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的另一方也必須能夠從風險的淨減少中獲益。位於美國愛達荷州或內布拉斯加州的農民準備種植小麥時，不可能知道小麥收穫時的價格是多少。這取決於無數其他種植小麥的農民，不僅包括美國的農民，還包括俄羅斯或阿根廷的農民。
如果俄羅斯或阿根廷的小麥歉收，那麼小麥的世界市場價格就會因供求關係而上升，於是美國的農民就可以獲得高價格。但是，如果俄羅斯或阿根廷的小麥獲得了大豐收，那麼世界市場上的小麥就遠遠超過了人們的需求，過剩的小麥將不得不儲存進昂貴的倉庫裝置。這就會導致世界市場上的小麥價格驟降，因此美國農民一年的勞作可能只有很少的收穫，或者幸運的話僅能避免損失。與此同時，他的家庭就只能依靠儲蓄過活，甚至向放貸機構借錢。
為了避免這樣的猜測，農民實際上會付錢給專業的投機者，讓他們來承擔風險，而農民只管種植。投機者簽訂合同，按照事先確定的價格購買或銷售在未來交割的商品，把這項活動的風險從參與其中的人——如種植小麥的農民，轉移給了其他人。對接收風險的人來說，他們實際上賭的是自己能夠比其他人更好地預測將來的價格，他們也有應對不可避免的失敗的財務資源，並且在賭注結果向好時獲得淨利。
投機常常被誤解為跟賭博一樣，事實上投機與賭博恰恰相反。不管是在機遇遊戲中，還是在類似俄羅斯輪盤賭中，賭博包含了人們為了錢、為了顯示本領或無所畏懼而憑空創造出來的風險。而經濟上的投機所涉及的是人們以投機這種方式應對、降低strong固有/strong風險，以及把風險留給那些做好充分準備的人。
當商品投機者購買尚未種植的小麥時，農民種植小麥就會變得簡單，因為農民不必知道收穫季節的小麥市場價格。期貨合約保障了賣方預先指定的價格，而不管交割時點的市場價格如何。這就將農業和經濟預測分離，分別交給擅長不同活動的專業人士來做。投機者利用市場知識、經濟與統計分析資料，盡力做到比農民的猜測更準確。於是給出對農民有吸引力的價格，讓農民覺得可以現在賣出小麥，而不是等到收穫季節按照那時的價格賣出。
雖然投機者很難在每筆交易中都獲利，但是為了生存，他們必須在長遠中表現出色。他們的利潤取決於支付給農民的平均價格要低於收穫季節的價格。當然，農民也知道這個道理。事實上，農民付錢給投機者，就是要他們承擔風險，就跟人們在保險公司投保一樣。跟其他產品和服務一樣，問題取決於投機者提供的服務是否值這個價。就個人層面來說，每個農民可以自己決定這筆交易是不是值得做。不管是制定期貨合約還是在收穫季節售出作物，每一個投機者當然也會與其他投機者競標，就像每個農民會與其他農民展開競爭一樣。
從經濟整體來看，競爭決定了價格，也就決定了投機者的利潤。如果利潤超過了誘使投機者願意在這個不穩定的領域投入資金的水平，那麼就會有更多的資金進入這一細分市場，直到競爭使利潤降到剛好能夠彌補他們的開支、努力和風險的水平。
投機者之間的競爭相當激烈，他們要在商品交易所裡大聲喊叫，才能報價競標。價格每時每刻都在波動，五分鐘的交易拖延就可能意味著盈虧的差別。即使是從事商品投機的小型公司，一天的盈虧也可能達到上萬美元，而大型公司幾個小時的盈虧就有數百萬美元。
在技術先進的國家，商品交易市場上不僅有大企業，甚至還有農民。一份發自印度的《紐約時報》新聞稿報道說：
在這個有著2,500人的村莊裡，拉維·沙姆·休亨瑞（ravishamchoudhry）每天至少要去客廳開啟計算機登入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一次。
他用農民特有的沾滿泥土的指甲緩慢地敲擊鍵盤。但是，他知道自己想要什麼資訊：大豆的期貨價格。
這不是孤例。2003年，印度有3,000個機構，幫助多達180萬印度農民與世界商品交易市場聯絡在一起。我們剛才提到的那位農民，就是周圍村莊的農民同伴的代理人。休亨瑞先生去年從這項與種植無關的交易活動中賺了300美元，現在他一個月就能賺這麼多，對於印度這樣的貧窮國家，這是相當大的一筆錢了，這也顯示了網上商品資訊的傳播速度之快。
