。雖然中東地區幾千年來一直保有大量的石油儲量，但是直到科學和技術足夠發達，石油成為工業國家不可缺少的物資之後，石油才成為一種寶貴的資源，並給中東國家帶來了大量財富。
土地、礦產等自然資源可以直接促進經濟繁榮和發展，除此之外，還有一些間接促進各種經濟活動的其他地理因素，但他們的作用同樣重要。這類因素包括適航水道和動物，它們既有助於出行，也可促進農業發展。
適航水道
世界上大多數城市都坐落在河流、港灣、湖泊等水道邊上，這是出於經濟上的原因。一些著名的城市位於或靠近大江大河的入海口（紐約、倫敦、上海、鹿特丹），還有一些位於大型湖泊或內海邊上（底特律、芝加哥、敖德薩），另一些城市則地處大港灣（悉尼、舊金山、東京、里約熱內盧）。
選擇這些位置的經濟原因之一是運輸成本。陸路運輸成本遠超水上運輸，特別是在機動交通工具出現之前的幾千年間，而機動交通工具的出現還不過兩百年。即使是現代，陸路運輸100英里的成本，也要比水路運輸1,000英里的成本還高。1830年，同樣的貨物，通過陸路運輸300英里需要300多美元，而通過海路橫跨大西洋穿越3,000英里卻只需要10美元。由於城市需要大量貨物，如糧食和燃料等，城市也有海量產出需要運往別處出售，因此許多城市都位於通航水道邊上也就不足為奇了。
無論就河流和港灣的數量而言，還是就這些河流和港灣是否適合貨物運輸而論，通航水道在世界各地的分佈都是不均勻的。河流的通航性受限於它流經的陸地的形狀。例如，西歐縱橫交錯的河流流淌過廣闊的沿海平原，最終匯入大海，通過海洋連通到世界各國。相比之下，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大部分非洲地區，除了狹窄的沿海平原，海拔都在1,000英尺以上，而且還有很多地區的海拔超過2,000英尺。非洲狹窄的沿海平原往往延伸在陡峭的懸崖間，既阻礙了海上船隻進入非洲內陸，又使得內陸船隻很難到達海岸。
受非洲大陸的地理形態所限，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河流要從1,000英尺或更高的高度，經歷巨大落差，才能最終抵達大海。例如，廣闊的剛果河的源頭在海平面4,700英尺之上，它最終流入大西洋時，總共要下降近1英里。這樣的河流只在有限的區段內適合通航，並且通常只適合尺寸有限的船隻，一年內的通航時間也很短，因為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降雨比較零星，不像西歐地區那樣平均降雨。在乾旱季節裡，即使是尼日河這樣的非洲主要河流，某些地點的河水深度也不到3英尺，而尼日河的集水區面積甚至超過得克薩斯州。然而，雨季的尼日河則是「一個20英里寬的移動湖泊」。
雖然相較密西西比河、長江、萊茵河以及世界上許多其他偉大商業航道，剛果河流入大海的水量更大，然而剛果河的入海落差超過數千英尺，其間還有疾流險川、大小瀑布，所以剛果河上的貨物運輸量遠不如其他河流。來自大西洋的船隻，只能進入離剛果河較近的內陸地區，之後就會被大瀑布阻擋。就交通運輸的經濟價值而言，河流的長度或其水量都發揮不了決定作用。
和其他非洲河流一樣，剛果河便利了一定距離的地方交通，但由於缺乏長距離的strong連貫/strong適航水路，非洲廣袤的內陸地區無法通過水路和公海同國際貿易連通。這些大大小小的瀑布也制約了非洲大陸內部不同群落間的連通程度，河流被阻隔，瀑布決定了船隻能夠航行的距離。
有些時候，也可以在瀑布前把獨木舟上的貨物卸下來，繞過瀑布後再繼續下一段航程。但是這種做法不僅限制了船隻的大小，也制約了能夠裝載的貨物量，還增加了使用獨木舟運貨的時間和人力成本。最終，只有運輸體量小且貴重的貨物時使用這一運輸方式才是經濟上可行的。相比之下，世界其他地區的河流在平原地區綿延數百英里，即使是體積和重量較大、價值相對較低的大型貨物——如木頭、小麥或煤炭——通過船舶運輸也仍然具有經濟可行性。
