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稅局的統計資料也追蹤了特定個體的狀況，並顯示出了類似情況。美國國稅局發現，從1996年至2005年，所得稅申報者中底層的20%的人收入增長了91%，頂端的1%的人收入strong下降了/strong26%。一般來看，美國人口普查局的資料、美國國稅局資料和密歇根大學的資料不可能都正確，但是它們確實都是正確的。研究一段時間內的收入水平和研究一段時間內的個人狀況，衡量的是完全不同的東西，但我們常常會將它們弄混。
有一項研究調查了加拿大一段時間內的個人收入狀況，結果與美國的情形非常相似。從1990年到2009年，原本處於底層的20%的加拿大人，收入絕對值增長最多，增長比例也最大。原本處於底層的20%的加拿大人，只有13%到2009年仍保持在低收入水平，但是有21%的人上升到了頂端的20%。
不論不同收入水平之間的關係如何，不同strong個人/strong之間的關係是完全不同的情形，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會從一個收入水平轉移到另一個收入水平。因此，收入水平的命運與人的命運十分不同，而且在很多情況下，是完全相反的。當收入水平處於底層的工薪人群在10年內收入翻倍，那麼他們就strong不再/strong處於底層。這並沒有什麼神秘之處，因為大多數人的職業生涯都是從初級職位開始的，隨著經驗的增長，收入也會提高。同樣，收入水平處在金字塔頂端的人，也常常在最高點徘徊，並且收入不會像底層的人那樣迅速增長，這都沒什麼可驚訝的。
在某些年份，由於收入的暴增，一些美國人成為收入最高的1%，2010年時，這種暴增大約需要達到369,500多美元。在某年出售了一套房子的人，當年的收入是前後數年年收入的好幾倍；而在某年得到大量遺產或將多年積累的股票期權套現的人，情況也非常類似。收入在某年達到最高水平的人，很大一部分是由於收入突然大幅度上升。1996年處在收入水平頂端的1%的人中，有一半以上到2005年掉出了這一水平。1996年處在收入頂端的萬分之一的人中，有3/4在2005年時已經掉隊。
許多人可能永遠也不會遇到讓他們成為最頂端的1%的收入暴漲，但是隨著職業生涯的進階，最終也會進入收入最高的20%。從任何意義上說，他們都不是「富人」，雖然他們可能在政治上、媒體中或學術言辭中被稱為「富人」。正如前面指出的，要成為收入最高的20%所需要的資金量，幾乎不足以讓他們過上富人和名人的生活，甚至收入最高的1%的人也不足以支撐這樣的生活，因為處在這個水平的人有一半無法保住地位。
正如收入頂峰時有出現，某些年份也會遭遇收入低谷。因此，真正的富人，或有錢人，可能會在某些年份出現生意或投資的虧損或關閉。這樣，他們的收入在某年可能很低，甚至是負數，但在任何意義上，他們都不是窮人。這有助於解釋一些異常現象，如數十萬年收入在2萬美元以下的人，卻住在價值30萬美元以上的房子裡。
收入水平資料和個人收入資料看似相互矛盾，引起這一結果的根本性混亂都源自一個隱含的假設，即某個時期處於某收入水平的人會一直處於這一收入階層。如果這是真的，那麼一段時間內收入水平的變化趨勢，將會和一段時間內個人收入水平的變化趨勢相同。然而，事實並strong不/strong如此，因此這兩組統計資料不僅推匯出了不同的結果，甚至還得出了相互矛盾的相反結果。
收入越高，穩定性越差。據《華爾街日報》報道：「在過去的三次衰退中，收入最高的1%的人群（2008年收入在380,000美元及以上的人群），相較美國其他收入的群體，經受的收入衝擊比例最大。」收入50,000美元及以下的人群，從2007年至2009年收入下降了2%，收入百萬美元以上的人群在此期間的收入則下跌了近50%。
相反，當經濟增長時，收入最高的1%的人群，「收入增長速度是美國其他人群的3倍。」無須驚訝，因為高水平人群的收入不太可能是依靠工資，更多的是依靠投資或銷售收入，而這兩類收入在經濟增長或下降時變化很大。收入的這一模式也適用於財富。「在1990年和2001年的經濟衰退期間，美國最富有的5%的人（以淨資產衡量）經歷了財富的最大跌幅。」《華爾街日報》上的一篇文章曾這樣報道。
