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進經濟平等與緩解貧困並不相同，甚至往往相互衝突。
——彼得·鮑爾（peterbauer）
雖然關於勞動分配的基本經濟原理，與非生物資源分配的原理並沒有根本差別，但是用看待鐵礦石或小麥價格的方式來看待勞動和薪酬就不容易了。此外，我們會關注人們的工作環境，而不關心機械的使用環境或原材料的處理環境，除非後者會對人們造成影響。
勞動還能帶來其他許多問題，包括工作保障、集體談判、職業許可，以及對勞動是否遭到「剝削」的各種質疑，「剝削」一詞在這裡的含義因人而異。這些問題在生產中的非生物因素上並不存在。
關於勞動力市場現狀的統計也會揭示一些勞動力市場的專門問題，這些問題同樣不會出現在非生物因素的統計中。失業率就是一個例子。
失業統計
作為經濟社會的健康指標，失業率是非常重要的統計資料。但是，也正因為這個原因，我們有必要了解這種統計的侷限性。
因為人類有決斷力，並能做出選擇，與生產的非生物因素不同，很多人可以選擇在某些時間和地點不參與勞動。這些人可能是學生、退休的人，或是在家從事家務、照顧家庭卻沒有任何工資的家庭主婦。低於某一法定年齡的兒童甚至根本不允許從事有償工作。官方統計的失業者指的是，積極尋找工作但卻找不到工作的勞動力。醫院裡的病人、軍隊裡服役的軍人和監獄裡服刑的囚犯都不會被算作勞動力。
雖然失業統計資料極具價值，但如果不牢記其定義，失業統計資料也可能會產生誤導。失業率依據的是勞動力中沒有工作的人所佔的比重。然而，人們可以進行選擇，決定是否在某些時間參與勞動，這意味著失業率並不是完全客觀的資料，它會隨不同環境下人們的選擇不同而變化，在國與國之間也存在差異。
雖然失業率應該能夠顯示勞動力中擁有工作與沒有工作的人口比例，但是有時候失業率隨著失業人口的增加反而會下降。原因在於，長期的衰退或蕭條會導致一些人在經過漫長而徒勞的搜尋後，放棄尋找工作。由於這些人不再被計入勞動力，他們的退出將減少失業率，即使沒有工作的人口比例並沒有降低。
21世紀初，美國經濟衰退緊隨而來的是失業率上升到10%。接著，隨著越來越多的人停止尋找工作，並因此退出勞動力大軍，失業率開始下降。勞動參與率下降到幾十年來的最低水平。雖然有些人將失業率下降視為政府政策成功的一個標誌，但這種下滑更代表著有更多的人已經放棄尋找工作，靠政府的各種補助專案提供的救濟過活。例如，《投資者商業日報》（citeinvestor’sbusinessdaily/cite）指出，從2009年年中至2013年年初，超過370萬名工人申請了社保殘疾金，達到「最高的申請增幅」。
除了依靠失業率，還有一種測量失業的方式，即比較機構（如高校、軍隊、醫院、監獄等）外的成年人中有多大比例在從事工作。這樣就避免了沒有把放棄尋找工作的人計入失業者的問題，如果有適當的機會找到一份工作，這部分人是很願意從事這份工作的。比如，2010年上半年，儘管失業率一直保持在9.5%，但是機構外有工作的成年人人數卻一直在下降，達到半個多世紀以來最大的降幅。實際情況是，有更多的人放棄尋找工作，使得官方的失業率保持不變，無法反映不斷增大的求職難度。
在不同國家間進行比較，事情會變得更加複雜。比如，《經濟學人》雜誌發現冰島15歲到64歲的男性中超過80%的人都有工作，但是在法國這一比例卻低於70%。很多原因會促成這種差異。國與國之間不僅上大學的人數有不同，人們取得政府津貼資格的難易程度也不同，這些政府津貼讓人們沒有必要去工作或尋找工作，或不必接受不符合他們希望或預期的工作。
多年來，法國的失業率一直很高，但是法國的失業統計資料往往strong低估/strong失業的成人人數。因為法國的國家福利使得老年人更容易完全退出勞動力市場，而失業百分比卻是基於勞動力來計算的。結果就是，雖然瑞士有超過70%的55歲到64歲的人仍然在工作，但在法國這一年齡段的人參加工作的比例卻只有37%。
