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菲勒靠賣石油發家致富……他找到了更便宜的方式開採石油。
——約翰·斯托賽爾（johnstossel）
對於經商的人來說，盈利顯然是他們夢寐以求的事，而虧損卻是一個噩夢。但是經濟學並不是企業管理。從整個經濟體系的角度，以及經濟學的關注焦點——配置具有多種用途的稀缺資源來看，利潤與損失在維持和提高整個人類的生活水平方面，有著同等重要的作用。
基於價格調節的經濟能夠有效執行，部分是因為商品能夠單純地「聽從金錢的指揮」，而生產者卻不需要真正知道為什麼人們要在這兒買這樣東西，在那兒買另一樣東西，或者在不同季節購買不同的東西。然而，經商的人不僅要盯著顧客手裡的錢，還要關注有多少錢流入原材料、勞動力、電力和其他資源中。密切關注這些進進出出的貨幣流量，將決定他們是盈利還是虧損。因此，我們不能漫不經心地使用電力、機器或水泥，這種漫不經心的方式曾使蘇聯每單位產出的投入要比德國或日本多很多。從整個經濟體系和消費大眾的幸福感來看，虧損的威脅和盈利的前景同等重要。
在市場經濟中，當一家企業發現了降低成本的方法，競爭企業除了努力降低成本別無他法。日用百貨連鎖超市沃爾瑪自1988年開始銷售日用品，日益壯大，到21世紀初，它已經是全美國最大的日用品銷售商了。它的低成本不僅使顧客受益，而且使其他日用品商店也同樣受益。正如《華爾街日報》的報道：
去年在休斯敦克羅格超市附近，新開了兩家沃爾瑪連鎖超市和一家有競爭力的地區性超市，使得克羅格超市的銷售量下降了10%。該店經理本·巴斯托斯（benbustos）迅速採取行動，大幅度降低價格、削減人工成本，例如採購成品蛋糕而不再由超市自己烘烤，還從供應商那裡訂購統一規格的色拉。他的員工以前都要花時間來擺放商品，現在成堆運來的水果和蔬菜直接就能亮閃閃地陳列出來。
這些措施幫助本·巴斯托斯先生縮短了員工30%到40%的工作時間，這在超市開店四年以來尚屬首次，並且降低了主要產品的價格，例如穀物、麵包、牛奶、雞蛋和一次性尿布。今年年初，克羅格超市的銷售量終於比前年有所上升。
經濟更有效率地執行對消費者是有利的，這不僅是因為沃爾瑪有能力降低它自己的成本和價格，而且也因為克羅格超市不得不尋找新方法以做到與沃爾瑪一樣。這個微小的變化會傳遍整個自由市場經濟體系。一項調查研究顯示，「當沃爾瑪開始在某個社群銷售日用品，這個社群的日用品平均價格就會下降6%到12%」。擁有較低成本的銷售商在其他行業引起的相似競爭，往往也會產生相似結果。因此，在這樣的經濟體制中，人們往往有著更高的生活水平。
利潤
在經濟學中，利潤是最易受到誤解的術語。長久以來，社會主義者要麼像費邊社會主義者喬治·蕭伯納（georgebernardshaw）那樣，認為利潤只不過是「要價過高」（overcharge），要麼像卡爾·馬克思那樣，稱其為「剩餘價值」（surplusvalue）。「不要跟我談利潤，」印度第一位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nehru）警告國內的著名企業家，「這是一個骯髒的詞彙。」哲學家約翰·杜威要求「生產首先是為了使用，其次才是利潤」。
按照這些觀點，利潤只是加在產品與服務的固有生產成本之上的不必要的費用，增加的是消費者的成本。當社會主義還只是一個理想主義理論，現實世界還沒有任何具體例項的時候，它包含的一個偉大訴求就是試圖消除這些所謂的不必要的費用，使人們特別是低收入人群能夠買得起各類商品。當社會主義從理論轉化為世界各國的實際經濟制度之後，人們發現，在資本主義國家大多數人都可以輕鬆購買並視為理所當然的很多產品，在不少社會主義國家中卻很難見到。
