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制度
大多數人都沒有意識到購物也是競爭，人們僅僅認為自己是在決定既定價格下購買多少商品，但是稀缺一定會使人們捲入與其他人的競爭，即使他們關注的只是在現有的金額下自己的購買能力。
通過價格競爭、分配資源的附帶好處之一，是人們不大可能把彼此視為對手，也不會因此滋生出敵意。例如，建造一座新教教堂和建造一座天主教教堂所需的勞動力和建築材料幾乎是一樣的。但是，如果新教教徒正在為他們自己建一座教堂而籌集資金，他們可能會滿腦子都在想能夠籌集多少資金，以及建造這座教堂需要多少資金。建造價格可能會使他們削減一些更詳盡周密的計劃，以便與他們的支付能力相符。但是，他們不會因此就怪罪天主教教徒，儘管天主教教徒對相同建築材料的競爭抬升了價格。
反之，如果由政府來建造教堂，並把它們分配給不同的宗教團體，那麼新教教徒和天主教教徒就會因為這個慷慨的贈予而成為直接的對手，並且沒有哪一方會受到財務激勵來削減他們的建造計劃以適應另一方。相反，每一方都會竭盡所能，為充分滿足自己的慾望，在政治上動員追隨者，堅決要求得到他們想要的，痛恨任何縮減計劃的建議。材料和勞動力固有的稀缺性仍然限制著人們能夠生產的東西，但是由於政府的參與，這種限制於是能夠在政治上強加於某一方，並且由於彼此之間的競爭，每個人都會看到這種強加的限制。
當然，美國憲法並不允許政府為宗教團體建造教堂。毫無疑問，之所以做出這個規定就是為了預防這種政治競爭和怨恨，因為有時這種競爭甚至會引發流血事件，這在全世界歷史上都曾發生過。
不僅如此，同樣的經濟學原理也適用於宗教以外的群體，比如基於種族、地域或年齡劃分的群體。所有的群體都會為了得到相同的資源不可避免地展開競爭，而這僅僅是因為資源是稀缺的。然而，通過把需求控制在你的經濟能力之內而間接進行的競爭，與渴望得到的政府福利因為其他競爭團體的要求而直接挫敗是截然不同的。由價格創造的自我配給，不僅意味著較少的社會或政治摩擦，還意味著較高的經濟效率，因為每個人都比任何第三方更瞭解自己的偏好，所以能在可用的資源範圍內權衡取捨，更好地滿足個人需要。
通過價格進行的配置還限制了人們對其他人的產出的需求，他們以自己能為他人創造的產出以及由此獲得的收入為限。價格管制、補貼或其他形式的價格配置，只能使人們更沒有動力去進行自我配給。這就是為什麼人們享受免費醫療或政府大幅度補貼時，即使是小毛小病也會去看醫生；為什麼農民在得到政府灌溉補貼後，會種植需水量巨大的作物。如果農民需要自己支付全部灌溉費用，他們絕對不會種植這些作物。
不管價格是不是由個人來支付，整個社會都要支付全部成本。當價格管制人為地將某些商品的價格壓低時，有些人在消費和使用時會更加放縱，也就意味著留給其他人消費的數量更少了。因此，在房租管制下會出現一個人擁有多間公寓，而有些人卻難有落腳之處，即使這些人有意願也有能力支付當前的租金。除此之外，不管有沒有價格，配置都會進行，這就意味著某些非價格的資源配置形式可以成為一種替代方式。
依靠等待來獲得想要的東西是非價格配置的一種常見形式。在商店排長隊，比如在蘇聯；或加入手術候補名單，在政府提供免費醫療或大幅度補貼醫療的國家，病人就是這樣做的。
幸運和腐敗也是價格配置的替代方式。當某種供不應求的產品補貨到商店時，不管是誰，只要他恰好在該商店，就能夠在第一時間買到該商品，而那些後來碰巧知道的人，在到達商店時會發現他們夢寐以求的商品已經銷售一空。在其他情況下，為了得到優先權，個人或政治的偏袒抑或行賄受賄就會取代幸運；或者用一些正式的分配體系，比如官方機構制定的放之四海皆準的政策取代偏袒。但是不管怎樣，忽視價格的作用，或是政府降低價格的做法，都無法取代市場經濟體制中的價格配置機制。
