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個特定民族或移民群體建立或主導一整個行業的現象，在歷史上並不少見。19世紀，德國移民在美國建立了先進的啤酒廠，21世紀大多數的知名美國啤酒品牌，仍然是由具有德國血統的人建立的啤酒廠生產的。中國最著名的啤酒品牌之一——青島啤酒，也是由德國人創立的，而澳大利亞、巴西和阿根廷也都有德國人的啤酒廠。胡格諾派教徒逃離法國，將製表技術帶到了英國和瑞士，而在此之前倫敦還製造不出手錶，此後兩國都成為世界領先的製表者。相反，逃離法國迫害的胡格諾派教徒在周邊國家建立了與之競爭的製表企業，法國在這個它曾獨霸的領域面臨著越來越激烈的競爭。
英國以及隨後的美國，它們崛起併成為世界領先的工業化國家，背後就有定居在兩國的移民群體帶來的技術和企業家精神，這些移民常常是為了逃避故國的迫害或貧困。在英國，羊毛、亞麻、棉、絲、紙和玻璃等行業的革命性創新，都是由外國工人和企業家帶來的，而猶太人和倫巴第人則發展了英國的金融制度。作為一個絕大多數人口都是由移民組成的國家，美國有更多的職位和行業是由特定的移民群體建立或主導的。殖民地時期，美國的第一批鋼琴是由德國人制造的——最先在沙皇俄國、英國和法國製造鋼琴的也是德國人。到了21世紀，德國人建立的公司仍在不斷地生產美國最好的鋼琴，如斯坦威。
拉丁美洲國家對移民的依賴程度可能更大，並且尤其依賴來自西班牙和葡萄牙這些征服國之外的移民。著名的法國曆史學家弗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braudel）認為，正是這些移民「造就了現代的巴西、阿根廷和智利」。在某些國家或地區的某個行業中具有一半以上的所有權和控制權的移民，包括西非的黎巴嫩人、奧斯曼帝國的希臘人、巴西的德國人、斐濟的印度人、阿根廷的英國人、俄羅斯的比利時人、馬來西亞的華人等。這種情況也不只發生在過去。美國加利福尼亞州4/5的甜甜圈餅店是由柬埔寨人開辦的。
在整個歷史中，國家經濟因為人口移居海外遭受的損失，與接受移民獲得的利益一樣引人注目。17世紀初，摩里斯科人被驅逐出西班牙後，一位西班牙教士曾發問：「現在誰來為我們製造鞋子？」顯然在摩里斯科人被驅逐strong之前/strong，提出這個問題可能會更好，尤其該教士本人還支援了驅逐決定。一些國家大規模出口人力資源，比如有些國家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移民到有更好機會的其他國家。《經濟學人》曾報道，斐濟、千里達及托巴哥、海地、牙買加以及蓋亞那的高校畢業生，有60%以上都選擇去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成員國生活。在蓋亞那，這一比例為83%。
雖然量化人力資本很困難，但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如此大規模移民海外，代表著國民財富的巨大損失。移居國外的移民給國家帶來重大損失的一個最驚人例子就是納粹德國，反猶太人的政策導致許多猶太科學家逃往美國，正是這些科學家的努力，美國才成為第一個擁有原子彈的國家。導致大批猶太人從法西斯統治的歐洲移居海外的政策，最終使德國的盟友日本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然而，僅僅根據移民積極的貢獻來評價它的經濟影響將產生誤解。移民也會帶來疾病、犯罪、內亂以及恐怖主義。我們也不能將所有移民混為一談。在美國的日本移民，只有2%的人靠領取政府福利救濟金生活；而來自寮國的移民，卻有46%都靠政府救濟，並沒有一種單一的模式適用於所有移民。同樣，來自不同國家的移民給美國或世界其他國家帶來的犯罪率水平以及其他積極或消極影響也具有很大差異。俄羅斯和奈及利亞常被排在世界上最腐敗的國家之列，俄羅斯和奈及利亞移民帶來的犯罪活動在美國也是臭名昭著。
