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世紀以前，僱主更有可能組織起來，一致設定工資和工作條件。在中世紀的同業公會中，高階技師集體制定規則，決定學徒和短工的僱用條件以及針對顧客的產品定價。今天，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的業主集體制定規則，決定在不招致聯盟罰金的情況下可以支付給球員的最高工資總額是多少。
在勞動力市場上，僱主之間為了得到工人而相互獨立競爭，工人之間為了得到工作而相互獨立競爭，最終決定了工資和工作條件，與此相比，集體決定的工資和工作條件顯然非常不同。顯而易見，如果不能從僱主組織中獲益，使自己支付的工資低於自由市場上的工資，僱主就不值得組織起來集體行動。關於中世紀同業公會、現代工會及其他形式的集體談判行為的公平與否已經有很多論述。這裡，我們研究一下它們的經濟後果——特別是對具有替代用途的稀缺資源的分配的影響。
顧名思義，這些組織的存在，都是為了讓勞動力價格脫離自由公開的競爭市場上的勞動力價格。市場競爭傾向於根據工人的生產率決定工資水平，進而使勞動力從生產率低的地方轉移到生產率高的地方；類似地，組織起來人為地降低或提高工資，破壞了這種資源流動過程，導致整個經濟中的資源配置效率降低。
例如，如果僱主協會規定零部件產業的工資低於其他地方相似技能的工人的工資，那麼除非提高工資水平，否則很少會有工人來應聘零部件生產的工作。如果零部件製造商支付給勞動力的小時工資是10美元，而自由市場上僱主之間的競爭使得這些工人能夠得到15美元的時薪，那麼許多工人就會去12美元時薪的產業。從經濟整體的角度來看，這就意味著有能力每小時產出15美元價值的工人卻只能在其他地方每小時產出12美元價值。這對顧客來說顯然意味著損失，也是整個社會的損失，因為每一個人都是顧客。
零部件行業工人的直接且可見的損失，從經濟角度來看卻不是最重要的。僱主與僱員之間的損失與收益雖然是社會或道德問題，但並不能改變關鍵的經濟問題，即資源配置如何影響整個社會可以獲得的財富總額。導致經濟中的財富總額產出少於自由市場中的產出的原因是，低於市場水平的工資將工人束縛在生產率不高但工資卻更高的部門，他們之所以能得到高工資，是由於低生產率的職位上也存在競爭性勞動力市場。
同樣的原理也適用於工資高於市場水平的行業。如果工會成功地將零部件行業工人的工資提高到每小時20美元，那麼與自由市場競爭中的15美元相比，僱主在這一高工資水平下會減少僱用人數。事實上，只有那些每小時產出至少達到20美元的工人才會得到僱用。僱主可以通過許多方式提高生產率——留住最熟練、最有經驗的工人，通過追加資本的方式使勞動力每小時產出更多的產品，以及通過其他的手段，但是沒有一種方式是免費的。
從零部件行業流失的工人不得不選擇次優項。像以前一樣，那些每小時能夠生產價值15美元零部件的工人。可能最終會在另一個每小時產出12美元的行業工作。此外，這不僅僅是在高工資水平下找不到工作的某些工人的個人損失，也是整個經濟體制的損失，因為稀缺資源沒有被分配到生產率最高的地方。
如果工會制定的工資水平高於自由市場供求決定的水平，那麼零部件製造商就不僅僅要為勞動力支付更多的錢，他們還要追加資金或後備資源來提高勞動力的生產率，使勞動力每小時的產出大於20美元。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從表面上看可能更有「效率」，但是用更高的單位成本生產更少的零部件對經濟而言毫無益處，即使生產中所需投入的勞動力減少了。因為從零部件行業流失了大量工人，其他行業於是接納了比往常更多的勞動力，使這些行業能夠擴大產出。但是，這些擴大的產出並不是額外勞動力最有效的用途。只不過是因為工會人為規定的工資水平，使勞動力從高生產率的地方轉移到了低生產率的地方。