從理論上來說，消除利潤，價格應該更低；相應地，群眾的生活水平應該更高。為什麼現實中卻不是這樣呢？
利潤是一種激勵
讓我們再回到起點。在市場經濟中，對盈利的渴望和來自虧損的威脅迫使企業主以最低的成本進行生產，並出售消費者最願意購買的商品。計劃經濟下，由於缺少這些壓力，企業管理者也就很少有動力在既定的條件下儘可能地提高效率，更不用說要他們跟上不斷變化的形勢並快速地做出反應了，而在市場經濟下，企業如果想生存下去就必須這樣做。
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曾說過，他們國家的企業管理者「像魔鬼躲避香火一樣」迴避創新。考慮到國有和政府控制的企業面臨的激勵，如果企業採用的新方法或新產品成功了，他們也獲得不了什麼利潤，而如果失敗了，管理人員則會丟掉工作或更糟。在這樣的情況下企業為什麼還要出頭採用新方法或新產品呢？在斯大林統治時期，企業失敗常常等同於蓄意破壞，並會相應地受到懲罰。
印度在剛獨立的時候也實行過溫和的計劃經濟。當時，對於那些受國家保護的企業而言，創新是絕對沒有必要的，汽車製造業就是這樣。直到1991年印度開始放開市場，該國最受歡迎的汽車還是印度斯坦汽車公司生產的「印度大使」汽車，一眼就能看出來抄襲了英國奧克斯福特汽車。不僅如此，即使已經進入20世紀90年代，《經濟學人》雜誌指出「印度大使」汽車不過是「20世紀50年代的奧克斯福特汽車的升級版本」。倫敦當地報紙《獨立報》（citetheindependent/cite）報道說：「多年來，‘印度大使’汽車在印度一直因為制動效能差、難以操控及容易引發令人擔憂的交通事故而聲名狼藉。」然而，仍然有很多人排隊購買「印度大使」汽車，甚至願意為此等上數月到數年，因為國家不允許進口外國汽車與之競爭。
在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制度下，激勵卻起著相反的作用。即使是最賺錢的企業，如果它不能做到持續創新以防止被競爭對手趕超，也會失去自己的市場。例如，ibm是計算機制造領域的領先者，它在1944年率先製造了一臺計算機模型，佔地3,000立方英尺（1英尺=0.304,8米）。但是，到20世紀70年代，英特爾研發出了只有指甲大小，效能卻一樣的計算機晶片。此後英特爾仍然不斷以指數級速度來改進晶片，而它的競爭對手如美國超微半導體公司（amd）、賽瑞克斯（cyrix）及其他競爭對手也不斷地在技術上趕超。英特爾不止一次巨資投入晶片的改進研發，甚至一度令公司陷入財務危機。但是，如果不這樣做，就會被競爭對手趕超，這才是威脅英特爾生存的最大風險。
儘管英特爾一直在世界計算機晶片銷售中佔據領先地位，但是來自amd的不斷競爭激勵著這兩家公司持續地熱衷於創新，正如《經濟學人》在2007年報道的那樣：
在晶片設計上，amd也曾有那麼一段時間超過了英特爾，它發明了一種聰明的方法，使晶片在32位和64位兩個主幹上都能處理資料，而英特爾在2004年也不得不採用該方法。2005年，amd推出了一款能夠在雙「核」（晶片的大腦）之間拆分數值計算的處理器，這大大提高了效能，並減少了能耗。但是英特爾以自己設計的雙核處理器予以強力反擊。第二年，英特爾推出了一個矽片上就有八核的新晶片，又領先amd至少一年。
雖然這種技術競爭對消費者能夠帶來好處，但是對英特爾和amd都造成了重大且非常痛苦的經濟影響。後者在2002年損失了10億多美元，股票市值損失了4/5。四年後，英特爾的股票價格在短短三個月內就下跌了20%，利潤下降了57%，並宣佈裁減1,000名管理者，而當年amd的利潤增長了53%。發生這種慘烈競爭的行業中，英特爾銷售的計算機晶片佔全世界市場的80%還多。
