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來防止銀行恐慌的制度，製造了美國曆史上最嚴重的銀行恐慌。
——米爾頓·弗裡德曼
大多數人都對貨幣感興趣，但是為什麼非銀行家也應對銀行業感興趣呢？貨幣與銀行系統在促進產品與服務生產方面扮演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人們的生活水平就取決於產品與服務的生產；並且貨幣和銀行也是經濟整體維持充分就業和有效利用資源的重要因素。不過貨幣並不是財富，否則政府只要印雙倍的貨幣，就能夠讓我們的財富增加一倍；一個精心設計、維持良好的貨幣系統，有助於財富的生產與分配。
銀行系統在上述過程中起著關鍵作用，因為大量實際資源，如原材料、機器、勞動力，都是通過銀行系統中的大量貨幣（上萬億美元）來實現轉移的。例如，2012年美國的銀行資產超過14萬億美元。怎樣理解這一龐大的數字？1萬億秒鐘以前，這個星球上還沒有人能夠讀寫，羅馬帝國和中國古代王朝都沒有形成，我們的祖先還生活在洞穴裡。
貨幣的作用
遠古時期，許多經濟體都是在沒有貨幣的情況下運作的。人們簡單地互相交換實物產品和勞動力。但是這些經濟體通常規模很小、結構很簡單，用於交易的物品也相對較少，因為大多數人自己生產食物、建造住處和製作衣物，只和他人交易有限的工具、設施或奢侈品。
物物交換非常不方便。如果你生產的是椅子但想要一些蘋果，你肯定不可能用一把椅子交換一個蘋果，只有足夠多的蘋果加起來才能抵得上一把椅子的價值，然而你可能並不想要這麼多蘋果。這時，如果椅子和蘋果都可以兌換成某種能夠分割成很小單位的第三方物品，那麼更多的交易就可以通過使用該中介物來實現，使椅子製造商和蘋果生產商都能獲益，從而也會使其他人受益。而人們要做的就是，在選擇交換媒介上達成一致，而這一交換媒介也就漸漸發展為貨幣。
有些社會將貝殼當作貨幣，有些社會則將黃金或白銀當作貨幣，還有一些將政府印發的特殊紙張作為貨幣。在殖民地時期的美國，由於硬通貨供應短缺，人們用菸草倉庫的收據作為貨幣流通。英屬西非的早期殖民時代，成瓶成箱的杜松子酒有時也被當作貨幣，這些杜松子酒通常有好幾年的時間在不同的人之間轉手，而不是直接消費。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戰俘營裡的罪犯將紅十字會發放的香菸當作貨幣，長此以往就產生了與貨幣有關的經濟現象，比如利率和格雷欣法則（gresham’slaw）。蘇聯建立之初，絕望和經濟混亂籠罩著人們，「麵粉、穀物和鹽等商品逐漸發揮貨幣的作用」，兩位蘇聯經濟學家曾對那個時代做過研究，指出「鹽或烤麵包幾乎可以買到一個人所需要的任何東西」。
位於太平洋的雅蒲島是密克羅尼西亞的一部分，島上使用環形的石頭來行使貨幣職能。這些石頭中最大的直徑有12英尺，很顯然它們不可能真正地進行流通，流通的只是這些石頭的strong所有權/strong。從這方面來看，這一原始的貨幣體系的運轉跟今天最先進的機制很相像，貨幣所有權可以通過電子轉賬迅速地發生轉移而無須貨幣發生真正地轉移。
所有這些不同的東西之所以能夠成為貨幣，緣於人們接受其作為付款方式，用來購買包含真正財富的產品和服務。對個人來說，貨幣等同於財富只是因為其他人會為了得到貨幣而提供真正的產品與服務。但對於國民經濟整體來講，貨幣並不等於財富。它只是一件用來轉移財富或激勵人們創造財富的人造物。
