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模經濟
雖然絕對優勢和比較優勢是人們從國際貿易中獲益的主要原因，但它們並不是僅有的原因。有時，某種產品的生產需要對機器裝置及其所需的技術工程進行鉅額投資，還要培養專業化的勞動力；也只有當產出足夠大時，產品最終才能以具有競爭力的低價格銷售出去。這就是第6章討論過的規模經濟。
據估計，汽車要想最有效地節約單位成本，最低產量必須達到每年200,000~400,000輛。在美國這樣幅員遼闊的富裕國家，達到這樣巨大的產量並不是大問題，因為美國國內三大汽車製造商——福特、通用和克萊斯勒，每一家都至少有一種汽車的銷售量超過400,000輛，豐田汽車也能達到這樣的銷售量，而福特f系列皮卡的銷售量更是在800,000輛以上。但是對於人口較少的國家來說，比如澳大利亞，不可能在國內銷售如此多的汽車，也就無法彌補汽車行業高昂的初始投入成本，也無法在價格上與產量巨大的美國或日本汽車競爭。
任何一種汽車在澳大利亞的最大銷售量，都僅達到了實現規模經濟所需數量的一半。儘管澳大利亞的人均汽車擁有量要高於美國，但是美國人口是澳大利亞的12倍以上。
即使是澳大利亞本土製造的汽車，也是由其他國家研發的——豐田和三菱汽車來自日本，福特和通用汽車來自美國。它們實際上就是澳大利亞人制造的日本或美國汽車，這意味著日本和美國公司已經付出了巨大的技術工程、研發以及其他成本。但是澳大利亞市場不足以實現有效的規模經濟，因此澳大利亞無法用低成本從零開始生產本國的汽車，也就無法與市場上的進口汽車進行競爭。
儘管澳大利亞是一個現代化的富裕國家，人均產出也跟英國差不多，比加拿大還高，但是稀少的人口限制了它的總購買力——還不到日本的1/5，只是美國的1/7。
出口讓一些國家實現了只靠國內銷售量不能達到的規模經濟。許多工業企業會將它們的大部分產品銷往國外。例如，喜力啤酒的銷售不必依賴荷蘭本土的小市場，它在170多個國家銷售。諾基亞手機在全世界都有銷售，而不僅限於芬蘭本土。著名的英國雜誌《經濟學人》在美國的銷售量是英國的3倍。豐田、本田以及尼桑汽車的大部分利潤都來自北美市場，而且總體來講，從2006年開始，日本汽車製造商在境外生產的汽車數量超過了本土。很多像韓國這樣的小國家，也都依靠國際貿易，才能生產出遠遠超過本土銷售規模的產品。
總而言之，國際貿易對許多國家實現規模經濟來說都是非常必要的，而規模經濟使它們能夠與世界市場上的相似產品在價格上展開競爭。需要在機器裝置和研發上進行鉅額投資的產品，只有極少數富裕的大國才能達到單獨依靠國內市場，就能彌補所有成本的產出水平。利用國家的絕對或比較優勢，以及國際貿易在世界範圍內的規模經濟創造的高效率，即使是有些國家的國內市場規模不足以吸收大型生產性產業的全部產出，它們也能因此獲益。
和其他情形一樣，我們要理解某種行事方式的益處，也可以先觀察用其他方式行事時會發生什麼。多年來，印度一直鼓勵小企業發展，並對相關的競爭性進口產品設定壁壘。然而，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印度取消了進口限制，徹底改變了一切。正如《遠東經濟評論》指出的：
印度玩具產業的噩夢來自於一種小型塑膠玩具。這種玩具由中國製造，能夠播放流行的印度電影歌曲，售價只需要大約100印度盧比（2美元）。印度的家長們在全印度的市場上搶購它，本地的玩具公司驚呆了。要想跟上這些玩具的生產速度、規模和技術（正是這三個因素使得這些玩具能夠以極低的價格出售），印度公司遠沒有這樣的能力……在玩具生產、鞋子製造等行業中，中國已經發展出巨大的規模經濟，而印度卻人為地限制了生產商的規模。
