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徵稅的意願明顯低於其消費傾向。
——亞瑟·f．伯恩斯（arthurf.burns）
如同個人、企業和其他組織，政府為了持續存在必須擁有資源。幾個世紀以前，政府直接佔有人們的一部分農作物、牲畜或其他有形資產來獲取這些資源，而在現代工業和商業社會中，政府以貨幣的形式佔有國民產出的一定份額。然而，這些財政事務對經濟的影響，遠不止金錢轉手那麼簡單。
當消費者使用的一些物品被徵收重稅，而另一些物品卻免於重稅時，他們就會改變購買決策。當一些產品被徵收重稅，而另一些卻能得到補貼時，企業就會改變它們製造的產品種類。當投資收益的稅率提高，投資者就會把錢投資於免稅的市政債券，或轉入稅率低的國家；而當投資收益的稅率降低時，則相反。總之，人們會根據政府財政的執行狀況改變他們的行為。這些執行狀況包括徵稅、出售政府債券以及各種當前的花錢方式，或允諾的未來開支，比如給銀行存款做擔保，建立覆蓋一部分人口或所有退休人口的養老金制度。
2013年，美國政府花費了將近3.5萬億美元。處理政府財政運作帶來的諸多複雜問題的方式之一，就是將這些複雜問題分解成政府籌資方式和政府支出方式，然後根據這兩種方式的運作情況對整個經濟的影響，分別對兩種方式進行檢測。實際上，政府財政影響已經超出了國界線，對世界上其他國家也產生了影響。
不論是古羅馬帝國、中國古代封建王朝還是現代歐美各國，獲得財富一直以來都是政府最關心的事之一。現在，稅收收入和債券銷售收入常常是中央政府最大的資金來源。為政府活動籌資用哪種方式——是當前稅收收入，還是用發行債券的銷售收入（也就是負債）——會對整個經濟產生深遠影響。就像經濟學的其他方面一樣，事實相對來說很簡單，但是用於描述事實的詞語往往會導致不必要的誤解或將事實複雜化。用於探討政府財政運作的一些詞語，如「預算平衡」「赤字」「盈餘」「國債」，都需要進行清晰地界定，以避免誤解甚至產生過於激烈的情緒。
當前所有的政府支出都來自稅收收入時，政府就達到了預算平衡。如果當前稅收所得大於當前支出，那麼多出部分就是預算盈餘。如果稅收收入不足以覆蓋政府的所有開支，就需要通過發行政府債券來彌補缺口，這時政府就處於赤字狀態，因為債券是需要政府在未來償還的債務。隨著時間的積累，赤字的總和就是政府債務，即所謂的「國債」。如果這個詞真的和它的字面意思一樣，就應該包括該國所有的債務，既包括消費者的債務，還包括企業債務。但是，現實中國債只表示中央政府的債務。
政府收入的來源有很多，政府支出也用在許多不同事物上。包括當年專案，如公務員與軍人的工資，各種政府機構執行所需的電力、紙張和其他物資，以及對當前和未來都有用的專案，如公路、橋樑和水電站等。
雖然在媒體和政治討論中，政府支出的各個專案常常混為一談，但是某種支出往往與支付這筆錢的特定籌資方式關聯在一起。例如，對當前納稅人來說，稅收適合用於支付政府提供的當前利益，而未來也能夠使用或收益的專案更適合發行債券，讓未來世代支付一部分成本，如前面提到的公路、橋樑、水電站等。對城市政府來說，地鐵和公共圖書館既能為當前一代人服務，又能為未來世代服務，因此建設成本需要進行合理分配，既徵收當前的稅收，也出售債券籌集未來納稅人的資金。
政府收入
政府收入不僅來源於稅收及債券銷售，還可以從政府提供的各種物品與勞務中收費，以及通過出售政府擁有的資產來籌得資金，比如土地、舊辦公物品或剩餘的軍事裝備。美國的地方、州和聯邦政府都從它們提供的各種物品與服務中收費，從市政運輸費用、市政高爾夫球場使用費，到參觀國家公園的門票或在國有土地上伐木的許可費。
