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業是世界上國際化程度最高的行業，因為其產品，也即貨幣，比其他任何產品更具流動性，應用範圍更廣。
——邁克爾·曼德爾鮑姆（michaelmandelbaum）
國際財富轉移有多種方式。一個國家的個人和企業可以直接投資另一個國家的工商企業。例如，2012年，美國人在其他國家的直接投資額達到3,290億美元，而外國人在美國的直接投資則為1,680億美元，美國獲得的外國投資，以及美國向他國的投資都大於其他國家。一國國民也可以把錢存入別國銀行，銀行又可以把這些錢借貸給個人和企業，這就是間接地對外投資。另一種方式是購買外國政府發行的債券。美國政府公開發行的債券，46%由其他國家的人持有。
除了各種投資，居住在國外的人也會匯款給原籍國的家庭成員。2012年，全世界2.5億移民匯回了4,100億美元。2011年，墨西哥的一項調查發現，該國1.12億人口中，有1/5的人從居住在美國的家庭成員那裡收到總量接近230億美元的匯款。這既不是新現象，也不只出現在墨西哥。2011年，印度移民向印度國內寄回了640億美元，而世界各地的中國移民，則向中國寄回了620億美元。大筆錢被寄回貧窮的祖國，也隨之產生了重大的經濟影響。據《華爾街日報》報道：
根據世界銀行的研究，從國外寄回的錢大約佔瓜地馬拉最貧窮家庭收入的60%，而這些來自國外的錢，也使烏干達的貧窮人口減少了11%，使孟加拉國的貧窮人口減少了6%。
從國外寄回黎巴嫩的錢，相當於該國國內生產總值的22%。給摩爾多瓦的僑匯佔該國國內生產總值的23%，這一比例在塔吉克是35%。長期以來，對於貧窮國家的窮人來說，國際匯款一直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早在19世紀40年代，美國的愛爾蘭移民匯回給他們在愛爾蘭的家庭成員的匯款，不僅使許多家庭成員度過了饑荒，還幫助許多人移民到了美國。
其他形式的財富國際轉移就沒有這麼友好了。在過去的幾個世紀裡，帝國主義列強從他們侵略的國家轉移了大量財富。亞歷山大大帝征服波斯後，洗劫了波斯的珍寶。西班牙從它征服的西半球土著居民那裡掠奪了巨量的黃金和白銀，並強迫土著居民開採更多金銀。愷撒大帝作為眾多羅馬征服者之一，曾在羅馬城裡舉行勝利遊行，展示從海外帶回來的財富和奴隸。近代以來，富裕國家和國際機構常常以「外援」的名義，將部分財富轉移到較貧窮的國家。
這些都不是複雜的道理，只要我們銘記大法官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的告誡：「思考事實，而不是語句。」就國際貿易和財富的國際轉移而言，事實很簡單，而語句往往並不可靠且容易讓人誤解。
國際投資
理論上，投資會從資本充裕的地方，流向資本短缺的地方，就像水往低處流一樣。在理想化的世界裡，富裕國家會將大量資本投入貧窮國家，因為貧窮國家的資本更稀缺，因而回報率也更高。然而，在我們生活的這個高度不完美的世界中，這並不是常有的事。舉例來說，2012年，國際銀行貸款總額約為21萬億美元，貧窮國家只獲得了約2.5萬億美元，strong不到總數的12%/strong；國際投資證券總額約6萬億美元，只有不到4,000億美元流向貧窮國家，比例還不到7%。可見，富裕國家往往會投資於其他富裕國家。
出現這樣的情況是有原因的，正如為什麼一些國家富裕而另一些國家貧窮有其根源一樣。不論是向哪個國家投資，最大的風險是不能收回投資。投資者對不穩定的政府很警惕，因為政府人員或政策的改變可能會改變投資決策所依據的條件，最壞的後果是被政府沒收，即政治上所謂的「國有化」。普遍腐敗是阻礙投資的另一個因素，正如它會阻礙普遍的經濟活動一樣。在國際腐敗指數中排名較高的國家，如奈及利亞或俄羅斯，能夠吸引的國際投資規模無法與它們擁有的自然資源或其他經濟潛力相匹配。相反，腐敗指數較低的國家都是富裕國家，大部分是歐洲國家，以及歐洲分支國家，再加上日本和新加坡。正如第18章指出的，一個國家的誠信程度具有重要的經濟影響。