雖然貨幣只是促進了真實財富的創造，就像油脂給車輪潤滑一樣，但並不能說它的作用無關緊要。油脂潤滑之後的車輪行進更順利。當金融體系因為這樣或那樣的原因崩潰，人們不得不回到物物交換時，很快就會發現其中的不便。例如，2002年阿根廷金融體系崩潰，導致經濟活動減少，而且還出現了以物易物的strong易貨俱樂部（/strongtrueque）：
本週，易貨俱樂部用早先交易得來的半噸木柴，從當地一家麵包店店主那裡「購買」了220磅的麵包，麵包店店主需要這些木柴來烤麵包……在巴勒莫的富裕社群還會舉行奢侈的物物交易，他們用古老的陶瓷來交換阿根廷頂級牛肉。
儘管貨幣本身不是財富，但是缺少執行良好的貨幣體系，交易就會降低到物物交換的水平，真實財富也會流失。貨幣體系崩潰後迴歸到物物交換或採取其他應急手段的國家並不只有阿根廷。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期間，由於貨幣供給大幅度減少，據估計美國「30個州中有150家物物交換機構或其他臨時通貨機制」。
一般來說，每個人都想得到貨幣，但在某些特殊的國家或特殊的時期，卻沒有人想要貨幣，因為人們認為貨幣沒有價值。事實上，人們不會接受毫無價值的貨幣。當貨幣買不到任何東西，它就成了廢紙或沒用的小金屬圓片。18世紀90年代，絕望的法國政府頒佈了一項法律，對不使用貨幣交易的人處以死刑。這都意味著政府發行貨幣並不代表人們就會自動接受，而政府發行的貨幣也不一定會真正執行貨幣的職能。因此，我們需要知道貨幣是如何行使其職能的，以避免其功能失常。而貨幣功能失常帶來的最嚴重的兩個問題就是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
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是指價格的普遍上漲。全國價格水平上漲的原因跟某一具體產品和服務價格上漲的原因相同，即某一既定價格下需求大於供給。人們擁有的錢越多，往往花得也越多。在既定的價格水平下，需求量大於供給量，產出沒有相應增加的話，現有產品和服務的價格就會上漲，或者因為人們抬高價格與他人競爭購買短缺的產品或服務，或者因為賣者意識到人們對產品的需求增加而相應地提高產品和服務的價格。
不管貨幣由什麼構成——貝殼、黃金或其他任何東西，它在國民經濟中的數量越多，意味著價格越高，除非相應地增加產品和服務的供應。幾個世紀以來，人們已經觀察到貨幣總量與總體物價水平之間的關係。亞歷山大大帝從波斯掠奪的財富，導致了希臘物價上漲。同樣，當西班牙人從西半球的殖民地攫取大量黃金，西班牙乃至整個歐洲的物價水平都上漲了，因為西班牙人用大部分的財富從其他歐洲國家進口商品。他們用黃金來支付，增加了整個歐洲大陸的貨幣供應。
這些並不難理解。但當我們開始思考貨幣的「內在價值」這一神秘、荒謬的東西，或認為黃金在某種程度上會「支撐」我們的貨幣，或以某種神秘的方式來表現貨幣的價值時，問題就變得複雜難懂了。
長久以來，許多國家一直將黃金當作貨幣。有時直接以硬幣的形式，有時（大額採購的時候）以金塊、金條或其他形式。而政府發行的可以隨時兌換成黃金的紙幣更便於攜帶。隨身攜帶紙幣不僅更方便，而且與攜帶大量金屬貨幣相比也更安全，因為金屬貨幣會在口袋裡叮噹作響，即使裝在袋子裡也仍然依稀可見，這都會引起罪犯注意。
政府創造貨幣衍生的一個大問題，就是掌權者總是無法抗拒多發貨幣多消費的誘惑。不管是古代的國王還是現代的政治家，幾個世紀以來，此類事情層出不窮，並引發了通貨膨脹以及隨之而來的諸多經濟和社會問題。因為這個原因，許多國家更願意使用黃金、白銀或其他有限材料作為貨幣。這是剝奪政府擴大貨幣供應權力，進而控制通貨膨脹的一種方式。