進口管制給印度玩具製造商帶來的嚴重問題，使得他們在自由貿易中面臨的經濟問題黯然失色。這種管制政策使得這個貧窮國家中的數億人必須支付不必要的虛高價格才能買到大部分商品，僅僅因為國家想要保護小規模生產商免受國內外大生產商的競爭。幸運的是，印度最終在20世紀的最後十年終止了這些實施了數十年的政策。
國際貿易限制
對整個世界和單個國家來說，國際貿易有諸多好處。然而，和所有高經濟效率的行事方式一樣，它會取代低效率的做事方式，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就像汽車的出現使馬車行業遭受了巨大損失，大型連鎖超市導致很多社群小雜貨店倒閉，進口其他國傢俱有比較優勢的產品也會使本國的相關行業在收入和就業上遭受損失。
雖然國際貿易帶來的經濟收益一般來說完全能夠抵消損失，但是在政治上，還是會有人大聲疾呼，要求政府對進口實行各種各樣的限制，避免國外的競爭。許多存在已久的經濟謬論，就來自人們試圖證明國際貿易限制的合理性。儘管亞當·斯密早在兩個多世紀以前就反駁了大部分此類謬論，但是隻要經濟學家仍然存在擔憂，這些謬論在今天的政治中就仍然有生命力，有效力。
例如，有些人認為，富裕國家無法與薪水較低的國家競爭。另一方面，貧窮的國家可能會說，他們要保護本國的「幼稚產業」，避免來自發達工業國家的競爭，直到這些本土產業擁有足夠的經驗和專業技術，能夠平等地與其他國家競爭。所有國家都在抱怨其他國家在進口和出口方面制定了「不公平」的法律。例如，經常聽到的，有些國家為了獲得更大的市場份額，人為地降低價格，在世界市場上「傾銷」商品，從短期來看這些國家會遭受損失，但是當它們取得壟斷地位後，就會提高價格掠奪。
在複雜的現實生活中，很少有一種觀點是百分百正確或百分百錯誤的。但是，大多數關於國際貿易限制的觀點，總是錯誤的。讓我們從高工資謬論開始，逐個予以考察。
高工資謬論
在美國這樣的繁榮國家裡，有一個謬論聽起來似乎很合理，即美國商品無法與貧窮國家低收入工人（一些人的工資只有美國工人的幾十分之一）生產的商品競爭。儘管這一觀點聽起來很合理，但是歷史學和經濟學都否定了它。從歷史來看，高工資國家對低工資國家的出口已經持續了好幾個世紀。從16世紀90年代到18世紀40年代，在這一個半世紀裡，荷蘭一直是國際貿易的領導者，雖然當時荷蘭工人的工資在世界上是最高的。英國是19世紀最大的出口國，而英國的工資水平要比它銷售商品的許多國家（如果不是大多數的話）都要高得多。
相反，印度的工資水平遠遠低於日本、美國這樣的工業化國家，但是多年來，印度一直限制從日本和美國進口汽車和其他產品，因為印度本土生產商無法在價格和質量上與這些進口產品競爭。印度對國際貿易放松管制以後，即使是塔塔這樣的印度領頭工業企業，也不得不擔憂從中國進口的產品，儘管中國工人的工資要比印度工人的高得多：
……塔塔集團專門設立了一個辦公室，為其龐大企業帝國的不同部門提供培訓，應對進口限制取消後可能會出現的影響。基板·穆霍帕德黑（jibanmukhopadhyay）作為塔塔集團主席的經濟顧問，負責執行這一任務。在他辦公桌的抽屜裡，有一條在中國旅遊時購買的絲綢領帶。他曾問公司裡參加wto研討會的管理人員，這條絲綢領帶的價格。「它只需85印度盧比，」他說，「同樣的領帶，在印度要花400印度盧比。」
從經濟學角度來說，高工資理論的一個關鍵錯誤就是，它混淆了工資水平與勞動力成本，也混淆了勞動力成本與總成本。工資水平通過每小時的工作量來衡量，而勞動力成本則通過每單位的產出來衡量。總成本不僅包括勞動力成本，還包括資金、原材料、運輸、製造產品所需的其他東西，以及將製成品運往市場所花的成本。