不管是僱主協會人為降低工資水平，還是工會人為提高工資，都會減少零部件行業的就業率。總有人必須流向次優選項——從整體經濟的角度來看也是次優選項，因為稀缺資源沒有被分配到最有價值的用途。集體談判的當事人當然只關注他們自己的利益，但是要從整體上來評判，就需要關注這一過程如何影響整個社會的經濟利益，而不是在相互競爭的社會成員中對經濟利益進行內部分割。
即使僱主看似能夠順利地做好他們想做的事情，歷史卻常常表明由於勞動力市場中的競爭帶來的影響，他們做得並不好。美國南北戰爭之後，沒有比重獲自由的黑人更脆弱的工人了。他們極度貧窮，大多數人完全沒有受過任何教育，沒有統一的組織，也不熟悉市場經濟的運作。白人僱主和南方地主為了壓低黑人的工資並限制他們作為佃農的決策權做了許多嘗試，然而都因為市場中白人僱主和地主間尖銳的相互指控而瓦解。
當美國白人僱主集體制定的工資水平低於黑人的實際生產率時，有些僱主為了吸引更多的工人會支付稍高於其他僱主的工資，這時他仍然有利可圖，只要他提供的高工資不高於黑人工人的生產率。特別是農業勞動力，隨著種植季節的臨近，每個僱主都面臨壓力，因為農場主知道莊稼的收成取決於春耕時僱用了多少人手來耕作。這一不可避免的事實通常因某種對其他農場主的忠誠而被擱置。美國南北戰爭後的數十年間，黑人工資的增長率一直比白人高得多，即使按絕對價值來計算後者的工資要高得多。
通常，卡特爾需要面對的問題之一，是不管它們集體規定了怎樣的條件來使整個卡特爾的利益最大化，單個卡特爾都會為了自身優勢而違背這些條件；如果它們能夠僥倖成功，通常會導致卡特爾的解體。美國南北戰爭後的南方，當地白人僱主卡特爾面臨的就是這種情況。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也面臨著差不多相同的情況，當時那裡的白人農場主組織起來，試圖壓低日本裔農民和農場勞動力的工資。然而，這些卡特爾在白人尖銳的相互指責中土崩瓦解，因為農場主之間的競爭導致他們紛紛違背了相互勾結的協議。
僱主組織實現目標的能力取決於它對成員施加約束的能力，以及抑制競爭性僱主在組織之外崛起的能力。中世紀同業公會的行規具有法律效力。如果沒有法律強制力保持僱主組織的內部紀律，避免組織外競爭性僱主的崛起，僱主卡特爾無法成功維持。
在特殊情況下，如職業棒球大聯盟中的僱主組織就是不受反壟斷法制約的合法壟斷組織。沒有球隊想退出棒球大聯盟，他們無法確保在退出後還能從棒球球迷處獲得同樣多的資金支援，也不敢保證不參加重要的聯盟球賽時還能獲得同樣的媒體關注，如此一來，內部規則就能夠強加給每支球隊。另外，也不太可能出現新的聯賽，與棒球大聯盟競爭，這甚至不具有可行性，因為新聯賽無法得到同樣多的球迷支援或媒體關注。因此，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能夠作為一個僱主組織，行使一些曾經被中世紀同業公會使用過的權力——在它們失去法律力量並銷聲匿跡之前的強制權力。
工會
雖然僱主組織一直試圖抑制員工薪酬上漲到自由競爭市場供求決定的水平，而工會則力圖讓工資上漲到高於自由競爭市場的水平，這些完全不同的目的帶來的結果，都會體現在具有替代用途的稀缺資源配置上。
美國著名工人領袖約翰·l．劉易斯（johnl.lewis）從1920年到1960年間一直是美國煤礦工人聯合會的領頭人，在為聯合會成員爭取更高的工資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經濟學家也稱他為「世界上最偉大的石油銷售員」，因為煤炭價格提高以及大量罷工導致的生產中斷，促使許多煤炭使用者改用石油。這當然減少了煤炭行業的就業機會。