技能上的差異
生產率和報酬產生差異的原因之一，是一些人比其他人擁有更多的技能。工程師掙的比郵遞員多，有經驗的船員掙的比沒經驗的船員多，有經驗的飛行員則掙的比任何船員都多，對此沒有人會感到驚訝。儘管工人可能被認為只提供了勞動，但大多數人提供的不只是從事體力勞動的能力，還有處理任務的思維能力。在大多數現代經濟體中，僅憑「四肢發達、頭腦簡單」就足以從事很多工作的時代已經過去。雖然看似很明顯，但它的意義卻並不那樣明顯，也沒有被廣泛理解。
在體力和耐力是主要工作要求的時代和地方，生產率和報酬往往會在人類生命最年輕的時期達到高峰，中年勞動者則只能獲得較少的報酬或較少的就業機會，抑或兩者兼而有之。對體力勞動的重視也使得企業偏愛男性工人，而不是女性工人。
在一些只能勉強維持生存的極度貧困的國家，從事體力勞動的性別差異非常巨大，以至於最貧窮的人常常殺死女嬰。雖然母親對於一個家庭來說是必要的，但是額外的女性家庭成員運用原始的工具，在小塊土地上從事艱苦的農業勞動，生產的食物還不夠自己活命，而且在營養不良和饑荒盛行的時期，她消耗了其他人生產的食物，也威脅到整個家庭的生存。經濟發展的好處之一就是，人們不必再面對令人絕望的殘酷選擇。
技能和經驗相對於體力的重要性提升，改變了青年人和老年人之間的相對生產率，以及女人和男人之間的相對生產率。這種情況在當代尤其如此，因為工業社會，機器取代了人力，而且在高科技經濟體中，技能變得至關重要。即使在相對較短的時期中，大多數人達到收入頂峰的年齡也已經迅速提高。1951年，大多數美國人在35至44歲之間達到收入頂峰，這一年齡段的人掙的錢比二十幾歲的人高出60%。然而，到1973年，35至44歲年齡段的人掙的錢比更年輕的工人掙的多了1倍還多。20年後，掙錢最多的年齡段上升至45到54歲，這一年齡段的人賺的錢是他們在20多歲時掙的錢的3倍還多。
同時，體力的重要性逐漸降低，降低或消除了男性工人在更多職業中的優勢。這些變化並不要求所有僱主對自身利益有更開明的認識。有些企業通過取消對男性工人的獎勵，使得男女報酬都與他們的生產率相匹配，最終降低了生產成本，與這些企業相比，那些堅持為產出沒有相應增加的工人付更多報酬的企業處於競爭劣勢。最不開明或具有偏見的僱主承擔更高的勞動成本，他們的企業可能會因為市場的殘酷競爭而遭淘汰。正因為如此，在法律規定同工同酬之前，女性的報酬就開始等同於資歷相同的男性了。
隨著技能的重要性增加，兩性間的經濟不平等將得到降低，但是有技能者和無技能者之間的不平等將會增加。此外，由於技能更熟練的工人使經濟的生產效率更高，也就帶來了收入的普遍提高，這往往會增加具有穩定工作的人和沒有穩定工作的人之間的不平等。前文提到，正如最高收入階層和最低收入階層之間存在巨大差異，有工作的人與沒有工作的人之間在數量和比例上也有顯著差別。同時增加工作報酬和福利待遇，會讓更多人不用參與工作也能生存，也註定了所得和報酬變得更加不平等，因為福利發放並不直接用現金，而是用住房補貼或醫療補貼等形式，這些福利不被納入收入統計。
不同的個人（或國家）之所以會處於不同的經濟水平上，看似最明顯的原因之一，是他們在不同的經濟水平上進行strong生產/strong。隨著經濟增長愈發依賴技術，經濟複雜程度越來越高，工作對體力的要求將越來越低，對擁有更高技能的人的需求卻越來越高，這部分人也會得到更高的報酬。在這些條件下，頂端收入階層和較低收入階層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根本不足為奇。
就業歧視
報酬差距往往反映了技能、經驗或者從事艱難或危險工作的意願的差異，但是報酬差距也反映了對社會某類細分人群的歧視，比如少數民族、婦女、社會底層或其他群體。然而，為了確定是否存在歧視及其嚴重程度，我們需要先定義歧視。