一切都取決於你要討論的是哪部分移民、哪個國家以及哪段歷史。
帝國主義
在人類歷史上，一個國家或民族遭受另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掠奪是很常見的現象。
帝國主義能夠將財富從一國轉移到另一國，但是推行帝國主義還有其他非經濟原因，所以即使佔領國會而在經濟上受損，帝國主義還是會推行下去。軍事領導人可能想得到戰略要地，例如直布羅陀的英國基地或古巴關塔那摩灣的美國基地。19世紀，傳教士呼籲英國政府控制非洲各國，以便在那裡大規模傳教。這種要求往往遭到財政大臣的反對，因為他們明白，英國從這些貧窮國家中獲得的財富，不足以補償在那裡建立和維持殖民政權的成本。
塞西爾·羅德斯（cecilrhodes）這樣的個人，可能會在非洲暴富，但是英國的納稅人承擔的成本要比塞西爾·羅德斯的鉅額財富還要多。一般而言，現代歐洲的帝國主義控制的領土面積比這些領土的經濟重要性更令人印象深刻。歐洲帝國主義在20世紀初達到頂點時，佔世界陸地面積不到2%的西歐國家，在海外控制了佔世界陸地面積40%的領土。然而，大多數主要工業國家的出口和投資，只有很小一部分流向了被其征服的殖民地，而且從殖民地獲得的進口，與這些工業國家自身生產的或從其他工業國家的進口相比較，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即使20世紀初處於鼎盛時期的英國，對美國的投資也比它在亞洲和非洲的投資總和還要多。道理很簡單，投資於富裕國家能夠得到的財富要比投資於貧窮國家更多。基於同樣的原因，20世紀的大部分時期，美國對加拿大的投資要比對亞洲和非洲的投資總和還多。只有當亞洲工業化國家在20世紀後半期走向繁榮之後，它們才將美國投資者從世界其他國家那裡吸引過來。當世界油價在21世紀初暴漲之後，外國投資大量湧入中東產油國。據《華爾街日報》報道：「總體來看，去年（2006年），中東阿拉伯國家得到的國外直接投資達到了190億美元，而2001年時僅為40億美元。」國際投資通常會不斷湧入財富所在之處。
否定殖民地經濟對現代世界的意義，最有力證據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德國和日本在失去了所有殖民地和征服的土地後，重新發展並實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在戰爭爆發前，日本政界普遍認同日本需要建立殖民地，因為日本自然資源稀缺。但是，伴隨著戰敗和毀滅，它的軍事輝煌迷夢被打斷，日本開始從資源國購買所需的自然資源，並由此走向繁榮。
帝國主義給被征服民族帶來了許多苦難。但是，起碼在現代工業世界中，帝國主義很少成為國際財富轉移的主要手段。
雖然有些人認為投資於貧窮國家會使窮國更窮，但是投資者傾向於投資更繁榮的國家，讓自己和富裕國家更富有。馬克思主義的「剝削」概念在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citeimperialism/cite）中被應用於全球範圍，並且在經濟上被等同於早期帝國主義征服者的掠奪行為。然而，遺憾的是，正是在很少或沒有外國投資的欠發達國家，貧窮程度最高。
類似地，相較國際貿易在經濟中扮演著更大角色的窮國，國際貿易佔國內經濟比例較小的貧困國家經濟增長率通常較低。事實上，20世紀90年代的十年間，後者都發生了經濟衰退，而那些更為「全球化」的國家則實現了經濟增長。
貧窮國家中的富人常常投資於富裕國家，這樣就不用擔心政治動亂或投資被沒收，他們的錢會更安全。諷刺的是，貧窮國家也因此幫助更富裕的工業國家變得更加富有。同時，在經濟帝國主義的理論（把國際投資描述為帝國主義掠奪）影響之下，許多貧窮國家的政府還在奉行拒絕外國投資的政策。