政府提供的物品與服務所收取的費用，很少能達到自由市場上提供同樣物品與服務的企業收取的價格，因此政府銷售也很少對具有多種用途的稀缺資源的配置產生同樣的影響。總之，這些交易並不只是貨幣的轉移，根本上來說，是用一種對經濟執行效率產生影響的方式轉移有形資源。
美國建國初期，聯邦政府以各種方式從土著人或外國政府——如法國、西班牙、墨西哥和俄國政府——手裡獲得了大量土地並出售給公眾。幾個世紀以前，歐洲國家或其他國家的政府也常常出售能夠參與各種經濟活動的壟斷權力，如銷售食鹽或進口黃金。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政府都曾接管本國的工商業企業，20世紀後期，它們開始將這些企業出售給私人投資者，以便使經濟更加市場化。政府獲得金錢的另一種方式是開動印鈔機，歷史上各個時期的許多政府都曾這樣做。然而，由此帶來的通貨膨脹所造成的災難性後果，使得這種普通的方法對大多數政府而言，都具有很大的政治風險。即使是美國聯邦儲備系統，在它想要印更多的鈔票時——比如21世紀初為應對美國經濟蕭條出臺的政策，仍然要創造一個新的名詞「量化寬鬆」，比起直白地說「印鈔票」，很多人都無法理解這個新詞。
稅率與稅收收入
「死亡和稅收」一直以來被認為是不能避免的現實。但是，實際上運用何種方式來獲取稅收，以及推行何種稅率，會極大地影響個人、企業和整個經濟會做出的反應。根據這些反應的不同，較高的strong稅率/strong可能會、也可能不會帶來更高的稅收strong收入/strong，較低的稅率是否會帶來更高的稅收收入，也同樣不確定。
當稅率提高10%，有些人可能會認為稅收收入也會增加10%。但實際上，更多的人會搬離重稅地區，或較少購買重稅商品，增加的稅收收入也就可能因此遠少於預計數額。在某些情況下，稅率提升可能使稅收收入下降。
當2008年馬里蘭州批准並實施對年收入為100萬美元及以上人群提高稅率時，居住在馬里蘭州的這一收入人群從將近8,000人下降到不足6,000人。雖然馬里蘭州此前預計能夠從此類人群中增加1.06億美元的稅收，但實際上，稅收收入strong下降/strong了2.57億美元。2009年俄勒岡州對年收入250,000美元及以上的人群提高所得稅稅率時，稅收收入也strong下降/strong了500億美元。
相反，1997年美國聯邦政府將資本所得稅率從28%降低到20%時，政府曾估計資本所得稅收入將會少於1996年的540億美元，也低於稅率保持不變時預計的未來4年收益所得稅收入總額2,090億美元。但是，資本所得稅率降低後，聯邦政府的資本所得稅收入反而增加了，在接下來的4年裡，資本所得稅收入達到了3,720億美元，幾乎是原稅率下預計數額的兩倍。
人們會根據更有利的投資前景調整他們的行為，擴大投資規模，於是相較原來的高稅率、低投資總量，新的低稅率吸引了更多的投資，使得政府獲得的總收入也更多。例如，投資者不再把資金用於購買免稅的市政債券，他們現在會將資金投資於回報率更高的實際物品和服務的生產，因為這樣更有利，低稅率讓他們能夠保留比以前更多的收益。免稅債券的回報率通常要比收益需要納稅的證券更低。
如果免稅市政債券的回報率是3%，而需要納稅的企業債券的回報率是5%，那麼收入稅率50%的人群，最好選擇回報率為3%的免稅市政債券，而不是收益率5%的企業債券，因為企業債券的收益有一半需要納稅，只能剩下2.5%的收益。但是，如果收入的最高稅率被削減至30%，那麼相同收入區間的人，就會購買企業債券，因為納稅後仍然留有3.5%的收益。基於該收入區間內的人口數量和他們購買債券的數量，政府可能最終會徵到更多的稅收。