到20世紀60年代，煤礦行業就業機會的下降使得許多煤礦社群在經濟上遭受打擊，其中一些幾乎成了鬼城。媒體在報道中很少將他們的不幸與劉易斯的輝煌聯絡起來。客觀評價劉易斯，他曾做出過一個明智的決定，那就是讓更少的礦工在危險的地下作業，改用更多的重型機械作業，因為機器不會被塌方、爆炸及其他的煤礦事故殺死。
然而，對一般公眾來說，他們很大程度上對這樣或那樣的權衡並不瞭解。許多人僅僅因劉易斯為提高煤礦工人工資的所作所為而振奮，幾年後，他們又對煤礦社群的衰落而同情惋惜，但是卻從不會將這兩者聯絡起來。這其中包含了一個最簡單、最基本的經濟學原理，即價格較高時需求減少，價格較低時需求增多。不管我們談論的是煤礦、煤礦工人的勞動力價格，還是其他任何東西的價格，這個原理都適用。
類似趨勢也出現在汽車行業，雖然它面臨的危險因素與採礦業不一樣。在這方面，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也成功地為它的工人爭取到了更高的工資、更多的工作保障，以及更有利的工作條例。然而，從長遠來看，這些額外成本推高了汽車的價格，導致美國汽車的競爭力在本土與全球市場上相較日本等其他國家的汽車被削弱。
1950年，美國汽車產量佔世界的3/4，日本的汽車產量還不到美國的1%。二十年以後，日本生產的汽車差不多是美國產量的2/3,再十年之後，日本的產量卻超過了美國。到1990年，在美國出售的汽車中有1/3是日本生產的。自此之後的許多年間，本田雅閣和豐田凱美瑞在美國的銷量要比任何一家美國汽車公司生產的任何型號的汽車都多。當然，這些都會對就業產生影響。到1990年，美國汽車行業的工作崗位比1979年減少了20萬個。
對日本施加的政治壓力迫使日本「自覺地」限制對美國的汽車出口，卻導致日本汽車公司在美國直接建廠，僱用美國工人生產，以彌補損失的出口額。到20世紀90年代初，這些轉移到美國的日本工廠在美國的產量與美國從日本的進口數量相當。到2007年，在美國出售的日本汽車中有63%是在美國本土生產的。許多轉移到美國的日本汽車公司都沒有工會組織，在政府發起的無記名投票選舉中，這些公司的僱員都投票拒絕成立工會。21世紀初，底特律的汽車廠商辭退了數千名工人，豐田公司卻僱用了數千名美國工人。
汽車行業中工會工人的減少代表了美國產業工人的普遍趨勢。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是另一個典型的大型工會，它成功地為其成員爭取到了高工資和其他福利。但是這一行業在過去10年間減少了超過20萬個工作崗位，與此同時，鋼鐵公司投資了350億美元購買機械，用來取代這些勞動力，而那些鋼鐵生產集中的城鎮在經濟上都遭到了破壞。
曾經人們一致認為工會對工人來說是一件好事和必需品，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對工會在經濟衰退和許多行業的失業中所起作用產生懷疑和擔憂。面對眾多用人單位瀕臨倒閉、大幅度減少招工，許多工會不得不「做出讓步」，即放棄他們過去為自己的成員所爭取的各種報酬和福利。雖然這樣做很痛苦，但許多工會還是聲稱這是保護工會成員獲得工作的唯一方式。21世紀初，《紐約時報》的一則頭條新聞概述了這一情況：
為了能夠與通用汽車公司在週四達成協議，以及與其他工業巨頭——福特、克萊斯勒、固特異和威瑞森——最近達成的協議中，工會已經表明願意控制自己的需求。工會聲稱讓僱主具有競爭力，是防止工會組織的工作敗給非工會組織的工作的核心，這些非工會組織工作常常在本國其他地方或國外低薪公司中。
多年來，工會和它們的成員經過一番曲折，才懂得經濟學的入門知識——價格降低時人們增加購買，價格升高時人們減少購買。這並不是一個複雜難懂的原理，但是常常迷失在時間的漩渦和振奮的辭藻中。