長期以來，黃金一直被認為是實現上述目的的最佳選擇，因為黃金供應通常不可能大幅度增加。當紙幣可以在人們需要時隨時兌換成黃金，黃金就成功「支撐」了紙幣。若我們將這一表述理解為黃金的價值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轉移給紙幣，它可能會引起誤解，事實上這一表述的關鍵點是黃金會限制紙幣發行的數量。
美元曾經可以在需要時兌換成黃金，但是這種自由兌換在1933年被終止。自此之後，美國只能使用紙幣，而唯一限制紙幣供給的，是政府官員對是否能夠脫離政治懲罰的考量。許多經濟學家曾反覆告誡，這將賦予政府官員一項非常危險的權力。例如，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就寫道：「通過持續的通貨膨脹，政府能夠秘密地和不被察覺地沒收公民的大量財富。」
2013年的《投資者商業日報》曾指出通貨膨脹累積效應的一個例子。文章說，1960年「用1美元可以購買6倍於現在的商品」。換句話說，這意味著人們在1960年存下來的錢，有超過4/5的價值被悄悄偷走了。
這樣的通貨膨脹在美國也許算嚴重的，但是與其他國家的通貨膨脹水平相比就相形見絀了。如果某一年美國的通貨膨脹達到兩位數，勢必要引發政治恐慌，但是拉丁美洲和東歐各國，都曾經歷過高達四位數的年通貨膨脹率。
貨幣是我們認可用作購買實際產品和服務的支付手段的任何東西，因此許多其他的東西也可以行使類似於政府發行的官方貨幣的職能。比如信用卡、簽帳金融卡以及支票。口頭承諾也可以執行貨幣的職能，當承諾人非常值得信任時，口頭承諾就可以用來取得實際產品和服務。誠信商家的欠條曾經被作為貨幣在個人之間轉手。正如在第5章指出的，2003年有更多的人通過信用卡或簽帳金融卡購物，而不是現金。
這就意味著，總需求不僅來自政府發行的貨幣，還來自各種其他途徑的信貸。因此不管出於何種原因清算信用都將減少總需求，就像縮減官方貨幣供應一樣。
過去，一些銀行會發行自己的流通貨幣，它們並沒有法律地位，但是如果某家銀行特別可靠並願意將發行的貨幣兌換成黃金，那麼該銀行的貨幣就會被廣泛地作為支付手段。18世紀80年代，北美銀行發行的貨幣要比當時官方發行的貨幣更廣泛地被人們所接受。
有時候，其他國家發行的貨幣要比本國發行的貨幣更受歡迎。從10世紀末開始，中國貨幣在日本要比日本本國貨幣更受歡迎。20世紀的玻利維亞經歷了比索惡性通貨膨脹，1985年玻利維亞大多數的儲蓄賬戶都是美元。2007年，《紐約時報》報道：「南非蘭特已經取代了毫無價值的辛巴威貨幣，成為辛巴威的首選貨幣。」美國南北戰爭後期，南方人傾向於使用華盛頓發行的貨幣，而不是他們自己的聯邦政府發行的貨幣。
雖然黃金不能賺取利息，存進銀行的貨幣卻能夠獲得利息，但是許多國家仍然偏好將黃金作為通貨。黃金價格的變動不僅反映了珠寶製作（佔黃金需求的80%）和其他產業對黃金需求的變化，更重要的是，這些變動還反映了人們對通貨膨脹削弱官方貨幣購買力的可能性的擔心程度。這就是為什麼重大政治或軍事危機會導致黃金價格急劇飆升，此時人們會拋售貨幣競相購買黃金，因為貨幣的價值可能會受到影響，而黃金則是保住已有財富的一種可靠方式，儘管它不能賺取任何利息和紅利。