然而，到20世紀末期，這種政策帶來的痛苦經濟後果在第三世界已經顯而易見，例如，有些政府（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和印度）開始取消這些政策，以便利用其他國家企業的投資，從貧窮走向繁榮並從中獲得一些好處。
經濟現實最終衝破了意識形態的禁錮，雖然在最終確立基本的經濟事實和原則之前，數代人遭受了不必要的損失。這些國家的市場一旦向外國商品和投資開放，就會迎來商品和投資的大量湧入。富裕國家在貧窮國家的投資，比起它在其他富裕國家的投資，不論看來有多麼微小，在第三世界都非常矚目，因為接受投資的國家本身實在過於貧困。1991年，外國公司在拉丁美洲國家擁有27%的企業，10年後這一比例變為39%。
許多經濟謬論的形成都是由於把經濟活動看作零和競爭，認為一個人所得就是另一個人所失。這種認識又常常是由於忽視了財富是在經濟活動中strong被創造出來/strong的這一事實。如果向外國投資者支付收益使一個國家變得貧窮，那麼美國應該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因為僅2012年外國投資者就從美國拿走了5,430億美元的收入，比埃及和馬來西亞的國內生產總值還要多。這些錢大部分是從外國人在美國擁有的資產中獲得的，美國已經從這些資產創造的財富中獲得了利益，僅僅是將這些外國人創造財富的一部分分給了他們。
剝削理論還有一種變體，聲稱自由的國際貿易加劇了富裕國家和貧窮國家之間的不平等。證據包括從世界銀行得來的統計資料——20個收入最高的國家與20個收入最低的國家之間的收入比，從1960年的23∶1增加到了2000年的36∶1。但是，這些資料產生了嚴重的誤導，因為所謂的最富裕的20個國家與最貧窮的20個國家，在2000年和1960年並不相同。若是比較1960年和2000年strong相同/strong的20個國家的資料，會發現最富裕的國家與最貧窮的國家之間的收入比，從23∶1strong下降/strong到了不足10∶1。擴大國際貿易是貧窮國家擺脫最貧窮的20國之列的一種途徑。
當然，也可以用出口收益來購買外國的技術、機器和專業知識。一個國家越貧窮，意味著為推動國內經濟增長要付出的代價越高。「我們寧肯捱餓，也要出口。」沙皇俄國時期的一位部長曾如此宣稱，當然他自己是不會捱餓的。蘇聯時期雖然不再有這種言論，但採用的理念卻非常相似，當時蘇聯的工業化嚴重依賴出口食物和其他自然資源換取外國進口。多年之後，兩位蘇聯經濟學家這樣寫道：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40%的出口收入來自糧食出口。1931年，全世界的機器和裝置進口，1/3是由蘇聯購買的。在這一時期，蘇聯工廠生產經營使用的所有裝備，80%到85%是從西方國家購買的。
然而，當時蘇聯國營工業的增長被讚揚為共產主義的勝利，雖然實際上體現的是以食物出口為代價進口資本主義技術，而此時蘇聯國內正在縮減糧食消耗。在排斥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政府主導型經濟，是不會允許外國投資的。
外國援助
所謂「外國援助」，就是外國政府以及國際機構轉移給貧窮國家政府的財富。「援助」這個術語有一個strong先驗/strong假設，即這種轉移將會實質上幫助貧窮國家實現經濟發展。在一些情況下，確實如此，但在另一些情況下，外國援助僅僅會讓掌權的政治家通過貪汙獲益，並利用政治策略給幫助他們執政的人讓利。外國援助是給政府的財富轉移，所以與給私人企業的投資有所不同，它鼓勵許多國家重建已經破產的國有企業，或建造宮殿、露天廣場這類用來觀賞而不是用於生產的設施，但是隻有生產設施才能夠提高接受國的物質生活水平。
