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判一個經濟體成功與否，常識觀察與統計資料都是必要的。
——西奧多·達爾林普爾（theodoredalrymple）
有些基本經濟原理適用於特定市場上的特定產品與勞務，也有些經濟原理適用於整個經濟。就像存在對特定產品和勞務的需求一樣，也存在著對整個國家總產出的總需求。不僅如此，總需求會上下波動，正如單個商品的需求會波動一樣。1929年股市大崩盤後的4年間，美國的貨幣供給下降了驚人的1/3。這意味著，strong在以前的價格水平/strong（包括以前的工資水平）上無法售出和以前一樣多的商品，或僱用一樣多的人了。
如果價格和工資也立刻下降1/3，那麼減少後的貨幣供給就仍然可以購買如以前一樣多的商品，而且同樣的實際產出和就業也可以繼續保持。實物產出的數量將保持不變，只是產品標價降低了，因此雖然工資減少了，仍然可以購買到和以前一樣多的商品。然而實際上，複雜的國民經濟根本不可能做出這樣迅速、完美的調整，因此就出現了總銷售量的大幅度下降，以及相應的產量和就業下降。1933年，美國的實際產出相較1929年降低了1/4。
股票價格暴跌，嚴重縮水，美國的公司普遍經歷了連續兩年的虧損經營。失業率也從1929年的3%上升到1933年的25%。這是美國曆史上最嚴重的經濟災難。而且，不僅在美國，全球範圍都遭遇了蕭條。德國在1931年的失業率達到了34%，為納粹在1932年獲得選舉的勝利埋下伏筆，而這次選舉勝利又促使希特勒在1933年掌權。在世界各地，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所帶來的恐慌、政策和制度直到21世紀仍然清晰可見。
合成謬誤
我們在討論某些特定商品、行業或職業的市場時適用的一些原理，雖然可能在討論國民經濟時也同樣適用，但是我們不能事先假定情況始終如此。考慮國民經濟時，一個特殊的問題就是避免哲學家所說的「合成謬誤」，這種錯誤的假設認為，適用於區域性的東西也自動地適用於整體。例如，20世紀90年代的美國，新聞裡充斥著企業和行業大幅減少就業崗位，一些大公司裁員數萬人，一些行業裁員數十萬人。然而，20世紀90年代美國整體經濟的失業率卻是最低的，而全美國範圍內增加的工作數量也達到了歷史新高。
媒體報道的各個經濟部門的真實情況，與整個經濟的真實狀況恰好相反。
合成謬誤的另一個例子是，加總所有的個體投資得出一個國家的總投資。比如，當個人購買國家債券時，對個人來說它是一份投資。但是，對整個國家而言，實際投資並沒有比沒有這些債券時有所增長——沒有新建工廠、辦公樓、水電站等。個人所購買的，只是未來從納稅人那裡徵收來的稅收的一份權利。對個人來說的額外資產是納稅人的額外負擔，對整個國家來說兩者相互抵消。
合成謬誤並不是經濟學特有的錯誤。在體育館裡，任何一個人站起來就可以更好地觀看比賽，但是如果每個人都站起來，那每個人就都得不到這一好處。在一座起火的大樓裡，對任何人來說，用跑的肯定比用走的能更快地跑出來。但是，如果每個人都跑起來，那麼人們的驚慌逃竄很可能會把門口堵住，導致一些人在火災中不必要地喪命。這也是為什麼需要火災演習，這樣人們就能養成在緊急情況下有序撤離的習慣，從而挽救更多生命。
合成謬誤的核心問題是它忽視了個體之間的strong相互影響/strong（interactions），也就使得對個人來說正確的東西對所有人來說卻是錯誤的。
關於合成謬誤，一個普遍的經濟案例就是，在一些因各種原因引起的高失業率的行業中嘗試「保住工作崗位」。對任何一個企業或行業來說，不論是通過補助、由政府機構購買企業或行業產品，還是通過其他形式，總能在政府介入後被挽救。支援這些政策的人忽視了事物間的相互影響，而政府花費的每一筆錢都是從別人那裡獲得的。在零部件行業保住了10,000份工作，可能會因為政府從其他經濟部門徵稅，導致這些部門的資源流失失去15,000份工作。這一謬誤並不在於相信能夠保住某些特定行業或經濟部門的工作，而是在於相信能夠保住整個經濟的淨工作。
產出與需求
要理解國民經濟，最基本的指標之一就是總產出加總後的數量。我們也需要理解貨幣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作用，這一點我們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中已經清楚瞭解。國民經濟中另一個重要因素幾乎總是政府，雖然它並不是在每個行業都很重要。和其他領域一樣，國民經濟領域的事實相對簡單且不難理解，複雜的是澄清誤解。
不斷增加的產出，最終會超出經濟的吸收能力，這種擔憂是國民經濟中的一個最久遠的困擾。如果真是這樣，大量賣不出去的商品會導致產量的持續削減，進而導致大量持久的失業。在過去的兩個多世紀裡，這種觀點不時出現，雖然經濟學家通常不這樣認為。然而，20世紀中期，一位名叫西摩·哈里斯（seymourharris）的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似乎表達了這樣的看法：「私有經濟面臨著一個棘手的難題，就是將其生產出來的產品銷售出去。」20世紀50年代，暢銷書作家範斯·帕卡德（vancepackard）表達了同樣的擔憂，他認為「商品、設施以及生活裝飾品的大量過剩」已經變成美國的「重大國家問題」。