這裡的關鍵是，雖然選擇不再尋找工作的人仍然是失業者，但他們往往並不會被自動劃歸為失業群體。因此就業率和失業率的統計資料並不一定朝相反的方向變化。根據人們在失業時生活的難易程度，兩者可能同時上升或同時下降。失業補償金是最直接的方式，它讓人們在失業後也能支撐著生活一段時間。但是，補貼的時間有多長，津貼數額有多大，在不同的國家差異很大。根據《經濟學人》報道，與其他工業化國家相比，美國的失業補償金「發放時間更短，而且只針對一小部分失業者」。失業的美國人每天會花費更長的時間尋找工作——是德國、英國或瑞典的失業工人花費時間的4倍多。
《經濟學人》上的一篇文章指出：「在失去工作5年後，挪威失業工人仍然可以領取幾乎相當於其工資3/4的補貼。」其他一些西歐國家在失業的第一年幾乎同樣慷慨：西班牙、法國、瑞典和德國支付給失業工人的補貼超過其工作收入的60%，但是能把這種慷慨持續5年的只有比利時。在美國，儘管有些時候美國國會延長了失業補償金的領取期限，但通常情況下，只能領取一年。
有各種各樣的失業和失業統計，但僅靠這些資料並不能告訴你目前的失業是什麼樣的。例如，經濟學家稱之為「摩擦性失業」的現象。高中或大學畢業生並不總能在畢業的時候就找到工作，也不是在找工作的第一天就能找到工作。於是，一方面很多失業工人在尋找工作，另一個方面很多職位仍然空缺，因為合適的僱主和合適的工人要找到彼此都需要時間。如果把經濟看作一個龐大複雜的機器，由於社會的內部摩擦，它經常會出現一些效率損失。這就是為什麼失業率從來都不完全為零，即使是在僱主會試圖盡一切努力找到足夠的人手來填補職位空缺的經濟增長時期。
這種暫時失業與長期失業有很大的區別。失業持續的時間在不同的國家各不相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一項調查研究表明，失業1年及以上的人佔總失業人口的比例，在美國為9%，英國為23%，德國為48%，義大利為59%。總之，美國和歐洲整體失業率的差別低估了工人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之間的差別。諷刺的是，在具有嚴格的就業保障法的國家，如德國，找到新工作更加困難。在這些國家中，更少的工作機會表現為每年更少的工作時間，以及更高的失業率、更長的失業期等。
長期以來，激起政治情緒並導致經濟謬論的一種失業形式是技術失業。實際上，技術帶來的效率每前進一步就會讓一部分人失業。這並不新鮮：
一位名為巴泰勒米·蒂莫尼埃（barthélemythimonnier）的法國裁縫師一直專注於改進一臺高效的縫紉機並申請專利。1830年他終於實現了這個想法。當他的80臺機器為法國軍隊製作制服時，巴黎的裁縫因為他們的工作受到威脅而發出警告，並搗毀了這些機器，還把巴泰勒米·蒂莫尼埃驅逐出城。
這種反應不只發生在法國。在19世紀早期的英國，被稱作盧德派的一群人意識到工業革命會威脅他們的工作，於是搗毀機器。對技術效率——以及從新的組織方式到國際貿易的其他型別帶來的效率——的反對，常常聚焦於對工作效率的影響。這些影響幾乎全是對某些工人的短期影響，並沒有考慮到對消費者或其他領域的工人的影響。
汽車工業的崛起無疑使飼養馬匹的崗位大大減少，也使得馬鞍、馬靴、鞭子、馬車，以及與馬車運輸有關的其他市場中的就業大大減少。但是，這並不是工作崗位的strong淨/strong損失，因為汽車工業需要大量的工人，同樣地，生產汽油、電池的行業，汽車維修以及為車主服務的其他經濟部門，如汽車旅館、快餐和郊區購物中心，也需要大量的工人。
工作環境