農產品並不是商品交易商投機的唯一商品。商品投機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個例子就是1980年白銀價格的起落。1979年初，每盎司白銀為6美元，但是到1980年初，每盎司銀價急劇飆升到50.05美元。不過，這一價格在當年3月26日後降至21.62美元。此後，在僅僅一天的時間裡，這一價格又降了一半，到10.80美元。在這個過程中，大量投機白銀的億萬富翁亨特兄弟（huntbrothers），在strong短短幾周內/strong損失了10億美元。投機對於個人投機者來說是財務風險最大的活動之一，雖然它降低了經濟整體的風險。
那些通常不被認為是投機者的人可能也會從事投機生意。追溯到19世紀70年代，以亨利·海因茨（henryheinz）為首的食品加工公司簽訂合約，以事先約定的價格從農民手裡購進黃瓜，而不管黃瓜成熟時的市場價格如何。沒有跟任何人簽訂期貨合約的農民，就是對收穫季節的價格進行投機，而不管他們是否認為自己是投機者。順便一提，曾經有一次黃瓜獲得了大豐收，遠遠超出了亨利·海因茨期望或能夠支付的數量，這筆災難性的交易使他破產。他花了好幾年的時間才從經濟上恢復過來，並重新開始，最終建立了亨氏公司，並延續至今。
有風險才有投機，所以投機失敗是一種常見的現象，雖然失敗往往意味著經濟破產。即使是學識非常淵博的人，在大量預測中也會有失誤。著名的英國雜誌《經濟學人》在1999年3月預測每桶石油價格將會下跌，然而事實上卻上漲了，而且到當年12月，油價比《經濟學人》預測的價格上漲了4倍。在美國，聯邦儲備系統對通貨膨脹的預測失敗時有發生；國會預算辦公室也一樣，它預測某項新稅法將帶來更多的稅收，而事實上稅收收入非但沒有上升，反而下降了；在另一個例子中，國會預算辦公室預測某個新稅種的稅收收入會下降，但事實上該項稅收收入卻增加了。
簽訂期貨合同是為了以事先約定的價格在未來某個時間交割黃金、石油、大豆、外幣以及許多其他物品。商品投機僅僅是投機的一種。人們還會投機於房地產、公司股票或是其他東西。
風險的全部成本不只包括投入的金錢，還包括在等待過程中的擔驚受怕。農民期望自己的作物可以每噸賣1,000美元，但是他也知道有可能每噸只能賣500美元，或賣到1,500美元。如果有投機者願意用每噸900美元的價格購買他的作物，而且這個價格能夠使他避免幾個月的失眠擔憂，那麼這就是合意的價格。因為農民不用再擔心收穫時的價格太低不能彌補種植作物的成本，無法養家餬口。
投機者不僅財務狀況更加良好，足以應對投機失敗，而且在心理上也做好了準備，因為過分擔憂的人通常不會參與商品投機。我認識一位商品投機者，有一年他的公司一直到12月份都還在虧損，但是就在12月出現了諸多變化，讓他在這一年最終實現盈利。他為此感到很驚訝，其他人同樣也很驚訝。這個職業並不適合心理脆弱的人。
經濟投機是配置稀缺資源的又一種方式，而它配置的稀缺資源就是知識。投機者和農民都不知道作物收穫時的價格將會如何。但是，投機者比農民具有更多的市場和經濟學知識，以及更多的統計分析知識，而農民則擁有更多的種植農作物的知識。我的商品投機商朋友承認說，他從沒見過大豆，也不知道它們長什麼樣子，儘管數年來他可能已經買進賣出了價值數百萬美元的大豆。他只是在收穫的季節，將紙面上的大豆所有權轉移給大豆購買商。他真正做的並不是大豆生意，而是風險管理生意。
庫存
處理經濟中的固有風險不僅可以通過經濟投機的方式，還可以通過持有庫存的方式。換句話說，strong庫存是知識的替代品/strong。如果廚師提前知道每個人的食量，然後烹飪相應分量的食物，那麼飯後就不會有多餘的食物需要扔掉。因為庫存會有成本，商業企業必須盡力限制手裡的庫存量，與此同時還要保證不能陷入因產品缺貨而脫銷的風險。
日本汽車製造商出了名的庫存少，甚至有些汽車零部件一天要多次運到工廠，才能保證汽車在裝配線上順利進行組裝。這就減少了持有大量零部件庫存的成本，也就減少了製造汽車的成本。然而，2007年日本的一場地震致使它的活塞環供應商暫停運營。正如《華爾街日報》的報道：