馬歇爾計劃可能是最著名的外國援助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該計劃將美國的財富轉移給了西歐各國。後來的模仿者也嘗試向第三世界國家提供外國援助，顯然馬歇爾計劃更成功。西歐國家的經濟困境源自戰爭破壞。一旦人們擁有了吃的東西，重建了基礎設施，西歐國家就會恢復曾經擁有的工業化生活方式。事實上，他們是這種生活方式的先驅。
與西歐的情況完全不同，在貧窮的、尚未工業化的國家，我們首先要去建立他們缺少的工業技能。歐洲國家需要重建的是物質資本，而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需要建立的主要是人力資本。後者更難實現，歐洲歷經了幾個世紀才發展出現代經濟所需的大量技術。
雖然外國援助存在許多明顯的缺陷和負面效果，但這絲毫不妨礙它的延續和擴張。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這類外國援助機構，能夠分配大量資金，因此這些機構的官員對貧窮國家的政府能夠產生巨大影響，他們會給接受援助的國家提出建議方案作為接受援助的先決條件而不管這些方案能否獲得成功。總之，沒有經濟底線來約束援助的分配者決定哪些行動、政策、組織或個人，能豁免於市場競爭的淘汰過程。
除了國際機構發放的外國援助，還有政府直接給政府的資金撥款、運送免費食物，以及比金融市場更優惠的貸款，而且這些貸款還可能定期獲得「減免」以及延期，或者用一筆新的更大的貸款的收益償還「延期」。這樣，美國政府給印度政府的貸款，以及英國政府給一些第三世界國家政府的貸款都直接被免除了，它們將這些貸款轉變成了禮物。
有時，富裕國家會接管一整個貧窮社會，並大量給予補助。大量美國援助湧入，以至於密克羅尼西亞人放棄了曾經賴以餬口的經濟活動，如打魚和種植。如果美國人決定終止援助，我們根本無法確定，密克羅尼西亞人的後代是否還會重拾他們曾經普遍擁有的技能和經驗，迴歸自給自足。
給予資助的國家或國際機構會大肆宣傳外國援助的有益結果，批評者則更傾向於四處宣揚失敗的情況，因此，外國援助的淨效應並不能一眼就看出來。已經過世的傑出發展經濟學家、倫敦經濟學院的教授彼得·鮑爾（peterbauer）認為，總體上「官方援助更有可能阻礙，而不是促進經濟發展」。不論你是否接受這一頗具爭議性的結論，更重要的問題是「外國援助」這個詞，不能用於暗示一種事實和分析都無法證明的結果。
另一個預設結果（這一結果事實上可能出現，也可能不出現）的用詞是「發展中國家」，用來指較貧窮的國家，這些國家的發展可能與富裕國家一樣快，也可能比富裕國家慢，在許多情況下，這些國家的經濟實際上已經經歷了多年衰退。
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擁有可用於創造財富的豐富資源，但是由於這樣那樣的原因未能充分利用，而且這些財富往往遠超這些國家曾經得到過的任何外國援助。在很多貧窮國家，許多（如果不是大多數）經濟活動是「在表外」發生的，或者屬於「地下經濟」，因為在獲取經營企業或擁有房屋所需的法律許可的過程中，煩瑣的程式、腐敗以及官僚主義的拖延產生的成本，使得法律認可的經濟活動超出了許多人的經濟能力。於是這些人可能到街頭擺攤、去工廠做工，或者為自己和他人建造房屋，但所有這些經濟活動都沒有得到政府的合法認可。
據《經濟學人》雜誌報道，典型的非洲國家10個人裡只有1個在合法的企業工作，或在擁有合法產權的房子中居住。例如，據估計埃及有470萬棟房屋是非法建造的。秘魯沒有合法產權的房產總額，比秘魯歷史上獲得的外國直接投資總量還要多12倍。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印度、海地，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總之，許多貧窮國家已經創造出了大量的物質財富，但這些財富卻不被法律認可，因此這些財富無法轉化為資金來源，也就無法被銀行、借款者或投資者利用，而在產權制度更完善的國家裡，已有的物質財富可以被用於建立更多企業，而這些企業又能夠進一步創造財富。