當富裕國家工人的工資水平是貧窮國家工人的兩倍，每小時產出是窮國工人的三倍時，那麼高工資國家每單位產出的勞動力成本就要低得多。也就是說，富裕國家能夠用更低的成本完成一定量的工作，因為它需要的勞動力更少，即使單個勞動力報酬更高。工資更高的工人可以更有效地進行組織或管理，也可以使用更多、更好的機器裝置來工作，或在具有巨大規模經濟的公司或行業工作。通常，越發達的國家，運輸成本越低，因此將產品運輸到市場的成本就會越低。
為什麼一個國家能夠比另一個國家更富裕？這是有原因的，其中有一條就是更富裕的國家在生產與運輸產品方面更有效率。總而言之，單位時間工資率高，並不意味著單位產出成本也高。它甚至也不意味著每單位產出的勞動成本就高——當然，勞動成本並不是唯一的成本。
一家國際諮詢公司發現，印度現代部門中的普通工人的勞動生產率只是美國普通工人勞動生產率的15%。換句話說，如果你僱用一名普通的印度工人，並且支付相當於美國普通工人1/5的工資，那麼完成既定量工作的成本在印度就要比在美國strong更高/strong。給那些生產率只是美國工人生產率15%的工人，支付相當於美國工人工資的20%，只會增加勞動力成本。
但是這些並不意味著，低工資國家的就業增長不會給高工資國家帶來失業。在那些生產率的差異小於工資率差異的國家，比如印度有很多受過良好訓練、會講英語的計算機程式設計師，美國很多的計算機程式設計工作就會轉移至印度完成。比較優勢的其他形式也意味著，工作會轉移到在某事上具有某些優勢的國家。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整個經濟活動中會出現就業淨損失，就像國內或國際上的其他高效率的形式不意味著經濟中會出現就業淨損失一樣。不管是因為國內競爭還是國際競爭，失業對當事人來說都很現實，但是對國內或國際市場的限制通常會打破就業的淨平衡，因為限制會危及經濟繁榮，也就會影響商品和勞動力的需求。
勞動力成本只是原因之一。資本與管理成本也是很多產品成本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許多情況下，資本成本都超過勞動力成本，特別是在固定成本巨大的行業中，如電力設施公司和鐵路公司，兩者都需要在基礎設施方面投入鉅額資金。繁榮的國家通常資本豐富，在供給和需求作用下，資本成本往往也比貧窮國家更便宜，貧窮國家由於資本稀缺，資本投入往往要求更高的回報率。
沙皇統治下的俄國工業化初期的歷史就說明了資本供給是如何影響資本成本的。19世紀90年代俄國開始大規模工業化時，外國投資者每年的投資回報率是17.5%，直到數年後，投資實在太多，回報率才逐漸下降，到1900年已經降至5%以下。貧窮國家由於資本成本較高，很難與資本成本較低的富裕國家競爭，即使窮國在勞動力成本上具有真正的優勢，但是通常情況下勞動力成本的優勢也並不是真正的優勢。
有時，確實有些行業會受進口產品競爭的不利影響，就像它們也會受到其他更好、更便宜的產品的不利影響一樣，不管這些競爭產品來自國內還是國外。市場上總是會有其他效率更高的產品，迫使公司走向現代化、削減規模，不然就倒閉。然而，當這種情況是因為外國人而發生時，政治上就會把它描述成我們國家與其他國家的對立，實際上，它一直都是國內特殊利益集團與消費者的對立。
保護就業
經歷高失業率的時候，政治家的壓力尤其巨大，他們被寄希望去拯救那些正在遭受損失或失業的行業，他們使用的手段就是限制競爭性產品的進口。這種限制可能帶來悲劇性結果，比如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世界各國都樹立了貿易壁壘，增加了各種貿易限制。結果是1933年全球出口總額只有1929年的1/3。就像自由貿易會同時增加所有國家的經濟福利一樣，貿易限制也會同時降低所有國家的效率，進而導致生活水平降低，它並不能帶來人們期盼的就業增加。