總之，在自由市場上，即使是企業巨頭之間，在創新上的競爭也非常慘烈，就像為搶佔微型晶片市場份額而展開的拉鋸戰那樣。耶魯大學管理學院主任把計算機晶片行業描述為「一個處於不斷騷動中的行業」，而英特爾執行長也寫了一本名為《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citeonlytheparanoidsurvive/cite）的書。
amd和英特爾的命運並不是問題的重點，企業為了能夠在激烈的競爭中賺取利潤、避免損失一定會改進技術、降低價格，重要的是消費者如何才能夠從技術進步和低價格中受益。也不單單是計算機晶片行業如此。2011年，《財富》雜誌報道說世界500強企業中有45家遭受了損失，金額總計超過500億美元。這些損失在經濟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它們迫使企業巨頭改變目前的作為，否則就會面臨破產倒閉，沒有一家企業能夠承受這樣巨大的損失。
慣性可能是全世界所有人的共性，普遍存在於商界、政界，以及其他行業。但是自由市場上的企業會因為財務赤字而醒悟，它們不可能像受政府保護而免於競爭的印度斯坦汽車公司那樣隨波逐流。
即使是在印度，自由市場也在20世紀末使汽車行業進入競爭，從而迫使印度斯坦汽車公司投資於技術改進。據《獨立報》所說，現在它生產的新型汽車「要比以前的更為可靠實用」，《經濟學人》雜誌也說它現在甚至具備了「可以覺察到的加速力」。然而，長久以來在印度銷量第一的「印度大使」汽車卻將它的寶座讓位於印度產的日本汽車瑪魯蒂（maruti）。1997年，印度市場上銷售的汽車有80%都是馬魯蒂。不僅如此，《經濟學人》的一篇文章還指出，在競爭越來越激烈的印度汽車市場上，「馬魯蒂汽車也在改進，以應對將來可能出現的新競爭者」。隨著通用汽車、大眾和豐田開始在印度投資新工廠，馬魯蒂汽車的市場份額在2012年下降到38%。
印度的腕錶業也經歷了類似的情形。1985年，全球電子手錶的產量是機械手錶的兩倍還多。但是，印度出售的絕大部分手錶都是由hmt表業公司生產的，並且它生產的手錶超過90%仍然是機械錶。到1989年，全世界出產的手錶有4/5以上都是電子手錶，但是在印度，hmt公司生產的手錶有90%以上仍然是過時的機械錶。然而，在政府對經濟的限制大為減弱後，1993年到1994年間，電子手錶很快成為印度手錶生產的主流，其他手錶公司瓜分了hmt公司的市場，後者的市場份額只剩14%。
雖然市場經濟存在著計劃經濟所沒有的一個可見成本——利潤，計劃經濟中也存在著一個看不見的成本——低效率，在市場經濟中，低效率通過虧損與破產被剷除。大多數商品在市場經濟中更容易獲得也更便宜，這一事實暗示著利潤的代價要比低效率小得多。換一種說法，利潤就是為了獲得效率而支付的價格。很顯然，更高的效率必須要超過利潤，否則計劃經濟就會出現理論家期望的低價格和繁榮，但在現實世界裡這些都沒有實現。
如果獲得利潤的成本超過了由利潤帶來的效率提高的價值，那麼非營利性組織或政府機構就能夠比營利性企業以更低的成本更好地完成相同的事情，也就能夠在市場競爭中取代營利性企業了。然而，即使有，這樣的情況也很少，反而相反的情況卻越來越多，私人營利性企業接管了各種各樣本來由政府機構或非營利組織執行的職能，比如學院和高校。
雖然企業主一直被認為是賺取利潤的人，但是從顧客那裡賺到的錢還需要支付生產成本，企業主真正得到的是對這部分剩餘的合法所有權。這一剩餘金額有可能是正數，也有可能是負數或是零。企業必須支付給工人工資，也必須償還債權人的債務，否則他們可以採取法律行動來奪取公司的資產，甚至在採取法律行動之前，他們還可以在公司停止支付工資或債務時，終止勞動和資金的投入。只有企業主一人的收入是根據企業經營好壞而定的，這就給企業主帶來了巨大的壓力，促使他們監督企業及產品市場上發生的一切。