羅斯福總統將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歸咎於某類人，這些人「手上生產的產品超過了其錢包的購買力」。一本被廣泛使用的歷史教科書是這樣來解釋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起源的：
是什麼導致了大蕭條？一個基本的解釋是農場和工廠生產過剩。具有諷刺意味的是，20世紀30年代的蕭條是出於過剩，而不是需求。這是「巨大的過剩」或「充足的災禍」。
然而，今天的產出是大蕭條時期的好幾倍，是18世紀和19世紀產出的許多倍，當時有人也表達了相似的觀點。為什麼巨大的產出沒有在今天造成長期以來人們擔心的問題：沒有足夠的收入來購買不斷增加的產出？
首先，雖然收入通常用貨幣來衡量，但是實際收入是由這些貨幣能夠購買什麼物品、購買多少實際的商品和服務來衡量的。國民產出同樣由實際商品和服務構成。國民經濟中每個人的實際收入總和與國民總產出是一回事。它們並不是在特定的時間或地區恰巧相等。它們必定相等，因為它們是從不同角度觀察到的同一事物——從收入的角度和從產出的角度。基於產出超過實際收入而擔憂經濟增長存在長期阻礙，不論是在今天還是在過去幾個世紀（當時的產出僅是今天的一小部分）都是毫無根據的。
為總產出會超過實際總收入這一觀點披上合理外衣的，是產出和收入都會隨時間而波動，而且有時候波動非常劇烈，比如在20世紀30年代。在某些時候，出於某種原因，消費者或企業或兩者都可能不願意花費他們的收入。由於每個人的收入都取決於別人的消費，這種遲疑就會降低總的貨幣收入，以及與之相關的總貨幣需求。如果各項政府政策帶來不確定性和擔憂，也會讓個人和企業不願意花錢，直到他們看清楚結果會如何。
當數百萬人同時採取這樣的行動，就會讓事情惡化，因為總需求將在總收入和總產出以下。如果人們不再盡其所能地消費和投資，經濟就不能繼續全力生產，因而產量削減和失業就會隨之而來，直到這一問題得到自我調整。這種情況是如何發生的？自我調整需要多長時間？什麼政策最有利於解決問題？對於這些問題，不同學派的經濟學家並沒有達成一致。然而，經濟學家普遍同意，這種情況區別於有些人擔憂的單純由於人們缺少購買所有物品的收入而供過於求的情況。人們所缺少的只是將他們的收入進行消費和投資的意願。
僅僅把一部分收入儲蓄起來並不一定會降低總需求，因為儲蓄在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的錢隨後會借貸出去或用作其他投資。不論是用於購買房屋、建設工廠還是其他用途，不管怎樣，這些錢將會被不同的人用於不同的事情。由於總需求的減少，消費者、投資者或者兩者同時會由於各種原因而在花錢時遲疑不決。這個時候，當前的國民產出無法全部銷售，生產者就會削減產量以保證產出能夠售出，同時價格又能彌補成本。當這種情況在整個經濟中蔓延，國民產出就會下降，失業就會升高，因為產出減少，所需的工人數量就會減少。
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一些人把錢藏在家裡的罐子裡或床墊下，因為銀行大量破產使得他們不再信任銀行。隨之而來的是總需求的下降，因為這些藏在家裡的錢也沒有用於投資。
1929年的國民產出以當年的美元計算為1,040億美元，到1933年下降到了560億美元，從中可以看出大蕭條的嚴重程度和持續時間。考慮到大蕭條期間貨幣價值的變化，直到1936年美國才恢復到1929年的實際產出水平。一個經濟體花費7年時間才回到原來的產出水平極為罕見，但也只是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諸多意外之一。
衡量國民產出
我們在第10章對個體進行探討時，分析了收入和財富之間的區別，在探討整個國家的收入與財富時，這種區別也同樣適用。一個國家的總財富包括它在過去積累的一切事物，而它的收入和國民產出是當年生產的物品。積累的財富和當前的產出在不同的方面都非常重要，因為它們表明有多少資源可以用於不同的目的，這些目的包括維持或改進人們的生活水平，或發揮政府、企業以及其他組織的功能。
一年中的國民產出可以用多種方式來衡量。目前最常用的衡量指標是國內生產總值（grossdomesticproduct，簡稱gdp），它指一國國境內生產的所有產品和勞務的總和。一個歷史更悠久的相關指標是國民生產總值（grossnationalproduct，簡稱gnp），它指一國國民生產的所有產品或勞務的總和，不論這些國民及他們擁有的資源處於哪個國家。這兩種衡量國民產出的指標非常相近，若不是經濟學家，根本不必在意其中的差別。比如說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與國民生產總值之間的差異還不到1%。
我們必須要明確區分，衡量一年內的國民產出的指標——實際收入strong流量/strong，與衡量一定時期內的財富積累strong存量/strong的指標。在某個時期，一國可以通過消耗部分過去積累的財富存量，獲得超越當前產量的生活水準。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停止了汽車生產，並把以前生產汽車的工廠用來生產坦克、飛機和其他軍事裝備。這就意味著當前的汽車存量只會隨著時間而報廢，而不會被新的汽車替代。大多數電冰箱、公寓樓和其他國內財產也都如此。戰時政府海報這樣寫道：