政府和工會都會對工作環境予以管制，如每週的最長工作時間、安全條例及減少工作壓力或使工作更愉悅舒適的各種設施。
管制工作環境產生的經濟影響與管制最低工資產生的經濟影響非常相似，因為更好的工作環境與高的工資一樣，往往使某一份工作對工人來說更有吸引力，對僱主而言則成本更高。此外，由於每一位工人的成本增加，僱主在決定能夠僱得起多少工人以及最高出價多少來僱用工人時，他們會將這一成本考慮進去，因為花錢來創造更好的工作環境就等同於每小時支付更高的工資。
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更好的工作環境意味著支付的工資更低，因此實際上工人是自己花錢購買了良好的工作環境。僱主可能不會每次都因為工作環境而削減工資，僱主之間為得到工人會相互競爭，在這個過程中，工人生產率的提高將導致工資標準的增加，然而這些工資標準不可能增加到不用考慮改善工作環境的成本的水平。也就是說，僱主間的競標不僅受工人生產能力的限制，而且要考慮支付工資之外的所有其他成本。有些國家的非工資勞動成本遠高於其他國家。例如，德國的成本大約是美國的兩倍，因此相較於同樣工資水平的美國勞動者，德國的勞動力更加昂貴。
雖然對政府來講，強制由僱主為提高工人待遇買單，總是具有政治上的吸引力——因為相較流失的僱主選票，政府能從工人那裡贏得更多的選票，而且不費一分一毫——但是出臺這些政策的政界人士和選民卻很少關注由此引發的經濟影響。當經濟擺脫蕭條開始回暖的時候，隨著產出的增加，失業者卻不能重新得到僱用的一個原因就是，延長現有工人的工作時間對僱主來說要比僱用新的工人更便宜。
因為增加現有僱員的工作時間不需要支付額外的強制福利，而僱用新的工人就要增加福利支出。儘管延長工作時間要支付更高的工資，然而在許多情況下，讓已有的這些工人工作更長時間，仍然要比僱用新的工人便宜。
2009年11月的《華爾街日報》在一篇標題為「新工作未到，加班先至」的文章中指出：「十月份，製造業裁員61,000人，而那些仍然留在崗位上的人則需要工作更長的時間：加班現象不斷增多。」其中的原因就在於：「加班能夠提高公司的生產力，滿足日益增長的客戶訂單，而且這樣做不會增加新僱員的醫療福利等固定成本。」加班還能夠使公司滿足顧客對產品的暫時性需求增加，而不必承擔新員工的培訓費用，因為這部分需求消失後，公司不得不辭退新人。培訓一名新員工的成本包括，被派去培訓新員工的熟練員工的產出，支付給培訓者與被培訓者的工資，而兩者在此期間都沒有進行實際生產。
在資本主義經濟中，這些都以金錢的方式表現，我們很容易想象成本高昂的工作環境所帶來的後果，相似的情況也適用於蘇聯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例如，一份關於蘇聯經濟的研究報告指出「18歲以下的青少年有權利獲得更長的假期、更短的工作時間，以及進修假期，因此管理者總是避免僱用青少年」。社會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一樣都沒有免費的午餐。
由於以前的工作條件往往更糟糕——安全預防措施更少、工作時間更長，環境也更不愉快且不健康——有些人倡議由政府或工會對工作條件進行外部監管，按照這些人的論調，似乎若非如此，工作條件就不會得到改善。但是，以前的工資也很低，如今不管有沒有工會組織，也不管是否包含在最低工資法中，很多工作的工資都已經得到了提高。人均產出的增加允許人們擁有更高的工資和更好的工作環境，而且單個僱主對勞動力的競爭也促使僱主改善工資和環境，這跟僱主被迫改善產品是一樣的道理。
安全法