比起政府運作的企業中各層級監督下的管理人員，只要企業的經濟效率還是關切的問題，企業主就是一個strong不受監督的監督者/strong（unmonitoredmonitor）。私利主義取代了外部監督，使企業主更加密切地關注細節，花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在工作上，這是任何一套條例或權威都不可能辦到的。這一簡單的事實顯示出了市場經濟的巨大優勢。更重要的是，它賦予生活在基於價格調節的市場經濟中的人肉眼可見的更高的生活水平。
將利潤誤解為任意加在產品與服務的生產成本上的費用，不僅包括愚昧無知的人，還有受過高等教育或高智商的人，像喬治·蕭伯納、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及約翰·杜威。即使是在今天，對許多人而言，高額利潤仍然被認為是受「貪婪」驅使而索取高價格的結果。事實上，美國曆史上的大多數財富神話都是因為有人找到了一種降低成本的方法，從而能夠以strong更低/strong的價格使產品佔據大片的市場，比如汽車行業的亨利·福特，石油界的洛克菲勒，鋼鐵行業的卡耐基，還有西爾斯、詹姆斯·卡什·彭尼、華爾頓等百貨公司連鎖店的創立者。
市場經濟體制中的連鎖超市，即使按照定價每銷售1美元商品只能獲得1美分的淨利潤，也能很成功。因為在大型超市中，可以好幾臺收銀機全天候一齊收款，所以這些微小的利潤加總起來就能給連鎖超市帶來非常高的年投資收益率，並且很少給顧客帶來負擔。如果商店的全部商品能夠在兩週左右的時間裡銷售出去，全年來看，每1美元賺1美分就相當於每1美元賺25美分，因為這些美元迴圈流轉了25次還多。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每1美元應賺取的1美分被取消了，同時管理層的成本控制壓力也不復存在。而企業管理者失去降低成本的激勵和壓力後，價格非但不會降至99美分，相反還有可能會上升。
利潤率
當大多數人被問起怎麼看待平均利潤率，他們通常的回答比真正的利潤率要高很多。在1960年到2005年期間，美國公司的資產稅前平均收益率最高為12.4%，最低為4.1%。稅後利潤率的範圍變為2.2%到7.8%。然而，人們誤解的不僅是用數字表示的利潤率，許多人還誤解了它在價格調節的經濟體制中所起的作用，它應該是一種激勵因素，不論波動將它帶到什麼領域，它都會發揮這一作用。此外，許多人並不瞭解銷售利潤與投資利潤有著巨大的區別。
如果一家商店以10美元的單價購進一批零部件，並以每個15美元的價格售出，那麼許多人就會說商店每賣出一個零部件盈利5美元。但是，商店還必須給僱員支付工資，給提供電力的公司繳電費，以及購買其他支援商店運營的商品和服務。支付完所有這些費用後，剩下的才是淨利潤，它通常要遠遠少於總利潤，但這仍然不同於投資利潤，這只是銷售淨利潤，它還不包括建立商店時所花費的初始投資成本。
對投資者來說，至關重要的是總投資利潤。某個人投資10,000美元，不管他是投資於商店、房地產還是股票債券，他想了解的是這項投資將會帶來的年收益率。在這個過程中，重要的不是具體的銷售利潤，而是對企業的總投資的利潤。總投資利潤不僅對投資者來說非常重要，對整個經濟體制來說也很重要，因為不同經濟部門之間不同的利潤率會使投資在不同部門之間流入流出，直到利潤率在各經濟部門之間均等化，就像水位最終達到一致一樣。在市場經濟中，不斷變化的利潤率可以配置資源——當這些利潤率是投資利潤率的時候。