多年來，美國勞動力加入工會的比例已經下降。因為對工會產生的經濟影響的懷疑已經在工人間傳播開來，他們漸漸開始投票反對工會來代表他們。20世紀中葉，有32%的工人加入工會，但是到20世紀末，只有14%的工人加入工會。此外，工會成員的構成也發生了巨大變化。
20世紀上半葉，美國經濟中的大型工會組織主要集中在礦產、汽車、鋼鐵和貨運部門。但是到了20世紀末，最大且發展最迅速的工會是由政府僱員組成的工會。2007年，只有8%的私營企業僱員加入工會。到目前為止，美國最大的工會是教師工會，即美國國家教育協會。
市場上的經濟壓力給私營企業工會中的工人帶來了很多問題，但是政府僱員卻感受不到。政府僱員可以繼續得到加薪、更高的福利和工作保障，而不用擔心遭受與礦工、汽車工人或其他有工會組織的工業工人一樣的命運。因為政府僱用員工花的不是自己的錢，而是納稅人的錢，因此他們沒有什麼理由拒絕工會的要求。此外，他們也很少面臨市場上的競爭力量，不會因為進口或替代產品而賠本。大多數政府機構執行的職能都是壟斷的。只有國稅局能夠為聯邦政府收稅，只有機動車管理部門能夠為州政府頒發駕照。
在私營產業中，許多公司都有一項政策，保證支付給工人的工資不少於工會工人，以此來維持公司員工的非工會化。這一政策對僱主來說，暗示了有工會給公司帶來的成本，超過了支付給工人的工資和福利。工會對工齡和其他許多生產細節的規定都給公司帶來了巨大的隱性成本，為了追求更大的效率，即使意味著給員工支付高於工會工人的工資，消除工會也是值得的。例如，美國有工會組織的三家大型汽車製造商製造一輛汽車需要的勞動時間是26~31個小時，而大多數沒有工會組織的日本汽車製造商需要的勞動時間是17~22個小時。
西歐國家的工會力量非常強大，而且它們為自己成員爭取的許多福利已經對工人的就業和整個經濟的增長率產生了影響。數年來，西歐國家在經濟增長和創造就業方面一直落後於美國。對這一事實的遲來共識，使得許多歐洲工會和政府在隨之而來的經濟衰退中放鬆了它們的要求和對僱主的限制。2006年，《華爾街日報》報道：
歐洲的經濟衰退，使得公司在與工人談判時具備了新的力量。歐洲的政府也已經放慢了有利於工人的勞動法的改革腳步，以免招致選民的憤怒。許多公司選擇轉移到勞動力成本更低的海外經營，減慢了歐洲的就業增長速度。在過去5年中，歐洲的高失業率挫敗了顧客的消費支出，進而限制了經濟的增長，歐元區12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平均只有微不足道的1.4%。
隨著工會和政府對勞動力市場放鬆限制，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從1.4%上升到2.2%,失業率從9.3%下降到8.3%。儘管統計情況仍然比不上同期的美國，但是與以前相比，已經是一種進步。
剝削
通常，那些譴責「剝削」的人並不曾試圖理解其含義，因此這個詞經常被簡單地用來譴責他們無法接受的高價格或低工資。如果這僅僅是在陳述某些人內在的情緒反應，而不是對外部世界真相的描述，那麼我們也就不必去反對這個詞。我們在第4章中已經看到，低收入街區的商店收取更高的價格被指責為「剝削」，事實上，這些較高的價格背後存在著很多經濟因素，商店靠著高價格也只不過是在竭力生存而已，他們並沒有賺取超額利潤。同樣地，我們在第10章也看到，第三世界工人的低收入背後也有許多原因，許多人認為這些工人正在遭受「剝削」，理由是相較富裕國家的工人，第三世界的工人工資要低得多。
隱藏在「剝削」理論背後的一般思想是，通過向消費者收取高於必要價格的費用，或向員工支付低於必要水平的工資，有些人獲得了超過生產投入的報酬和產出分配。在某些情況下，這實際上是可能實現的。但是，我們需要檢查這些情況，並探究這些情況在現實世界中何時成立，何時又不成立。