據《經濟學人》報道，除了沒收和腐敗外，許多貧窮國家還「不允許資本自由進出」。資本無法輕易撤出的地方，一開始就不容易進入。當中國香港還是英國殖民地的時候，最初也非常貧窮，後來卻發展成為一個工業發達的地區，並且曾一度擁有很大份額的國際貿易量，甚至超過印度這樣的大經濟體。它擁有低稅率，允許資本最自由地流動，與世界各地進行廣泛的貿易，因此資本的大量流入帶動了香港經濟的發展。
同樣，雖然如今的印度仍然是個很貧窮的國家，但是自從印度政府放鬆對經濟的管制，大量的投資湧入印度，尤其是班加羅爾地區，擁有大量計算機軟體工程師，已經吸引了來自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矽谷的投資者，一個新矽谷正在印度崛起。
財富在國際轉移的基本原理簡單明瞭，文字和會計規則卻使它看起來非常複雜。如果美國人購買的日本產品多於日本人購買的美國產品，那麼日本人就會得到美元，來抵消這一差額。日本人不會像對待紀念品那樣收藏這些美元，他們往往會將這筆錢再投資於美國經濟。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錢永遠不會離開美國。日本人會購買投資品，如洛克菲勒中心，而不是購買消費品。如果日本人不使用這些美元，那麼對他們而言就毫無價值。
從總量上來看，國際貿易必定會達到平衡。國際會計規則把進出口算入「貿易結餘」，但是卻沒有考慮不能移動的物品，如洛克菲勒中心。會計規則和經濟現實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在某些年份，美國最暢銷的車是某款本田或豐田車，但是沒有哪款底特律生產的汽車曾成為日本最暢銷的車。這就使日本的汽車製造商獲得了數十億美元的收入，並且日本在與美國的貿易中也獲得淨餘額。但是，本田與豐田的製造商會怎樣使用這些美國貨幣呢？一種情形就是在美國建廠，僱用成千上萬美國人，在更接近消費者的地方生產汽車，這樣本田和豐田就不必支付橫穿太平洋的運輸成本了。
這些美國僱工薪資優厚，他們在無記名投票選舉中拒絕加入工會。2002年7月29日，第1,000萬輛豐田車在美國出廠。考察strong事實/strong，而不是詞句，也就無須大驚小怪。讓人們擔憂的是語句，以及為了使數字元合這些語言文字的會計規則。
一國的總產出包括商品和服務，如住房、香腸、理髮服務以及外科手術，但是國際貿易結餘只包括轉移的物品。美國經濟體生產的服務比商品多，因此無須驚訝於美國進口的商品比出口的商品多，出口的服務比進口的服務多。美國的知識和技術為世界上其他國家所用，而這些國家當然要為這些服務付費。例如，世界上大多數個人使用微軟公司生產的作業系統。但是，外國人支付給微軟公司和其他美國公司的服務使用費，並沒有計入國際貿易餘額中，因為貿易僅僅包括物品，而不包括服務。
這只不過是一個會計慣例罷了。然而，媒體報道的美國「貿易差額」，好像這個區域性場景就是整體情況，而「赤字」這個充滿感情色彩的詞彙常帶來恐慌。其實，美國往往會從其服務中獲得大量盈餘，而這顯然被貿易差額忽略掉了。例如，2012年，僅僅專利費和執照費就給美國帶來了1,240億美元，而它從提供給其他國家的所有服務中獲得的收入超過了6,280億美元，是埃及或馬來西亞國內生產總值的兩倍還多。
《華爾街日報》這樣評論貿易赤字：
在所有需要擔心的經濟事務中，「貿易赤字」大約排在第75名——除非政治家通過實施新的貿易壁壘或貨幣貶值來對其做出反應。
和許多其他事情一樣，貿易赤字的問題不是赤字的絕對規模，而是赤字與整個經濟相比的相對規模。雖然美國面臨著世界上最嚴重的貿易赤字，但它也擁有世界上最大的經濟規模。2011年，美國的貿易赤字僅佔國內生產總值的5%，還不到土耳其同一指標的一半，僅是馬其頓的四分之一弱。
