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政治激勵與經濟激勵之間的區別，可以觀察政府提供的養老金與保險公司提供的年金之間的差別。通過將政府保障計劃稱為「社會保險」，它們可以和保險公司的活動進行類比，但實際上，這些計劃並不具有與私營保險公司一樣的激勵、法律責任和結果。私人年金與政府養老金之間最根本的區別，是前者通過投資保費創造實際財富，而後者並沒有創造實際財富，僅僅是用來自當前勞動人口的保費來支付當前退休人員的養老金。
這意味著私人年金將保費投資於生產——建設工廠、公寓樓或其他有形資產，而它們的收益可用來回報年金出資人。但是政府養老金計劃，例如美國的社會保障，收到保費的時候就花出去了，很大一部分保費都被用於支付當前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剩餘部分則被用來為其他的政府活動提供資金，從戰爭經費到國會公費旅遊開銷。這個過程並沒有創造出相應的財富可以在將來給繳納社會保險的人支付養老金。相反，當前的工人投入到社會保險系統中的部分財富，被抽走用於國會決定的其他政府支出專案。
用一部分政府債券和社會保障信託基金換取資金，並用於政府的其他專案，這樣做給人好像是在投資的幻覺。但是，這些債券同樣並不代表有形資產。它們只是用未來納稅人的錢來還款的承諾。整個國家並沒有因為這些印刷出來的債券增加1美元的財富，因此根本無法與創造有形資產的私人投資同日而語。即使沒有這些債券，當未來的社會保障保費不足以支付未來退休人員的養老金時，未來的納稅人仍然要彌補這一缺口。這與沒有債券時的情形沒有兩樣。當社會保障體系持有政府債券時，從會計程式上看好像將一筆資金進行了投資，但現實中政府或任何人都不可能同時花一筆錢又存一筆錢。
有一種情況能夠使社會保障以及其他國家類似的政府養老金計劃推遲清算。20世紀30年代出生的這一代人數量較少，隨後20世紀四五十年代出現了「嬰兒潮」，由於嬰兒潮這代人擁有更高的收入，因此向社會保障體系繳納了更多的養老金，也就能夠輕鬆地支付上一代退休人員的養老金了。這樣，不僅給20世紀30年代出生的這一代人的承諾得到了兌現，而且給這一代人帶來的額外收益還能夠為政治家贏得選票，授予這筆額外收益的政治家也會獲得明顯的政治利益。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降低的出生率以及不斷延長的壽命，降低了社會保障體系的繳費者與領取者的比率。對私人年金而言，每代人支付的保費創造的財富將用於支付他們自己的年金，而政府為退休一代支付的養老金則來自勞動人口繳納的保險費。私人年金不會因人口結構的變化而損害，而政府養老金卻會受到影響，原因就在於此。
政府養老金計劃讓當前的政治家能夠把做出的承諾推卸給未來的政府。這就給慷慨的養老金福利以及由此帶來的未來金融危機創造了理想政治條件。這些激勵與結果也並非僅限於美國。隨著退休人口規模不斷增加，不僅是絕對數量，而且相對於目前的勞動人口所繳納的稅收（正是這些稅收用於支付養老金）規模來看也在不斷增加，歐盟國家也同樣面臨巨大的財政負債。此外，歐盟國家的養老金往往比美國更容易收取。
例如，義大利勞動者的平均退休年齡為61歲，從事「繁重」工作的工人，如礦工、公共汽車司機等，會在57歲退休。這一慷慨的政策帶來的成本佔國內生產總值的15%，而義大利的國債在2006年時佔gdp的107%。此後，義大利後知後覺地將最低退休年齡strong提高/strong到59歲。雖然法國、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開始緊縮慷慨的政府養老金政策，但是政治抗議使得溫和改革都遭到延遲或修改。然而，這些政府養老金帶來的成本，不論是經濟成本還是政治成本，都不是由數十年前建立養老金政策的那一代政治家承擔的。
