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到紐約格林威治村旅遊的遊客決定讓一位街頭畫家為他畫一幅素描肖像。肖像畫得非常好，但要100美元。
「太貴了，」他對畫家說，「不過我會付錢，因為這是一幅非常好的素描。但是，實際上你只畫了5分鐘。」
「是20年零5分鐘。」畫家回答道。
許多東西都需要經過時間的積累，然後才能使用，藝術才能就是其中的一種。有些人可能認為投資只是一種簡單的金錢交易。但是，更廣泛、更根本的投資，是為了在未來擁有更多物品而犧牲當前的物品。
以本章開頭引述的格林威治村藝術家的故事來說，投資就是為了擁有5分鐘內畫出一幅打動人心的素描畫的技能，投入的20年時間。從社會整體來說，投資更可能採取的形式是停止當前的消費品生產，以便將原本用於生產這些消費品的勞動力和資本，轉用於建造廠房、生產機器，從而引致未來更大的生產量。伴隨而來的金融交易可能是個人投資者的關注焦點，但是對於整個社會來講，金錢只是促進實物流動的人造工具，而實物才能構成真正的財富。
因為未來不可預知，投資必然包含風險，有形物品投資也是如此。如果投資要延續，風險必須得到補償。發展藝術才能，最終找到正確鑽井位置的石油勘探，積累學分達到符合學位申請要求，這些投資若要延續就必須收回在此期間維持生存所需的成本。
投資回報不是道德問題，而是經濟問題。如果投資回報不夠高、不值得做，那麼未來做這項投資的人將變少，未來消費者因此也就無法使用本來應該生產的產品與服務。
沒人有義務確保strong所有/strong投資都能獲得回報，但是有多少投資應該獲得回報、相應得到多少回報，取決於有多少消費者認可投資帶來的好處，以及認可程度如何。
如果消費者不認可正在生產的東西，投資就strong無法/strong獲得回報。如果人們堅持專營一個需求很少的領域，他們的投資就是在浪費稀缺資源，因為這些資源本可以用來生產其他人想要的其他東西。該領域的低迴報和少得可憐的就業機會，都是讓他們以及他們的追隨者停止投資的緊迫訊號。
一些不通過市場也不被認為具有經濟性的活動中也包含投資原則。收拾好用過的東西，就是在當前投入時間，以減少將來尋找它們時所用的時間。把自己介紹給其他人很耗時間，也不愉悅，但是它也是一種投資，可以避免將來因可能出現的誤解而產生更大的不愉快。
投資的種類
不管是對人的投資，對鋼鐵廠的投資，還是對輸電線路的投資，都可以採取多種形式。不管是這些投資，還是其他投資，風險都是他們不可分離的一部分。規避風險的方式有投機、保險以及發行股票和債券。
人力資本
雖然人力資本有多種形式，但是我們傾向於把它等同於正規教育。然而，採取這一方式不僅會忽略許多其他有價值的人力資本形式，還會誇大正規教育的價值，而且由此產生的一些適得其反的結果，有時也未能得到充分理解。
工業革命並不是由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創造的，而是由那些有著實際工作經驗的人發起的。飛機是由幾個從沒有上過大學的腳踏車技師發明的；電力以及伴隨而來的其他許多發明因為托馬斯·愛迪生而成為現代世界的核心，而他僅僅受過三個月的正規教育。這些人都擁有價值巨大的知識和洞察力，也即人力資本，它們來自實踐，而不是教室。
當然，教育也對經濟發展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重要貢獻。但這並不是說所有的教育都是如此。從經濟角度來看，有些教育有很大的價值，有些則沒有價值，還有些甚至會產生負面效應。例如，雖然我們很容易理解醫學、工程學方面的專業技能具有巨大的價值，數學也能為許多行業提供基礎，然而許多其他的學科，如文學，就無法說自己也能使人獲得具有市場價值的技能，但是它會以其他方式做出貢獻。