類似地，世界上有些地區擁有的港灣也比其他地方少。雖然非洲的面積是歐洲的兩倍多，但是非洲的海岸線比歐洲海岸線短。因為歐洲的海岸線更曲折，形成了更多適合船隻停靠的港灣，讓船隻能夠躲避洶湧的海水。
此外，歐洲的許多港灣是深水港，這意味著大型遠洋船隻可以緊鄰陸地停靠，例如斯德哥爾摩或摩納哥的港灣，而在許多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沿岸水深很淺，大型船隻必須在近海岸下錨，並將貨物解除安裝到較小的、可以在淺水區航行的船隻上。這是一個高成本過程，人們常常因為高昂的費用而放棄使用這一辦法。幾個世紀以來，歐洲和亞洲之間貨船，通常會繞行非洲，不做停留。
即使在歐洲內部，東歐的河流和港灣也與西歐的不同。來自大西洋的墨西哥灣暖流給西歐帶來了溫暖，使西歐的河流和港灣在冬季的結凍期比東歐的短，凍結頻率也較低。即使是同時流經東歐和西歐的河流，在西歐經常流入公海，讓船舶能夠航行至世界各大洲，而在東歐則往往流入湖泊或內海，有些還會流入北冰洋，北冰洋常年被冰雪覆蓋，遠離世界其他地區。
例如，西歐的萊茵河，從瑞士向北流經德國、法國和荷蘭，最終流入北海——廣闊無垠的大西洋的一部分。但是，多瑙河向東南匯流，經過東歐注入遠離大西洋的內海——黑海，要從黑海到大西洋，然後去世界上其他地方，只有穿過整個地中海，一直向西航行。從經濟角度來看，要實現海外貿易的目的，東歐和西歐的河流所起的作用顯然是不對等的，不管多瑙河對流經的歐洲地區具有多大的商業價值。
而且，相較北方的河流，從南歐流入地中海的河流所產生的經濟價值也較小。一位傑出的地理學家曾指出：「流入阿爾卑斯山北部地區的河流，相較注入地中海盆地的河流，具有無可比擬的價值。前一類河流，流動更有規律，水深更深，在這些河流中航行很少會受到低水位或凍冰的阻礙。」他還談及歐洲的航道：
只有在歐洲南部，才很少需要河流導航。當然也有例外，如波河和瓜達爾基維爾河，但是大多數地中海的河流，在冬季會爆發洪流，在夏季則會乾涸。
考慮到河流的深度，還有更多與經濟相關的不均衡現象。雖然尼羅河是世界上最長的河流，但是它的深度不足以支撐羅馬帝國時期最大的船隻通航，更不用說現代的航空母艦和其他大型船隻了。然而，航母可以沿哈德遜河航行，直接停靠在曼哈頓市中心的碼頭。安哥拉的一些河流只適合通航吃水8英尺以下的船隻通行。在乾燥的季節，即使是尼日河這樣的西非主要河流，通航船隻載重量也不能超過12噸。相比之下，重達10,000噸的船舶可沿中國長江上行數百里之遙，而更小一些的船隻還可繼續千里航程。
中國有一個「由長江及其支流編織而成的巨大適航水道網路，這在世界上都是獨一無二的」，並且在中國「曲折的海岸線」上佈滿了港灣。這些適航水道促使中國成為一個完整的國家並不斷髮展，在過去幾千年中它都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
日本河流的流域面積較小，且更陡峭，於是河流入海時落差更大，通航效能也較差。數個世紀以來，日本一直都是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直到19世紀後半葉，通過引入歐洲和美國的先進技術，它才開啟了現代化程式。1886年，日本的人均購買力僅為英國的1/40，但是到1898年，它已經上升英國到1/6。到20世紀，日本已經躋身世界上技術最先進、經濟最發達的國家行列。