在許多貧窮國家，法律瓶頸嚴重製約了經濟，因為它們阻礙了許多已有的企業從創業時的小規模繼續發展壯大，而這些企業彙總起來代表著鉅額的財富。許多大型美國公司剛建立時都是很小的企業，與當今遍佈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初創企業並沒有多大的區別。例如，李維斯服裝、梅西百貨、薩克斯百貨以及布魯明戴爾百貨公司，他們的建立者一開始都只不過是小商販。
這些企業可能靠個人的少量積蓄，或來自家人、朋友的借款而建立，然而它們要最終擴張成為大型公司，通常需要動用許多陌生投資者的資金。但是，能夠讓企業利用投資者資金的產權制度，雖然對美國人來說稀鬆平常，但是對於第三世界國家的普通大眾來說卻難以企及。
不願意向一家小型企業投資的美國銀行，卻可能會以房屋抵押的方式借錢給該企業的所有者，但是房屋必須首先是貸款申請人的合法財產。當企業經營獲得巨大成功之後，其他陌生投資者看到該企業不斷增值的財富，也會願意將錢借給它，或直接進行投資成為持股人。但是這一切都依賴於一個可靠且便利的產權體系，即使在貧窮國家，這種產權所能調動的財富，也要遠多於從其他國家或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機構轉移來的財富。
許多人評判貧窮國家接受了多少幫助，要麼依據捐助國政府向貧窮國家轉移的財富絕對數額，要麼依據政府對政府以外國援助方式轉移的國民收入百分比份額。但是，美國向貧窮國家轉移的財富中，約有90%來自私人慈善捐款、商業投資或定居在美國的第三世界國家移民的匯款等形式。例如，2010年，美國給予第三世界國家的官方發展援助是310億美元，但是美國的個人給這些國家的私人慈善捐款就達到390億美元，而流向第三世界國家的美國私人資本為1,080億美元，從美國向這些國家的匯款為1,000億美元。
通過官方的外國援助來衡量一個國家對貧困國家的捐款的人有時也指出，雖然美國的外國援助規模是世界上最大的，但在美國人的收入中的佔比卻非常小。然而，這忽略了美國通過非政府途徑，轉移給貧窮國家的更大規模的財富。自21世紀以來，從富裕國家轉移給貧窮國家的財富，絕大部分並不是通過所謂的外國援助的方式。
這些數以千億美元的轉移財富，對接受國到底帶來了多大的利益？這個問題更難回答。然而，對於增加受援助國的產出、提高他們普通民眾的生活水平來說，以不同方式轉移的財富所產生的激勵不盡相同，其中官方的外國援助產生的激勵最小。
國際貨幣體系
財富可能會以商品或服務的形式在國家之間轉移，但迄今為止，最龐大的財富轉移是以貨幣形式進行的。正如幣值穩定會促進國內經濟活動一樣，當國家之間的貨幣穩定時，也會促進國際經濟活動。這不僅是某一時刻將美元兌換為日元或歐元的難易程度的問題。更重要的問題是，今天在美國、日本或法國進行的投資，經過十年或更長時間後是否能夠得到回報，並且是以具有同樣購買力的金錢計算的回報。
當匯率出現波動時，參與國際交易的所有人都變成了投機者。就連在墨西哥購買紀念品的美國遊客，也必須在拿到信用卡賬單後，才能知道他們支付了30墨西哥比索的商品要花費多少美元。他們最終花費了多少錢並不確定。不論數百萬美元的投資投向哪個國家，匯率的穩定性都極其重要。而且匯率的穩定性不僅對直接投入資金的人來說很重要，在維持有關國家的貿易和投資流動方面也很重要，因為貿易和投資流動將影響一國人民的物質福利。
金本位時代的崩潰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中走向終結。在金本位時代，各個國家都使本國貨幣等價於一定數量的黃金。例如，你可以隨時從美國政府那裡把1美元兌換成一定量的黃金。無論是美國人還是外國人，都可以將他們的美元兌換成一定量的黃金。因此，任何將其資金投資於美國經濟的外國投資者，都事先知道如果他們的投資計劃實現了能得到多少回報。毫無疑問，正是如此才有了歐洲大量資本湧入美國，並使美國發展成為世界領先的工業國。