在教育或高等教育剛剛起步或匱乏的國家，許多已經獲得文憑或學位的人可能會覺得，自己的能力足以勝任許多工作。在這樣的社會，即使是工程師也更願意待在辦公室裡，而不願意穿著長筒橡膠靴去泥濘的建築工地。基於他們的所學，新接受教育的人可能會有更高的期望，而他們的能力水平所能創造的財富卻遠遠滿足不了他們的期望。
特別是在第三世界國家，家庭中第一批接受高等教育的成員，往往並不會學習科學、醫學、工程學這類難度大、要求高的學科，他們傾向於更簡單、更籠統的學科，這些學科並不會給他們帶來具有市場價值的技能，而正是科學、醫學、工程學這些具有市場價值的技能才能夠為他們自己或國家創造財富。
大量接受教育卻沒有獲得具有經濟價值的技能的年輕人，在第三世界國家造成了大批失業。由於市場不能為他們提供期望的職業，政府不得不建立臃腫的官僚機構來僱用他們，以此消除潛在的政治不滿、國內動亂或叛亂。反過來，這些官僚機構和他們冗長、費時的繁文縟節，卻阻礙了strong真正/strong具有技能和企業家精神並且能為國家經濟進步做出貢獻的人。
比如在印度，塔塔和伯拉（birlas）這兩家主要的家族式企業，努力想獲得必要的政府許可來擴大企業，卻反覆受挫：
1960年至1989年期間，塔塔家族上交了119份關於建立新公司或擴建老公司的申請，但最終都被官僚扔到了廢紙簍。年輕有為的伯拉家族繼承人埃迪亞·伯拉（adityabirla），在麻省理工學院接受過教育，他對印度的政策心灰意冷，於是決定在國外拓展企業，並最終在遠離家鄉敵對氛圍的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建立了充滿活力的公司。
根據一名印度主管的說法，印度有大量的政府規章對企業進行微觀管理，「確保每家企業每月都會違反這條或那條法律」。企業在自由市場經濟中可以自行從事的許多活動，在印度卻需要提出申請，取得政府許可。為此，大量印度企業在新德里建立了與政府機構類似的自己的官僚機構，以便時刻跟蹤申請的進展情況；並且在必要時進行賄賂，以獲得政府許可。
印度這種令人窒息的政府管制造成的影響，不僅表現在它們帶來的阻礙上，而且還表現在放鬆和消除管制後國家經濟的巨大改善上。1991年的改革使許多企業免於某些嚴厲的管制，此後印度的經濟增長率急劇增長，外國投資也從1.5億美元增加到30億美元，即增長了19倍。
在某些地區，新晉的本地受教育人群往往更強烈地敵視具有企業家精神的少數族裔，如南亞華人、西非的黎巴嫩人。這些本地人認為，相較這些沒上過幾天學的少數族裔，自己的文憑和學位帶來的經濟報酬太少了。
總之，更多的教育並不會自動轉化成更多的人力資本。在一些情況下，它還會削弱一個國家使用現有人力資本的能力。此外，有些社會群體會專攻不同型別的教育，學生的能力水平也有不同，又或者能夠進入的教育機構質量參差不齊。所以，從經濟意義上來說，接受教育的時間一樣，並不意味著接受的教育就一樣。事實上，不管是馬來西亞的華人和馬來人之間，以色列的西班牙系猶太人和德系猶太人之間，還是斯里蘭卡的泰米爾人和僧伽羅人之間，抑或是比較美國的各族群，這種質量上的差異都很普遍。
金融投資
當數百萬人進行金錢投資時，他們所做的實際上是放棄當前的金錢能夠買到的產品和服務，以期望在將來能夠得到更多的貨幣——也就是說，他們能夠在將來擁有更多的產品和服務。從經濟整體來看，投資表示許多本可以用來生產目前的日常消費品（衣服、傢俱、比薩等）的資源，卻用來建造能在未來提供產品和服務的工廠、船舶和水電站。貨幣總額能夠讓我們瞭解到投資的規模，但是投資本身最終會增加國家的實際資本，不管是物質資本還是人力資本。