漸進性替代
明白替代機制的作用很重要，同樣重要的是牢記有效配置資源需要strong漸進/strong替代，而不是全部替換。比如說，一個人可能會認為健康比娛樂活動更重要，然而不管它作為一個一般性原理聽起來多麼合理，沒有人會真的認為值得放棄所有的音樂轉而購買20年份的創可貼放在壁櫥裡。一個價格調節的經濟體制有助於漸進性替代，但是政治決策則傾向於確定strong優先事項/strong——也就是說，它會宣佈某件事情絕對要比其他事情更重要，並制定相應的法律和政策。
當一位政治家說我們需要將某件事情「作為國家優先考慮的事」，也就相當於說要使a絕對地比b更重要。這與漸進性替代相反，因為在漸進性替代中，每一件東西的價值取決於我們當時擁有的數量，以及為了獲得b，我們願意放棄的a的數量。
物品相對價值的變化可以大到足以使有利的東西轉化成有害的東西，反之亦然。例如，人類生存離不開鹽、脂肪和膽固醇，但是大多數美國人卻由於過度攝入這三種成分而縮短了壽命。相反，雖然酒精會引起許多問題，從重大車禍到肝硬化引發的死亡，但是研究發現適量的酒精有益於健康，它能夠拯救人的生命。飲酒並沒有絕對的好與壞之分。
只要兩件物品各具價值，我們就不可能斷然認為其中一件物品比另一件更有價值。一顆鑽石的價值可能比1便士的價值大得多，但是如果便士足夠多，它們會比任何一顆鑽石的價值都大。這就是為什麼漸進性地權衡取捨往往能夠比絕對的優先權產生更好結果。
長期以來，世界各國的人們都一直在抱怨政府的繁文縟節。但是從制定者所面臨的激勵來看，政府公文、條例以及各種活動的官方批准，都是可以理解的。這些額外的要求也許總有發揮作用的時候，不是在這裡就是在那裡，不是現在就是以後，沒有比這樣的行政手段更簡單的了，也沒有什麼比記得問一句strong以什麼為代價/strong，這個關鍵的漸進式問題更難的了。
花自己的錢事事都要面臨成本問題，花納稅人的錢或能夠把鉅額成本強加到企業、房主和其他人身上，就沒有真正的動機來注意額外的成本，更不用說當政府強加的成本使得增量成本大於增量收益時，要他們放棄額外要求了。這時繁文縟節也就隨之產生。
任何想要消除這些繁文縟節的企圖都可能會遭到政府官員的反對，他們會指出在某些情況下這些要求的積極作用。但是，他們肯定不會問，它的增量收益是否超過增量成本，因為他們沒有動機用這種方式來思考事情，媒體也同樣不會。例如，《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認為，很少會有「無用」的規定——好像真的存在判斷是否有用的適當標準一樣。但是，無論是個人還是企業，如果他們花的是自己的錢，也不會願意為所有東西付費，即使這些東西不是全然無用的。
我們並不會懷疑，義大利對商業施加眾多政府管制是有原因的，或者至少存在理論支援，但真正的問題是，它們的成本是否大於收益：
想象一下，你是一個雄心勃勃的義大利企業家，正想去開拓一項新生意。你必須為員工支付至少三分之二的社會保險費用，而且一旦你僱用第16名員工，將遇到更棘手問題，因為根據相關法律規定，你的企業不能解僱員工，不然將面臨非常高昂的解僱成本。
這還不算完，一旦僱用了11名員工，你必須每年向國家機關提交一份年度自我評估報告，列出你的員工所有可能面臨的健康和安全風險，不僅包括工作相關的壓力，還包括由年齡、性別和種族差異引發的壓力。你還必須注意所有的風險預防手段和個人措施，以及相關的執行程式。在年度自我評估報告中必須列有負責安全的員工姓名，評估所需的醫生等。