日本缺乏地理優勢——自然資源以及遍佈廣闊平原的通航河流網，而正是這些地理優勢，先是使中國，後是使西歐國家，在各自的代表時代成為世界上技術最先進、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在缺乏這些地理優勢的情況下，日本很難有機會開創劃時代的先進技術，而正是這些技術推動了早期中國以及之後的西歐國家，走向引領文明的程式。但是在引進起源於其他地方的工業革命的成果，掌握其中的要求並利用相關機遇方面，日本人具有很強的能力，所以日本最終成為技術上與西方比肩的強國，並超越了舊中國，若干世紀後，舊中國最終失去了它的技術領先地位和社會活力。
西歐成為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區之一，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仍然是城市化程度最低的地區，考慮到城市對水路的依賴，這一點也就不足為奇了。在中世紀，中國擁有比歐洲大得多的城市。以人口以及人口的知識、技能和經驗——也就是人力資本——為標準而言，城市化的意義在於，使得中國人以及之後的西歐人，相較巴爾幹人或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更有機會發展城市工業、商業和金融技能，而且帶來的影響範圍更廣，也使交流更密切。幾個世紀以來，世界各地的城市在許多領域取得成就和進步，遠遠超過散佈在內陸地區、相同數量的人口帶來的成就。
適航水道由於較低的運輸成本，除了產生直接的經濟效益，還具有其他價值，比如由於接觸到更大範圍的文化環境，人力資本也得到了提高，這種文化環境包含世界各國的產品、技術和思想。相較國際貿易帶來的直接經濟利益，這種與更廣泛的文化世界的接觸，經濟效益可能更高。
除了作為運輸要道，航道也可以供應維持人類和動物生存必需的飲用水，以及乾旱地區作物生長所需的灌溉水。航道還可直接供應食物，比如魚類和其他水生生物。航道扮演的這些角色，在不同的地點和時間各不相同。
世界各地的水域中含有的魚類和其他海洋生物數量並不一樣，因此某些地方的捕魚業比其他地方更繁榮。例如，大多數地中海國家的捕魚量都要大大小於北美或歐洲大西洋海岸地區。西歐大陸架不斷延伸到大西洋中，為豐富的海洋生物營造了更有利的環境，而地中海則缺乏這樣的大陸架。簡而言之，和土地一樣，世界各地的水域各有不同，並且差異表現在很多不同的方面，從而給實現相同的經濟產出又增加了不可能因素。
山地
山地和水道一樣，對人類的生活有著直接的經濟影響，也間接影響人類的發展。但是，與水道不同的是，山地的這些直接和間接影響往往對生活在這些山地的人來說是不利的。正如法國著名歷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指出的：「山地的生活一直都落後於平原。」
生活在山地的人，在經濟和文化上都要落後于山下的同代人，這種模式普遍見於美國的阿巴拉契亞山脈、摩洛哥的裡夫山脈以及希臘的品都斯山脈。過去，這種對照也曾見於錫蘭殖民地高地地區的人與山下的同種族人之間，以及蘇格蘭高地人和蘇格蘭低地人之間。此外，即使雙方都已經移民到澳大利亞或美國，蘇格蘭高地人和蘇格蘭低地人在經濟和文化上的差距仍然存在——低地人在經濟上普遍更成功，並在祖國和移居國都保持著更緊密的社會聯絡。幾個世紀以來演化形成的文化差異，不會隨著人們從一個環境遷移到另一個環境，或者周圍的環境發生變化就在一夜之間消失。
在現代交通運輸和通訊技術出現以前，山地社群往往特別孤立，缺乏與低地社群的交流，也缺乏與其他山地的交流。雖然山地社群並沒有與整個外部世界隔絕，低地文化到達高地的時間往往也會延遲很久。因此，居住在希臘品都斯山脈的人，在低地人講了幾百年希臘語後，仍在說弗拉其語，而蘇格蘭高地人在蘇格蘭低地人開始講英語後，仍在用蓋爾語交流。生活在摩洛哥里夫山地區的人，在山下人成為穆斯林若干世紀之後，才將伊斯蘭教作為他們的宗教。