世界各地的這些貿易限制起因於美國在1930年通過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該法案使美國對進口產品的關稅水平達到了歷史新高，其他國家則報復性地對進口的美國產品設定諸多限制。此外，在美國發揮作用的政治壓力同樣在其他國家發揮作用，因為對許多人來說，通過減少進口外國產品來保護本國的就業似乎很合理。結果就是，嚴厲的國際貿易限制被許多國家應用於針對美國之外的其他國家，而不再僅僅針對美國。最終的經濟後果也與預期完全不同。對這一切，經濟學家早有準確預測，他們寫了一份反對增加關稅的公共請願書，並遞交給了國會議員霍利、參議員斯穆特以及總統赫伯特·胡佛。在請願書中，他們寫道：
美國現在正面臨著失業問題。提高關稅的支援者認為調高稅率會增加工作崗位。這是不正確的。我們無法通過限制貿易來增加就業。
這上千名經濟學家包括哈佛、哥倫比亞和芝加哥大學的很多優秀經濟學教授，他們準確地預測到了其他國家會對美國商品實施「報復性」關稅。他們還預測到，「絕大多數」堅決擁護關稅的美國農民都會出現損失，因為其他國家也會限制對美國農產品的進口。所有這些預測都變為了現實：失業更加嚴重，農產品出口直線下降，美國的國際貿易量也普遍下降。
1930年6月份，《斯穆特－霍利關稅法》通過時，美國的失業率是6%，相較1929年12月9%的峰值有所下降。但是一年後，失業率卻達到15%，第二年失業率甚至上升至26%。我們沒有必要把原因全部歸咎於關稅。但是，這些關稅的最終目的，曾是要減少失業率。
在任何時候，保護性關稅或其他進口限制，都會立刻給某一個行業帶來慰藉，它們會從本行業的公司及工會得到政治和財務上的支援。但是，和其他政治利益一樣，它得到的支援是以犧牲其他人的利益為代價，也就是沒有組織、無法引起人們注意，也缺乏話語權的那些人的利益。
20世紀80年代的10年間，美國鋼鐵行業的就業崗位從340,000個下降到125,000個，造成的影響是災難性的，併成為經濟和政治大新聞。它還導致美國製定出臺了各種各樣的法律和規定，以減少鋼鐵進口，使國產鋼鐵免受競爭。不用說，由此造成的鋼鐵供給減少，引起美國境內鋼鐵價格的上升，導致其他以鋼鐵為原料來製造產品的行業——從汽車到油井裝置業——生產成本大幅上漲。
不管是在美國境內，還是在國際市場上，所有這些鋼鐵製品都在與外國製造的相似產品的競爭中處於劣勢。據估計，鋼鐵高關稅給鋼鐵公司創造了2.4億美元的額外收益，並保留住了鋼鐵行業中的5,000個工作崗位。與此同時，鋼鐵高關稅人為地提高了鋼鐵的價格，導致以鋼鐵為原料的其他行業遭受的損失，據估計達到約6億美元，減少的工作崗位有26,000個。換句話說，限制鋼鐵進口，總體上惡化了美國工業和美國工人的淨收益。
同樣，一份有關美國限制食用糖進口的研究表明，儘管它保留住了食用糖行業的工作崗位，但是由於食用糖價格上升，甜點行業減少的工作崗位是食用糖行業保留住的工作崗位的三倍。一些美國公司轉移到了加拿大和墨西哥，因為這兩個國家的食用糖價格更低。2013年，《華爾街日報》的一則報道指出，「阿特金森糖果公司已將80%的薄荷糖生產轉移到了瓜地馬拉一家2010年開辦的工廠」。根據《華爾街日報》提供的數字，從2000年到2012年，美國的食糖平均價格是世界市場上的兩倍多。
國際貿易限制還為合成謬誤（部分正確則整體也是正確的謬誤）提供了例證。毫無疑問，某些行業或職業能夠從國際貿易限制中受益。但是，錯就錯在，認為整個經濟都會受益，不管是就業還是利潤。
「幼稚產業」