正如我們在前幾章中提到的，如果投資回報率高於彌補風險和投入的必要收益水平，幾乎可以肯定，其他人會被吸引過來，投資現有公司或乾脆設立自己的新公司，以求分一杯羹。如此一來，同樣可以肯定的是，隨著現有公司的規模擴大或新公司數量增多，投資與生產擴張，市場競爭會不斷加劇，從而削平超額回報率。只有在限制新競爭的領域，高於平均水平的投資回報率才有可能持續。
政府管制是最常見、最有效地限制新競爭的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西非的英國殖民政府對生產和貿易進行了廣泛的戰時管制，英國國內也進行了同樣的管制。一位經濟學家描述了當時西非實行管制的結果：
在貿易管制期間，利潤遠遠高於確保貿易商運轉的必要水平。在這個貿易特別繁榮的時期，由於有效地限制了新公司進入，那些已經在這個領域中經營的公司獲得了巨大的利潤。
這種情況不是非洲特有的，也不是專指英國殖民地政府。美國民用航空局和美國州際商業委員會，與眾多國家和地方的政府機構一樣，限制了公司或個人進入各種職業、行業的數量。事實上，世界各地的政府都在不同的時間和地方，對允許多少人、允許哪些人從事特定職業或在特定行業建立公司進行了限制。在過去幾個世紀中，這種情況更常見，國王經常授予特定個人或企業以壟斷權，特許他們從事鹽、酒或其他商品的生產，有時候這也作為一種皇家恩寵，但更多時候是由於這些人用重金購買了這些壟斷權。
進入壁壘的目的或淨效應，是為了維繫住高於自由市場競爭決定的收入，和高於吸引必要資源的高盈利水平。這可以被合理地認為是對消費者的「剝削」，因為它要求消費者支付的價格，超過了吸引人們提供產品或服務的必要價格水平。然而，收入高於自由市場競爭決定的水平，並不一定意味著這些收入也高於競爭性行業的收入水平。有時候，在自由市場競爭中被早早淘汰出局的低效率公司，在政府的保護下仍能存活。因此，即使這些低效率公司的回報率很低，消費者卻仍然被迫要支付高於自由市場價格的錢，因為在自由市場中，更有效率的公司將生產絕大部分產出，通過更低的價格促使低效率的企業破產出局。
雖然這些情況能夠被合理地稱為剝削——剝削的定義是價格高於提供產品或服務的必要水平——但是它們往往並不是剝削。還有一種可以被合理地描述為剝削的情形，即某人的工作所得，低於自由市場中的水平或低於持續吸引相應技能、經驗和智力水平的人才所必需的收入。然而，這種情況很少涉及低技能、低收入的人，更多的是牽涉到擁有高技能、高收入的人才。
如果把剝削定義為個人創造的財富與其所得收入之間的差異，那麼貝比·魯斯（baberuth）可能是有史以來遭受剝削最嚴重的一個人了。魯斯不僅「奠定了洋基球場」，整個洋基王朝都建立在魯斯的功績之上。在他加入紐約洋基隊之前，這支球隊從來沒有贏得過冠軍，更別提獲得世界職業棒球大賽的頭銜了，他們沒有自己的球場，只能借用紐約巨人隊的球場。魯斯的神奇表現吸引了大量觀眾，鉅額門票收入為洋基隊在今後數十年統領美國棒球界奠定了堅實的財務基礎。
魯斯的最高年薪為8萬美元——1932年的價格水平——該薪酬與其對球隊的貢獻並不相符。但是，獨家終身合同意味著，洋基隊不需要與其他願意支付更高薪酬的球隊競爭魯斯。與其他地方一樣，防止競爭成為剝削的關鍵。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洋基隊可以剝削魯斯，但卻不可能剝削在洋基球場打掃地板的非熟練工人，因為這些工人可以在無數的辦公室、工廠或家庭得到打掃地板的工作，所以不可能支付低於工人在其他地方能得到的工資。