雖然安全是工作環境的一個方面，但它是一個特殊的方面，因為在許多情況下，由僱主和僱員來衡量安全的成本和收益，就會忽略僱主和僱員的行為可能會影響到公眾的安全。典型的例子包括飛行員、貨車司機、火車職員，因為他們的疲勞不僅會使自己處於危險中，還會威脅到許多其他人。飛機墜毀、大貨車在高速公路上失控或火車脫軌，這些事故不僅會造成乘客死亡，還會帶來火災或有毒氣體擴散，影響附近的居民。因此，即使這些職業中的僱主和僱員都願意接受更長的工作時間，相應的法律仍然對此類職業的連續工作時間進行了限制。
童工法
在大多數國家，保護工作場所中的兒童的法律，都要先於管制成年人工作條件的法律。這些法律反映了公眾對兒童的特殊關注，因為兒童缺乏經驗，身體較弱，在成人的權力面前顯得更無助。曾經，煤礦也僱用兒童來從事艱苦而危險的工作，以及讓兒童使用工廠的機器裝置，對危險不夠警惕的孩子可能會因此致殘或死亡。然而，隨著實際工作環境的不斷變化，原本具有針對性的法律往往並沒有隨之改變。正如一位21世紀的觀察家注意到的：
童工法律曾保護兒童免受危險工廠的侵害，現在卻禁止青少年在空調辦公室裡工作。
這樣的結果不只是表現非理性的例子。和其他法律一樣，童工法並不只是針對某些選民做出的反應——比如前面例子中的人道主義人士和組織，它還在那些發現該法律對自己有利的人群中拓展了新的支援者。例如，工會長期以來致力於讓孩子和青少年脫離勞動者隊伍，目的是防止這些孩子與工會成員爭奪工作崗位。教育工作者，尤其是教師工會，也是既得利益者，他們更願意讓年輕人更長時間地留在學校，因為這會增加對教師的需求，進而能夠在政治上爭取對學校系統的更大財政投入。
就人道主義組織推動童工法立法的最初原因而言，禁止青少年在空調辦公室內工作似乎是不合理的，但是從這些新選民的利益來看，卻完全講得通。暫且不論從社會整體的角度來看，阻止這麼多年輕人用合法途徑賺錢是否合理，逼得這些年輕人通過非法途徑謀生又是另一個問題了。
工作時長
人們能夠予以量化的一個工作環境就是每週工作時長。大多數現代工業國家都制定了每週的最長工作時間，強調或以法律的形式強制僱主對超過規定工作時間的加班支付更高的工資。各國對每週工作時間的規定各不相同。例如，法國每週的標準工作時間是35小時，而且縮短周工作時間後，還強制僱主支付跟以前一樣的周工資。此外，法國的法律還要求每年在公休假外給僱員25天帶薪休假，而美國法律對兩者都沒有強制要求。
基於這些事實，相比美國和日本每年超過1,800小時的工作時間，法國每年的平均工作時間少於1,500小時也就不足為奇了。顯然美國工人每年多工作的300個小時會影響年產出，從而提高生活水平。但這不僅僅是經濟上的差異。據《商業週刊》報道：
醫生的工作時間平均減少了20%。由於每週35小時的工作時間導致醫院和養老院人手不足，這是法國8月高溫奪取了14,000人生命的重要原因。
法國的傳統暑假很長，於是人員短缺問題在8月高溫時期更顯嚴重。
有時候，特別是在高失業率期間，許多國家的政府頒佈命令縮短工作時間也得到人們的擁護，他們認為這樣做能夠在更多的工人之間分擔工作，進而減少失業率。換句話說，一個僱主可以僱用40名工人，讓每名工人工作35小時，而不是僱用35名工人，讓每名工人工作40小時。儘管這看起來很合理，但問題是雖然政府或工會強制縮短了工人每週的工作時間，但僱主通常還需要支付跟以前一樣的周工資，就像法國那樣。這就相當於提高了小時工資，往往會使僱主減少僱用人數，而不是像人們認為的那樣增加就業率。
通常，西歐國家有更多以法律形式規定的休假政策。根據《華爾街日報》的說法，歐洲工人「在2005年平均休假11.3天，而美國人平均休假4.5天」。
西班牙在這方面尤其大方。據《華爾街日報》2012年的一則報道，西班牙的法律規定職工每年有14天的帶薪公休假和22天的帶薪假期，結婚有15天婚假，若職工的家庭成員結婚、生子、住院或去世，還能有2到4天的休假。如果有醫生的證明，則休病假的職工在其患病期間仍然可以得到大部分工資，最長期限可達18個月。如果僱主選擇解僱一個生病的員工，則需要支付相當於該員工兩年薪水的遣散費。