僅僅因為缺少1.5美元成本的活塞環，將近70%的日本汽車生產在這一週陷入了暫時的癱瘓。
庫存太大或太小都意味著要遭受損失。很顯然，庫存最接近理想規模的企業才具有提高利潤的前景。更重要的是，經濟中的所有資源都會得到更有效的配置，這不僅僅是因為每一個企業都有動機來提高效率，而且還因為經常做出正確決策的公司更有可能生存下來，並繼續做出正確的決策，而那些重複持有過多庫存或過少庫存的企業，可能因為破產而從市場上消失。
過多的庫存意味著經營成本過高，相比之下，競爭對手的成本更低，也就能夠用更低的售價爭奪消費者。過少的庫存則意味著消費者需要的商品可能脫銷，這樣不僅會錯失即時的銷售收入，消費者還可能會轉而尋求更可靠的供應商。正如第6章指出的，在一個商品和零部件的配送總是不確定的經濟中，如蘇聯，持有較大的庫存就是準則。
許多關於風險的經濟學原理同樣適用於與市場無關的活動。即將要上戰場士兵不會僅僅攜帶射擊所需的子彈，或只帶上受傷時會用到的急救用品，因為誰都不可能預見戰場上的形勢。士兵需要攜帶一定量的彈藥和醫藥用品以應對各種各樣的意外。但同時，如果他過多地攜帶每一種可能用到的東西，他就無法投入戰鬥。因為這會使他行動緩慢，減少他的機動性，使他很容易成為敵人的靶子。換句話說，超過了某一個臨界點，任何試圖使他更安全的行為都只會讓他更危險。
庫存還以另一種方式與知識和風險關聯在一起。在正常年代裡，每一個企業都會持有一定量的庫存，並且這些庫存和銷售成一定比例。然而，當人們所處的年代變得不穩定，比如在經濟衰退或經濟大蕭條時期，他們就會賣出存貨並且不再生產新產品。例如，2003年第三季度，隨著美國逐漸從經濟衰退中恢復過來，銷售額、出口額以及利潤額都上升了，但是《商業週刊》雜誌報道稱它的生產商、批發商以及零售商「賣的都是貨架上的商品」，而且「庫存率也創造了最低紀錄」。
最終結果是，創造的就業要遠遠少於過去同期貿易活動增加所創造的就業機會，我們可以用「失業型復甦」來描述這一情形，因為企業並不相信復甦會持續下去。總之，對賣方來說，出售庫存是應對經濟風險的一種方式。只有在庫存見底之後，企業才會僱用更多的人來生產更多的產品，隨著規模的擴大，再用「失業型復甦」來描述就不合適了。
現值
雖然人們購買許多產品和服務是為了能夠馬上使用它們，但是有許多其他的收益會隨著時間慢慢增加，比如棒球比賽的季票以及退休後每個月的養老金。人們可能會在某一時間購買全部收益，支付的價格就是經濟學家所說的「現值」，即季票的價格或年金的價格。然而，除了用來確定支付價格，它還包括很多同樣重要的內涵。現值的含義能夠影響經濟決策及它們的後果，甚至也會對一些通常被認為不屬於經濟的領域產生影響，如決定後人在未來可用的自然資源的數量。
價格與現值
現在對房子、企業和工廠進行保養、維修或改善，都會決定它們的使用壽命以及將來的執行效果。然而，花錢請人修理和維護的業主卻不必等著看這些行動對財產價值的未來影響。因為將來的收益就反映在財產的strong現值/strong中。資產的現值實際上就是對未來收益預期的加總，以及因為延期而產生的折現。你的房子、企業和農場的狀態現在可能並不比鄰居的好，但是如果你安裝了厚重的管道、堅硬的木料或其他更耐磨的建築材料，那麼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將來因為磨損而損失的費用就會少很多，這就使你的財產的市場價值strong立刻/strong超過了你的鄰居，即使現在看來它們的執行狀態沒有什麼區別。
相反，如果市政府宣佈明年要在你家附近建一個汙水處理廠，你的房屋的價值就會strong立刻/strong下降，直到相鄰的土地也被動用。資產的現值反映了它將來的收益與損失，因此任何能在預期上提高或降低收益或損失的東西，都會對今天所售資產的價格產生影響。