有時，歧視被定義為在僱用、定薪或晉升時，對不同群體的人使用不同的標準。最嚴重的就是拒絕僱用。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美國許多招聘廣告中常註明「愛爾蘭人不得申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美國的許多醫院不招黑人醫生或猶太醫生，並且一些著名的律師事務所也只僱用來自上層社會的新教白人男性。在其他情況下，不同群體的人都可能被僱用，但是會被分配去做不同種類的工作。
這些情況不是美國和現代社會獨有的。相反，有史以來的幾千年裡，不同群體的成員在法律上、現實中受到區別對待在全球都是普遍現象。平等對待所有人，不論他們來自哪個群體，從歷史上看是一個相對晚近的觀念，也絕不是當今世界普遍遵守的一條原則。
與歧視重疊，並經常與歧視混淆的是，基於不同個體的技能、經驗、工作習慣和行為方式的根本差異而產生的就業差異。比如，莫霍克印第安人長期以來一直在美國從事建造摩天大樓的工作，因為他們在高聳的鋼筋結構上行走不會感到恐懼，也不會因此分心。殖民時期馬來西亞的橡膠種植園中，中國工人在相同時間內從橡膠樹上收集的汁液是馬來西亞工人的兩倍。
更偏愛一些群體，不想或不願僱用其他群體，經常被描述為是由於「偏見」「歧視」或「成見」，但是第三方觀察者不能輕易忽視那些為了支援自己觀點而付出金錢的人的切身感受。即使不以不同的看法看待不同群體，對不同群體使用相同的僱用標準，也會導致僱用、解僱或提拔的人數比例在不同群體間差異很大。雖然因資質而歧視和因表現而歧視在原則上有根本的區別，但是要在現實中區分它們的不同並不容易。統計資料中很少包括關於技能、經驗、表現或曠工的詳細資訊，有關工作習慣和態度的資訊就更少了，因此我們幾乎無法比較來自不同群體的真正可比較的個人。
比如，長期以來，女性收入一直比男性低，但是大多數女性會在人生的某一時期生孩子，並且許多人會離開勞動力市場，直到她們的孩子可以離開媽媽放在日託所。女性的職業中斷會減少女性的工作經驗和資歷，相應地也就阻礙了她們的收入增加，而在此期間，男性一直在工作，他們的工資自然得到增加。然而，儘管女性作為一個群體，其收入要大大低於男性群體，但是早在1971年，高中畢業後一直工作到30多歲的美國單身女性的收入卻略strong多/strong於同樣條件下的單身男性。
這表明僱主願意為具有相同經驗的女性和男性提供同樣的待遇，只要他們在勞動力市場上競爭並勝出，甚至有相同經驗的女性也可以比男性表現得更好並因此掙得更多，但是家庭責任的不同阻礙了兩性獲得相同的工作經驗以及基於工作經驗的相同收入。這些都不足為奇。比如，如果女性的報酬只strong相當於有相同經驗和表現/strong的男人的75%，那麼僱主就可以用同樣的錢僱用4個女性，而不是3個男性，從而在生產成本方面取得決定性優勢，並打敗競爭對手。
換句話說，在這種情況下，任何歧視女性的僱主都將會產生不必要的高成本，並且在競爭中面臨利潤、銷售額下降，甚至面臨破產的危險。值得我們再次注意的是，我們在第4章中區分的strong目的性因果關係/strong和strong系統性因果關係/strong。即使沒有哪個僱主有意識地或故意地思考歧視女性的經濟意義，隨著時間的推移，競爭的系統效應也將會淘汰那些根據性別差異而不是生產率差異支付報酬的僱主。隨著女性開始建立她們自己的企業——這樣做的人在大量增加，並且她們不會歧視其他女性——淘汰過程將加速。
女性與男性之間的主要收入差距並不都相同，但是生育過孩子的女性和沒有生育過孩子是不同的。有一項研究顯示，沒有孩子的女性獲得的報酬是男性的98%，而有孩子的女性的報酬只有男性的75%。此外，即使是沒有孩子的女性，也不一定與男性有同樣的職業。可能會生育孩子這一事實，使得不同職業對女性有不同的吸引力，即使她們還沒有當媽媽。像圖書管理員或教師這些職業，即使花幾年時間照顧小孩還能再回去工作，這些工作於是對期望成為媽媽的女性比計算機工程師這類職業更有吸引力，在後一種行業中，變化非常迅速，幾年不工作，你在這一領域就會遠遠落後。總之，女性和男性會做出不同的職業選擇，並且可以通過在接受教育的時候專修各類不同的學科組合，來為職業做準備。
