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一些價格下降的商品並沒有用來衡量生活成本，一些價格上升的常用物品卻被計算在內。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和其他生活成本衡量標準中還存在另一個深刻的通貨膨脹偏差，有些商品的價格上升了，但質量也上升了，因此價格上升並不必然反映通貨膨脹，只有相同品質物品的價格上升才代表通貨膨脹。我們可以從一些主張中看到這些偏差的實際影響和政治影響，如聲稱美國人的實際收入在過去幾年中下降了。實際工資就是對由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衡量的生活成本做出調整後的貨幣工資。但是，如果該指數偏高，也就意味著實際工資偏低。
許多經濟學家對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的預測，平均偏高一個百分點或更多。這意味著，當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反映每年通貨膨脹率為3%時，事實上很有可能通貨膨脹率為2%。雖然看起來差別很小，但造成的後果卻不小。每年一個百分點的差異，累積25年意味著屆時美國人的平均年收入大約被低估了9,000美元。換句話說，25年後，一個三口之家的美國家庭，實際年收入要比基於實際工資的官方統計高出25,000美元。
媒體和政治上的警告說，統計資料顯示實際工資隨時間下降，但這常常是一種統計結果，而不是實際生活情況。正是在「實際工資下降」期間，美國的人均消費大幅度上升，人均淨值也漲了一倍多。
衡量生活水平變化時的另一個問題是，工作薪酬更多以崗位相關福利的形式增加，而不是直接增加工資。這樣，在美國「實際工資下降」時期，總薪酬卻增加了。
國際比較
比較同一時期的兩個不同國家的產出，也會出現比較同一個國家不同時間的產出時會遇到的問題。加勒比國家的產出基本上是由香蕉和其他熱帶作物構成，而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產出則更多是由工業產品和寒冷氣候下的典型作物構成，這時我們怎樣才能比較由這些不同物品組成的總產出呢？這不只是拿蘋果與橘子相比，這可能是在比較汽車與糖。
同一個國家在不同時期的產出有質量差異，同一時期的不同國家的產出也存在這種差異。例如，蘇聯時期的產品，從相機到汽車都因質量差、技術落後而聲名狼藉，餐館和航空公司的服務質量也同樣很差。20世紀80年代，印度生產的手錶清一色是機械手錶，而世界上其他地區生產的手錶大部分都是電子錶，對手錶產量進行國際比較，與比較蘇聯與西方工業國家的產出一樣具有誤導性。
此外，20世紀末，印度解除對經濟的諸多政府限制後，對產量增加的純粹定量記錄低估了由此帶來的經濟成就，因為這些定量記錄並沒有量化印度的手錶、汽車、電視機以及電信服務為了應對國內國際企業的競爭而進行的巨大質量改進。這些質量改進，既涵蓋快速的技術進步，也包括購買這些產品和服務的便捷性提高，不再需要排隊等待。
一些統計資料低估了國與國之間的經濟差異，還有些統計資料則誇大了這些差異。比較西方國家與非西方國家之間的收入資料時，會受到年齡差異的影響，就像某個國家的總人口之中總是存在年齡差異一樣。例如，奈及利亞、阿富汗和坦尚尼亞的年齡中位數都低於20歲，而日本、義大利和德國的年齡中位數都超過了40歲。這種巨大的年齡差距意味著一些國際收入差異的實際意義被嚴重高估了。自然界為熱帶國家免費提供了菠蘿和香蕉生長所需要的熱量，而其他國家在溫室裡種植同樣的水果要投入鉅額資金；同樣，自然界為年輕人免費提供了許多對老年人來說成本昂貴的東西。
一國的產出資料也包括為應對老齡化引起的健康問題而生產的非常昂貴的藥物和治療方法，但是一個人口年齡結構較年輕的國家很少需要這些東西。因此，人均實際收入的統計資料也就高估了西方國家的老年人與非西方國家的年輕人之間的經濟福利差距。
如果能夠從國民統計中移除所有額外的輪椅、心臟起搏器、養老院以及從巨力多到偉哥的藥品，那麼國家間的實際收入對比將能夠更精確地反映經濟福利的實際水平，因為國家為老年人口提供的這些東西，年輕人從自然中已經免費獲得。畢竟，坐著輪椅的老年人很願意與不需要輪椅的年輕人換位，因此不能依據輪椅的價值，就說這個老年人相較年輕人具有更多的經濟優勢，而國家間的統計資料比較會表現出這種優勢。
進行國家間比較的常用方式之一，是把一國產出的貨幣總價值與另一國進行比較。然而，在比較過程中，兩國貨幣的官方匯率將給我們帶來新的問題，他們的官方匯率不一定能夠反映各自貨幣的實際購買力。政府可以隨意設定官方匯率水平，但是並不代表他們能夠隨意設定貨幣的實際購買力。購買力取決於賣方為獲得一定數量的貨幣願意出售的貨物。這就是為什麼「黑市」上的非官方貨幣兌換者會為1美元支付高於官方設定數量的本國貨幣，此時官方匯率高估了本國貨幣在市場上的價值。