現值通過多種方式將未來與現在聯絡在一起。一位91歲的老人種植需要20年才能夠成熟的果樹也可能是合理的，因為土地的價值會由於這些果樹strong立即/strong提高。只要願意，他可以在一個月後將這片土地賣掉，然後去巴哈馬群島生活，因為即使他可以從這些果樹的果子中得到額外的價值，那也是遠在他過世之後的事情了。他現在的財富價值中就包括了還沒有長出來的水果的價值，未來出生的孩子可以吃上這些水果。
經濟與政治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政治家不用關注下一屆選舉之後的未來後果。民選官員很可能會通過大選日提出令公眾滿意的政策而被選為下一任執政者，即使這些政策在幾年後會產生破壞性的後果。這些後果在大選後顯現，因此不存在現值來使今天的政治決策者考慮將來的後果。
雖然公眾沒有足夠的知識或教育來認識今天的政策將會產生怎樣的長期影響，但是處理政府債券的金融專家卻能夠認識這一影響。因此，在2001年電力危機期間，標準普爾公司下調了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債券評級，雖然這些債券並沒有違約，支付給債券購買者的報酬也沒有減少，並且加利福尼亞州的金庫還有數億美元的盈餘。
標準普爾公司的理解是，加利福尼亞州政府要承擔重大的經濟責任來解決電力危機，意味著馬上就會有高稅收和高債務。這就增加了將來違約或延期付款給債券持有者的風險，因此也就降低了債券的現值。
任何在將來多次支付的報酬都可以折算為一個較低的一次性付清的現值。在幾年內分期獲得獎金的彩票得主，可以將這些獎金賣給金融機構獲得一筆馬上支付的固定現金；從保險公司得到分期賠付款的事故受害者也可以這麼做。在未來幾十年內多次定期支付的報酬，因為要對延遲進行折現，所以它的現值要比所有這些定期報酬的總額低很多，而一次性支付的現值可能比定期報酬總額的一半還少。於是，一些為了解決當前的經濟問題而將定期報酬賣掉的人，後來會後悔這筆交易。然而，有些人卻很樂意，而且在將來還會再做類似的交易。
反過來，還有一些人可能想將一筆固定的資金換成一筆未來多次支付的報酬。老年人雖然退休後有足夠的資金來維持生活，但他們還必須考慮壽命長過預期的情況——也就是「錢沒了，人還活著」——否則可能在貧窮中死去。為了避免這樣的情況，他們會用一部分錢來購買保險公司的養老金。例如，21世紀早期，70歲的老人可以購買價格為10萬美元的養老金，然後就能每月得到772美元，直到過世，不管他是再活3年還是30年。換句話說，風險以價格的形式轉嫁給了保險公司。
在其他情況下，風險不僅可以轉移而且還能夠降低，因為保險公司能夠準確地預測購買養老金的數百萬人的平均壽命，他們的預測比任何個人的預測都要準。另外，交同樣的保險金，70歲的老婦人得到的月付款更少——比如725美元，因為女性的壽命通常比男性長。
風險降低是因為大量保險資料增強了可預測性。幾年前的一則新聞報道，講述一位投機者與一位急需用錢的老婦人達成了一項交易。老婦人讓投資者繼承房子，作為交換，投機者只要每月支付給老婦人固定的一筆錢，直到她去世。然而，這個一對一的交易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老婦人的壽命比預期的長得多，投機者甚至死在了她的前面。保險公司不僅在收集處理大量資料上具有優勢，它更大的優勢是不受人類壽命的限制。
自然資源
現值會對自然資源的發現和使用產生深刻的影響。地底下的石油也許夠用幾百甚至上千年，但是它的現值決定了為回報某段時間內的發現成本應該開採多少石油，而這些石油可能還不足以使用十幾年。如果不能理解這一基本的經濟現實，數代之後就會產生大量廣泛宣揚的虛假預言，比如我們即將「耗盡」地球上的石油、煤炭以及其他自然資源。
例如，1960年一本暢銷書指出，以目前的使用速度來看，美國國內的石油只能使用13年。當時，美國已知的石油儲量還不到320億桶。13年後，美國已知的石油儲量已經超過360億桶。最初的統計資料與方法都是正確的，為什麼美國沒有在1973年用完石油資源？是單純靠運氣發現了更多的石油，還是有更加根本的經濟原因？