這種慷慨的法律並非沒有成本，並且不只由僱主承擔全部成本，整個經濟，特別是員工個人也需要承擔。西班牙的失業率長期居高不下——2012年達到25%，年輕工人的失業率高達52%。此外，在2013年第二季度，49%的西班牙失業者失業時間已達一年及以上，而美國同期數字是27%。
影響勞動力市場的不僅有法律強制要求僱主提供給員工的利益，還有政府提供的福利，後者會使許多人沒有必要工作。例如，丹麥一位帶著兩個孩子的36歲單親媽媽，「一個月就能得到大約2,700美元，只要她年滿16歲就可領取福利」。《紐約時報》的這則報道還指出：「在丹麥的很多地區，沒有工作的人要多於有工作的人。」
第三世界國家
最糟糕的工作環境存在於一些最貧窮的國家，也就是說，這些國家的工人不願意以降低薪水來換取更好的工作環境或條件。歐洲或美國通常會嚴厲批評跨國公司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工廠，因為他們不能容忍這些工廠的工作環境。這就意味著歐洲或美國更富有的工人實際上是在購買更好的工作環境，就像他們能夠比第三世界國家的人購買到更好的房子或衣服一樣。如果第三世界國家的僱主迫於法律和公眾壓力提供了更好的工作環境，那麼額外的開支就會使僱主減少僱用人數，就像工資水平高於市場供求決定的工資水平時，許多非洲人在尋求跨國公司的職位時會受挫一樣。
不管跨國公司給第三世界國家的工人提供了多少工作機會，歐洲或美國評論家卻因低薪或惡劣的工作環境而對此報以鄙視，而貧窮國家的工人面臨的真正問題，是這些工作在與其他工作相比時會如何。例如，柬埔寨的一名《紐約時報》記者指出：「柬埔寨工廠的工作機會非常搶手，工人通常需要用一個月的工資來賄賂內部人員才能夠得到僱用。」顯然，這些工作特別受歡迎。而且這種情況不僅僅出現在柬埔寨。第三世界國家的跨國公司支付的工資通常是當地工資的兩倍。
這樣的情況跟工作環境類似。第三世界國家的工人會將跨國公司的環境與當地的其他工作選擇進行比較。這位身處柬埔寨的《紐約時報》記者還描述了當地人在工廠之外的謀生手段——拾荒者在垃圾堆中翻找，這些垃圾堆「臭氣熏天」，燃燒產生「刺鼻的煙霧，燻得人眼睛都睜不開」，而「拾荒者還要被成群的蒼蠅、蚊蟲叮咬」。談及其中一位拾荒者，這位《紐約時報》記者指出：
涅普·沾達（nhepchanda）辛辛苦苦也就平均每天掙75美分。對她來說，想要遭受服裝廠的剝削——一週工作6天，在工廠裡面而不是在炙熱的陽光下，每天拿高達2美元的工資——是一個夢想。
如果這名年輕婦女所得的工資，與歐洲或美國工人的工資一樣高，而且工作環境也一樣的話，情況會不會更好呢？當然會更好。但真正的問題是：她的生產率如何提高到歐洲或美國工人的水平——如果對生產率問題置之不理，並且通過法律或公眾壓力來改善工作環境將會發生什麼呢？毫無疑問，結果會與忽視生產率的最低工資標準類似。
這並不意味著貧窮國家的工人註定永遠要掙低工資，忍受惡劣的工作環境。相反，隨著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落戶貧窮國家，當地勞動力越來越熟悉現代化的生產方式——也就是說工人已經成為寶貴的人力資本，數量不斷增加的跨國公司為獲得當地勞動力而展開競爭，影響了當地的工作環境、生產力和工資。2013年，《經濟學人》雜誌的一則報道指出：「過去十年中，中國和印度的工資每年上漲10%到20%。」十年前，「新興市場中的工資水平只相當於富裕國家工資水平的十分之一」。但是，在2001年至2011年期間，印度計算機程式設計師的工資和美國程式設計師之間的工資差別不斷縮小。