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上是否受到歧視或受到多少歧視，這一問題也是在問：相同領域中具有相同資歷的男性和女性在收入上是否會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不同性別之間的收入是否均等這一問題則非常不同，因為職業選擇、教育選擇和持續就業的差異都會影響收入。男性往往會從事危險性更高的職業，收入也比安全性更高的類似職業多。正如一項研究所顯示的：「儘管職場上的男性只佔54%，但是因工作死亡的人中，男性卻佔92%。」
試圖對真正可比較的個人進行比較所遇到的類似問題，讓我們很難確定不同種族或民族間是否存在歧視及歧視的程度。不論在美國還是其他國家，一個種族或民族與另一個種族或民族在年齡上有10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差異，這並不罕見，而且我們也已經看到年齡如何造成收入間的巨大差距。雖然總的統計資料顯示，美國的不同種族和民族之間在收入上存在巨大差異，但是詳細資料經常表明這種差異要小得多。比如，同一年齡（29歲）和智商（100分）的黑人男性、白人男性以及拉丁裔男性，他們之間的平均年收入差距在1,000美元以內。在紐西蘭，儘管毛利人和白人的收入差距很大，但是當我們把相同年齡、相同技能、相同文化水平的毛利人與其他紐西蘭人做比較時，差距同樣大幅度縮小。
許多關於歧視的討論總以為僱主可以隨意決定僱用或報酬，而不必付出代價。但是他們忽略了一個事實，即僱主並不是孤立地經營企業，而是在市場上經營企業。各個企業為了得到僱員和顧客而相互競爭。不論是在產品市場上，還是在勞動力市場上，錯誤的決定會增加成本，正如我們在前面章節講到的，犯錯的成本會導致嚴重的後果。不僅如此，這些成本隨著市場條件的不同而不同。
歧視讓受歧視者沒有機會獲得更高的收入，並因此付出代價，這一點很明顯，然而歧視也讓施加歧視的人付出了代價，他們也會因此失去獲得更高收入的機會。例如，當房東拒絕把公寓租給「錯誤」的群體時，也就意味著公寓會空置更長的時間。很明顯，如果是在自由市場上，這代表著房租的損失。然而，如果存在房租管制，那麼對於空置的公寓來說，申請者過剩，這種歧視就不會使房東受損。
同樣的原理也適用於就業市場。如果僱主拒絕僱用來自「錯誤」群體的合格者，那麼在自由市場上他就要承擔更長時間的職位空缺風險，意味著要麼完不成某些工作或訂單，要麼必須為現有員工支付加班費來完成工作。不論用哪種方式，都會消耗更多資金。然而，當工資被人為設定在高於供給和需求決定的水平，求職者過多使得歧視不會讓僱主付出代價，因為在這樣的情況下不會出現職位空缺。
不論這些人為的高工資是由工會設定的，還是由最低工資法設定，都不會改變這一原則。以往的經驗有力地證明，當代價較小時，種族歧視往往會更嚴重，而代價較大時歧視就會緩和。
即使是在種族隔離時代的南非——在那裡法律支援對黑人的種族歧視，處在競爭行業的僱主也經常會突破政府允許的範圍，僱用更多的黑人和讓他們擔任更高的職位，雖然被抓住時要被罰款。僱主是出於自身經濟利益而僱用黑人。同樣，在約翰內斯堡建房子的白人經常會僱用非法的黑人施工隊，但不是像政府期待的那樣，付更高的價錢僱用白人施工隊，這些黑人施工隊通常讓一個白人作為名義上的管理者，以符合種族隔離法律的要求。在法律上只允許白人居住的地方，南非的白人房東也經常把房子租給黑人。
實施歧視的人要付出歧視成本，這是理解這類行為的關鍵。花別人錢的僱主——比如政府機構或非營利組織，歧視成本的影響更小。因此相較在競爭性私營市場中經營的企業，政府施加的歧視要更大，世界各國都是如此。瞭解歧視的基本經濟學原理，能使我們更容易理解為什麼20世紀20年代黑人能夠在百老匯成功演出，當時他們不被允許參加美國海軍，而且也不被允許擔任政府文職工作。僱用黑人演藝者能夠吸引大量觀眾，百老匯的製片人自然不想失去賺大錢的機會，但是政府的歧視成本由納稅人承擔，而不管政府是否意識到歧視要付出代價。