銷售利潤則另當別論。商品的售價可能要比採購價高出很多，然而，如果這些商品待在商店貨架上幾個月都賣不出去的話，這些商品的投資利潤就要比那些利潤空間雖然不大但卻在一週之內就能賣出的商品少很多。一家出售鋼琴的商店，每賣出一架鋼琴的利潤率毫無疑問要比超市銷售麵包高很多。但是，鋼琴在賣出之前要比麵包滯留在商店的時間長很多，如果麵包跟鋼琴滯留在商店的時間一樣長的話就會變質發黴。當連鎖超市購買了價值10,000美元的麵包，那麼它的資金回籠就會比鋼琴經銷商購買等值的鋼琴快得多。因此，如果鋼琴經銷商想要使其投資的10,000美元獲得同樣的年利潤率，每架鋼琴的售價就必須要比麵包高得多。
即使不同產品的週轉率不同，利潤率也會有所不同，但為了獲得投資而進行的競爭會使利潤率趨向均等化。鋼琴商店要經營下去，就必須在售價中包含高額的毛利，以彌補較低的週轉率。否則投資者就會把錢投資到其他地方，而鋼琴商店就會漸漸消失。
如果超市在較短的時間裡就能收回資金，那麼它就能進行再週轉和再投資，購買更多的麵包和日用品。在一年時間裡，同樣的資金會在超市週轉許多次，且每一次都會獲得利潤，因此同樣的初始投資，即使超市的1美元只賺1美分利潤，一年當中能產生的總利潤率，也會與毛利很高但週轉很慢的鋼琴商店的利潤率相當。
即使是同一行業，不同的公司也會有不同的週轉率。例如，沃爾瑪每年的存貨週轉次數就比塔吉特商店（target）多。2008年，美國市場上一輛汽車在賣出之前滯留在經銷商手裡的時間平均是三個月，而在2007年，平均是兩個月。然而，2008年，美國市場上的大眾汽車平均在庫時間約為兩個月，而克萊斯勒汽車的平均在庫時間則為四個多月。雖然超市因較高的週轉率而傾向於較低的銷售利潤率，但是其他企業的銷售利潤率也通常要比人們想象的低得多。《財富》雜誌列出的美國500強企業在2002年的平均收益是「1美元投資賺1美分」，與之相比，「2000年（利潤高峰年）1美元投資的收益是6美分」。
銷售利潤與投資利潤不僅是概念上的區別，它們會向相反的方向變動。20世紀20年代，a&p百貨連鎖店能夠佔據統治地位的關鍵因素之一，就是公司管理人員做出了一個明智的決定，即通過削減銷售利潤率來增加投資利潤率。由於降低了每件商品的銷售利潤，a&p百貨連鎖店的新定價也隨之降低，從而吸引了大量的新顧客，而銷售量的增加使得總利潤比以前大得多。雖然賣出1美元的物品只能賺幾美分，但是由於存貨一年週轉了近30次,因此a&p百貨連鎖店的投資利潤率急劇飆升。這種薄利多銷的策略於是成為一種模式，並擴充套件到其他連鎖百貨和其他型別的企業。消費者受益於較低的價格，而a&p百貨連鎖店也從其投資中獲得了較高利潤——這一點進一步證明，經濟交易不是一個零和博弈的過程。
後來，大型超市具有了更大的銷售規模，能夠把銷售利潤率削減得更低，從而使它們能夠憑藉更低的價格，取代a&p百貨連鎖店的領導地位。
相反，一項針對低收入社群的價格的調查發現，低收入社群的商店對顧客收取的價格包含了更高的利潤，但與此同時，投資利潤率卻低於正常水平。更高的銷售利潤是為了彌補在低收入社群做生意的高額成本，但顯然不足以完全覆蓋全部成本。就像現實情況所表明的，許多企業都避免在低收入社群開設商店，包括連鎖超市。
低收入社群的商店也可以提高價格來補償高額的成本，但是它們面臨一個限制因素，那就是許多低收入社群的居民會去高收入社群的商店購物，高收入社群的商店售價要低很多，即使需要支付公交費用或計程車費用也是值得的。低收入社群的價格越高，越多的人就會到其他地方購物。因此，這些低收入社群的商店只能在一定範圍內提高價格以彌補高額的成本和低週轉率，並常常會陷入財務危機，即便如此，它們還要被譴責為「剝削顧客」。