在某些情況下，身處某些職業的人當前所得到的工資，可能會低於持續吸引合格的人才進入該職業中的水平。例如，醫生為了接受昂貴的醫學院教育投入了巨資，此外還投入了在大學和醫學院學習期間本可以賺到的收入，在完全有資格開設獨立診療之前還要忍受實習期的低工資。但是在政府管理的醫療體系下，政府可以在任何時間設定醫療工資水平，或制定醫療服務價格，這種工資或價格有時會很低，不足以持續吸引足夠數量具有相同能力的人在未來進入醫療行業。
然而，如果政府支付所有的醫療費用或僱用所有的醫生，那麼現有的醫生幾乎沒得選擇，只能接受政府的管制。現有的醫生可以進入並能獲得更好報酬的行業非常稀有，因為要成為律師或工程師，需要再次投入昂貴的教育和培訓成本。因此，大多數醫生很少有現實可行的替代職業，他們也不太可能成為卡車司機或木匠，因為如果他們事先知道今後的實際收入水平，就根本不會進入醫療行業。
在某些情況下，低收入的工人也可能遭受剝削，比如無法搬遷或搬遷成本過高，也許是因為交通成本高昂，也許是因為他們租住的是保障性住房，如果他們搬到其他地方，就會失去居住的保障性住房而不得不按照市場價格支付房屋或公寓的租金，至少在漫長地申請新的保障性住房期間必須如此。在過去的幾個世紀中，奴隸們當然遭受了剝削，因為他們受到了強迫。契約傭工或契約勞工，尤其是在海外工作的勞工，搬遷成本同樣很高，所以在短期內會遭受剝削。然而，許多收入非常低的合同工人，會選擇延長用工合同，儘管他們已經從個人經驗中瞭解了工資待遇和工作條件，顯然這種現象表明了——不論他們的工資有多低，工作條件有多差——已有待遇仍然足以吸引他們從事這份職業。剝削無法解釋這種情況，因為合同工人缺乏更好的替代崗位，也不具有勝任更好工作的技能。
若是某種特殊型別的勞動力，只有一個僱主可以選擇，那麼當然這個唯一的僱主可以將薪酬設定在低於吸引新人進入的水平。但是，這種情況更可能發生在高度專業化的熟練員工身上，如宇航員，非專業工人則很少遇到這種情況，因為非專業工人可以受僱於各種各樣的企業、政府機構，甚至私人僱主。在現代交通普及之前，地方上的勞動力市場往往是孤立的，而某個僱主可能是當地某個職業唯一的勞動購買者。但是，隨著低成本交通的普及，這樣的情況變得稀有。
一旦我們看到進入或退出壁壘——後者在絕對意義上是指身處奴隸制下的奴隸，或是從退出成本角度講，比如醫生改行，又如生活在當地保障性住房中的人等——是問題的關鍵，那麼剝削經常能合理地套用在不同於人們通常所指的人身上。它也適用於一些在某個地方投資了大量固定資產和無法轉移的資產的企業。比如，修建了水電站的公司，即使地方政府將稅率提高兩三倍，或要求該公司支付給工人的工資必須高於自由市場上其他地方的類似工人的報酬，這家公司還是不可能將大壩搬遷到其他地方。然而，從長遠來看，願意在政治氣候不利的地方投資的企業將越來越少——從加利福尼亞州撤離的眾多企業就是典型案例。但是，已經在這些地方投資的企業，很少會付諸行動，只能接受當地的低迴報率。
「剝削」一詞是否適用於某種特定情形，不是簡單的語義問題。政策是建立在錯誤還是正確的信念之上，產生的strong結果/strong將大不同。如果按照第3章和第11章的說明，剝削事實上並不存在，因此實施價格管制以防止消費者被「剝削」，或推行最低工資法以防止工人被「剝削」只會使問題變得更糟。一個特定的僱主或少數幾個僱主串通一致，就僱用某些型別的工人組成地方卡特爾，這樣這個卡特爾就可以支付較低的工資，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強制推行提高工資的政策，可能在一定限度內不會導致工人失去工作，這種情況類似於在競爭市場中推行最低工資法。但是，這種情形非常罕見，而這些僱主卡特爾也很難維持，美國南北戰爭後的南方僱主及19世紀的加利福尼亞州的僱主集團崩潰，就表明了這一點。
人們往往傾向於把低工資看作工人正在遭受剝削，如果把這一傾向作為一種尋求糾錯的道德訴求或政治運動，將很容易理解。但是，正如經濟學家亨利·黑茲利特（henryhazlitt）多年前所說的：