同樣地，科技、經濟和其他方面的發展成就，也總是在低地傳播很久之後才抵達山地地區，因此山區人一直以來都給外人留下貧窮和落後的印象，不論是在喜馬拉雅山脈、阿巴拉契亞山脈、阿爾巴尼亞山脈，還是摩洛哥或世界其他地方。
過去，希臘品都斯山脈村莊中的人口往往在1,000人左右，但是近來這些村莊的平均常住人口通常都不足200人。20世紀90年代，弗拉其語在這些山區還未完全絕跡，那時講這種語言的通常都是老年人，年輕一代接受的是希臘語的教育，並認同自己是希臘人。在這些山區，有些村莊出行非常不便，因為通勤方式受限於騾子或步行，不能使用輪式車輛，還有一些村莊只可能通過徒步攀爬到達。品都斯山脈的許多村莊還不時受積雪或山體滑坡的阻隔，斷絕了與外面世界的聯絡。
如此嚴重的地域限制並非品都斯山脈獨有。類似的環境也存在於世界上其他山區。但是，正如一份山地研究報告指出的：「在較溫和的環境中，如歐洲西北部和北美東部，從未存在過這種嚴格的限制。」相較生活在這些「較溫和的環境」中的人，生活在偏遠山地地區的人無法獲得同等的經濟繁榮或自我發展機會。即使山地居民移居到較有前途的地區，往往也不會帶來多大的改觀，因為他們缺乏技能，有時語言也不通，難以融入低海拔地區的生活。
然而，並非只有生活在山地的人，才會受到地理隔離或經濟、文化阻隔的困擾。在遠離大陸的孤島，也可以看到類似的影響。例如，當西班牙人於15世紀發現加那利群島時，那裡的高加索人仍舊生活在石器時代。
山地往往帶來陸地「孤島」，某個山谷的人多不與其他山谷的人交流，也許它們之間的直線距離不遠，但受困於崎嶇山路而難以通達。沙漠、叢林、裂谷等地理障礙，同樣可以製造陸地上的「孤島」，那裡的人與世界其他地方的進步相隔絕，由於無法學習其他地方的先進做法，也就享受不到這種進步帶來的經濟利益以及自我發展、社會進步的機會。
居住在山地的人因為貧困，往往讓孩子很早就棄學從事勞作，剝奪了孩子接受教育這一能夠部分地打破他們與世界其他地方物理隔離的機會。直到19世紀和20世紀初，地中海地區的許多山地社群的人，仍然有很多不識字。因此，偏遠山地社群除了有諸多直接的障礙，比如運輸成本居高不下，以及在偏遠且人口稀少的社群建設供水系統、汙水處理系統、電氣系統、鐵路和公路成本高昂，還要加上在人力資本上的低投入。
山地發揮著重要的經濟作用，不僅對生活在山地的人如此，還間接影響在山地周圍生活的人。例如，山坡上的積雪融化後流入河流、小溪和湖泊，於是這些水道就能夠不用完全依賴降雨。在沒有山脈的地區，比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水道則完全仰仗降雨，而這種降雨本身在熱帶非洲就非常不可靠，河流和小溪會在下一個雨季到來前，連續數月縮水甚至乾涸。
雖然山地經常使生活在其中的人陷入貧困和落後，但這些山地往往同時給山下的人帶來繁榮，因為若不是來自山地的供水，山下地區將經受乾旱之苦。西班牙內華達山脈以及土耳其托羅斯山脈都為山下地區提供了豐富的水源，促進了灌溉農業的繁榮，否則在這些地區發展農業，單靠降雨是遠遠不夠的。這些水源既包括融化的冰雪，還匯聚了廣大山地中的雨水，水滴聚攏起來，順著山坡而下，匯成小溪，成為河流，在山下的農田水利等事業中找到用武之地。
牲畜
雖然西半球的地理條件，如土地、氣候和水道等，與歐洲相似，但是在歐洲人到來之前，美洲土著居民都處於完全不同的經濟環境中。當歐洲人到達時，整個西半球都缺少馬、牛和其他大型役畜。
如果沒有馬，歐洲數個世紀以來的經濟生活方式將不可能存在。在歐洲人橫跨大西洋，把馬帶到美洲大陸之前，西半球也不可能實現歐洲式生活。交通方式受到嚴重製約，意味著幾千年來西半球的文化空間，要小於歐洲、亞洲或北非地區。亞洲的先進技術，如中國的火藥或印度發明的所謂阿拉伯數字，能夠跨越數千公里到達歐洲。但是，生活在北美東海岸的土著居民，甚至不知道西海岸土著人的存在，更無法掌握不同文化所孕育的知識和技能。