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在犯罪和破壞財物行為高發的低收入社群，做生意的成本更高，這些額外的成本能夠輕易地超過利潤，讓許多企業難以為繼。假設一家商店每出售一件成本25美分的商品可以淨賺1美分，如果每25件商品就有一件會被盜，那麼在這樣的社群，這家商店就無利可圖了。該社群大多數人是誠實的顧客，他們會付錢購買商店的商品，但是隻要有一小部分小偷（或搶劫者，或蓄意破壞者）就會使位於該社群的商店無利可圖。
生產成本
影響價格和利潤的關鍵因素之一，是所售商品或服務的生產成本。不是每個人的生產效率都一樣，也不是每個人都有實現低成本的環境。不幸的是，成本也跟利潤一樣，常常被人誤解。
規模經濟
首先，生產某個產品或服務，並不存在「一成不變」的成本。亨利·福特在很早以前就證明，一年生產100輛汽車與一年生產100,000輛汽車相比，單輛汽車的生產成本是絕對不同的。通過在自己的工廠率先實行大規模生產方式，他在20世紀初成為汽車製造行業的領導者。這一生產方式不僅在他的工廠引起了一場革命，而且對經濟中的所有企業都產生了重要影響，這些企業也都採用了他所發明的批次生產模式。生產一輛福特t型汽車底盤所需的時間從12小時縮減為1.5小時。由於龐大的汽車市場規模，汽車製造商能夠投資於昂貴但節省勞動力的批次生產裝置，因為這些成本分攤到數量龐大的汽車上，最終每輛汽車只承擔了適中的成本。但是，如果汽車銷量只有預期的一半，那麼分攤到每輛汽車上的成本就是原來的兩倍。
龐大的固定成本隨著產量增加分攤到每一個產品中，降低了單位生產成本。隨著產量的增加，單位產出的生產成本下降，這就是經濟學家所說的「規模經濟」。
據估計，現在想要充分實現規模經濟，汽車年產量至少要達到幾十萬輛。回到20世紀初，美國最大的汽車製造商一天也只能生產6輛汽車。在這樣的產出水平下，汽車的生產成本非常高，只有真正的富人才能夠買得起一輛車。但是亨利·福特的批次生產方式降低了汽車的生產成本，讓美國普通百姓也能夠買得起汽車。1910年到1916年期間，福特t型汽車的價格下降了一半。
同樣的原理也適用於其他行業。為分散在城鎮周圍的10個社群商店每家分別送10箱牛奶，和為一個大超市運送100箱牛奶，後者的成本更少。生產啤酒的支出包括了廣告費用。儘管安海斯－布希公司（anheuser-busch）每年要花費數百萬美元為百威和它的其他啤酒品牌做廣告，但是由此產生的巨大銷售量使它每瓶啤酒分攤的廣告成本要比競爭對手康勝啤酒和米勒啤酒少得多。這些節約的成本加總起來，就可以讓大型企業降低價格或獲得巨大的利潤了，有時也可兩者兼得。長期以來，小型零售店在與要價更低的大型連鎖商店的競爭中夾縫求生——不管這些大型商店是20世紀上半葉的a&p百貨連鎖店，還是下半葉的西爾斯百貨，又或者是21世紀的沃爾瑪超市。這些小商店每單位產出都有著更高的成本，因此它們不可能把價格降低到和大型連鎖商店一樣。
廣告有時僅僅被描述成是新增到商品和服務的生產成本上的另一種成本。然而，由於廣告帶來了更多的銷量，產生的規模經濟可以減少生產成本。因此，同一種產品，做廣告時成本可能會減少，而不是增加。當然，廣告本身也有成本，包括資金和所用資源兩個方面，但這是一個經驗性的問題，而不是必然的結果——不管廣告成本與它帶來的規模經濟減少的生產成本相比是大還是小。顯然，不同公司或行業間的差別很大。
規模不經濟
規模經濟僅僅是一個方面。如果規模經濟是全部的話，我們就不得不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不由更龐大的企業來生產汽車呢？如果將通用、福特和克萊斯勒全部合併，它們是否能夠比分別生產時製造出更便宜的汽車，並贏得更大的銷售額和利潤？