不必驚訝，許多企業因降低售價而獲得了更多利潤，因為雖然單位銷售利潤率降低了，但銷售量卻增加了，因而總利潤也就增加了。稅收是政府收取的價格，有時候政府也可以在低稅率下獲得更多的總收入。這取決於初始稅率的高低，以及人們對稅率升降會有怎樣的反應。當然，有些時候，較高的稅率會相應帶來更多的稅收收入，而較低的稅率帶來的稅收收入則較少。
稅收收入並不自動隨稅率同方向變動，世界各國都是如此。1991年至2001年間，冰島的企業所得稅稅率從45%降到18%，相應的稅收收入卻增加到原來的3倍。為了逃避稅率上升，英國高收入人群開始遷移，就跟馬里蘭州和俄勒岡州的情況一樣。《華爾街日報》在2009年曾報道：「英國計劃將最高個人稅率提高到51%之後，許多對沖基金的經理和其他金融服務業的專業人員都在逃離英國。律師估計，在過去的一年時間裡，已經有近150億美元的對沖基金轉移到了瑞士，而且可能還會更多。」
政治和媒體上經常提到政府「增稅」或「減稅」，這些名詞模糊了strong稅率/strong和strong稅收收入/strong之間的本質區別，政府能夠改變稅率，但是公眾對此的反應也許能夠帶來稅收收入增加，也可能帶來稅收收入的減少，到底是增加還是減少則取決於環境和反應。「5,000億美元減稅」或「7,000億美元增稅」的提案是徹頭徹尾的誤導，因為政府所能做的只有改變稅率，只有等稅率變動產生實際影響，納稅人做出相應調整之後，政府對稅收收入的實際影響才能確定。
稅收的影響
知道誰應該依法給政府繳納一定的稅收，並不能直接告訴我們誰最終承擔了稅收負擔。因為在某些情況下，稅收負擔能夠被轉移到其他人身上，而在另一些場合卻不會如此。
政府稅收由誰支付，支付多少？
我們不能僅僅根據稅法或基於稅法的估計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已經知道，人們可能通過改變自己的行為來對稅收變化做出反應，而且為了避稅，不同的人改變其行為的能力也不同。
投資者可以投資於回報率較低的免稅債券，也可以投資於回報率高但需要納稅的其他資產；收入來源單一，只拿工資的工廠工人則沒有選擇，他所得到的薪水已經扣除了需要繳納給政府的各種稅收。各種複雜的財務諮詢能夠幫富人避稅，但是這些複雜的諮詢需要依賴律師、會計師和其他專業人士，收入較低的人無法和富人一樣逃避稅收負擔，最終他們繳納的稅收所佔的比重可能高於那些收入更高、稅率也更高的人群。
政府不只對收入徵稅，因此個人納稅總額的多少還取決於他需要繳納的其他稅收有多少，以及此人的處境如何。很明顯，房屋和汽車相關的稅收僅限於房屋和汽車的所有者，而銷售稅則由購買需納稅物品的人支付，不同的人用於購買消費品的收入份額不同。低收入者的大部分收入往往都用於購買消費品，而高收入者則將大部分收入（有時是很大部分）用於投資。
最終，與高收入者相比，低收入者往往要將更大份額的收入用於支付銷售稅。銷售稅是一種「累退」稅，而與之不同的「累進」稅是收入越高，稅率也越高。社會保險稅類似於累退稅，因為只有收入在某一水平下的人才需要繳納，而收入高於這一水平的人則不用繳納。收入稅正好相反，某一水平以下的收入是免稅的。不同種類的稅收有不同的規則，理論上要計算出稅收對不同人群產生的總影響並不容易，在實踐中就更難了。
稅率相關的問題和爭論常常聚焦於對「富人」和「窮人」徵稅所產生的影響，但事實上，徵稅的物件是收入，而不是財富。一個真正富裕的人，根本不必去工作，他可能年收入很低或根本沒有收入。不僅如此，即使他年收入很高，所得稅率也很高，徵稅也不會觸動富人積累的財富。我們在討論稅收問題時所說的「富人」，大多數實際上並不是富人，而僅僅是那些在賺取數十年低收入後進入一生中最高收入階段的人。「累進的」收入稅往往影響的是這些人，而不是真正的富人。