貧困的真正問題不在於「分配」，而在於生產。窮人之所以貧窮，不是因為他們被剝奪，而是因為他們沒有足夠的產出，無論這是出於什麼原因。
把剝削視為原因對貧困問題沒有絲毫幫助，只會讓解決方案變得更困難、更不確定，也更耗時。同時這樣的解決方案還會要求，除了和願意施以援手的人合作，同處貧困的人也要相互合作，但是沒有他人的幫助，他們並不能解決問題。窮人自身也許並沒有什麼好指責的，因為他們的貧窮可能是由於許多身不由己的因素，包括以往的經歷等，這些都遠非人們當下所能控制。我們將在第23章中詳述這類情形。
職業保障
事實上，幾乎每一個現代工業化國家都面臨著職業保障問題，而不管它們是否已經現實或不現實地、成功或不成功地面臨這些問題。在許多國家——如法國、德國、印度、南非，職業保障法使得私人企業要麼很難解僱員工，要麼解僱成本高昂。世界上許多國家、許多行業的工會都試圖制定職業保障政策。美國的教師工會在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學區解僱一名教師的成本達到數萬美元，有些地方甚至達到數十萬美元以上，即使這名教師的能力並不出眾。
職業保障法的目的是為了減少失業，但是我們並不能說這些法律能夠達到這一實際效果。充分實行職業保障法的國家往往並不具備低失業率，甚至反而比沒有普遍實行工作保障法的國家失業率更高。法國擁有歐洲最嚴格的工作保障法，但它的失業率卻常常達到兩位數，而美國人會因為失業率達到兩位數而恐慌不安。在南非，政府自己也承認這種嚴厲的職業保障法已經產生了「意料之外的後果」。數年來，南非的失業率一直保持在25%以上，2002年更是達到了31%的高峰。正如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上的一篇文章所指:「解僱員工成本高昂，相當令人頭疼，於是許多公司一開始就不願意僱用工人。」 但是，這絕不是隻有南非才有的問題。
用更新更好的方法完成工作，生產更多的產品，這樣的追求使得現代工業社會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和效果提升了人類的生活水平，也使我們不可能一直使用同樣的工人、同樣的方法做同樣的工作。例如，20世紀初，美國大約1,000萬農民和農場工人養活了7,600萬人口。到20世紀末，只剩下不到1/5的農民和農場工人，卻養活了3倍於前的人口。並且，比起缺乏食物，當今美國人最大的問題是肥胖和為過剩農產品尋找出口市場。出現這一情況的原因，是農業已經成為一個與以往全然不同的事業，它引入了機械、化工產品以及在20世紀初還聞所未聞的方法，並且所需的勞動力也大大減少了。
農業沒有職業保障法來保護工人，加之農業工人過剩，百萬人湧入工業部門，大大地提高了國家的產出。當然，農業並不是20世紀唯一發生革命性變化的經濟部門。全新的行業異軍突起，比如航空製造業、計算機行業，甚至連零售業這樣的老產業也在公司和經營方法上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1990年到1995年間，超過1,700萬美國工人失去了工作。但是在此期間，美國失業人口都沒有達到1,700萬，也遠低於1,700萬。事實上，美國的失業率在20世紀90年代達到了最低點。美國人從一個工作換到另一個工作，而不是依靠職業保障一直待在一個地方。美國人在18歲到34歲期間，平均從事的工作有9份。
歐洲的工作保障法及其執行都要比美國嚴格，事實上歐洲人卻更難得到工作。在20世紀90年代的十年間，美國創造的就業崗位是歐洲工業化國家的3倍。實際上，歐洲私營領域的就業崗位一直在減少，全靠政府職位的增加才保持了工作崗位的淨增加。這一點無須驚訝。職業保障法導致企業僱用成本增加，就像任何其他昂貴的東西一樣，價格提高，對勞動力的需求就會減少。職業保障法保護了現有的工人，代價卻是減少整個經濟體制的靈活性和效率，進而抑制了財富的創造，而新增財富能夠為其他工人提供新的工作崗位。