……當你的公司僱用了第51名工人，就必須以某種方式把工資的7%補貼給弱勢員工……一旦僱用了第101名員工，你必須每兩年提交一份關於公司內部性別比例變動的報告。這份報告必須包括，每個生產單元男性與女性員工列表，以及他們/她們在公司內部的職責與層級，薪酬和福利的詳細情況，招聘、晉升與調動的日期和原因，以及預計對收入的影響。
《華爾街日報》登出這則描述義大利勞工法律的報道時，義大利的失業率為10%，經濟也面臨萎縮。
補貼與稅收
在理想情況下，價格讓不同的使用者在市場上競爭稀缺資源。然而，當對某些產品或資源，徵收特別稅或進行政府補貼，而另一些產品或資源沒能時，這種競爭就在一定程度上被扭曲了。
含有特別稅或專門補貼的商品或服務，它們的定價無法傳遞出它們真正的生產成本，因此也就無法實現以往的價格下應該達成的交易。然而，補貼「好」東西，向「壞」東西課稅一直以來都是一種政治上的誘惑。但是，好東西和壞東西都不是絕對的，補貼和課稅阻止了人們通過自由選擇來判斷這些東西如何好或如何壞，使人們受到政府改變的價格的影響。那些想要對某些東西征收特別稅或進行特別補貼的人，似乎並不明白他們真正想得到的，是一個錯誤反映事物的相對稀缺性的價格，一個錯誤反映使用者投入在這些事物上的相對價值的價格。
例如，加利福尼亞州發生經常性水危機的原因之一，是加利福尼亞對農業用水的大量補貼。使用同量的水，加利福尼亞帝王谷的農民只需支付15美元，而洛杉磯的農民卻要花費400美元。最終結果就是隻佔加利福尼亞州總產出2%的農業，卻消耗了43%的水資源。加利福尼亞州的農民還種植需水量很大的農作物，如大米、棉花，在非常乾旱的氣候下，如果農民要自己承擔全部的用水成本，他們絕不會種植這樣的作物。由於政府對灌溉用水的補貼，加利福尼亞乾旱的土地上種植了大量的水果和蔬菜，而這些水果和蔬菜本可以在雨水豐沛的地區以更低的成本生產。這種情況可能對某些觀察家來說會很有啟發。
判斷加利福尼亞的農產品是否值得人們花費成本來種植，可以讓加利福尼亞的農民在沒有補貼的情況下，與有著更高降雨量的其他州的農民進行競爭。政府官員沒有必要人為壓低美國聯邦灌溉工程的用水成本，然後斷然決定在加利福尼亞種植某種作物是好還是壞。這些問題需要由直接面臨多種選擇的人，通過自由市場上的價格競爭慢慢做出決定。
加利福尼亞州的情形並不是唯一的例子，事實上，這也不是美國特有的問題。在世界的另一端，印度政府向農民提供「近乎免費的電和水」。按照《經濟學人》雜誌所說，這就鼓勵農民大量種植「需水量大的大米」，結果使旁遮普的地下水位「迅速下降」。人為地使某種東西便宜通常意味著浪費，不管它是什麼東西，也不管它位於什麼地方。
從配置資源的角度來看，政府要麼對資源、商品、服務都不徵稅，要麼全部徵收相等的稅，儘量消除對消費者和生產者的選擇產生的扭曲。出於同樣的原因，政府不應該對某種資源、商品或服務給予補貼，即使從人道主義出發。政府可以對特殊群體進行補貼——考慮到他們是自然災害的受害者、先天殘疾或者是遇到了其他不可控的不幸。直接補貼窮人，就不會像對某種產品課稅或進行補貼那樣扭曲資源配置，同時還能實現同樣的人道主義目的。