如果你計算的是由於各種原因而流進或流出某國的所有資金和資源，而不論是將它們用於物品還是服務，那麼你所討論的就不再是「貿易平衡」，而是「收支平衡」。雖然收支平衡不像貿易平衡那樣令人誤解，但仍然無法說明全部問題，與經濟健康也並不必然有所關聯。諷刺的是，20世紀末美國的國際貿易盈餘非常罕見，但其中有一次就出現在1992年的經濟衰退之後。德國定期會出現國際貿易盈餘，但是德國的經濟增長率比同一時期的美國低，失業率更高。奈及利亞也常常出現國際貿易盈餘，但它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
這並不是說具有貿易盈餘或收支盈餘的國家就處於某種經濟劣勢。而是這些數字本身並不必然表明任何一個經濟體是繁榮還是貧窮。
外國投資的資料也可能產生令人誤解的文字表述。根據會計規則，當其他國家的人在美國投資時，美國就會成為這些人的「債務人」，因為這種投資並不是一種饋贈，美國人實際上欠了投資於美國的那筆錢。當世界各國的人都覺得，把錢存入美國銀行或投資於美國企業更安全時，大量的資金就會從外國流向美國。
1980年，外國人在美國的商業投資達到120億美元，並且逐年增長，到1998年，在美國的外國投資規模已經超過了2,000億美元。21世紀初，美國獲得的外國投資額是其他國家的兩倍還多。截至2012年，外國人購買的美國資產比美國人的海外資產多4,000億美元。這一數字超過了許多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這些錢大部分（60%）來自歐洲，9%來自加拿大，兩者加起來，超過了在美國的外國投資的三分之二。富裕國家傾向於投資於其他富裕國家。
從strong事實/strong的角度來看，這並沒有什麼錯。通過在美國創造出更多的財富，這些投資為美國工人創造了更多的工作，也為美國消費者帶來了更多的物品，併為外國投資者帶來了收入。然而，從strong語言/strong的角度來看，美國對外國人的負債增加了。
美國經濟越是繁榮、安全，就有越多的外國人想把他們的錢投資於美國，那麼美國每年的國際收支「赤字」就會越高，積累的國際「債務」也會越多。因此，伴隨著20世紀90年代美國經濟長期繁榮而來的是破紀錄的國際收支赤字和債務水平，這根本不足為奇。美國正是繁榮的所在地，而許多外國人為了參與其間，都希望將資金投入美國。這並不是說，在環境不同的其他國家，情況會同樣如此。
其他一些富裕國家在國外的投資大於外國對它們的投資。例如，法國、英國和日本對其他國家的投資額，比其他國家對它們的投資額要多出數千億美元。成為一個債權國實質上並沒什麼錯，就像成為一個債務國也沒有什麼錯一樣，一切都取決於每個國家所處的特定環境、機會和制約因素。例如，瑞士對其他國家的淨投資，比瑞士的國內生產總值還要大。大量的資金流入瑞士這一國際主要金融中心，如果瑞士人無法在他們這個小國家裡為這些資金找到好的投資機會，那麼他們將這些錢投資到別國是完全理智的做法。
關鍵是，國際貿易赤字和盈餘都不是繁榮或貧窮的必然結果，另外，語句本身也無法說明某個國家的經濟狀況。「債務」這個詞包含了各種各樣的情況，其中一些在實際中可能會帶來問題，另一些則不盡然。每當你將100美元存入一家銀行，這家銀行就多了100美元的債務，因為這筆錢是你的，而他們欠你這筆錢。如果得知保管其畢生積蓄的銀行債務每月都在不斷增長，人們就會變得很恐慌。但是，如果銀行債務的增加，只是由於其他人也將他們的收入存入這家銀行，那麼這種恐慌是完全不必要的。
如果你只是為了購買物品而負債，那麼這筆錢就是你要償還的債務。並且，如果債務超出了你的償還能力，那你就陷入了大麻煩。然而，將數百萬美元存入一家銀行，並不會給銀行帶來麻煩，雖然這意味著該銀行的負債又多了數百萬美元。相反，銀行主管很可能會為得到數百萬美元而高興，因為他們可以發放更多的貸款，賺取更多的利息了。