黃金價格取決於人們對貨幣價值的預期，它會因為不斷變化的經濟和政治環境大幅上升或大幅下降，或突然扭轉。黃金價格在一年中漲幅最大的一次是1979年的135%，而最大的降幅就發生在兩年後，跌幅達32%。
通貨膨脹或預期的通貨膨脹通常都會導致黃金價格的上漲，因為人們會想方設法保護自己的財富不被政府用通貨膨脹悄悄掠奪。經濟長期繁榮及價格穩定則會使黃金價格下降，因為人們為了增加財富會將財富從黃金轉移到能夠賺取利息或紅利的其他金融資產。20世紀70年代後期和80年代早期的經濟危機過去之後，隨之而來的是長期穩定的經濟增長和低通貨膨脹，黃金價格因此從原來的每盎司約800美元降到了1999年的每盎司250美元。而21世紀早期美國以及歐洲許多國家破紀錄的政府赤字，又使黃金價格猛增至每盎司1,000美元。
隱藏在黃金需求後面的巨大恐懼就是對通貨膨脹的恐懼。這並非是不理性的恐懼，不論何種政體，從君主制到民主制再到專制政體，都將通貨膨脹作為一種不必直接向公眾徵收高額稅收的斂財方式。
提高稅率常令當政者陷入政治危機。選民會反對提高稅收的人，令他們的政治生涯毀於一旦。有時，公眾反抗高稅收甚至會釀成武裝叛亂，正如高稅收引發了美國反抗英國的獨立戰爭。提高稅收除了引來負面的政治行動，還會引發負面的經濟活動。當稅收過高，某些經濟活動將被拋棄，因為人們發現這些經濟活動的稅後淨回報不足以彌補他們的付出。羅馬帝國衰退時期，人們大量放棄農業，湧入城市，政府不得不救濟越來越多的民眾，而同一時期如此之多的人放棄耕種使食物供應也不斷減少。
為了避擴音高稅率引起的政治風險，幾千年來，世界各地的政府都選擇採取通貨膨脹。正如約翰·梅納德·凱恩斯觀察到的：
沒有不改變法定貨幣的持續戰爭或社會鉅變，每一個有完整編年史的國家，都能夠從有記載以來的經濟記錄中看到法幣真實價值的不斷惡化。
如果一場大規模戰爭需要一半的國家年產出，政府並不會將稅率提高到人們收入的50%，而會選擇印更多的貨幣來購買戰爭物資。在貨幣越來越多的同時，國家一半的資源都被用於生產軍用裝備和物資，於是民用商品越來越稀缺。貨幣與民用商品的比率變化將引起通貨膨脹，因為更多的貨幣在競購更少的商品，價格上漲就是其結果。
通貨膨脹通常伴隨軍事衝突而來，但並不是所有的通貨膨脹都是由戰爭引起的。即使在和平年代，政府也需要花錢辦很多事，包括國王或獨裁者的奢華生活，民主政府和非民主政府中都屢見不鮮的各種華而不實的工程。為了應對這些開支，利用政府權力印刷更多的貨幣通常被認為比提高稅收更容易、在政治上也更安全。換言之，通貨膨脹實際上是一種隱性稅收。人們的儲蓄被剝奪了部分的購買力，政府正是通過新發貨幣將這部分購買力轉移到了自己手中。
通貨膨脹不僅是一種隱性稅收，而且還是一種大範圍稅收。政府可以宣佈不提高稅收或只對「富人」（然而這需要界定）提高稅收，但是通過製造通貨膨脹，政府實際上能夠從所有貨幣持有者那裡拿走一部分財富；也就是說，它從各個階層吸走財富，從最富有的人到最貧窮的人。富人會將一部分錢投資股票、房地產或其他隨通貨膨脹升值的有形資產，於是能夠輕鬆免於這種事實上的稅收，而低收入群體卻無法倖免。
紙幣時代，轉動印鈔機就能增加貨幣供應。而在印鈔機出現以前，政府則通過減少既定面額硬幣中的金銀含量這種簡單的方法來製造更多的貨幣。因此法國法郎或英國英鎊剛開始時都含有一定量的貴金屬，但慢慢地，法國或英國政府發行的硬幣中貴金屬含量越來越少，於是政府在黃金或白銀供應量既定的情況下也可以發行更多的貨幣。新硬幣與舊硬幣法定價值相同，因此隨著貨幣增多，它們的購買力都減弱了。