大型遠洋船舶促進了歐洲人和亞洲人之間的貨物貿易以及知識交流。但是，若沒有大型役畜，就無法在廣袤的內陸與貨船之間進行貨物的往來運輸，給大型貨船裝卸貨物也就不具有經濟上的可行性了。因此，西半球的水上運輸只能通過獨木舟等較小的船隻，在前哥倫布時代，這些船隻的經濟可達範圍和貨物承載能力根本無法與歐洲的輪船相比，也比不上當時中國的船舶。
當來自歐洲的侵略者接觸到西半球的土著居民時，也是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空間的種族間的碰撞。首先，歐洲人總結了幾個世紀以來從亞洲、中東和北非傳播而來的資訊和技術，具備了跨越大西洋航行的能力。利用羅馬人的字母、中國人發明的紙張，西歐人得以儲存自己的知識。用起源於印度的計數系統，他們得以在海上航行時進行導航計算，當他們抵達時，又用亞洲發明的火藥，在武裝衝突中取得勝利。
當英國遭遇易洛魁人，西班牙人遇到印加人時，都絕不僅僅是不同文化本身的發展程度的衝突。易洛魁人不瞭解印加人或瑪雅人的存在，更不用說吸取印加或瑪雅文化的精髓推動自身進步了。
在歐洲人到來之前，澳大利亞同樣也沒有大型役畜。在這塊土地上，既沒有奶牛、山羊等家畜，也不進行牛羊放牧。這片廣袤的大陸島，孤立於南太平洋中，大部分土地都是沙漠，人煙稀少，無怪乎長期以來澳大利亞土著居民都被視為世界上最落後的族群。在澳大利亞乾旱的內陸地區，降雨模式與熱帶非洲地區一樣令人捉摸不定。美國國家地理學會發表的一份報告曾描述道：「持續數年沒有降雨之後，又迎來夏季大洪水。」這樣的地理環境顯然不適合農業，甚至大多數自然生長的植被也無法在此存活。
澳大利亞大部分土壤的肥力都較低。然而，澳大利亞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並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鈦鐵礦出口國。但是，一直到英國人到來後，應用了現代科學技術，這些鈦鐵礦和其他礦產品才成為有價值的自然資源。在那之前這些資源對當地土著人並沒有多少價值。
澳大利亞沿海地帶擁有較好的土地和氣候條件，也是如今大多數澳大利亞人生活的地方。但是，即使在沿海地帶，也只有在英國人移民到澳大利亞，帶去西方的技術之後，農業和畜牧業才被引入，取代原住民的狩獵社會形態。澳大利亞的情況與其他地方一樣，歐洲人闖進來，並裹脅著從更廣大文化空間中得來的知識和技能。地理本身就足以阻礙土著人獲得同等的經濟或其他發展機會。
位置
除了某個位置的某種地理特徵之外，位置本身也可以影響整個民族和國家的命運。
「俄羅斯的河流南北流淌，大部分交通運輸東西走向」，這樣簡單的事實意味著這些河流作為交通運輸動脈的經濟價值受到極大的削弱。地理位置上的差異意味著氣候的不同，而氣候會影響特定水道是否容易在冬季凍結，最終將影響貨物運輸。在俄羅斯南部，「水道有九個月的暢通期；而在北方，則只有六個星期」。大部分俄羅斯的河流都會匯入北冰洋。
雖然從運輸貨物的角度來看，伏爾加河是對俄羅斯經濟最重要的河流，但還有兩條俄羅斯河流，它們的水量都是伏爾加河的兩倍還多。但是伏爾加河的位置恰好接近人口、工業和農田的中心，其他河流則遠離人口。地理位置決定的不僅是一條河流、一座山或其他地貌的物理特徵。
農業作為一種創新成果，在人類歷史上極大地改變了人類生活，在古代農業從中東地區傳播到歐洲，因此恰巧處於地中海東部，更靠近中東的歐洲人最先接觸到了這一劃時代的進步成果，於是相較生活在歐洲北部的歐洲人，他們提前數個世紀結束了狩獵時代。為一定數量的人口供應食物，農業所需的土地數量相對於狩獵減少了，這就使城市的建立成為可能。