經濟學家很早就認同的一種關於國際貿易限制的觀點（至少在理論上），就是認為需要strong暫時/strong保護「幼稚產業」，直到它們具備必要的技術和經驗，能夠與國外老牌的競爭者相抗衡。一旦它們具備了技術和經驗，就可以取消這種保護（不管是關稅、進口配額，還是其他措施），讓這個產業在市場競爭中自生自滅。
然而，在現實中，一個新生產業在幼稚時期很少具備足夠的政治力量——僱員選票、僱主對政治活動的資助以及政府對他們稅收的依賴性——來保護它們免受國外競爭。另一方面，陳舊、低效率但曾經輝煌過的產業，卻可能會有一些政治力量，能夠得到立法的保護或政府津貼，以使自己免於淘汰，但這樣做卻犧牲了消費者、納稅人共同的利益。
國防
即使是最積極的自由貿易倡導者，也不會希望依賴進口獲得軍事裝備和物資，因為提供這些物品的國家可能會在將來某一時期成為敵對國。因此，長期以來，人們都或多或少地支援軍需品和戰爭武器應在國內生產，以確保供應商能夠及時提供國防所需的任何物資。
歷史上發生過這種罕見的例子，殖民地美國曾依靠潛在的敵人獲得軍火，當時北美洲印第安土著從歐洲殖民者那裡獲得槍支彈藥。戰爭爆發後，印第安人最初贏得了大部分戰鬥，然而當他們耗盡彈藥，緊接著就輸掉了戰爭，因為他們只能從白人殖民者那裡獲得武器。槍支彈藥都是歐洲文明的產物，印第安人除了從歐洲人那裡進貨，別無他法。如果有選擇，國家總是會讓本國的生產者提供這些關係國家生死存亡的重要物品。
不幸的是，「國防必需品」這一術語，能夠而且已經被延伸到那些與軍事必需品關係不大或虛構的產品上。為了純粹的一己私利，這些產品被貼上國防標籤，獲得保護而免於國際競爭。總而言之，儘管為了國防安全而採取國際貿易限制的觀點是合理的，但它對某個時期某國的某個行業來說是否合理，還要看那個行業、那個國家和那個時期的實際情況。
不同的外部國家在將來成為敵人的可能性是不同的，因此依靠外國供應商提供軍事裝置的危險，也會因涉及的具體國家不同而不同。例如，2004年，加拿大是五角大樓最大的國外訂貨商（價值6.01億美元），其次是英國和以色列，這些國家都不可能與美國爆發戰爭。
有時實物產品進口並不僅僅是進口產品本身，還包含凝聚在產品中的技術，這些技術代表著一種軍事威脅。20世紀90年代，儘管美國軍方反對，但美國仍然取消了對中國銷售應用有先進計算機技術的產品的禁令。美國軍方希望繼續限制，因為他們認為，這種先進的技術將使中國軍隊有能力讓核導彈更準確地瞄準美國城市。支援解除這種國際貿易限制的並不是經濟學家，而是政治家。經濟學家一直以來都認為，將國防作為自由貿易的例外是合理的，雖然國防基本原理已經被用於許多並不適用的情況。
「傾銷」
政府採取保護措施反對其他國家的競爭者所根據的一個普遍觀點就是，後者沒有遵循「公平」競爭，而是以低於生產成本的價格，在市場上「傾銷」商品。該觀點認為，這一做法會迫使國內生產者破產，而外國生產者佔據市場之後，將會把價格提高到壟斷水平。政府對這一觀點的回應，就是制定了「反傾銷」法，宣稱某些外國公司採取這一不道德做法，並對它們的產品實施進口禁止、限制或徵收重稅。
在該觀點中，關鍵在於外國生產者銷售商品的售價是否真的低於成本。正如在第6章中提到的，判斷生產成本實際上並不容易，即使是本國的企業，政府機構也很難判斷運營成本。歐洲的政府官員想要確定一家東南亞公司的生產成本，面臨的問題將更多，特別是當他們同時調查多起涉及全世界各地多家公司的傾銷訴訟時，情況會更加棘手。對於國內生產者來說則容易得多，他們要做的就是在進口商搶走了他們的消費者後提起訴訟。
確定成本具有不確定性，所以政府官員們在裁決「傾銷」訴訟時，阻力最小的方法就是接受這些訴訟。例如，歐盟當局宣佈泰國的一家山地車生產商出口到歐洲的山地車低於其生產成本，因為他在歐洲出售的山地車的價格，比該山地車在泰國的銷售價格低。然而，由於存在規模經濟，在歐洲銷售大量山地車的成本，比泰國境內銷售量很少的其他山地車生產商的成本更低，因為泰國的人口少，也更貧窮，山地車對他們來說還是一種奢侈品，需求也少得多。