這大概是不可能的。每一個企業增加產量都會面臨一個臨界點，超出這個臨界點，單位產出的生產成本就不再隨著生產量的增加而減少。事實上，當一家企業的規模變得過於龐大，監督和協調就很難進行，單位產出的成本實際上是上升的，因為右手不可能總能知道左手在幹什麼。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還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其執行長曾這樣說道：「at&t是如此龐大，如果你今天在它的屁股上踢一腳，兩年後它才會發出‘哎喲’一聲。」2006年，《經濟學人》雜誌對世界各地的銀行做了一次調查，報告顯示銀行的規模正發展得越來越大，這一趨勢意味著效率水平會逐漸降低：
管理人員將會發現他們越來越難以彙總、瞭解銀行發生的所有事情，重複開支、忽視隱藏的風險以及內部控制失效的情形不斷發生。
換句話說，只要高層管理人員能夠覺察，銀行的潛在風險總能夠得到很好的控制；但是龐大的金融帝國不斷擴充套件，總有一些地方的一些交易會讓銀行陷入風險之中，而高層管理人員卻無暇察覺。一家國際銀行紐約總部的高層管理人員不會知道，新加坡分行的職員所做的交易不僅會使銀行陷入金融風險，還會面臨刑事訴訟的風險。這一問題並不是銀行業或美國所特有的。倫敦商學院的一名教授指出，一些機構「達到的規模和複雜程度幾乎不可避免地會導致風險管理的失誤；還有一些機構則官僚主義盛行、尾大不掉，以至於無法應對不斷變化的市場」。規模較小的競爭者反應更快速，因為它們的決策者不必通過層層疊疊的官僚管理層級，能直接行動。
在通用汽車長期蟬聯世界最大汽車製造商寶座的時期，有人估計它每輛汽車的生產成本要比福特、克萊斯勒或日本的主要汽車製造商高出數百美元。企業規模引起的有關問題除了對價格產生影響，還會對質量造成影響。比如，針對醫院領域的調査顯示，對於病人來說，相比大而全的大型醫院，小而專的醫院更安全。
規模經濟和規模不經濟可以同時存在於同一個企業的不同產品部門中。也就是說，有些事情企業規模越大做得越好，還有一些事情企業規模越小做得越好。印度一名企業家曾經指出：「小公司喪失的是經濟影響力、技術資源和持久力，但它們卻更靈活，也沒有官僚主義作風，能夠迅速做出決策。」管理人員在位於加爾各答的公司中，能夠快速決定如何提高公司在加爾各答的業務，但是如果他們還必須說服新德里總部的高層人員，那麼他們的決策就不能迅速實行或全部生效；有時新德里的高層人員還會因為無法充分了解加爾各答的情況，而拒絕支援對加爾各答來說有意義的決策。
隨著企業規模不斷擴大，規模不經濟會超過規模經濟，因此公司規模超過臨界點也就無法獲得利益。這就是為什麼一個行業通常由若干公司而不是由一家巨大的超級有效的壟斷企業組成。
蘇聯曾痴迷於規模經濟，而忽視了規模不經濟，因此它的工業企業和農業企業都是世界上最大的。例如，蘇聯農場的平均規模是美國的10倍，僱用的工人則是美國的10倍還多，但是蘇聯農場的效率之低眾所周知。引用蘇聯經濟學家的話來解釋，效率低是因為「缺乏協調性」。我們可以用一個例子來解釋這個一般性問題：
在廣闊的公地上，成隊的拖拉機呈扇形展開耕作。計劃完成情況是基於耕種的公頃數來評判，因此這就會導致工人儘可能快地耕作儘可能多的土地。工人們會逐漸從田地邊緣開始減少犁溝的深度。當他們逐漸深入田地，就會開始抬高犁頭，並加速拖拉機，因此犁溝就會越來越淺。第一道溝深9~10英寸，再遠一點，深度只有5~6英寸；在田地中央，拖拉機司機很確定沒有人會監督他們，因此犁溝就會淺至2英寸。一般而言，沒有人會發現田地中央的犁溝是這麼淺，直到農作物發育不良，人們才會發現這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