貨幣能夠隨時兌換一定量黃金的其他國家，對於國內或國外投資者來說同樣也是更安全的地方。此外，這些國家的貨幣還自動地與美元，以及使用金本位的其他國家的貨幣形成固定的比率。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貨幣學家羅伯特·蒙代爾（robertmundell）指出的：「貨幣只是一定重量黃金的別名而已。」在這一時期，著名的金融家j．p．摩根（j.p.morgan）曾說道：「貨幣不是別的，就是黃金。」由於金本位制國家與其他國家交易時，不會受到匯率波動的威脅，因此降低了在這些國家中買賣或投資的風險。
金本位終結後，各國為國家間的貨幣穩定做出了各種努力。例如，一些國家將貨幣等同於一定數量的美元。歐洲國家也聯合起來，創造了他們自己的國際貨幣——歐元，而日元也成為另一種在國際金融交易中被廣泛接受的穩定貨幣。然而，南美洲各國卻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它們的貨幣價值經歷了大幅波動，年度通貨膨脹率有時達到兩位數甚至三位數。
這些貨幣波動會影響產出、就業等實實在在的事情，當貨幣的價值面臨諸多不確定時，計劃和投資就很難進行，即使這些投資本來應該獲得成功。阿根廷和巴西的經濟問題尤其矚目，這兩個國家都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並且都沒有受到20世紀席捲其他大洲的戰爭破壞。
隨著貨幣電子轉賬業務的發展，任何國家的貨幣可靠性發生變化幾乎都會引起即時反應。任何想要製造通貨膨脹的政府，都明白資金能夠瞬間逃離。這樣的貨幣體系所施行的規則與金本位下的規則完全不同，但是，只有國際貨幣體系在未來的經濟壓力中接受了現實的考驗，我們才能知道它是否同樣有效。
與其他經濟領域相同，我們應該警惕包含情感色彩的詞語，它們帶來的混淆可能比它們澄清的還要多。在討論各國貨幣的相對價值時，人們廣泛使用「強」和「弱」這樣的詞語。當歐洲國家剛開始引入歐元作為一種貨幣單位時，它的價值從1.18美元降到83美分，並被稱為相對於美元「變弱」了。後來，歐元又升值了，在2003年年初達到1.16美元，這時它又被稱為「變強」了。如果我們能理解詞語表示什麼、不表示什麼，那麼詞語就是無害的，但是如果我們將字面意思當作內在含義，就會產生誤導。
「強」貨幣並strong不/strong意味著使用該貨幣的經濟體就一定會從中獲得利益。有時它意味著相反的情況。使用「強」貨幣的國家，出口價格在其他國家的人看來是上升了。因此，一些歐洲公司抱怨歐元在2003年的升值使它們對美國的出口下降了，因為按美元計算的產品價格上漲了，於是購買其產品的美國人變少了。同樣，英鎊變「弱」，則產生了相反的效果。據《商業週刊》雜誌報道：
處於困境中的英國企業，喜歡英鎊貶值。因此，在過去的一年中英鎊對歐元的匯率下降了11%，企業都對此表示了熱烈歡迎……隨著英鎊對歐元轉弱，英國商品在歐洲大陸的競爭力變強了，而歐洲大陸是它們最大的出口市場。而且當來自歐元區的收益被轉換成英鎊時，公司的利潤又增加了。
正如「強」貨幣並不總會帶來好處一樣，它也不總是帶來壞處。在使用歐元的國家中，從美國借錢的企業會發現它們的債務負擔減少了，因此償還美元債務所需的歐元減少了，償債變得更加容易了。當挪威克朗相對瑞典克朗升值時，居住在邊境地區的挪威人，會穿越國境去瑞典購物，在瑞典購買衣服可以節省40%的錢。這裡的關鍵是，「強」貨幣或「弱」貨幣這些詞本身並沒有告訴我們經濟現實，而我們必須直接且具體地考察經濟現實，而不能依賴帶有感情色彩的詞語來判斷。
還應當指出的是，某種貨幣可以同時既升值又貶值。例如，2008年10月到2009年4月的這一段時期，美元相對於瑞典克朗、瑞士法郎都升值了，相對於英鎊和澳元卻貶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