政府控制中央銀行的國家還採用了更復雜的方法來增加貨幣數量，但最終結果仍然是相同的：貨幣數量增加，實際商品的供應卻沒能相應增加，意味著價格上升，也就是說將產生通貨膨脹。相反，19世紀英國工業革命期間，由於產出大增，而貨幣供應量沒有相應增加，英國的物價反而下降了。
商品數量保持不變的時候，貨幣供應量增加一倍，物價水平可能增加不止一倍，因為當人們對保持貨幣價值失去信心，貨幣的流通速度就會加快。1998年俄羅斯盧布急劇貶值期間，一位莫斯科的記者曾報道：「許多人趕在貨幣還有一些價值時儘可能快地花掉縮水的俄羅斯盧布。」
俄羅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和1917年革命之後的數年間也發生過非常類似的情況。到1921年，俄羅斯政府發行的貨幣量與1913年戰爭前夕流通的貨幣量相比，增加了數百倍，物價水平與1913年相比上漲了strong數千/strong倍。貨幣流通速度加快對物價的影響，相當於流通中的貨幣增加。當貨幣增加和貨幣流通速度加快同時大範圍地發生，就會引起惡性通貨膨脹。1991年，蘇聯的最後一年，也是暗濤洶湧的一年，俄羅斯盧布的價值低到人們用它來作牆紙和廁紙，而牆紙和廁紙則供不應求。
20世紀最著名的一次通貨膨脹發生在20世紀20年代的德國。1920年6月，40馬克相當於1美元，但到了1923年11月，4萬億馬克才值1美元。人們發現他們畢生的儲蓄還不夠買一包香菸。事實上，德國政府僅靠1,700多臺印刷機夜以繼日地開工印刷貨幣，就幾乎奪走了人們擁有的每一件東西。有些人指責這一時期的經濟混亂和急劇崩潰為希特勒和納粹的登臺鋪平了道路。就在德國惡性通貨膨脹期間，希特勒生動地將德國人描述為「飢餓的億萬富翁」，因為那些擁有10億馬克的德國人卻買不起足夠的食物來養活自己。
通貨膨脹率通常用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的變化來衡量。與其他指數一樣，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只是一個近似值，因為不同物品的價格變化是不一樣的。例如，到2006年3月的12個月內，美國的居民消費價格上漲了3.4%，這些變化包括能源價格上漲17.3%，醫療價格上漲的4.1%，但服裝價格卻實際下降了1.2%。
雖然通貨緊縮的影響要比通貨膨脹的影響更明顯——貨幣越少意味著購買力越低，新商品的產量也就越低，相應地又會減少對勞動力的需求——然而，通貨膨脹同樣也會引起經濟停滯。惡性通貨膨脹意味著生產商面臨生產風險，因為出售產品收回的貨幣與投入生產的貨幣在購買力上可能並不一致。當拉丁美洲的年通貨膨脹率在1990年達到600%的最高點，拉丁美洲的實際產出毫無疑問下降了。但是，當通貨膨脹連續幾年趨於平緩，實際產出以每年6%的速度穩健增長。
通貨緊縮
雖然通貨膨脹帶來的問題已有幾個世紀之久，但在某些時間和地點，通貨緊縮也會產生許多問題，其中有些甚至是毀滅性的。
從1873年到1896年，英國的物價水平下降了22%，美國下降了32%。當時，英國、美國及其他工業化國家都實行金本位制，而且這些國家的產出比世界黃金供應增長得更快。雖然現有產出和投入的價格一直在下降，用貨幣計算的債務卻保持不變——實際上，以真實購買力衡量的貸款和其他債務比它們發生時的負擔更重。當債務人不再償還債務並違約時，債務人的問題就變成了債權人的問題。
物價水平下降對農民的打擊尤其嚴重，因為農產品的價格會大幅下降，但農民需要購買的物品的價格卻幾乎不變，並且貸款和其他農業債務的金額仍然和以前一樣。