每個人都同時繳納累進稅和累退稅，還有一些稅收，有些物品需要繳納，有些則不需要繳納，因此要判斷某個人繳納的稅收佔整個國家稅收的多大份額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當經濟行為發生改變，要確定真正負擔某種稅收的人是誰就更困難了。例如，美國用於社會保險的稅收有一半來自僱主，用於失業金的稅收則全部由僱主繳納。然而，正如我們在第10章中所看到的那樣，僱主願意為某名工人的勞務開多少工資，取決於僱用該工人能給企業帶來多少收入。但是，如果社會保險、失業金和其他就業成本加起來總共為10,000美元，那麼一個能給公司帶來50,000美元銷售收入的工人，可能連45,000美元都不值。這時，僱主為該僱員的服務的支付的工資上限為40,000美元，而不是50,000美元。
即使該工人並不直接支付這10,000美元，如果這個工人得到的工資比沒有社會保險時低10,000美元，那麼這些稅收的負擔實際上也落在了該工人肩上，而不論是誰向政府繳納了這筆稅款。這就類似於向企業徵稅，企業會漲價。消費者最終可能不需要承擔這部分稅負，也可能承擔部分或全部稅負，取決於稅收的屬性和市場上的競爭。總之，向政府直接納稅的官方法定義務，並不能說明誰最終承擔這一經濟責任。
某些地方的企業或產品需要繳納的某些稅收無法轉移給消費者，只要消費者有其他選擇，能夠購買沒有此類稅收的地方生產的同種產品。就像第6章曾提到的，雖然南非政府對一盎司黃金徵收10美元稅收，在世界市場上，南非的黃金卻不能比沒有這項稅收的國家生產的黃金高10美元，只要消費者關心的只是黃金，而不管它是在哪個國家生產的。如果南非政府禁止從沒有這項稅收的國家進口黃金，那麼在南非strong境內/strong生產和銷售的黃金價格可能會上升10美元。如果周邊的其他黃金生產國向南非運輸黃金的運輸成本為每盎司2美元，那麼南非境內的黃金價格也會上升。但是，這樣的話，只有這每盎司2美元的稅收能夠通過價格上漲轉移給南非消費者，其他8美元稅收不得不由南非黃金生產者自己消化；同樣，在南非境外銷售黃金，10美元稅收也必須由他們自己消化。
不論是哪種產品、哪種稅收，稅收負擔實際由誰承擔是由許多經濟因素共同決定的，並不僅僅取決於法律要求誰向政府繳納這筆錢。
通貨膨脹能夠以其他方式改變稅收的影響。在所謂的「累進稅」下，收入更高的人不僅支付更多的稅收，而且稅收佔其收入的份額也更大。在高通貨膨脹時期，收入微薄的人會發現，他們的貨幣收入和生活成本都增加了，儘管整體來看他們甚至買不起和以前一樣多的實際物品和服務。但是，稅法是基於貨幣來徵稅的，當中等收入市民的名義收入上漲到曾經只有富人能達到的水平時，他們就要將收入的更大份額用於納稅。總之，通貨膨脹與累進所得稅的結合意味著實際收入的稅率上升，即使稅法並沒有改變。相反，通貨緊縮時期意味著實際收入的稅率下降。
當收入以資本利得的形式存在，通貨膨脹的影響會更加嚴重，因為在投資與獲得回報之間（或者期望獲得回報的時間點，因為預期並不總能實現）存在著時間間隔。如果企業進行了一項1,000萬美元的投資，而物價水平在幾年間翻了一番，這項投資將價值2,000萬美元，strong即使它沒有賺到任何錢/strong。由於稅法基於貨幣價值計稅，企業就必須為多出來的1,000萬美元納稅，即使投資的實際價值並沒有增長。
不論這樣的企業損失了多少，更大、更根本的問題是通貨膨脹對整個經濟的影響。金融市場根據預期回報來進行投資或拒絕投資，在持續通貨膨脹和高資本所得稅時期，曾經合適的回報率不再具有吸引力，因為對實際資本利得的稅率更高了，而且即使根本沒有實際資本利得也可能要繳納資本所得稅。投資水平的下降意味著經濟活動水平的下降和工作機會的減少。據一位商業經濟學家所言：