如果我們按官方匯率來衡量，則a國的人均產出可能要多於b國；而如果我們按貨幣購買力來衡量，則可能會得到相反的結果。當然，如果b國在購買了a國生產的所有物品後，仍然剩餘一些物品，那麼我們就可以說b國的總產出價值更大。和其他例子一樣，這個問題不在於是否理解了其中的基礎經濟學知識，而在於政治家、新聞媒體，以及試圖用統計資料證明某一觀點的其他人的語言混亂造成的。
例如，有些人根據美元與日元的官方匯率計算得來的資料，聲稱日本的人均收入要比美國高。但是，事實上，美國的人均年收入可以購買日本人均年收入所能購買的所有東西，而且仍然有剩餘。因此，美國人的生活水平要比日本人的生活水平高。
然而，基於官方匯率的資料可能會表明，某些年份日本人的收入要比美國人的收入高數千美元，這給人們留下錯誤的印象，認為日本人比美國人富有。現實中，日本的人均購買力只有美國的71%左右。
在國家間進行比較的另一個問題是，某一個國家的產出可能大部分在市場上銷售，而另一個國家的產出可能大部分由政府生產並由政府分配或以低於生產成本的價格銷售。在市場經濟中，當生產的汽車太多而無法盈利時，積壓的車輛只能被動接受任何價格，即使價格可能低於生產成本。而加總國民收入時，這些汽車根據售價來計算。在政府提供許多免費或補貼物品的經濟體中，這些物品的價值是以政府生產它們的成本來計算的。
這種計算方式誇大了政府提供的物品與勞務的價值，而這些東西之所以多由政府生產，正是因為在自由市場經濟中銷售，它們的生產成本將永遠不可能得到補償。雖然在對國內生產總值加總時，社會主義國家的產出相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產出存在這種高估的傾向，但統計資料通常還是會表現出資本主義國傢俱有更高的人均產出。
雖然在兩個迥異的國家或兩個跨度很長的時期中比較國民產出會面臨很多問題，但是國內生產總值資料對同一時期相似國家間的比較提供了一個粗糙但合理的基礎，尤其是在比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時將人口規模差別考慮在內。因此，當資料顯示2009年挪威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是義大利的兩倍多時，我們就能合理地總結：挪威人的生活水平顯然要高得多。但是我們沒有必要假裝精確。正如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所說：「粗糙的正確好過精確的錯誤。」
理論上，我們希望能夠測量人們的個人幸福感，但這是不可能的。俗話說金錢買不來幸福，這話正確無疑。然而，世界範圍內的民意測驗表明，國民財富與個人幸福之間有一些大致聯絡。不過，正如統計學家經常警告的那樣，聯絡並不等於因果，而且提升幸福感的一些因素（如安全和自由）也同樣能夠促進經濟繁榮。
哪些國民產出的資料最有效取決於比較的目的。以確定哪個國家有最大的總產出為目標來進行國家間比較，也就是衡量能夠用於軍事、人道主義或其他目的的東西，與以確定哪個國家生活水平最高為目的有很大的差別。例如，根據購買力來衡量，2009年國內生產總值最高的5個國家是：
1.美國
2.中國
3.日本
4.印度
5.德國
雖然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在世界上排第二位，但它絕對不是strong人均/strong國內生產總值最高的國家之一，因為它的產出要除以世界上最大的人口數量。事實上，2009年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還不到日本的十分之一。
國內生產總值最高的5個國家，都不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前五強之列。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最高的都是國內生產總值較小的小國家。一些小國，如百慕大，因為是避稅天堂而吸引了來自其他國家的富人的財富，表面上這些富人在這個國家有一處住所，但他們可能並不是該國國民。不過百慕大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比美國高並不意味著百慕大的普通常住人口的生活水平比美國高。
統計趨勢
對某一時間跨度內的國民收入進行比較的問題之一，是對初始年份的選擇過於隨意。例如，1960年美國總統選舉中的一個重大議題，就是當時政府管理下的美國經濟的增長率。總統候選人約翰·f．肯尼迪承諾，如果當選，將從經濟上「再次推動美國前進」，暗示國民經濟在其對手黨的領導下將停滯不前。這種指責的有效性，完全取決於將哪一年作為比較的起始點。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長期平均年增長率大約為3%。1960年，這一增長率可能只有1.9%（以1945年為起點），也可能高達4.4%（以1958年為起點）。