例如，個人可以通過購買公司股票進行直接投資。他們現在為公司提供資金，以期待公司有效利用這些資金帶來未來價值的上升，並從中分得一份收益。
然而，更多的投資是由銀行、保險公司和退休基金這些機構來進行的。2009年，世界各地的金融機構擁有60萬億美元的投資總額，其中美國金融機構擁有的投資總額就佔了45%。
各種金融機構擁有的這些數量驚人的貨幣總額，是數百萬人手中的小額資金聚集起來的結果，如大型公司的股東、儲蓄銀行的存款人，或工資不多但定期支付養老金的工人。這就意味著大型公司的所有者數量，比直接購買公司股票的個體買家多得多，也與那些通過金融中介機構將貨幣投入公司的人不同。到20世紀末，超過一半的美國人擁有股票，他們或者直接擁有，或者通過退休基金、銀行賬戶或其他金融機構擁有。
金融機構使大量不可能彼此相互瞭解的人也能夠使用彼此的金錢。這一過程往往通過某一中介機構進行，由它承擔評估風險的責任，採取預防措施降低風險，通過借貸給個人或機構轉移風險，或者通過投資商業、房地產和其他風險資本轉移風險。
金融中介機構不僅能夠通過交易，將無數個人手裡的閒置資金彙集起來，為大型企業提供資金，而且還能夠逐漸使人們重新分配自己的個人消費。借款者實際上是拿未來的收入來償還今天的採購，併為這種便利支付利息。相反，存款者推遲消費，併為這種延後獲得利息。
一切都取決於個人不斷變化的生活環境，許多人在他們生命的不同階段既是債務人又是債權人。例如，中年人通常要比年輕人有更多的儲蓄，不僅因為他們的收入高，還因為他們需要為以後的退休生活和年老後可能需要的高額醫療費用做好經濟上的準備。在美國、加拿大、英國、義大利和日本，55歲到59歲年齡段的儲蓄率最高，30歲以下年齡段的儲蓄率最低。加拿大30歲以下的人，整體淨儲蓄為零，而美國同年齡段的淨儲蓄甚至是負的。雖然儲蓄的人不會把自己當作債權人，但是他們存入銀行的錢被銀行貸給了借款人，而銀行在其中起著中介作用。
這些活動不僅是個人財務問題，因為金融交易對整個經濟來說，是配置具有多種用途的稀缺資源的另一種方式，即按照時間來配置，以及在某個時間段中在個人與企業之間配置。建造一座工廠、一條鐵路或一個水電站都需要勞動力、自然資源和其他生產要素，這些本可以在當前用來生產日常消費品的要素卻轉而製造其他東西，並且數年後才會生產出在將來使用的產品。
總而言之，從社會整體的角度講，人們為了將來的產品和服務而犧牲了現在的產品和服務。只有當將來的產品和服務比現在犧牲的產品和服務更有價值時，金融機構才能夠從投資中獲得足夠的回報，這樣它們才能夠向無數的個人提供足夠高的回報率，以吸引他們犧牲當前的消費提供所需的存款。
金融中介機構跟其他經濟制度一樣，通過觀察它們無法履行職能時的後果，我們能夠更清楚地看到金融中介機構的作用。一個缺乏良好運作的金融機構的社會很少有機會創造更大的財富。貧窮的國家會因此一直貧窮，雖然它們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但是它們還沒有建立起綜合完善的金融機構，沒有辦法將無數個體手中的零散存款籌集起來，也就沒有辦法進行更大的投資，把自然資源轉化成可以使用的產出。有時候，在金融機構完善的國家，外國投資者是唯一能夠行使這些職能的人。而大部分貧窮國家並不具備可靠的法律和保障財產所有權的法律框架，來保護國內或國外的機構行使職能。