實際上，這家泰國生產商在泰國境內銷售數量較少的山地車時，單位成本很可能比大批次銷往歐洲的還要高。在歐洲銷售山地車的價格比在泰國低，並不一定就意味著在龐大的歐洲市場上的銷售價格低於山地車的生產成本。
這種情形並非孤例。歐盟已經對埃及的床上用品、印度的抗生素、中國的鞋類製品、馬來西亞的微波爐、巴西的味精，以及其他國家的諸多產品採取了反傾銷措施。不僅歐盟這樣做，美國也對來自日本的鋼鐵、俄羅斯的鋁土礦、波蘭的高爾夫球車，以及其他產品採取了反傾銷措施。由於沒有嚴格的標準來確定這些東西的生產成本，美國政府機構只能依靠「所能得到的最佳資訊」，而這些資訊通常是由那些試圖阻止外國產品競爭的美國企業提供的。
不管反傾銷法背後的理論依據如何，實際上它已經成為國內生產商的一種保護手段，並以國內消費者的利益為代價。此外，甚至理論本身也並非沒有問題。傾銷理論是「掠奪性定價」理論的國際版本，關於掠奪性定價問題，我們曾在第8章討論過。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掠奪性定價很容易遭到指控，並且很難舉證或提出反駁。當政治偏見傾向於接受這一指控時，它其實不需證明。
其他限制
關稅是對進口商品徵收的一種稅，目的是提高進口商品的價格，從而使國內生產商能夠以更高的價格應對競爭，否則他們將面臨來自國外的廉價產品的競爭。進口配額同樣限制了外國公司與國內生產商之間的平等競爭。儘管關稅與配額具有相同的經濟作用，但它們帶來的結果對公眾造成的影響卻不一樣。對進口零部件徵收10美元關稅，能夠使國內零部件生產商的價格提高10美元，並且不會讓外國生產商奪走生意；對進口零部件的數量進行適當的配額限制，也能對供求產生影響而使零部件價格提高10美元。但是，選民一般不容易察覺到進口配額的影響，也無法量化這一影響。從政治上來看，通過配額限制將零部件價格提高15美元，與通過關稅將價格提高10美元一樣，都能輕易獲得民選官員的批准。
有時候，人們會聲稱這個或那個國家對美國出口的商品施加了「不公平的」限制，以此支援進口限制。遺憾的是，為了照顧國內的特殊利益集團，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對進口實施「不公平的」限制。然而，和其他情況一樣，人們只能從實際存在的各種選項中做出選擇。其他國家實行的貿易限制，剝奪了他們以及我們能夠從國際貿易中得到的好處。如果我們以牙還牙，只會進一步剝奪我們更多的利益。如果我們「放他們一馬」，雙方的損失才能最小化。
適用於進口產品的健康和安全條例，是更隱蔽的國際貿易限制措施。這些條例通常遠遠超出健康或安全的必要範圍。僅僅是必要的繁文縟節，也會增加成本，因為人們需要花費時間去遵從，易腐爛的進口產品尤其如此。如果需要花費一週時間才能讓你的草莓通過海關，那麼還不如不進口。世界上各個國家都在採用這些措施，它們和進口配額一樣擁有政治上的優勢，我們很難精確量化它們對物價的影響，不管這些影響有多大。
條件變化
比較優勢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進而引起國際貿易生產中心從一個國家轉移到另一個國家。例如，當計算機還是一種新生的獨特產品時，它早期的研發和生產大部分都是在美國進行的。但是，當技術開發完成之後，計算機成為一種應用廣泛的產品，很多人也知道了如何生產它，此時，雖然美國仍然在計算機軟體設計方面存在比較優勢，但是機器本身都可以在貧窮的海外國家進行組裝，事實也確實如此。甚至在美國出售的美國品牌的計算機，也通常是在亞洲製造的。21世紀初，《經濟學人》雜誌的報道指出，「世界上絕大多數的計算機配件都是在中國臺灣製造的」。這種模式不僅限於美國和中國臺灣，就如《遠東經濟評論》報道的，「亞洲企業將美國、日本和歐洲作為其獲得新技術的主要來源」，而亞洲製造商「由於全球品牌公司高昂的許可費，只能獲得極其微薄的利潤」。