不受稅收或補貼影響的資源價格會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經濟效率，然而從政治立場來看，政治家都會通過對特殊利益給予特殊支援，或是對當前不受歡迎的人或事徵收特殊稅的方式來贏得選票。在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中，自由市場可能會發揮出最好的效果；而政治家為了贏得選票卻使競爭規則向某些群體傾斜。在政治上，這種傾斜常常以「幫助不幸的人」這樣的說法來合理化，然而一旦政治家獲得了權力或實施了政策，得到補貼的群體根本不是什麼不幸的人。就像《華爾街日報》的一則報道指出的：
航空乘客支付的一大筆聯邦稅費，都流向了主要由私人飛行員和全球企業高管使用的小型機場。
「成本」的含義
有時候，人們會問：怎樣給藝術定價？或怎樣為教育、健康、音樂等定價？他們想用這樣的理由讓某些東西免於成本與收益的權衡。隱藏在這個問題下的是一個根本性錯誤，即人們認為價格僅僅是「施加」在事物之上的。只要藝術、教育、健康、音樂以及無數其他的東西都需要時間、努力和原材料，成本就是不可避免的。這些成本不會因為法律不允許它們在市場上通過價格傳遞而消失。最後，對整個社會而言，成本就是用相同的資源可以生產的其他東西。資金流量與價格變動就是這一事實的表現，即使抑制這些表現也不會改變隱藏的事實。
價格管制之所以盛行，原因之一就是人們混淆了價格與成本。例如，政治家說要「降低醫療服務的成本」，也就意味著他們會「降低醫療服務的價格」。醫療服務真正的成本——訓練醫生的時間，用來建造和裝備醫院的資源，研發一種新藥物花費的上億美元經費和時間——絲毫沒有減少。這些事情也不可能由政治家來處理。政客所說的降低醫療服務的成本，就是要降低醫藥的價格以及醫生或醫院收取的費用。
一旦認識到價格與成本的區別，我們就不太會對價格管制的負面影響感到奇怪了，因為價格上限意味著拒付全部的成本。提供住房、食物、醫藥或其他數不清的產品與服務的人如果收不回成本，也就無法保質保量地繼續供給這些商品和服務。這一結果並不會立即顯現出來，這解釋了為什麼價格管制通常很受歡迎，並且影響會持續下去，但隨著時間的流逝變得很糟。
房屋供給並不會因為房租管制立即消失，但隨著時間流逝，房子逐漸老化，又沒有足夠的新房來替代，情況就會惡化。已有的藥物也不會因為價格管制而絕跡，但是當價格無法彌補治療成本和研發新藥的風險時，製藥公司也就不會像現在這麼快速地研發生產出治療癌症、艾滋病、老年痴呆症及無數其他疾病的新藥了。但是，所有這一切都需要時間來展現，而多數人的記憶都轉瞬即逝，不會把他們經歷的壞結果與多年前自己支援的那些廣受歡迎的政策聯絡起來。
不管道理看起來是多麼明顯，各種旨在逃避價格傳遞作用的政治方案仍然層出不窮——不論是通過直接價格管制，還是實行補貼讓一些東西「變得便宜」，或是把政府免費提供多種產品與服務作為一種權利。許多考慮不周的經濟政策，都是把價格當作令人討厭的事情而予以迴避，而不是某種單一的謬誤。這些政策方案的共同之處就是，使一些東西不必與其他東西進行成本收益上的權衡比較，而這樣的比較過程恰恰能夠使具有多種用途的稀缺資源的收益最大化。
價格最有價值的經濟作用是它傳遞了有關基本現實的資訊，同時也提供了響應基本現實的激勵。從這個意義上說，價格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數字總覽複雜現實的最終結果。舉例來說，假設有一個專業攝影師想要買一個長焦鏡頭，這時他需要在兩種鏡頭之間做出選擇，這兩種鏡頭的照片質量相當，放大倍數也相同，但其中一個鏡頭的採光是另一個的兩倍。採光更好的鏡片能夠在弱光環境下拍攝照片，但是為了達到更好的採光而採用更大光圈也會帶來一些光學問題。