地方政府面對的政治激勵與中央政府基本相同，因此我們不必驚訝於地方政府的僱員以及受地方政府控制或管制的企業的僱員常常擁有非常豐厚的養老金。由城市交通部門運營的紐約長島鐵路公司，其僱員50多歲就能退休，而且絕大多數退休人員除了養老金外，還能獲得傷殘補助金，即使大多數人在工作時並沒有傷殘索賠，而只是在退休後才申請傷殘索賠。例如，據《紐約時報》報道，2007年「長島鐵路公司50歲後退休的長期僱員中，有94%都拿到了傷殘補助金」，這些退休後的傷殘索賠根本無法反映工作的危險程度，而是工會合同約定的神秘工作規則巨網的一部分，工會合同規定允許僱員工作一天拿兩天工資，還允許工程師一年拿「五倍於其基本薪資」的薪水，並在退休之後享受殘疾人補貼。
巴西的政府養老金已經入不敷出，發放給工會中的政府僱員的養老金赤字尤其巨大。換句話說，美國和歐洲國家政府恐懼並正在極力避免的迫在眉睫的財政危機，已經在巴西爆發，巴西的政府養老金曾被稱為「世界上最豐厚的養老金」。據《經濟學人》報道：
公務員在退休後仍然能拿全額工資；實際上，他們的報酬上升了，因為他們不必再為政府出力。大多數女性公務員50歲左右就退休了，而男性公務員也在50多歲退休。軍人的遺孀能夠繼承他的養老金，然後再傳給她的兒女們。
巴西公務員是一個有組織、有工會的特殊利益集團，因此這種豐厚的養老金在政治上是可以理解的。問題是巴西或其他國家的選民是否瞭解其經濟後果，從而避免因資金不足以支援慷慨的養老金（常以「社會保險」的名目出現）而造成的經濟危機。有些國家的公眾開始意識到這一點。例如，紐西蘭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45歲以下的紐西蘭人中有70%認為，當他們退休後，政府給予他們的養老金承諾將無法兌現。
在許多國家，那些被稱為「社會保險」但在事實上根本算不上是保險契約的專案，正以各種方式逼近清算日。這些專案不僅沒有創造財富，慷慨的退休計劃實際上還會減緩財富創造的速度，因為根據退休計劃退休的人本來還能繼續工作併為國家增加產出。例如，日本55~60歲年齡段的人中有62%仍然在工作，在美國這一比例為60%，但是在歐盟國家，這一年齡段的人只有41%仍然在工作。
不僅退休年齡在不同國家間存在差別，工作時的報酬是多少，相應的養老金有多少，在不同國家也大不相同。美國的養老金大約是人們退休前收入的40%，而日本還不到40%，但是在挪威和西班牙，養老金大約是退休前收入的80%，瑞典甚至達到96%。這當然會影響到人們選擇退休的時間。它也是21世紀初歐盟國家遭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因素之一。
雖然在政府提供或政府強制的福利方面，美國長期落後於歐洲工業國家，但最近幾年，美國政府加速改進了這方面的福利。美國原本的失業保險福利只有26周，現在已經被延長至99周。其他方面的工作福利也有改善，例如社會保障「保險」中的傷殘費：
1990年，近300萬美國人從社會保險中獲得了與工作有關的傷殘費，這一數字相較以往一二十年只有小幅增長。但自此之後，領取傷殘費的人數驟然上升，2000年超過500萬人，2005年達到650萬人，現在已接近860萬人。
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
市場的缺陷——包括外部成本和外部收益、壟斷和卡特爾——讓許多人認為政府幹預是必要且有利的。不過，市場的缺陷必須與相應的政府幹預及政府幹預的缺陷進行比較。我們必須根據市場和政府的激勵和約束條件對它們進行考察。
國有企業面臨的激勵往往會使它們以非常特別的方式來發揮其職能，這種方式區別於自由市場經濟。例如，1969年印度銀行國有化之後，銀行壞賬上升，佔所有未償貸款的20%。銀行效率也受到了影響。一位印度企業家說：「我的妻子在當地銀行存款或取款要花半個小時。」不僅如此，政府擁有所有權與控制權也會在政治上影響銀行貸款給誰：