金融機構不僅能夠將資源從一組消費者轉移到另一組消費者手裡，還能夠將資源從一種用途轉移到另一種用途上，它們還能夠將缺少資金但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與有存款的人連線到一起，從而創造財富，或為剛剛成立不久的公司和工廠提供資金。許多美國大企業和富豪都源於企業家白手起家。例如，惠普公司始於一個用借來的錢租用的車庫，許多著名的企業家——如亨利·福特、托馬斯·愛迪生、卡耐基——起點都同樣普通。這些人以及他們建立的企業後來都變得很富有，但這一結果不過是一種副產品，來自於他們為整個國家創造了大量的財富。然而，貧窮的國家沒有能力採用相同的路徑，因為他們缺少相應的金融機構，將資源分配給具有企業家精神但缺乏金錢的人。
西方國家花了幾個世紀才發展出了這些金融機構。19世紀的倫敦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中心，但在往前的幾個世紀中，英國人對複雜的金融幾乎一竅不通，他們也曾依靠外國人來經營金融機構，這些外國人通常是倫巴第人和猶太人。這就是為什麼在倫敦金融區會有倫巴第人街和老猶太人街。除了第三世界國家，東歐的許多國家也沒有形成成熟的金融機構來促進經濟的發展。雖然他們現在也實行了資本主義，但是還沒有建立起資金排程規模與西歐或美國相當的金融機構。
並不是說財富在不發達經濟體中不存在。問題在於缺乏能夠評估風險、市場和收益率等複雜任務的金融機構，於是這些經濟體無法將無數的小資源聚集起來形成財富，再大筆分配給特定的企業。
最近幾年，美國和西歐的銀行已經進入東歐填補了這一空缺。2005年，波蘭銀行系統中70%的資產都被外國銀行所控制，而在保加利亞則有超過80%的銀行資產由外國銀行控制。但是，這些國家在使用信用卡甚至是銀行賬戶上，仍然落後於西歐國家。在波蘭，只有1/3的人擁有銀行賬戶，只有2%的購物使用信用卡支付。
金融機構的複雜性，意味著只有少數人能夠理解它們的運作，也就使得金融機構在政治上很容易受到攻擊，評論家把它們的活動描述得很邪惡。由於精通金融機構運作的人不是外國人就是本國的少數人群，因此他們特別容易受到攻擊。放貸者鮮少受人歡迎，像「夏洛克」（《威尼斯商人》中的猶太商人夏洛克［shylock］）或「投機者」這樣的稱呼絕不是褒義詞。歷史上不同時期、不同國家中那些輕率的人，都將金融活動看作對經濟沒有「真正」貢獻的活動，並且把從事金融活動的人看作寄生蟲。
尤其是在大部分人都在工業或農業部門從事艱苦的體力勞動的時代，那些閒坐著處理幾份檔案，卻不生產任何可見的或可以感覺到的東西的人，不僅可疑而且可憎。於是，對從事這些活動的人的敵意由來已久，並且被付諸行動。不論這些人是歐洲的猶太人、東南亞的華人，還是在印度、緬甸、東非、斐濟的雀替爾人。這些群體常常受到驅逐或騷擾，被迫離開該國——有時候是因為群眾暴動——因為當時流行的一種觀點就是這些人是寄生蟲。
抱著這些錯誤觀點的人常常會驚訝地發現，經濟活動和生活水平隨著這些人的離開而下降。對基礎經濟學有所瞭解，可以避免許多人間悲劇，並規避許多經濟無效率。
投資回報
對早期成本的延期回報就是投資的回報，不論這些回報是以公司股票分紅的形式，還是因大學或醫學院教育而獲得收入的提高。許多人生活中最大的投資就是花費數年的時間和精力撫養孩子。回報包括孩子在父母年老時照顧他們，但在今天，投資回報僅僅是父母在看到自己的孩子幸福和進步時的滿足感。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看，每一代人對後代的這種投資，是對上一代人所做投資的回報，上一代人撫養了現在的父母輩。
「非勞動收入」