不論當時政府的影響如何，無論它的工作看起來是出色還是糟糕，都取決於選擇的初始年份。
媒體報道或政治宣佈的諸多「趨勢」，同樣也完全取決於將哪一年作為趨勢的初始年份。如果衡量的是1960年至今，那麼美國的犯罪活動呈增加的趨勢；但是如果衡量的是1990年至今，那麼犯罪活動則減少了。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在1939年和1999年大致相同，但是你也可以說收入不平等程度從20世紀80年代到1999年增加了，因為在兩個大致相等的年份之間存在波動。2003年末，一筆投資於標準普爾500指數型基金的投資年回報率可能為10.5%（從1963年算起），也可能為0（從1988年算起）。這一趨勢完全取決於選擇哪一年作為基準年。
經濟以外的趨勢也同樣難以解釋。據稱，自從美國聯邦政府開始實施各種安全管制後，車禍死亡率已經下降。這是事實，但是車禍死亡率在美國聯邦政府實施安全管制之前的數十年裡就一直在下降，這也是事實。長期存在的趨勢在某一政策實施之後繼續發展，能夠被視為政策有效性的證據嗎？
在一些國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很多的經濟活動發生在「表外」，可以說國民產出的官方資料漏掉了許多該經濟體生產的商品與勞務。世界各國，家庭內部不需支付薪資的勞務，如做飯、撫養孩子、打掃房間，是不會計入國民產出的。如果每個時期沒有計入國民產出的經濟活動佔比相同，那麼這種誤差就不會隨時間直接影響趨勢。但實際上，隨著時間的推移，許多國家的家內經濟活動都經歷了重大變化，並且在特定時期，不同社會中的家內經濟活動也存在很大差異。
例如，隨著更多的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許多以前由妻子和母親承擔的家務（不計入統計，不會產生任何收入資料），如今由收費託兒所、家庭清潔服務公司、餐館或比薩外賣來承擔。此時這些活動都是市場上的正式貨幣交易，而不是家庭中丈夫和妻子間的非正式交易，如今的統計資料包含了以前沒有納入計算的產出。這就意味著國民產出的統計趨勢不僅反映了商品與勞務的實際產出增加，也反映了以前沒有納入計算的東西，雖然它們以前就存在。
對比的時間期限越長，從家庭轉向市場的經濟活動就越多，統計資料就越不可比較。在過去的幾個世紀裡，一個家庭往往會在自家花園或農場種植所需的食物，並將這些食物儲存在自己家的罐子裡，而不是從商店購買罐頭食物。1791年，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hamilton）在《製造業報告》（citereportonmanufactures/cite）中描述到，美國人的衣服有4/5是家庭自制的。在美國建國初期，或當今一些發展中國家，房屋本身可能就是在朋友和鄰居的幫助下建造的。
隨著這些經濟活動和其他一些經濟活動從家庭轉向市場，為這些活動支付的金錢使它們成為官方統計的一部分。於是我們很難知道，隨時間流逝，產出的統計趨勢中有多少代表真正的產出增加，又有多少代表記錄帶來的差異。
統計資料可能會高估國民產出的增長，也可能會低估這一增長。在非常貧窮的第三世界國家中，從統計資料上看財富增長可能是停滯的。極其貧窮的後果之一是高嬰兒死亡率，另外還有缺乏食物、住所、醫療服務和汙水處理設施等，都會給人們帶來健康風險。隨著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的增長，提高人均收入的首要結果之一便是更多的嬰兒、小孩和體弱老人能夠存活下來，因為他們負擔得起更好的營養和醫療服務了。
收入最低的國家尤其如此。由於更多的窮人能夠存活下來，不論是從絕對意義上來說，還是相對於富有的階層來說，該國人口中窮人的百分比就更高了。從統計上看，包含更多窮人的平均值將拉低該國實際收入的平均增長水平，甚至從資料上看平均收入下降了，然而該國每個人的收入都比過去更高了。
瞭解微積分的人可以將前者看作微分，而後者看作積分。
比如說，假設在一個有1億人口的第三世界國家，1/4的人口平均年收入為1,000美元，另外1/4的人口平均年收入為2,000美元，還有1/4的人口為4,000美元，而收入最高的1/4的人口平均年收入為5,000美元。進一步假設：（1）每個人的收入增長了20%，並且（2）由於最容易遭遇營養不良和醫療保健不充分的人口死亡率下降，最窮的兩個階層的人數翻了一倍，而兩個高收入階層的人數沒有變化。如果用算術來計算，你會發現整個國家的人均收入沒有變化，雖然每個人的收入都上升了20%。很明顯，如果收入上升少於20%，人均收入將會下降，即使每個人的收入都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