20世紀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資本的實際稅率平均超過了100%。從1968年到1982年，實際資產價值（根據通貨膨脹調整後的股票價格）暴跌了將近2/3，這也許並非偶然。這一時期生產率降低、通貨膨脹率上升以及美國經濟普遍低迷共存。
地方稅收
稅收既存在於國家層面，也存在於地方層面。在美國，地方徵收的財產稅為地方政府提供大部分收入。像其他政府部門一樣，地方政府也傾向於最大化自己的收入，反過來又促使政府官員用這些稅收謀劃再次當選，塑造最好的公眾形象。但是，與此同時，strong稅率/strong上升會產生不利的政治影響，降低官員再次當選的可能性。
地方官員為逃避這種困境有多種方式，其中一種也被聯邦政府官員使用，即發行債券以支付目前的大部分支出，從而產生可以分配的直接利益，並因此獲得選票，未來的納稅人在債券到期時將不得不支付這筆債務。而大部分未來的納稅人現在還太年輕，無法參加投票，還有一部分未來納稅人甚至還沒出生，目前的赤字支出最大限度地提高了眼下的政治利益，同時最大限度地減少了對當前納稅人和選民的影響。
財政赤字開支之所以對地方政客特別具有吸引力，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許多市政和國家債券都是免稅的。對於高收入人群來說，這樣的債券尤其有價值，因為高收入人群面臨很高的聯邦稅負。於是，大量資金被投入當地靠發行免稅債券籌資的專案，而不管這些專案是否滿足成本收益的標準。高收入購買者為這些債券支付的，就是免於聯邦稅負的收入。與私營經濟中債券或股票購買者不同，這些免稅地方政府證券的購買者，並不關心該證券所投資的特定專案是否實現了其目標。即使這些免稅債務支援的專案未能實現它們的目標，納稅人也必須償還債券持有者。
從配置具有替代用途的稀缺資源的角度來看，最終這些基於政治選擇的專案能夠獲得的資源比它們在私人自由市場上能獲得的更多，但其中有些資源在其他地方會更能發揮價值。從政府收入的角度看，地方政府能夠輕而易舉地出售債券，政府債券的利率也低於私人證券，因為私人證券的購買者必須繳納所得稅。地方政府從中獲得的財政收入，就是國家相應損失的財政收入，因為國家無法對這些地方債券徵稅。最後，地方納稅人在未來將遭受損失，為這些用免稅債券方式融資的政治專案繳納更高的稅負。
不提高地方稅率就能提高地方稅收收入的另一種方式，是以高價值的資產取代低價值的資產，因為在既定的稅率下，高價值的資產能夠帶來更多的稅收收入。只要宣佈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社群中的房子和企業是「破舊的」，並利用強制徵用權來獲得這些財產並轉移給商場、賓館或娛樂場地建設企業就能實現這樣的替代效應，從而獲得比現有房主和企業所有者繳稅額更高的稅收收入。
這些房主和企業所有者得到的補償一般比他們損失的資產的市場價值低得多，但這些憤怒的房主和企業所有者往往只能影響很小一部分選票，如果準確計算的話，地方官員不必擔心這部分選票會影響最終結果。地方官員往往還能夠在媒體上和公開場合中讓其他人相信，正是這些被驅逐的房客、房主和企業所有者的「自私」阻礙了整個社群（地區）的「進步」。