城市在古希臘很常見，但在北歐和世界其他許多地方則很少見。從這些古希臘城市走出了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其他眾多傑出人物，他們幫助奠定了西方思想和文明的知識基礎。在古希臘人創造哲學、文學、幾何和建築學時，其他歐洲人在文化和科技方面則被遠遠地甩在了身後，他們的差距要遠大於他們之間的地理位置距離。關於歐洲演化的一份學術研究報告提出，西元前5世紀，「在波羅的海、斯堪的納維亞地區，以及不列顛群島沿岸，石器時代的人開始學習原始農業」。在更遠的北方，「仍盛行遊牧文化，而南部歐洲早在10,000年前就已結束了游牧狀態」。
在那之後，西歐人受惠於羅馬文明，而歐洲其他地方的人則無緣於此。例如，羅馬字母使得西歐語言發展出書寫系統，而歐洲東部的語言要在幾個世紀之後才能書寫。世界其他地方也一樣，恰好位於某個先進文明（如古代中國）附近，可以使一些民族或國家比沒有這種優越位置的民族或國家獲得更大的進步。因此，韓國人和日本人能夠將漢字融入他們自己的語言，比遠離中國的其他亞洲地區更早地具備讀寫能力。顯然，讀寫能力能夠開啟通往經濟繁榮、社會發達的通道，而仍處於文盲狀態的人不可能實現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在正確的時間，恰好處於正確的位置，整個民族的經濟命運將會大為改觀。此外，所謂正確的位置，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也各不相同。在許多個世紀之後，北歐人最終在經濟和技術上超過南歐人，而古代中國在遠遠領先日本數個世紀之後，也被後者超越。不論古代還是近代，人與人之間或國與國之間的經濟不平等越來越普遍，只是這些不平等的特定模式隨著時代的變遷不斷變化。
文化
人類被劃分成不同的國家、種族和其他類別，要解釋為什麼他們不可能具有相同的直接經濟收益或開發人力資本的機會，地理只是原因之一。文化是另一個原因。受上天眷顧擁有宜人氣候、水域和其他自然優勢的地區，仍有可能陷入貧困，因為在那裡生活的人具有的文化可能會阻礙自然資源的開發。有時所謂的「與自然和諧相處」，也被稱為躺在金山上受窮。來自其他文化的人，則往往會在移居到這種地理環境後，開發資源並繁榮發展起來。
崇尚法治而不是強調領袖專制權力的文化，日益被公認為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同樣有助於經濟發展的，還有在理論和實踐中都高度重視誠信的文化。對國家誠信度排名的全球研究不斷表明，最腐敗的國家幾乎無一例外地排在最貧窮國家之列，即使這些國家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也會由於普遍存在的腐敗，加大在這些國家進行大筆投資的風險，而開發自然資源所需的投資往往相當驚人。
對待工作的文化態度也會影響經濟發展，即使在歐洲文明內部，對待工作的態度也相差很大，都鐸王朝時期英國精英階層的態度，與同時代歐洲大陸國家精英們的態度就有很大區別：
都鐸王朝紳士的小兒子是不允許在莊園裡遊手好閒的，雖然歐洲大陸的貴族們看不起勞作而坐吃山空。他必須離開家族，通過貿易或法律賺錢。
有時經濟進步取決於特定文化中的人是在尋求進步，還是滿足於按照陳規俗律做事。這兩類人口的比例在不同社會之間，以及在同一社會的不同區域間都存在差異，也就造成國家之間以及地區之間的經濟差異。以美國為例，美國內戰前，南方地區往往不如美國其他地區發展得快：