短缺與過剩不僅與已有的物質資料的多少有關，還或多或少地與人口有關。同樣，已知的自然資源儲量也不僅與地底的物質資源的多少有關。對於自然資源，價格同樣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現值也起著重要的作用。
已知存在多少自然資源，取決於發現這些自然資源花費的成本。例如，石油勘探成本非常高昂。2011年，《紐約時報》的一則報道提到：
海底兩英里深處，在一個與休斯敦市區一樣大的山脊上，當代投資者已經找到了他們認為的一個大油田。現在他們要做的，就是花1億美元來查明自己是否正確。
生產石油的成本不僅包括地質勘探的費用，還包括最終發現石油之前鑽取乾井所花費的昂貴成本。隨著投入成本的增加，全世界有越來越多的石油被發現，而不斷增多的已探明石油儲量會通過供求關係降低石油價格。最終達到一個臨界點，即在某個地方每多發現一桶石油並進行提煉的成本，超過了可能會發現的每桶石油的現值。達到這一點時，就不值得再繼續勘探石油了。在許多情況下，在這一點發現的石油總量，能夠使用的年份可能並不會比13年更長，這就產生了我們正在耗盡石油的可怕預測。但是，隨著現有的石油漸漸被用光，上升的價格就會使人們對石油勘探進行更大的投資。
以石油開發涉及的各種成本為例，一家大型石油勘探企業在墨西哥灣花8,000萬美元，用於初始的探測和租賃；又花了1.2億美元用於勘探鑽井，只是為了證明是否有足夠的石油值得進一步深入；然後又有5.3億美元用於建設鑽井平臺、管道及其他基礎設施；最後花費3.7億美元來鑽採已探明的石油儲量。這些成本加起來總共是11億美元。
想象一下，如果銀行或投資者的貸款利率提高一倍，勘探總成本甚至更高；或者想象一下，石油公司自己擁有這一大筆錢並存入銀行，可以安全地賺到兩倍於平常的利息。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還會願意投入這筆錢，做勘探石油這樣風險更大的投資嗎？你會嗎？很可能不會。高利率就可能意味著石油勘探的減少和已知石油儲量的減少。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將要耗盡石油，反而利率降低的話，已知的石油儲量會相應增加。
隨著已知石油儲量漸漸用完，剩餘的石油每桶現值就會上升，勘探額外的石油就會再次變得有利可圖。但是，在任何一個既定的時間裡，都不值得去勘探地底或海底的所有石油。事實上，只是大量勘探這部分石油才是值得的。可是人們卻在歇斯底里地預測我們正在用完自然資源。因為這種預測不僅給圖書銷售和電視收視率帶來好處，也給建立政治權力和個人名聲帶來好處。
21世紀初，一本名為《沙漠黃昏》（citetwilightinthedesert/cite）的書曾總結說，「遲早有一天，全球的石油使用量會達到峰值」，這是因為「石油，如同另外兩種化石燃料煤炭和天然氣一樣，是不可再生的」。從理論上講當然是正確的，正如從理論上講，太陽總有一天會變冷退化。但是，若要據此判斷，我們將在下個世紀或下一個千年中遇到與此相關的任何問題，情況就很不一樣了。然而，其隱含的意思是，當前我們正面臨著持久的能源危機，原油價格飆升至每桶147美元，汽油價格飆升至每加侖4美元，讓這種隱意變得更加確鑿。但是，2010年《紐約時報》報道：
正當全球石油資源似乎就要耗盡的時候，巴西和非洲海岸發現了巨大的油田，而加拿大的油砂專案建設也在飛速進行，由加拿大運往北美的石油數量現在甚至已經超過了沙烏地阿拉伯。此外，美國也增加了國內石油產量，這在一代人的時間內還是第一次。