雖然在人類歷史上，全球各地不乏各種投資及獲得延期回報的形式，但是對這一過程的誤解卻長期存在並廣泛傳播。有時，這些延期收益也被稱作「非勞動」收入，僅僅因為它們不是對當期勞動貢獻的獎勵。投資建設一家工廠，回報可能要等僱用工人和管理者，生產產品並銷售後才能獲得，這往往要花數年時間。
當工廠終於在某一年分紅時，雖然投資者可能沒有做出任何貢獻，但是並不意味著，僅僅因為這筆酬勞不是投資者當年投資所賺，就說它是「不勞而獲」。
真實可見的事物總是比看不見的事物更生動。參觀工廠，人們會親眼看到操作工人生產產品，但他們看不到推動工廠投產的投資。風險是看不到的，即使是當前的風險。觀察者只看到企業在經歷風險後大獲成功，卻忘記了企業剛剛成立時所面臨的過往風險。
同樣容易被忽略的是管理決策，比如選址、採購裝置或處理與供應者、消費者以及員工的關係，任何一個決策都會對企業的成敗產生重要影響。當然，人們看不到那些破產的類似企業，而它們之所以破產是因為沒有做到倖存企業做的事，或者是無法做到一樣好。
人們很容易將可見因素當作唯一的或最重要的因素，即使一家管理有方的企業因這些因素繁榮壯大，同時同一行業中有些具有相同可見因素的企業卻在破產。不論是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這種誤解並非無關緊要。許多法律和政府經濟政策都基於這些誤解。複雜的意識形態和大眾運動都是基於這樣的觀點，即只有工人才「真正地」創造財富，而其他人只是撈取利潤，他們沒有對財富做出任何貢獻，卻不道義地分享了財富。
這些誤解還會對世界各地的放貸者產生重大影響。幾個世紀以來，許多文化中的放貸者都因收回的錢比借出去的多，即等待回報和承擔風險的「非勞動」收入，而遭到廣泛的譴責。並且，放債的社會汙名往往非常嚴重，只有生活在既存社會系統之外的少數群體才會從事這一受人非難的活動。因此，幾個世紀以來，猶太人在歐洲佔據了這一職業，就像東南亞的華人、印度的雀替爾人和馬爾瓦爾人，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其他少數群體在當地放債一樣。
人們對放貸者的誤解通常表現為，通過法律放寬償還貸款的條件來幫助借款人。但是，如果難以收回到期債款，那麼一開始借款人就無法獲得貸款，也不可能以較低的利率取得貸款。沒有政府頒行的保護債務人的政策，貸款能夠保持較低的利率。
有些社會不鼓勵人們在針對親人或同社群成員的借貸中收取利息，也不鼓勵嚴格按照貸款協議及時支付報酬。這些前提使得人們從一開始就不願意放貸，有時候人們甚至不願意讓別人知道他有足夠的錢可以放貸。在這種社會壓力特別強烈的地方，獲取財富的動力被削弱了。這不僅是那些本可以通過鼓足幹勁來創造財富的個人的損失，而且還是整個社會的損失，因為人們有能力生產許多其他人願意付錢購買的產品，然而卻不能這麼做。
投資與分配
利息作為投資基金的價格，與其他價格一樣，在調節供求平衡中起著相同的配置作用。當利率較低時，借錢投資建造房子、改造提升工廠或從事其他經濟活動更有利。另一方面，低利率也會使人們減少存款。而高利率會激勵更多的人把更多的錢存入銀行，但投資者也因為借錢成本增加而減少借錢。與一般產品的供給與需求一樣，資金的供求失衡也會引起價格的上升與下降，即利率的上升和下降。正如《經濟學人》雜誌指出的：
大多數時候，儲蓄與投資之間的期望水平不匹配，通常可以很容易通過利率機制來使它們達成一致。如果人們儲蓄的期望超過了投資的期望，那麼利率就會下降，這樣人們的儲蓄動機就會減少，投資意願則會增加。