正如最低工資法降低了僱主的歧視成本一樣，strong最高/strong工資法增加了僱主的歧視成本。最近幾個世紀的最高工資法案例中，包括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實施的工資和價格管制。由於工資被控制在供給和需求決定的水平之下，工人出現短缺，正如在房租控制下出現住房短缺一樣。於是戰前沒有僱用過黑人、婦女的僱主，或沒有僱用他們擔任理想職位的僱主，這時開始改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的「鉚工羅西」（rosietheriveter）的形象，部分是因為工資和價格管制。
資本、勞動與效率
生產任何東西都需要一定的勞動，但是沒有什麼東西只靠勞動就能生產出來。農民需要土地，計程車司機需要汽車，而藝術家需要畫材。即使單口相聲演員也需要笑話庫，那就是他的資本，正如水壩是水力發電公司的資本一樣。
在生產過程中，資本補充了勞動，但是也與勞動就業形成競爭。換句話說，生產商品和服務，要麼用大量勞動和少量資本，要麼用大量資本和少量勞動。當運輸工人工會迫使運輸公司將司機工資水平提高到超過競爭市場上本應有的水平時，為了節省更加昂貴的勞動，運輸公司往往會增加資本。於是公共汽車變得更長，有時甚至把兩個公共汽車用一個具有彈性的裝置連到一塊，這樣一個司機也就使用兩倍於以前的資本了，並可以運輸兩倍於以前的乘客。
一些人可能認為這樣就能帶來更高的「效率」，但效率並不容易界定。如果我們像某些人一樣，隨意將效率定義為單位勞動的產出，那麼說一個公共汽車司機運載了更多乘客就是更有效率僅僅是一種迴圈論證。事實上，每個乘客的運輸成本可能會增加，因為加長公共汽車和提高司機的工資都增加了資本投入。
如果公共汽車司機沒有工會支援，而且獲得的報酬不必超過吸引合格人員所必需的報酬，那麼無疑他們的工資水平將降低。對於運輸公司來說，僱用更多的司機並使用更少的公共汽車將更有利可圖。這樣，不僅運輸乘客的成本會更少，公共汽車也會變得更短、數量更多，乘客等車的時間也將減少。對於在寒冷的冬日街頭或在夜間高犯罪街區等車的人來說，關係重大。
如果不考慮人的意願和偏好，就不能有意義地定義「效率」。即使是汽車發動機的效率也不僅僅是一個物理問題。由發動機產生的所有能量都可以被用於某個用途，要麼用於驅動汽車向前移動，要麼用來克服發動機各運動部件的內部摩擦，要麼以各種方式搖晃車身。只有當我們界定了我們的目標——驅動汽車向前移動，才能把用於這一任務的發動機功率的百分比看作其效率，並把分散在其他各個方面的能量看作浪費。
長期以來，歐洲人認為美國的農業是「低效率」的，因為美國每英畝的產量要比大多數歐洲國家低很多。然而，美國每個農民的產量要比歐洲高出很多。原因是美國土地資源豐富，而勞動力稀缺。一個美國農民要看顧更多的土地，在每英畝土地上的投入就相應地減少。而歐洲土地稀缺，根據供求關係，土地也更昂貴，歐洲農民專注於在能得到的土地上精耕細作，花費更多的時間清理雜草和石塊，或者投入更多的精力，確保每英畝獲得最大產量。
同樣，第三世界國家往往要比更富有、工業化程度更高的國家更能充分利用資本裝置。像錘子、螺絲刀這樣的工具，在美國的工廠或車間裡幾乎人手一套，但是在貧窮國家，這些工具通常由幾個人共用，或在大範圍內共用，而生產同樣產品的美國工人則不需要這麼大範圍地共用工具。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貧窮的國家，每把錘子每年釘的釘子也更多，因為它在更多的人之間共用且閒置時間更少。但是，這並沒有使這些貧窮的國家更有「效率」，只是資本和勞動的相對稀缺性不同而已。
相較富裕國家，貧窮國家的資本更稀少，也因此更昂貴；勞動力更豐富，也更便宜。貧窮的國家往往會節約更昂貴的要素，正如富裕國家會節約勞動力這類對他們而言更昂貴、更稀缺的要素一樣。富裕國家的資本更豐富且更便宜，而勞動力則是更稀缺且更昂貴的要素。