縱觀美國曆史，大部分時期美國都是債務國，同樣，大部分時期它也享有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促進美國經濟發展，並將美國從一個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強國的因素之一，就是西歐各國，尤其是英國的資本流入。這些鉅額資金使美國能夠開鑿運河、建立工廠、鋪設鐵路，從而將整個國家的經濟緊密聯絡在一起。例如，19世紀90年代，外國投資者擁有巴爾的摩與俄亥俄鐵路公司1/5的股票，紐約中央鐵路公司超過1/3的股票，以及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一半以上的股票。
時至今日，美國跨國公司已經在其他國家擁有了鉅額資產，1986年以來超過四分之一世紀的這段時間內，外國人擁有的美國資產要超過美國人擁有的國外資產。
很明顯，如果外國投資者認為無法收回投資資金及利息紅利，那麼他們可能永遠也不會向美國投資。同樣明顯的是，只有當投資能夠給美國企業家帶來的回報在補償這些利息支付後還能留下利潤，這些美國企業家才會同意支付利息和紅利。這些投資通常大都能夠按計劃進行，並持續幾代人的時間。但是，這也意味著，美國在過去幾代人的時間裡，在名義上一直是一個債務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借錢給歐洲國家，才變成一個債權國。自此之後，美國在不同的時期，擁有不同的身份。但是這些只是賬目明細，並不是美國繁榮或經濟問題的決定性因素。
雖然外國投資在美國特定經濟部門的發展中發揮了重大作用，尤其是在工業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的早期，但是也沒有必要誇大它們的總體重要性，即使是在19世紀也是如此。從整個美國經濟來看，19世紀外國投資佔美國所有資本形式的百分比據估計約為6%。鐵路是個例外，鐵路接受的外國投資佔外國對美國企業股票和債券投資的絕大多數。
外國投資在另一些國家所起的作用，比在美國更重大，雖然美國因自身的經濟規模在絕對量上獲得了更多外國投資。例如，20世紀初，外國投資在澳大利亞經濟中佔1/5，在阿根廷經濟中佔一半。
不論是國內經濟還是國際經濟，都不是一個零和活動，即一些人所得是其他人所失。當投資帶動經濟發展時，所有人都能從中獲益。經濟餡餅如果變大了，那麼每個人從中獲得的份額也就更大。外國資本的大量注入使美國在1913年成為世界領先的工業國家，當時全世界超過1/3的製成品都是由美國生產的。
雖然一些國家害怕外國投資者會帶走他們的大量國民財富，讓當地居民更加貧窮，但是在歷史上，沒有哪個國家被外國投資者帶走的財富，能超過美國。照這種推理，美國應該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然而美國一直是世界上生活水平最高的國家之一。美國之所以繁榮，是因為經濟交易不是一個零和活動，它們會創造財富。
在一些欠發達國家，會計中雖然使用的同樣詞語，尤其是「債務」，但是背後可能有非常不同的經濟現實。例如，當出口無法彌補進口的成本，並且也沒有可出口的高科技技術時，政府可能會從其他國家或國際機構借錢彌補差額。這些才是真正需要關注的債務。但是，鉅額國際貿易赤字或鉅額國際收支赤字本身並不會造成危機，雖然政治或新聞言論常常將它描述成一些引起公眾恐慌的事情。
國際貿易和財富國際轉移有關的錯誤思想背後，潛藏的是零和遊戲這一假設，即只有當一些人受損時，其他人才能受益。例如，一些人宣稱跨國公司的利潤是通過「剝削」第三世界國家的勞動者來獲得的。如果事實真是這樣，那麼就很難解釋，為什麼美國的對外投資絕大多數都流入了工資率很高的富裕國家，而不是工資率只有富裕國家幾十分之一的貧窮國家。