20世紀美國發生了一次災難性的通貨緊縮。第16章開頭提到，1929年到1933年美國的貨幣供應下降了三分之一，使得美國人無法strong在原有的價格水平上/strong購買同樣多的商品和服務。有些商品和服務的價格確實下降了，1931年的西爾斯目錄有許多商品的價格要比10年前更便宜，但也有一些價格因涉及法律合同而不能變更。
住房、農場、商店以及辦公大樓的抵押貸款，都規定了每月支付一定金額的貨幣。經濟中的貨幣穩定增長時，這些規定可能非常合理而且很容易得到滿足；但是當時來看就好像這些還款額被隨意提高了一樣——事實上，從實際購買力來看，它們的確被提高了。國家貨幣供應縮減之後。許多房屋所有者、農民和企業就無法償還貸款，於是失去了居住和生產的地方。租戶也面臨著相同的問題，因為他們越來越難以負擔房租。企業和個人信用卡購買大量產品和服務所產生的債務，也同樣要比在大量供應貨幣、信貸擴張的經濟體中更難償清。
薪水和工資在合同中有明確約定的人——從工會工人到職業棒球運動員——與最初簽訂合同時相比，則能夠合法地擁有更多的購買力了。政府僱員也是如此，他們的薪資水平由法律強制規定。但是，雖然strong仍然保有工作的人/strong能夠從通貨緊縮中獲益，企業卻越來越付不出工資，也就意味著許多人將失業。
同樣地，許多人辛辛苦苦償還貸款，而擁有抵押貸款的銀行則能夠因為這些貸款的購買力增加而受益——strong如果它們能夠收回全部貸款的話/strong。但是，很多人無法償還債務，導致許多銀行紛紛倒閉。從1930年到1933年的四年時間裡，就有9,000多家銀行停業。許多債權人同樣也因為債務人無法償還債務而蒙受損失。
為了在貨幣進一步喪失價值之前購買商品，人們會比以往更快地花掉貶值的貨幣，這就讓通貨膨脹雪上加霜；同樣，人們持有貨幣的時間更長也會讓通貨緊縮排一步惡化，特別是在經濟蕭條時期，大範圍的失業導致人們的工作或生意得不到保障。1929年到1932年的經濟低迷時期，不僅流通中的貨幣減少了，而且貨幣流通速度也減慢了，這就進一步減少了對產品和服務的需求，進而減少了對生產產品和服務的勞動者的需求，從而引起大規模的失業。
理論上講，政府可以增加貨幣供應量，使物價水平恢復到原來水平。早在威爾遜（woodrowwilson）執政的20年前，美國聯邦儲備系統就已經建立起來以應對國家貨幣供應量的變化。
威爾遜總統解釋說，聯邦儲備系統「在需要時增加貨幣供應，在不需要時縮減貨幣供應」，而且「指揮這一信用系統的權力要交給一個由公正的官員組成的政府公開委員會手中」，以避免被銀行家或其他特殊利益人控制。
不論這聽起來多麼合理，理論上政府能夠做的事情並不一定等同於政治上會執行的事情，或政府領導人能夠深刻理解的事情。此外，政府官員在制定決策時不涉及個人strong經濟/strong利益，並不意味著從strong政治/strong利益來說他們在制定決策時就是「大公無私的」。
即使美國聯邦儲備官員沒有受到經濟和政治利益的影響，也不意味著他們的決策就必定正確，而且與那些決策受到市場矯正的人不同，政府決策制定者不需要面對這一自動矯正機制。回顧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不管是保守派經濟學家，還是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都認為當時美國聯邦儲備系統制定的貨幣政策混亂且適得其反。米爾頓·弗裡德曼稱那些年執掌美國聯邦儲備系統的人是「笨拙」之人，而約翰·肯尼斯·加爾佈雷斯則稱他們「驚人得無能」。例如，美聯儲在1931年時提高了利率，結果使經濟衰退接近谷底，全美國數千家企業破產、銀行倒閉，並隨之引起大量失業。