在一個不變的世界裡，儲蓄與投資之間的這種不匹配將會終結，投資者的投資金額與存款人的儲蓄金額將完全一致，從而利率穩定不變，因為這個世界不存在變化。但是，在現實世界裡，利率是不斷波動的，就像一般的價格波動一樣，它們會隨著技術、需求以及其他因素的變化，不斷將資源重新分配到不同的方向。因為利率是潛在現實的外在表現，也是這一現實的固有限制條件。因此通過法律或政府政策來改變利率產生的影響，遠遠超過人們當初改變利率的預期，並且會對整體經濟產生影響。
例如，21世紀初，美國面臨國民產出和就業增長下跌，美國聯邦儲備系統為了維持生產與就業而降低了利率，由此帶來的影響包括房價的上升。低利率意味著低抵押貸款，從而使更多的人能夠買得起更多、更大的房子。這反過來又會使租房子的人減少，因此導致租房需求減少，房租下降。人為的低利率，也不利於激勵人們儲蓄。
這些只是美聯儲改變利率所引起的貫穿經濟整體的諸多變化之一。更通俗地講，這說明了市場經濟的所有部分是如何複雜緊密地聯絡在一起的，以致系統任何一個部分發生變化，就會自動地傳輸到該系統的其他部分。
然而，並不是所有被稱為利息的東西都是真正的利息。例如，借貸時人們收取的利息不僅包括用來補償延時收回資金的必要報酬，還包括一筆附加金額，用來補償貸款無法收回或不能及時收回，又或是無法全部收回的風險。所謂的利息還包括處理貸款的成本。特別是小額貸款，手續費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為手續費並不會隨著貸款金額的不同而不同。也就是說，貸出1,000美元所需的文書工作，並不是貸出100美元的10倍。
換句話說，小額貸款的手續費可能構成了廣義利息的大部分。人們之所以會對位於低收入社群的小型金融機構提出許多批評，是因為他們誤解了被稱作利息實際上卻不是利息的各種費用。從嚴格意義上講，經濟學家用利息這個詞來表示延期收到款項的報償，以及可能收不到全款，或不能及時收款，或根本收不到款的風險補償。
針對低收入者的短期貸款通常被稱為「發薪日貸款」（paydayloans），因為借款人通常會在下一個發薪日償還，或者是當社會保障金或福利金髮放的時候償還，期限只是幾周甚至幾天。按照《華爾街日報》的說法，這種貸款通常「在300美元到400美元之間」。顯然，使用這種貸款的人通常是收入和資產很少、因為某一緊急事件而急需一筆小額資金的人，或僅僅是錢花完了的那些人。
在媒體和政治家看來，這些貸款的strong年/strong利率（他們通常泛泛地使用「利率」一詞）簡直是天文數字。例如，《紐約時報》指出，許多此類貸款「年利率高達312%」。但是，發薪日貸款的期限並不會達到一年，因此這種年利率除了能夠觸動媒體和政治家外，根本無關緊要。一家經營發薪日貸款業務的老闆指出，討論發薪日貸款的年利率跟討論大馬哈魚的成本是每噸15,000美元或旅館的房租是每年36,000美元一樣，因為大多數人都不會買下1噸大馬哈魚或租住1年旅館。
不管發薪日貸款的成本是多少，這些成本及風險成本必須能夠從收取的利息中得到補償：貸款期限越短，補償固定成本的年利率就越高。對於一筆兩週期限的貸款，發薪日放貸者一般每貸出100美元收取15美元的利息。如果法律規定的年利率是36%，就意味著這筆兩週期限的貸款利息不到1.5美元，這一金額甚至無法彌補辦理貸款的手續費，就更不用說貸款涉及的風險成本了。美國俄勒岡州頒佈法律規定年利率上限為36%後，該州數百家發薪日放貸者有3/4都倒閉了。美國其他州頒佈類似的法律也會使許多發薪日放貸者倒閉。
所謂的「消費者權益保護者」可能會為這些法律慶祝，但是低收入借款者卻因不能借到急需的100美元，而不得不支付超過15美元的信用卡滯納金，或承受其他後果，如汽車被收回、停電斷電。顯然，與支付15美元相比，借款人會認為滯納金的危害更大，否則他們一開始就不會使用發薪日貸款。