當地「再開發」前後拍攝的照片，顯示了更新、更有檔次的社群取代了舊的社群，也展示了這種明顯的「進步」。但是，這種地區性進展，大多數都是全國範圍的零和博弈過程的一部分：本可在某個地方建設的東西，要移到另一個地方建設，只因為對新業主來說，罰沒財產的成本要低於它在自由市場中的成本。但是，新業主的財務收益是老業主的財務損失。即使最初的所有者獲得的補償是其財產的全部市場價值，也仍然低於財產對他們而言的價值，因為顯然在被強行徵用前，他們並不準備出售自己的財產。在這種情況下，已經不僅僅是零和過程，還是一個負和過程，即一方的損失超過另一方所得。
2005年，在凱洛訴新倫敦市案中，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擴大了政府為「公共利益」使用行政權徵用資產的權力，延展了憲法賦予的為了「公共用途」（如建設水庫、橋樑或公路等）徵用私人財產的權力。對已經在行使的將私人資產從一種用途轉移到另一種用途的權力而言，這項判決是一種確認，即使轉移後的另一種用途是修建遊樂園或其他娛樂設施。
從配置具有多種用途的稀缺資源的角度來看，其經濟含義是可替代用途的價值不必高於原來的用處，因為其他用途的使用者不必競價就能從原來的所有者手上獲得這筆資產。想要獲得這些財產的人，只要依靠政府的強制徵用權，由政府將徵得的財產，以低於原有業主自願轉讓時能接受的價格賣給他們。
政府債券
出售政府債券就是借錢，並用未來的稅收收入來償付。頂著「國債」的名頭，政府債券也很容易引起混淆。這些債券與其他債券一樣，其實只是一筆債務，但是根據環境的不同，一定量的債務具有的經濟意義將截然不同。無論是對政府而言，還是對個人而言，都是如此。
對工廠工人來說的鉅額債務，對百萬富翁來說可能不算什麼，他在方便時可以輕而易舉地償清這筆債務。類似地，若一個國家的收入較低，該國的債務就會引發危機，而國民收入較高，其債務也就容易管控。因此，雖然公眾持有的美國國債在2004年達到了創紀錄的新高，但只佔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37%。而在幾十年前，美國國債數額雖然較小，卻在國內生產總值中佔有更大份額。1945年，美國國債超過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100%。
與其他統計總量一樣，國債也會隨著人口和國民收入的增加而擴大，而且通貨膨脹也會降低一定量的金錢所代表的真實財富或實際負債。這就給批評執政黨的人制造了政治機會，他們藉此抨擊政府積欠下鉅額債務，遺留給未來世代償還。根據某個國家在某一時刻的特定環境，這種情況可能會引起強烈關注，而這些批評也可能僅僅是一場政治演出。
國家債務不僅需要和國民產出或國民收入進行比較，而且也要與該國某一時期的其他資料作比較。例如，在1945年美國聯邦債務達到2,580億美元，而當時美國的國民收入是1,820億美元。換句話說，美國國債比其國民收入strong高/strong41%。因為這些國債要支付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鉅額支出。而strong不/strong抵抗法西斯或日本帝國主義的成本更高，以致高額的國債在當時不過是次要的問題。
即使是在和平時期，如果一國的公路或橋樑因缺乏維護和修整而坍塌，這雖然不會顯示在國債的統計資料上，但是被忽略的基礎設施也會成為負擔，傳遞給下一代，正如國債會傳遞給下一代一樣。如果維修成本帶來的好處是值得的，那麼通過發行國債來獲得重修這些基礎設施的資金就是合理的。而且，與不發行債券相比，未來世代的負擔也並不會因此更大，只不過它是以欠債的方式，而不是以坍塌或危險的基礎設施的方式存在，而且如果長期忽視不管的話，由後代人來修復的費用可能更高。