貨運列車進站後，需要工人卸貨。一列貨運列車半夜到站，要麼當時當地就卸貨，這樣這列貨運列車就可以不受影響地前進；要麼卸下一些車廂在支線軌道上，等到第二天早上工人上班時再卸貨。
在資本稀缺（如火車車廂）、勞動力豐富的國家，安排工人24小時解除安裝是明智的選擇，這樣就可以立刻解除安裝車廂裡的貨物，避免讓車廂這種稀缺資源閒置。但是，在一個資本豐富的國家，分離火車車廂，讓火車繼續上路往往是更經濟的做法。也就是讓火車車廂在側線閒置，等待第二天解除安裝，而不是讓工資高昂的工人無所事事地等待下一列火車的到來。
這不僅僅是關於這些工人的工資或這家鐵路公司的貨幣支出的問題。從整個經濟的角度來看，最根本的問題是：這些工人的時間有什麼可替代的用途，這些貨運車廂又有什麼可替代的用途。換句話說，這並不只是金錢的問題。金錢只能反映深層次的基本現實，它們在其他非市場經濟體中都一樣。讓車廂閒置，等工人來卸貨；還是讓工人閒置，等著火車到來。哪個更明智取決於勞動力和資本的相對稀缺性，以及它們在其他可替代用途中的相對生產率。
不論是在蘇聯工業化建設與衛國戰爭時期，還是在美蘇冷戰時期，蘇聯的車廂每年都比美國車廂運輸更多的貨物，這點常被蘇聯誇耀。但是，這根本談不上蘇聯的經濟更有效率，只能表明蘇聯的鐵路公司缺乏美國鐵路行業那樣雄厚的資金，而且與美國的勞動力相比，蘇聯的勞動力沒有什麼其他有價值的替代用途。同樣，20世紀中葉的一項關於西非經濟的研究指出，那裡的卡車「每週7天，每天24小時執行，通常都擠滿了乘客和貨物」。
由於同樣的原因，貧窮國家的汽車往往比富裕國家的汽車使用時間長。在許多貧窮國家，讓汽車的使用時間更長是更有價值的做法，而且從富有的國家購買使用過的汽車也是值得的。短短一年間，就有9萬輛來自日本的二手車出售給了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迪拜已經成為出售這些二手車給其他中東地區國家和非洲國家的中心。據《華爾街日報》報道：「許多非洲城市充斥著豐田汽車，儘管在那些地方很少有新車出售。」在喀麥隆，計程車都是「破舊的二手豐田汽車，後面坐4個人，前面坐3個人」。即使是需要修理的車也能在國際市場上出售。
日本的出口商還向國外出售了數以千計的破舊或損壞汽車。在迪拜，機修工只需要花上相當於日本價格的幾十分之一的費用就能修好車輛，日本高昂的勞動成本使得日本成為世界上修車最貴的地方之一。
總而言之，富裕國家的人可以在使用很短的時間後就丟棄汽車、冰箱和其他資本裝置，貧窮國家的人卻不能這麼做。這也不是能不能承受得起「浪費」的問題。在日本、美國或德國這些經濟體中，花費同樣的精力能夠生產足夠多的替代品，因此繼續維修這個裝置就是一種浪費。但是，在貧窮國家，工人的時間沒有高效的可替代用途，因此像富裕國家的人那樣使用很短的時間就廢棄裝置是不明智的。迪拜的勞動力比日本便宜，這並不是一種偶然。富裕國家的勞動力有更高的產出。這也是富裕國家更富有的主要原因之一。從富裕國家向貧窮國家出售使用過的設施，是這兩種國家應對要素稀缺程度和生產效率不同的一種有效方式。
在現代工業化經濟中，許多物品都是批次生產的，因此規模經濟降低了它們的成本。但是，修理這些產品仍然由個人手工完成，沒有了規模經濟帶來的利益，產品的維修也就相對昂貴。在這種批次生產的經濟中，反覆修理會達到一個臨界點，超過這一點更換一個新的、批次生產的替代品會更便宜。美國的電視機維修店的數量遠遠趕不上電視機的增長，因為批次生產已經把電視機的價格降低到這一點，即對於許多發生故障的電視機來說，更換新的要比維修舊的更便宜。
由兩位俄羅斯經濟學家著述的一本書回顧了蘇聯時代，指出蘇聯的「裝置被無休止地修理、修補」，以至於「蘇聯每件資本品的平均使用期限達到了47年，而美國僅為17年」。這不是炫耀，而是在抱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