例如，1994年到2002年期間，美國對外國的直接投資中，流向加拿大和歐洲國家的投資，比流向其餘各國的總和還要多。並且，美國在貧窮地區進行的投資，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亞洲貧困地區，只佔美國人在世界各地的對外投資的1%。在這些年間，美國跨國公司為國外提供的大多數就業崗位都在高工資國家。
正如美國的對外投資主要流向富裕國家，美國自身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外來投資接受者之一，雖然美國工人擁有高工資。印度的塔塔集團買下了美國波士頓的麗思卡爾頓酒店以及英國的泰特利茶葉公司（tetleytea），並擁有許多其他國際控股公司，儘管在西方國家，塔塔集團需要支付高於母國印度的工資。
為什麼追求利潤的公司更多地投資於工資更高的富裕工業國家，而不是低工資「血汗工廠」的第三世界？為什麼他們要放棄「剝削」最貧窮工人的黃金機會呢？用來解釋國家間或一國內不同群體間存在的收入差異，剝削可能是一種智力上的捷徑和感情上的滿足，也是政治上的權宜之計，但它不能解釋尋求利潤的企業將它們的絕大多數資金是用於國內投資還是國外投資。此外，即使在貧窮國家，最貧窮的人通常也是與跨國公司接觸最少的人，往往是因為他們遠離港口及其他商業中心。
僅美國的跨國公司就為世界各地超過3,000萬人提供了就業崗位。但是，鑑於其國際投資模式，跨國公司在最需要就業崗位的最貧窮國家所提供的工作相對較少。在某些情況下，跨國公司可能確實會投資於一些第三世界國家，只要當地的低工資足以彌補工人的低生產率，或欠發達的交通運輸系統導致的高運輸成本，抑或在這些國家經營企業必須對政府官員進行的賄賂。
富裕國家的許多改革者或參加抗議運動的大學生等正義之士，可能一直對第三世界國家企業裡的低工資，以及「血汗工廠」中的工作條件感到義憤填膺。然而，如果這些抗議運動成功地促使這些國家的政府提高工資和工作條件，最終將使投資於第三世界國家的跨國公司數量減少，而且第三世界國家獲得的工作崗位也將減少。由於跨國公司支付的工資往往是貧窮國家本地工資的兩倍，這些工作的喪失很可能會使第三世界國家工人的生活變得更加艱難。
匯款與人力資本
在國際投資額已高達數萬億美元的今天，財富國際轉移仍然存在很多其他方式。這些方式主要包括匯款、外國援助，以及具有技術和企業家精神的移民為主的人力資本轉移。
匯款
在外國工作的移民往往會匯錢給他們的家人，用來支撐家人的生活。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世界各地的義大利男性移民以忍受惡劣的工作環境而著稱，他們為了將錢匯回義大利而節衣縮食。19世紀40年代，逃離愛爾蘭饑荒的人穿越大西洋的費用，大多來自已經在美國定居的家庭成員的匯款。此後從東歐移民到美國的猶太移民，也同樣從他們在美國定居的家人那獲得了匯款資助。
整個21世紀，匯款是流入貧窮國家的主要外部資金來源之一。2009年，全世界流入貧窮國家的匯款總額，是外國援助總值的2.5倍。
曾幾何時，生活在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的海外華人，因向中國的家人匯款而聞名。這些國家的政治家和媒體常常宣稱，這些匯款讓中國獲利，使匯出國變得貧窮。實際上，中國人在這些東南亞國家建立了許多企業，有時甚至建立了整個行業。他們匯回中國的資金，只是他們給現在所生活的這個國家創造和增加的財富的一小部分。
同樣的指控也指向了西非的黎巴嫩人，東非的印度人、巴基斯坦人，以及世界各地的其他民族。在這些例子中，最根本的謬誤是忽視了這些人所創造的財富，他們移居的那個國家由於他們的存在而增加了財富而不是減少了財富。有時候對這些民族的敵對行為導致他們離開這些國家，或是遭到驅逐，隨之而來的往往是這些國家的經濟下滑。
移居國外和國外移入
人是最大的財富來源之一。移民能夠建立一整個行業，並改變經濟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