我曾碰見過一家國有銀行的地方分行經理……他是個很真誠的年輕人，非常憂慮，他想將自己從日常問題中解脫出來。他告訴我，他和他的員工都不能決定誰有資格獲得一筆貸款。地方政府官員總是參與這種決定。貸款人總是與政府官員有裙帶關係，而且根本沒打算還款。他們被告知這些人要被當作「應受經濟援助的窮人」來對待。然而毫無例外，這些人都是富人。
印度的銀行國有化並不僅僅是企業所有權轉移給政府的問題，它還改變了銀行的激勵和約束，從市場導向變為政治和官僚主義。促成這種轉變的人所宣稱的目標或殷切的希望，與改變後的激勵和約束相比，通常都算不上什麼。當印度允許私人經營銀行後，印度銀行面臨的激勵與約束又發生了改變。據《華爾街日報》報道，「該國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將大部分業務交給高科技的私營銀行」，於是「留給國有銀行的是最不具盈利能力的企業以及最糟糕的借款人」。私營部門中的人與政府部門中的人並沒有太大的差別，但是他們在非常不同的激勵和約束下行動。
美國對銀行投資決策的政治控制雖然沒有這麼普遍，但政治因素也能改變投資的方向，使它們不同於自由市場下本來的投資方向。據《華爾街日報》報道：
監管機構對合並的審批是必要的，但是監管機構依據《社群再投資法》對銀行與存貸機構的運營採取了更嚴格的措施，該法案要求這些機構在吸收存款的任何一個社群都必須發放貸款。不良貸款記錄會延緩甚至破壞一項審批，而良好的貸款記錄則能加速審批並消除社會團體的反對。
換句話說，在金融領域既不具有專業知識又沒有經驗的人，如政治家、官員和社會活動家，卻能夠影響投資的去向。然而，當2007年和2008年金融機構的「次級」貸款出現鉅額虧損時——花旗集團（citigroup）損失超過400億美元，曾迫使這些機構借款給信用不足者的政治家卻鮮有受到責備的。相反，正是這群積極要求借貸方冒險的政治家，如今正積極地為此次危機尋找時髦的「解決方案」，依據的就是他們在國會銀行委員會的工作經驗以及從中獲得的處理金融事務的專業知識。
正如一位印度企業家所說：「印度已經從慘痛的經歷中懂得了政府並不代表人民的利益，它們更多地代表自己的利益。」其他行業的人，以及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也都只能代表他們各自的利益。問題是，人們往往認識不到這一點，他們期望政府改正錯誤，並實現不可能達到的願望。
不論政府經濟政策有何優缺點，從歷史上來看，訴諸市場的方案是新近才出現的，而民主與自由市場的結合更是短暫罕見。正如印度的一位評論員所說：
我們往往會忘記，基於自由市場的自由民主制在人類歷史上還是一個相當新的理念。1776年，世界上只有一個自由民主制國家——美國；到1790年，有3個，包括法國；到1848年，才有5個；到1975年，仍然只有31個。如今，世界上約200個國家中有120個宣稱自己是民主制國家，超過50%的世界人口居住在這些國家（儘管美國智庫「自由之家」認為，全世界只有86個國家是真正的自由國家）。
只要是民選政府，它們的官員就必定會關注再次當選。這就是說，他們不能承認和改正錯誤，而競爭市場上的私營企業，為了繼續生存下去，必須迅速承認並糾正錯誤。沒人願意承認錯誤，但是對於私營企業而言，在收益和損失的激勵和約束下，往往別無選擇，只能在經濟虧損導致破產之前挽回局面。然而，在政治上，犯錯誤造成的損失往往由納稅人承擔，而承認錯誤的損失卻由當選的官員承擔。
基於這些激勵和約束，從政府官員的立場出發，他們不願承認並糾正錯誤是完全理性的行為。例如，在超音速噴氣式客機研發初期，波音公司這樣的私營飛機制造商以及提出製造協和式飛機的英國與法國政府都投入其中，而超音速噴氣式客機的耗油量之大，根本不可能用乘客願意接受的機票價格收回成本，這一點很早就顯露出來了。波音公司放棄了整個計劃，相較於繼續完成超音速噴氣式飛機的專案可能帶來的更大損失，放棄已經投入的成本要更划算一些。但是，曾公開承諾過要研發出協和式飛機的英國和法國政府，仍然繼續實施這項計劃，而不是承認這是一個糟糕的計劃。