物盡其用！勉力為之！化無為有！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汽車、電冰箱、住房以及其他國民財富的生產都經歷了驚人的增長。這些物品曾因為服務於緊急的戰時需要，而被逐漸損耗掉。在1944年至1945年間，即戰爭的最後一年，消費者擁有的耐用品的實際價值都下降，而在以後的五年間，耐用品的實際價值卻翻了一番還多，因為在戰爭中被耗盡的耐用資產存量得到了重新補充。這是前所未有的增長率。戰後貿易也經歷了與耐用品同樣快速的增長。
正如國民收入並不是指貨幣或其他票據資產一樣，國民財富也不是由這些紙製品構成的，它由貨幣能夠購買到的商品和勞務構成。否則，任何國家只要印更多的貨幣就能立刻變得富有了。有時候，國民產出或國民財富是由當時的貨幣價格加總而成的，但是大多數嚴謹的長期研究使用實際值來衡量產出和財富，把不同時間的價格考慮在內。對產出或財富的衡量必然是一個不準確的過程，因為不同物品的價格會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比如，從1900年到2000年的一個世紀中，美國的電、雞蛋、腳踏車和衣服的實際成本都下降了，而麵包、啤酒、馬鈴薯和香菸的實際成本都上升了。
不斷變化的產出組合
隨著時間變化的並不只有價格。構成國民產出的實際產品和勞務也隨著時間不斷變化。1950年的汽車與2000年的汽車並不一樣。老式汽車通常沒有空調、安全帶、防鎖死剎車系統或在過去幾年中新增的其他功能。因此，當我們試圖測量汽車生產實際增加了多少時，只計算兩個時期的汽車數量將忽視汽車間的巨大差異，而武斷地將它們定義為同一樣東西。傑迪保爾商務諮詢（j.d.power）在1997年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當時的汽車和貨車都是有史以來最好的車輛。同樣，2003年，《消費者報告》雜誌關於運動型多用途汽車（suv）進行了一則報道，開頭這樣寫道：
該報告中測試的五輛suv，總體表現都比5年前最好的suv更好。
隨著時間的推移，住房的質量同樣也發生了變化。與20世紀中期的美國住房相比，20世紀末美國的普通住房面積更大了，房子的臥室更多了，而且更多的房子安裝了空調和其他便利設施。僅僅計算兩個時期住房的數量並不能告訴我們住房的產量增加了多少。就在1983年到2000年之間，美國新建的獨戶房子面積的中位數就從1,565平方英尺增加到了2,076平方英尺。
雖然這些問題留待專業的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來全力解決，但是對其他人而言也至關重要，至少他們要明白以上這些問題，才不會被出於某種利益到處宣揚某些資料的政治家或新聞評論員所誤導。使用同樣的詞，比如一輛「汽車」或一處「住房」，並不意味著討論的是相同的東西。
在一代人的時間裡，構成國民產出的商品和勞務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統計資料的比較實際上毫無意義，因為他們是在拿蘋果與橘子作比較。20世紀初，美國的國民產出還不包括飛機、電視機、計算機或核能發電站。到20世紀末，美國的國民產出已經不再包括打字機、計算尺（在行動式計算機出現之前曾經是工程師的必備工具），以及曾經廣泛使用的與馬（它曾是世界各地的基本交通工具）有關的大量裝備和用品。
然後呢？不同時期國內生產總值的構成差異巨大，在這樣的情況下說2000年的國內生產總值比1900年的增加了百分之x是否有意義呢？說今年的產出比去年增加了5%或降低了3%可能有一些意義，因為這兩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包含了很多相同的物品。但是，時間跨度越大，這些統計方法的意義就越小。
對不同時間段的資料進行比較時，遇到的另一個更復雜的問題是，測量實際收入需要對存在通貨膨脹偏差的統計資料進行調整。調整貨幣收入要考慮生活成本，而生活成本是根據人們日常購買的一些物品的成本來衡量的。這種方法的問題在於，人們購買什麼東西受到價格的影響。錄影機剛開始出現時，售價為每臺30,000美元，並且在主打奢侈品的內曼·馬庫斯百貨（neimanmarcus）出售。多年後，其價格下降到200美元以下，錄影機才被廣泛使用，也就被囊括進用來決定生活成本（用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來衡量）的物品組合中。但是，錄影機價格在前些年的急劇下降，並不影響彙總成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的統計資料。
從只有富人購買的稀有奢侈品轉變為大多數消費者都能消費的普通物品，無數其他的商品也經歷了這種一般模式，因為只有變成常用商品，才能被納入決定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的商品和勞務組合中，而它們的價格決定了居民消費價格指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