如果美國大部分計算機工程師和技師整天忙於生產這些在其他國家就能輕易生產的機器，那麼美國的計算機軟體行業就不可能發展得如此迅速，也不可能如此成功。因為同一個美國勞動力，不可能同時做兩份工作，所以只有國家放棄沒有比較優勢的行業，任其「失業」，才能夠轉移到具有巨大比較優勢的領域。這就是為什麼媒體新聞頭條常常報道美國的一些行業有幾萬人或幾十萬人失業，與此同時美國卻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和迅速增長的就業。
不管是哪個行業、哪個國家，企業因國際貿易創造的100萬個工資待遇優厚的新工作崗位如果被分散在全國各地，比起損失了50萬個工作崗位但工會和僱主協會能夠發出強烈呼聲的行業，在政治的分量可能就要弱很多。這100萬個工作崗位分散在全國各地無數個企業中，每個企業不過幾十個新崗位，缺乏足夠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影響力聚集起來，也不值得去主導類似的反擊活動。因此，為了一些集中且聲音強大的選民的利益，某些限制國際貿易的法律往往很容易通過，即使這種限制會導致國家就業的大量減少。
某些工作直接轉移到國外（即「外包」）引起了政治家和媒體的廣泛關注，比如美國、英國的電話答錄工作轉移到了印度，打到倫敦哈羅德商店的電話或打到美國計算機公司詢問技術資訊的電話，由會講英語的印度人或印度軟體工程師來接聽。印度甚至有一家名為tutorvista的公司，為美國學生提供電話輔導，它僱用了600名印度家庭教師，服務10,000名美國客戶。
很多人譴責工作大量轉移到國外，但他們幾乎從未表明，這是否是一種就業的strong淨/strong損失。雖然美國的很多工作已經外包到印度或其他國家，但許多其他國家的工作也外包給了美國。德國西門子公司在美國僱用了幾萬名美國人，日本汽車製造商本田和豐田公司也是如此。2006年，在美國出售的日本品牌的汽車中，有63%是在美國製造的。外國跨國公司在美國的僱員高達數百萬人。
外包出去的工作崗位數量與外包進來的工作崗位的對比關係，隨時間推移而變化。從1977年到2001年，外國跨國公司在美國創造了470萬個工作崗位，而美國跨國公司在其他國家創造的工作崗位僅有280萬個。然而，在這個階段的最後10年中，美國跨國公司派遣出去的工作，要比外國跨國公司在美國創造的工作多。不僅外包的方向不穩定且難以預測，而且與國家總就業量相比，外包產生的工作數量淨差值也很小。此外，這種比較沒有考慮到國際貿易促進了效率、增加了財富，因而增加了整個經濟中的就業崗位的情形。
即使一個國家在整體上工作崗位正向其他國家流失，但是通過外包可以獲得的工作仍然要比沒有外包時多。因為國際貿易增加了財富，也就意味著對產品和服務的總需求增加了，其中就包括純粹由國內工人生產的產品和服務。
自由貿易可能會得到經濟學家的廣泛支援，但來自公眾的支援卻少之又少。《經濟學人》雜誌進行的一項國際民意測驗發現，英國、法國、義大利、澳大利亞、俄羅斯和美國的公眾大多更支援貿易保護主義，而不是自由貿易。部分原因是公眾並不知道貿易保護主義的成本有多大，它產生的淨收益又有多小。據估計，歐盟國家所有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加總起來，保留住的工作崗位也不超過20萬個，代價則高達430億美元，相當於每年為了保護一個工作崗位要花費215,000美元。