最終結果是，英國和法國的納稅人一直在補貼這個主要為富有的乘客服務的商業風險投資，因為協和式飛機的機票價格要比同一航線上的其他噴氣式飛機貴很多，然而即使是如此昂貴的票價也仍然無法補償研發成本。最終，當這一批飛機老化之後，協和式飛機就停產了，因為它們的鉅額虧損如今已經人盡皆知，這時要讓公眾支援政府花費更多的資金來更換這些沒有經濟利益的飛機，在政治上很難實現，也不可能實現。
雖然我們在談論「政府」時，就好像它是一個統一的整體，但事實上，任何時候政府都被不同且對立的利益所分割，而且不同時期的政府領導層是由完全不同的人組成的。因此，終止成本高昂的協和式飛機專案的，並不是最初發起這一專案的人。承認別人的錯誤總是容易得多，並且還能為此受到讚揚。
相反，在競爭市場中，錯誤的代價會不斷攀升，因此除了承認自己的錯誤並在破產之前迅速糾正，別無他法。市場上的清算總是比政治上的來得更早，私營部門中不僅有更大的壓力促使人們承認錯誤，也有更大的壓力促使人們避免在起步階段就犯錯。在不同部門中提議新的風險投資專案時，政府官員的提議只需要在對他們來說重要的時間跨度內（往往是在下次選舉前），說服足夠多的民眾就能成行。在競爭市場上，這些提議必須令那些以自己的錢財承擔風險的人信服，這些投資者有充分的動機去獲得相應的專業知識，在實施之前評估該專案的未來。
相同的情形在這兩種程式下會產生截然不同的結果，這一點並不令人吃驚。審查在英吉利海峽建海底隧道的提議時，英國和法國政府擬定的成本與收益使這一方案看似一個極佳的投資專案，至少足以讓英國和法國公眾在政治上支援它。與此同時，經營著英吉利海峽渡船服務的公司顯然並不這樣認為，因為他們不斷購買更大、更多的渡輪，如果海峽的海底隧道真的能像政府官員預計的一樣成功，那麼對這些公司來說無疑是致命的，因為人們將會選擇從海底隧道穿越英吉利海峽，而不是使用渡輪。
只有經過多年的修建和運營，海底隧道專案的經濟效果才能浮現。而且，到那時候，最初對這一風險投資承擔責任的英國與法國政府官員也早已遠離政局。《經濟學人》在2004年報道：
歐洲隧道公司（eurotunnel）執行長理查德·史夫斯（richardshirrefs）本週表示：「毫無疑問，如果我們早知道會有這些問題，就不會建造英吉利海峽隧道。」10年來，很少有人使用這條連線英法兩國的海底通道，收取的費用甚至不足以支付建造成本的利息，而龐大的建造費用讓歐洲隧道公司揹負了115億美元的債務。因此，正如超音速協和飛機專案的遭遇一樣，英吉利海峽隧道成為英法在交通上的又一次失敗之舉，並再次需要納稅人的救助……對於海峽隧道的懷疑者來說，這完全在意料之中，而他們與協和式飛機的懷疑者一樣，被完全忽視了。
儘管這些例子涉及的是英國政府和法國政府，但是同樣的激勵與約束，以及同樣的結果，適用於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政府。
然而，有時候，選民的健忘使得民選官員免於承擔他們曾經支援的政策失敗或被悄然放棄的後果。例如，美國各州政府與聯邦政府都徵收汽油稅，專門用於公路建設和維護，後來這兩級政府卻都將徵收來的部分汽油稅用作其他用途。2008年，美國國會通過法案，同意投入數十億美元來挽救瀕臨崩潰的金融機構。然而，就在當年，負責發放這筆錢的美國財政部公開承認，其中很大一部分資金都被用於援助其他行業的公司。
這種情況並不新鮮，也不僅限於美國。早在1776年，亞當·斯密就曾警告說，英國政府為償還國債而創設的專項基金，是「顯而易見的」挪作他用的「權宜之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