如今，只要稍有經濟學基本知識的人都知道，提高利率不能擺脫經濟衰退，因為高利率減少了信貸，並進一步減少了總需求，而此時正需要擴大需求來恢復經濟。
在經濟大蕭條期間任職的美國總統，精通經濟學的程度顯然比不上美聯儲的官員。共和黨的赫伯特·胡佛和他的繼任者民主黨的富蘭克林·羅斯福，都認為不應該降低工資水平，於是這種應對通貨緊縮的方法沒有得到聯邦政府的支援——不論是出於人道主義原因還是政治原因。不降低工資所蘊含的理論是，維持名義工資率不變就意味著購買力不變，從而能防止銷售額、產出和就業的進一步下降。
不幸的是，這一政策只有在人們擁有工作的條件下才能發揮作用，而在某些特定條件下，特別是通貨緊縮時期，高工資率意味著就業降低。因此，提高實際時薪並不會提高勞動者的總收入，因此也不會如兩位總統所預期的那樣擴大總需求的根基。約瑟夫·a．熊彼特作為那個時代傑出的經濟學家，就認為拒絕下調工資只會使經濟大蕭條雪上加霜。在1931年的一封信中，他寫道：
大蕭條雖然不是由工資率引起的，而是有其他因素的作用，但工資率卻使大蕭條進一步惡化。
顯然，不是經濟學家也能明白鬍佛和羅斯福兩位總統未能明白的道理。專欄作家沃爾特·李普曼在1934年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大蕭條中，人們不能按照大蕭條前的價格出售商品或服務。如果堅持如此，商品就賣不出去。如果人們堅持要大蕭條前的工資水平，他們就會失去工作。」數百萬人失業——許多人處於絕望的經濟環境中——並不是因為他們想要得到大蕭條前的工資率，而是由於政府試圖維持大蕭條前的工資率。
胡佛政府和隨後的羅斯福政府用來應對農業問題的邏輯（或根本沒有邏輯）正是他們應對勞工問題的邏輯：政府維持農產品的價格，以確保農民的購買力。胡佛總統做出決定，聯邦政府應該「對價格大幅下降的農產品予以間接支援」。隨後上臺的羅斯福總統在農產品價格支援計劃中將這一政策制度化，從而導致了這一時期許多人捱餓的同時卻有大量的食物腐爛。總而言之，兩個黨派都對經濟存在廣泛的誤解。
對經濟的誤解並不僅限於美國。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在1931年的著作中寫道，英國政府制定貨幣政策所基於的論點「撐不過10分鐘的理性討論」。
政府strong能夠/strong採取很多政策措施干預經濟，但並不足以改進狀況。貨幣政策就是其中之一。而關鍵是政府實際上更strong傾向於/strong做什麼，往往這都會讓狀況更糟糕。
通貨緊縮不僅在國內和國際大災難發生期間，如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會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即使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金本位制的全盛時期，只要產品和服務的增長快於黃金供應量的增長，物價就會下降；同樣，只要貨幣供應量的增長快於商品的增長，物價就會上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