南方農業技術的進展很緩慢，甚至可以忽略不計。即使是犁這樣的初級工具，也只在一些零星地區得到緩慢應用；遲至1856年，南卡羅來納州的許多小農場主仍在使用原始的殖民地時期的鋤頭。從1820年到美國內戰這段時間內，軋棉機、清花廠或打包機領域幾乎沒取得什麼進展。
軋棉機對於南北戰爭前的南方來說，是一種重要的經濟要素，但它卻是由北方人發明的。當它剛被髮明時，1851年全美國所有專利中只有8%歸屬南方各州居民，而南方白人的人口占到美國白人的三分之一左右。即使農業是美國南方地區的主要經濟活動，但62項農機具專利中只有9項歸屬南方。習慣和態度上的不同造成人力資本的差異，而這可能意味著經濟產出的差距。在美國南北戰爭期間，雖然南方在棉花種植方面幾乎實現了壟斷，但北方生產的紡織品卻是南方的14倍，在其他方面，北方生產的鐵是南方的15倍，商船噸位是南方的25倍，生產的槍支則是南方的32倍。
擁有較大文化空間的好處並不僅限於能夠接觸到來自其他文化的產品、技術或思想。不斷觀察其他社會中的不同行事方法，並且有些情況下還會看到由此產生的更好結果，這不僅會促使人們引入某些外國產品、技術和思想，還會打破普通人的做事慣性，正是這種慣性使個人和社會總是用相同的老舊方式做事。換句話說，由於不斷看到其他人怎樣用不同的方式做事，某個特定文化會發展出strong它自己的全新做事方式/strong。相反，與外部世界隔絕的社會，則很少受到刺激去重新思考傳統方式。
人力資本
物質財富可能非常顯眼，而人力資本雖然隱藏在人們的頭腦中看不見，卻往往對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的長期繁榮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約翰·斯圖亞特·穆勒曾解釋為什麼有些國家能夠以驚人的速度從戰爭的物質傷害中恢復過來：「敵人摧毀的，也可能被居民自己破壞掉。」後者是通過正常的消費過程，並同時進行了補充。鑑於資本裝置的磨損，不斷再生產出新裝置同樣是必需的。戰爭沒有摧毀的是人力資本，而正是人力資本首先創造了物質資本。
雖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轟炸和大規模破壞性地面戰鬥造成了巨大物質破壞，戰後西歐經濟仍然快速復甦。美國按照馬歇爾計劃施與的援助常常被視為復甦的原因，但後來得到外國援助的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卻沒有產生如此顯著的經濟增長。
不同之處在於，工業化的西歐國家在戰爭開始之前，就已經發展出了能夠建立現代工業社會的人力資本，但是第三世界國家還沒有開發出相應的人力資本，沒有這種人力資本，外國援助捐贈的物質資本通常並無用武之地。馬歇爾計劃推動了西歐向和平時期經濟復甦的過渡，但是對於原本並不具有相應的人力資本的地方，外國援助無法產生必要規模的人力資本。
同樣，徵收物質資本對於徵收者來說，也無法帶來任何重大或持久的助益——無論是第三世界國家政府沒收（「國有化」）外國投資，或城市暴徒搶劫社群商店。他們無法徵收創造實物的人力資本。無論官吏或暴民的搶奪給人們帶來了多麼嚴重的損失，實物的使用壽命是有限的。若沒有能夠創造替代品的人力資本，強盜在未來並不會比被搶劫者過得好。
人力資本也常常被用來解釋如下事實，許多最貧窮的社群位於熱帶地區，而眾多最繁榮的國度則處於溫帶地區。然而，許多溫帶地區的人移居到熱帶地區後，通常也會取得比原住民更大的成功，如中國人在馬來西亞，黎巴嫩人在西非。這與其他情況一樣，特定的地理環境會同時產生直接和間接的影響——既提供客觀的機會，又促進或限制把握這些機會的人力資本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