跨國公司為獲得工人而競爭，不僅影響了跨國公司員工的工資水平，而且也影響到了競爭同一批工人的本土企業員工的薪酬水平。2006年，《商業週刊》上的一篇文章提到，某家中國本土的空調壓縮機制造商的「員工年度離職率高達20%」，這家公司的總經理無奈地觀察到，「他能做的，只是減緩員工跳槽到三星、西門子、諾基亞以及其他本行業內的跨國公司」。《遠東經濟評論》在2008年曾報道，廣東省的工廠「連續5年都在努力招聘員工，工資水平也翻了一番」。
推動工資上漲的競爭壓力不斷增強。2012年，《紐約時報》的一則報道稱，「中國的許多工業區都面臨著嚴重的勞動力短缺，工廠需要費盡心思才能找到足夠的工人」，並且「經常要向招募新工人的中介支付高額的費用，這些工人往往來自遙遠的省份，中間需要乘坐長途客車或火車」。同年，《華爾街日報》的另一則報道指出，中國城市的平均工資在一年時間裡就增長了13%。
競爭壓力已經對工作環境和工資產生了影響：
這就意味著，經理不能夠再期望僅僅提供8人間宿舍就能讓勞動力一週工作7天，每天工作12個小時了……除了提高工資外，永晉公司（yongjingroup）也改善了宿舍的條件和公司餐廳的伙食。他們原本需要6,000名員工，儘管做出了這些努力，還有5座工廠缺少10%的工人。
2012年《紐約時報》的一則報道指出，在中國一家組裝ipad的工廠內，那些原本坐在「綠色塑膠矮凳」上備受背部痠痛困擾的工人，突然間都有了全新的「高靠背」木椅。這些變化並非孤例，勞動力市場正進行著激烈的競爭，不同行業的公司也在爭奪同一批工人。《紐約時報》這樣報道：
「隨著最大的公司提高工資、減少工時，其他工廠不得不做出同樣的改變，不管它們願不願意，」惠普高階副總裁託尼·普羅菲特（tonyprophet）如是說。「大火已經點燃，這些公司正處在火焰中。它們必須不斷提高競爭力。與18個月前相比，情況發生了天翻地覆的鉅變。」
市場競爭帶來的工作條件改善和政府強制改善工作環境不同，市場帶來的改善來自於工人具有了更多的選擇權，因為有更多的僱主為得到具有更多工作經驗和更高生產率的工人而展開競爭，而政府管制無謂地提高用工成本——不論這些成本是否超過勞動生產率，只會減少工人現有的選擇空間。
自由市場不是零和博弈系統。所謂零和博弈，是指一方所得即另一方所失。自由市場是一個創造更大產值的過程，隨著工人獲得更多的人力資本，這些工人，他們的僱主和消費者都能同時受益。然而，亞洲各國的政治家們一直試圖通過最低工資法，簡單地提供較高的工資，這隻會阻礙自由市場的程式，併產生其他問題，這些問題已在其他推行最低工資法的國家有著明確記錄。
同樣，國際非政府組織也在推動工作條件改進，這一民間壓力也會在制定標準時忽視成本及影響。2013年孟加拉國發生的工廠坍塌事件導致1,000多名工人死亡，這類悲劇給跨國公司帶來了國際輿論壓力，他們被要求提供更安全的工作條件，或撤離那些從不執行安全標準的國家。但是這些壓力也被用來推動提高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組建更多的工會，而提倡者通常不考慮背後的成本及對就業的影響。
僱主和僱員都需要面對許多不可避免的固有限制和權衡，第三方觀察者卻無須面對。因此，他們根本不會去考慮這些事。
集體談判
在前面的章節，我們一直認為勞動力市場中的工人和僱主數量眾多，並且他們都是分別且獨立進行競爭，而不管政府有沒有對工資和工作條件進行管制。然而，對勞動力而言，這不是唯一的市場情形。工會里的工人會就工資和工作條件與僱主進行談判，而不管僱主是單獨採取行動還是作為僱主協會成員採取一致的措施。
僱主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