戰爭時期和和平時期的政府花費，都可以由稅收收入或出售政府債券獲得的資金來支付。哪種方法更經濟部分取決於這筆資金是用於購買當前物品和勞務，如政府部門的用電和紙張或軍隊所需的食物等，還是用於增加資本存量，如供後代在未來使用的水電站或國家高速公路。
用負債來進行長期投資對政府而言是合理的，就像個人借入超過年收入的資金用於購買房屋一樣。同樣道理，那些為了享受現在的奢靡娛樂生活而貸款超過年收入的人，純粹是超前消費，很可能會遇到財務問題。政府為了當前利益而將成本傳遞給下一代來支付，道理是一樣的。
評估一國債務時，還必須考慮債權人是誰。政府將其所有債券都出售給自己的國民，與將所有或很大一部分債券出售給外國國民有很大的不同。區別在於，國內債券的持有人也是繳納稅收以償還債務本金及利息的人。「我們欠了自己的債務」有時就用於描述這種情況。但是，如果美國政府發行的債券很大一部分被中國人或日本人購買，那麼債券持有者與納稅人就不再是同一群人。中國和日本的未來世代，將能夠從未來幾代美國人那裡獲得財富。2011年，大約有一半的美國聯邦債券（46%）都由外國人持有。
即使一國國債全部由本國國民持有，不同人持有的債券份額不同，承擔的稅收份額也不同。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後代如何獲得發行給當代人的債券。如果下一代人僅僅繼承了當代人購買的債券，那麼他們既繼承了這筆債務，又繼承了償還這筆債務所需的財富，因此新的負擔並沒有代代相傳。然而，如果上一代人將他們的債券出售給下一代——不論是通過個人賣給個人的方式，還是政府通過發行新債券來兌現原來的債券——那麼，上一代人的債務就得到了清算，並傳給了下一代人。
財政安排及其影響不應該掩蓋真實物品與服務的變化。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積累起來的鉅額國家債務，並不意味著當時的美國人通過借債憑空獲利了。坦克、轟炸機和其他用於戰爭的軍事裝備和軍需品，都是在當時的美國經濟中生產的，以當時美國工業本來可以生產的消費品為代價。這些費用並不是從其他國家的人那裡借來的。美國的消費者只消費了很少一部分美國的產出。
從財政上看，這場戰爭的費用綜合運用了提高稅收和銷售債券這兩種方式。但是，無論兩者如何組合，都不能消除那一代人因為戰爭而在生活水平上的犧牲。某種意義上，只有「二戰」一代把他們在戰爭期間購買的債券賣給其他人，才能彌補他們的犧牲，也只有這樣，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費用負擔才能夠傳遞給下一代。然而，事實上，戰時通貨膨脹意味著，債券在兌現時的實際購買力並不如他們在戰時購買債券時的購買力大。「二戰」一代永久地承擔了其中的損失。
一般而言，無論政府是通過徵稅，還是出售政府債券的方式獲得資金，都不能減輕當前民眾的經濟負擔，除非政府將債券出售給外國人。然而，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也僅僅是延遲了負擔。這種選擇可能對政府的政治意義更大，因為當前的開支不是全部通過徵稅籌來的，還依靠出售政府債券補充稅收收入的不足，此時政府面對的阻礙就會更少。這一便利往往會誘使政府通過出售債券來為當前的支出籌資，而不是隻為長期專案利用債券籌資。顯然，當權者可以通過財政支出讓當前的選民獲利，並將成本轉移給當時還年幼沒有選舉權的人（包括未出生的人），然後從中獲得政治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