甚至整個20世紀對能源資源的大量使用，也沒有減少用於生產這些能源的自然資源的已知儲量。歷史上，鐵路、工廠機器以及城市電力的發展，帶來了能源的巨大消耗，據估計，20世紀頭20年消耗的能源，比人類在此前歷史中消耗的所有能源還要多。此外，整個20世紀的能源使用持續上升，而已知的石油儲量也在上升。到20世紀末，石油的已知儲量是20世紀中葉的10倍還要多。科技進步提高了石油勘探和開採的效率。20世紀70年代，為了尋找石油所鑽探的油井中只有大約1/6能夠真正產油。但是到了21世紀初，這些探井中有2/3能夠產油。
適用於石油的這些經濟因素同樣也適用於其他自然資源。不管地底下有多少鐵礦石，當它每噸的現值少於勘探和提煉成本時，就不值得去勘探更多的鐵礦石。然而，雖然鐵和鋼的使用量在20世紀大幅增加，已探明的鐵礦石儲量卻增長了數倍。銅、鋁、鉛等其他自然資源的已知儲量也同樣如此。1945年，銅的已知儲量是1億噸。接下來的四分之一個世紀，銅的使用量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增長，而銅的已知儲量卻達到此前的strong三倍/strong。到1999年，銅的儲量又翻了一番。僅在2006年至2008年期間，美國天然氣的已知儲量就增長了大約1/3（從1,532萬億立方英尺到2,074萬億立方英尺）。
即使地底或海底的大量石油也納入開採和提煉，經濟因素也會防止這些石油被耗盡。正如《經濟學人》雜誌指出的：
幾十年前，油田的平均採油率是20%;隨著科技取得巨大進步，如今油田的平均採油率已經上升至35%。
換句話說，近2/3的石油仍然保留在地下油田中，因為在目前的科技和油價水平下，想要開採出油田中全部的石油——甚至只開採出大部分石油——成本太高了。不過，石油會留在油田裡，而油田的位置我們已經確定。在今天的開採和提煉成本下開採的石油真正「用完」時，接下來開採和提煉石油的成本就會更高一點，再接下去還會增加。但是，顯然我們所處的時代，並沒有讓已經發現的石油荒廢在地底或海底。隨著技術的進步，我們還會在經濟上提高現存油井的石油產出率。2007年，《紐約時報》報道了大量的例項：
雪佛龍的工程師在1899年發現的科恩河油田中注入高壓蒸汽，抽出了更多石油，使得這塊油田重獲生機。20世紀60年代，這塊油田的日產量下滑到10,000桶，現在它的日產量達到了85,000桶。
受這些經濟因素影響的並不只有石油。地表的煤炭很容易開採的時候，就不值得在地下挖掘礦井，因為開採地下煤礦的成本太高，無法在價格上與地表開採的成本較低的煤礦競爭。只有開採成本較低的地表煤炭耗盡之後，開採地底煤炭才有利可圖。
經濟學家朱利安·西蒙（juliansimon）和環保人士保羅·埃爾利希（paulehrlich）間的賭注，就表明了自然資源使用的經濟學方法與臆想方法之間的差異。西蒙教授打賭說任何人選擇任何一個包含五種自然資源的組合，在任何一段時間內，這五種資源的實際成本都不會上升。以埃爾利希教授為首的另一組人於是選出五種自然資源。他們以十年為期限，來衡量這些自然資源的實際成本變化。到了第十年年底，不僅這五種自然資源的成本下降了，連他們本來預期成本會上升的單個自然資源的成本也下降了！很顯然，如果我們真的將要耗盡這些資源，它們的成本就會上升，因為這些變得更稀缺的資源的現值會上升。
從某終極的角度來看，資源總量當然在不斷下降。然而，一種資源在報廢之後經過數個世紀才會耗盡，或是在太陽變冷後的一千年以後才能用完，這並不是一個嚴重的現實問題。如果一種資源會在一段時期後用完這一事實具有現實針對性，那麼提高將耗盡資源的現值就會自動地使資源受到保護，無須公眾的極端呼籲或政府勸告。
正如價格使我們在某一時間內與他人分享稀缺資源及其產品一樣，現值會使我們與後代分享資源，即使我們並沒有意識到這種分享。當然，政治上分享資源也是可能的，通過由政府取得自然資源的控制權——就像它對其他資產或實際上對整個經濟體制的控制權一樣。
政治控制與市場價格的非人性化控制在效率上的差別，一定程度上取決於哪一種方式能夠更準確地傳達基本現實。正如在前面章節中提及的，與價格調節市場經濟相比，政治機構進行的價格管制和直接分配資源，要求這些少數的計劃者具備更加明確具體的知識；而在由價格調節的市場經濟中，數百萬人會根據自己個人的情況和偏好獲得第一手知識，然後做出反應——在這個過程中，每個人面對的只是少數價格。