職業保障法給私營企業僱用新工人帶來了風險，因此當產品的需求增加時，私營企業可能會讓現有的工人延長工作時間，而不是僱用新的工人，或投入更多的資金來替代勞動力，比如引入大型汽車而不是僱用更多的司機來操作普通規格的車。然而，不管怎麼做，資金對勞動力的替代性將不斷提高，導致更多工人失業。從整體來看，在業人員的職業保障可能也沒有淨增加，相反，那些一直在尋找工作的失業者的不安全感卻在不斷增加，特別是剛加入勞動力隊伍的年輕工人和撫養孩子之後想重新加入勞動力隊伍的女性。
許多政府官員都明白職業保障法與失業之間的關係，但顯然只有為數不多的公眾理解其中的關係，包括受過教育的公眾。2006年，法國試圖放鬆對第一份工作的法律保障，以此減緩年輕人高達23%的失業率，巴黎大學和法國其他大學的學生卻在巴黎等城市制造了騷亂。
職業許可
職業保障法和最低工資法只是政府幹預勞動力市場的某些手段，通過這些干預，使得勞動力市場區別於自由競爭下的市場。政府幹預勞動力市場變動還有一些其他方法，比如通過法律，要求從事某些職業需要具備政府簽發的許可證，比如沒有許可證不能行醫，也不能當律師。原因顯而易見，不經過必要的培訓獲得技能，直接從事這些專業職業，往往會犯下危險的錯誤。然而，一旦政府有理由行使特定的權力，權力將擴充套件，違背初衷。而職業許可有著非常久遠的歷史。
雖然經濟學家們經常會首先解釋自由競爭市場如何運作，然後展示違背市場的各種方式會怎樣影響經濟結果。但是在歷史上，幾個世紀以來，都是管制市場遠遠領先自由市場。幾個世紀以前，獲得政府的批准才能從事各種職業是通行的做法。自由市場的興起得益於19世紀古典經濟學的開創和傳播。雖然產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在19世紀變得更加自由，但試圖擺脫競爭的勢力從未得到完全根除。漸漸地，越來越多的職業開始需要許可。在經濟蕭條時期——比如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或者當人們越來越普遍地接受政府幹預經濟的時候，這個過程就會加速。
雖然對特定行業要求許可證的做法有合理的理由，即為了保護公眾免遭不合格或不道德的從業人員帶來的各種風險，但是公眾很少要求這種保護。對許可證的要求，無一例外都來自這些職業的現有從業人員，他們真正的目的是保護自己免受競爭。事實也證明了他們的動機，比如職業許可立法通常豁免現有的從業人員，他們自動獲得許可證，就好像公眾並不需要在面對不稱職或不誠實的現有從業人員時獲得保護。
職業許可可以採取多種形式。在某些情況下，許可證會自動發放給所有申請者，只要這些申請人可以證明擁有從事特定職業的能力，有時則額外要求具有良好的守法記錄。在另一些情況下，無論有多少合格的申請者，許可證的數量卻存在上限。後一種情況在計程車許可證中非常常見。例如，紐約市自1937年開始給每輛運營中的計程車頒發牌照以來，一直限制計程車牌照的數量，人為製造了計程車短缺，並造成了很多影響。其中最明顯的是計程車運營許可證價格不斷攀升，從1937年的10美元，上升到20世紀80年代的8萬美元，到2011年已經超過百萬美元。
這並不總是真實的：一些州和地方政府會購買私人企業的服務，讓他們來執行傳統上由政府僱員所做的工作，如垃圾收集、監獄維護等。聯邦政府也會將部分職能外包給美國及海外的私人公司。然而，這些事情可以做到的程度，取決於政治上的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