換句話說，如果歐盟准許百分百實行自由國際貿易，即使每年給那些因外國競爭而失去工作的工人每人支付100,000美元的補償，歐盟國家也還是有利可圖。當然，這些被替代的工人還可以另謀出路，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他們在這一過程中遭受的任何損失，都比不上讓他們待在原工作崗位所花費的驚人成本。這是因為成本不只包括他們的工資，更大的成本是低效率的生產，耗用的稀缺資源也沒有達到本可以達到的更高的生產率。也就是說，消費者承受的損失遠大於工人的收益，進而使整個社會的情況變得更糟。
公眾支援貿易保護主義的另一個原因是，經濟學家懶得去回應特殊利益集團或出於意識形態反對自由貿易的觀點。這些觀點早在幾個世紀以前就已經從本質上被推翻了，現在它們在經濟學專業中完全不值得一提。例如，早在1828年，英國經濟學家拿騷·w．西尼爾（nassauw.senior）曾寫道：「事實上，高工資並不能保護我們的生產商免於外國競爭，它恰好是我們能夠與外國競爭所產生的一個必然結果……也就是說，英國勞動力有著更高的生產效率。」但是，經濟學家對早已被駁倒的謬論的不屑，只會讓那些情感激烈且善於言辭的演講家們肆無忌憚地操縱公眾觀點，從而使人們很難聽到問題的另一方面。
賈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bhagwati）是少有幾位不辭辛勞回應保護主義觀點的出色經濟學家之一，他同意與拉爾夫·納德（ralphnader）進行一場公開辯論。下面記述了他的經歷：
面對自由貿易的批評者，經濟學家一般的反應是不屑與漠不關心，拒絕在公共場所與批評者進行一場論戰。幾年前，我與拉爾夫·納德在康奈爾大學校園裡，進行了一場公開辯論。辯論是在晚上進行的，而下午我給經濟學研究生們做了一次關於自由貿易的技術性演講。在結束時，我問他們，會有多少人去看辯論，結果沒有一個人舉手。我問為什麼。回答都是：為什麼要浪費時間呢？結果，辯論現場擠滿了近千名學生，絕大多數反對自由貿易，支援拉爾夫·納德先生。
「全球化」是被杜撰出來的流行術語，用以描述國際貿易和全球互動不斷攀升的重要性，因此許多人往往把國際貿易與國際金融交易看作新生事物，特殊利益集團和空想家於是乘虛而入，玩弄公眾對未知的恐懼。然而，「全球化」這一術語所涵蓋的，絕不只是國家間的自由貿易。它還包括減少貿易壁壘，促進資金流動方面的制度規定。制定這些規定的國際機構包括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世界貿易組織。這些規定一直是爭論的焦點，儘管這些爭論並不全都關於自由貿易。
人們通常將20世紀30年代的大規模失業歸咎於1929年的股票市場崩潰，然而有例子可以證明，《斯穆特－霍利關稅法》對大規模失業的影響更大。儘管失業率在股票市場崩潰後有所增加，但是在股票市場崩潰之後的12個月中，並沒有任何一個月的失業率超過10%。而在《斯穆特－霍利關稅法》通過之後，僅僅5個月的時間，失業率就達到了11.6%，並一路上揚，而且在接下來的8年時間裡，再也沒有低於過11.6%。出自理查德·k．維德（richardk.vedder）和洛厄爾·e．加羅韋（lowelle.gallaway），《失業》（citeoutofwork/cite），1993年版，第7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