利率上限越低，借款人就需要越可靠才能得到貸款。當利率上限低到一定的程度，只有百萬富翁才能借到錢，而利率上限繼續降低，就只有億萬富翁才能借到錢了。由於不同族群收入水平不同，平均信用值也不同，因此價格上限實際上造成了不同族群在抵押貸款、信用卡以及其他形式貸款中的不平等。
例如，亞裔美國人的信用值平均要比西班牙裔美國人、美國黑人——甚至美國白人要高。一些種族或民族要比其他的種族在貸款中更容易被拒絕，並且人們常常把這歸因於放貸者的種族歧視，支援利率上限的人常常對此感到震驚。但是,大多數美國放貸者通常都是白人，而他們拒絕白人的次數要比拒絕亞裔美國人的次數更高，因此種族歧視看起來不是一個可靠的解釋。
有些放貸人專門面向高收入人群放貸，以高價的財產作為擔保，進行短期大額貸款，若按年息算，這樣的「抵押貸款」（實質上是典當行向富翁或富人提供的）收取的利息超過200%。而利率高昂的原因與面向低收入人群的發薪日貸款的利息居高不下的原因相同。但是，面向高收入者的貸款有抵押品作保障，貸款無法得到償還時，放貸者可以出售抵押品獲得補償，從而使得這種高利率相較給低收入人群提供的無抵押貸款，利率水平要低一些。此外，由於pawngo等抵押貸款放貸人發放的貸款額度平均為10,000美元到15,000美元，因此固定的手續費在貸款總額中佔比很小，相應地，手續費對利率水平的增值貢獻也就小得多。
投機
大部分購買現有物品的市場交易，都基於該物品對買方的價值和賣方收取的價格。然而，也有一些交易，涉及的物品暫時還不存在，或該物品的價值還未得到確定，或者兩種情況兼有。例如，亞馬遜公司賺到第一筆利潤之前，有好幾年的時間股價一直在上升。顯然人們預期亞馬遜最終一定會盈利，於是有人不斷推高它的股票價格，因此不管亞馬遜有沒有盈利，原始股東都可以賣出股票獲得利潤。亞馬遜創立於1994年。虧損運營數年之後，終於在2001年賺到了自己的第一筆利潤。
石油勘探是另一種代價高昂的投機行為，因為在探明是否真的有石油可以開採前，需要投入數百萬美元，而且探明石油產量不一定足夠用來償還資金投入。
為了獲得未來可能實現也可能無法實現的收入，人們還會購買許多其他東西：可能永遠不會被拍成電影的劇本，不確定是否會出人頭地的藝術家的繪畫作品，會隨著時間升值但也可能貶值的外幣。作為一種經濟活動，各行各業的人可能都會參與到投機中，但只有專業的投機者才會將它作為畢生的事業。
專業投機者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人們不必再把預測作為定期的經濟活動。以農業為例，種植季節的天氣和收穫季節的價格都無法預測。換句話說，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難以避免風險。投機就是付出一定的代價，由一些人專門承擔各類風險。想要達成這種交易，風險的初始承擔者轉移風險的成本，必須要高於風險接收者收取的費用。同時，風險接收者承擔風險的成本必須要低於收取的價格。
換句話說，為了使風險轉移對雙方都有意義，風險經過轉移後必須strong降低/strong。投機者能夠用較低的價格承擔風險，可能是因為採用了複雜的風險評估方法，或擁有可靠的大量資金來安全渡過短期損失，又或者是因為投機者面臨的大量且多樣的風險降低了他們的整體風險。投機者不可能避免投機活動的損失，但是隻要隨著時間的推移，收益超過損失，投機就是一種可行的商業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