計劃者很容易制訂錯誤的計劃：要麼是出於無知，要麼是因為各種的政治動機，比如追逐更大的權力、再次當選或其他的目標。例如，20世紀70年代，政府要求科學家估計美國天然氣的儲量以及在目前的使用率下還可以用多久。他們估計的結果是，美國的天然氣足夠用1,000多年！雖然有些人認為這是一個好訊息，但當時在政治上是一個壞訊息，因為美國總統試圖獲得更多公眾的支援來制訂更多的應對能源「危機」的政府計劃。因此卡特政府否定了這一估計結果，並開始了一項新的研究，而新的研究得出了在政治上認可的結果。
有時候，某種自然資源的已知儲量看起來特別小，這是因為在目前的成本下，可獲得的資源數量實際上在幾年之內就會耗盡。雖然在較高的開採和提煉成本下我們可能得到大量的自然資源，但是在低成本的資源耗盡之前人類不會觸及額外的資源。例如，地表還有大量煤礦可開採的時候，有些人曾發出警告說我們正在「耗盡」這些「經濟上可行的」、無須「過高的成本」就可以獲得的煤礦。但是，價格的目的就是抑制。只要存在成本更低的資源可以使用，價格的這種抑制就可以防止成本過高的資源被不必要地開採出來。
今天仍然存在類似的情況，油井裡的大部分石油都沒有被開採出來，因為這些石油的提煉成本比最容易獲得的石油的開採成本高很多，在當前的市場價格下根本無法獲得回報。2005年石油危機期間，美國石油的價格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翻了一倍，人們擔心石油會耗盡，《華爾街日報》報道說：
舉例來說，加拿大亞伯達省阿薩巴斯卡地區，理論上這塊54,000平方英里的油田能夠產出1.7萬億到2.5萬億桶石油——僅次於沙烏地阿拉伯的石油儲量。阿薩巴斯卡的大部分石油儲量尚未得到開發，因為從沙子中提煉石油相當昂貴、複雜。使用2噸沙子才能提取出1桶油。但是，如果油價仍然保持在目前的水平——事實上，如果石油仍然保持在2003年末以來的30多美元一桶——從油砂提煉石油就會有利可圖。有限的投資和產出一直制約著阿薩巴斯卡地區。
如果技術從未進步，那麼隨著時間的推移，所有的自然資源成本都會提高，最易取得且最易提煉的礦藏將最先用盡，然後是那些不容易得到、數量不多或是很難提煉的礦物質。然而，隨著技術的改進，未來獲取自然資源的成本實際上會更低，就像朱利安·西蒙和保羅·埃爾利希打賭的那樣。例如，一桶石油的平均成本從1977年的15美元下降到1998年的5美元。無須驚訝，隨著石油成本的下降，已知的石油儲量大大增加了。
並非只有石油的供給受價格影響。鎳的生產也同樣如此。21世紀初，鎳的價格上升後，《華爾街日報》報道說：
幾年前，莫林莫林公司（murrinmurrin）這家位於西澳大利亞沙漠深處的大型鎳礦公司命途多舛，它也成為採礦領域的一個標準失敗案例。
現在，莫林莫林公司是投資者的最愛。這家公司的股票價格……在過去的一年裡增長了三倍多，一些分析師認為它還有增長的空間。
這一令人吃驚的轉折強調了近期商品熱潮的一個關鍵事實：在這一高價格下，特別是對於鎳來說，即使一個存在技術困難或長期問題的專案也會看上去不錯。鎳最廣泛地應用於製造不鏽鋼。
雖然人們通常會從實際數量方面來談論一個國家的自然資源儲量，但是要想得出有實際意義的結論就必須考慮成本、價格和現值等經濟概念。除了自然資源將會耗盡的警告，還存在一種相反的不合情理的樂觀言論，即許多貧窮的國家擁有價值數十億美元的「自然財富」，這些財富以鐵礦石、鋁土礦或其他自然資源的形式存在。
這些言論沒有考慮開採和提煉的成本，而且不同的地方成本差別也很大，因此它們是毫無意義的。例如，從加拿大的油砂中提取石油的成本非常巨大，直到最近幾年那裡出產的石油才被納入世界石油儲量。但是，當石油價格上漲到每桶100美元，加拿大就成為世界石油儲量最大的國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