攝影師可能完全不知道這些光學問題，而且解決方案可能需要使用更昂貴的玻璃製成的更復雜鏡片。攝影師要知道的只是，光圈更大的鏡片價格也更高。攝影師唯一要決定的，是較高的價格對於他的拍攝需求是否值得。通常在陽光明媚的天氣裡進行戶外攝影的風景攝影師會認為沒有必要買更昂貴的鏡頭。然而，對於在博物館內進行室內拍攝的攝影師來說，由於不允許用閃光燈，他只能花更多的錢購買鏡片。
知識是最稀缺的一種資源，價格使個人和組織在做決策時不必具備大量知識。攝影師不需要專門的光學知識就能在各種鏡片間做出有效的選擇，瞭解專業光學知識的鏡片設計師也並不需要了解諸如博物館的開放規則、博物館照片的市場前景，以及其他有限光源場所的攝影需求等。
有些經濟制度不依賴價格，而是依靠某位官員或規劃委員會來決定稀缺資源的使用，這時為了高效利用具有替代用途的稀缺資源，即使是製造、使用照相機這樣簡單的決策，也需要了解其背後包含的諸多複雜因素以及相關的大量專門知識。畢竟，玻璃不僅可用於相機鏡頭，還可用於製造顯微鏡、望遠鏡、窗戶、鏡子以及無數其他東西。要知道具體分配多少玻璃給每一種產品，所需的專門知識遠遠超過任何個人，或任何有限規模的組織所能夠掌握的數量。
儘管在20世紀初，許多個人和團體期待有一天用中央計劃經濟取代價格來協調經濟，並且20世紀的數十年間也經歷了中央計劃經濟的起落。到20世紀末，即使是世界上最具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特色的政府也已經回到了使用價格來協調經濟發展的道路上。不論中央計劃多麼具有吸引力，現實的實驗卻讓支援者也愈發依賴於價格協調的市場經濟。2012年的一份關於自由市場的國際研究報告發現，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場是香港，而治理香港的卻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不要在家裡嘗試這個實驗。專業的化學家能夠在實驗室裡採取恰當的保護措施，來處理這些危險的化學物質，但如果是其他人做這個實驗的話，就很容易致命。
在許多情況下，中產階級借款人在準備貸款的銀行開設了支票賬戶，就會自動擁有一個信用額度，5,000美元的貸款不需要再遞交申請。借款人只需在支票上填寫5,000美元（即使它比賬戶上的錢多），信用額度就會支付這筆錢，這就使借款人和銀行以最短的時間、最少的麻煩完成這筆交易。因為潛在借款人的信用等級在他們最初開設賬戶時就已經建立了，而信用額度的大小就是基於信用等級確立的。
有些人會說在太空裡不分上下，但我們可以這樣表述，即地球圍繞旋轉的地軸，不垂直於地球圍繞太陽公轉的平面。
按照《內科學文獻》（citearchivesofinternalmedicine/cite）的一篇文章（2000年9月25日），不喝含酒精的飲料或一週只喝1次酒的人來說，當他們改為一週喝1~6次酒來增加酒精攝入量時，心血管疾病的發病率會降低。然而，對於那些一週7次或是更多酒精攝入的人來說，再增加酒精攝入量就會增加心血管疾病的發病率。醫學期刊《柳葉刀》（citethelancet/cite）有一期（2002年1月26日）曾指出：「輕微或適度的酒精攝入可以減少55歲以上老人發生痴呆症的風險。」
例如，《紐約時報》的一位作者艾麗薩·夸特（alissaquart）曾寫文章說：「我們需要高質量、範圍廣泛的日託機構。」（2013年8月18日刊登在《紐約時報》星期日評論板塊第4頁的「被照顧孩子的成本擊潰」）。換句話說，有些人決定同時追求事業和生養小孩，相關的成本卻拋給了其他納稅人，他們從來沒有對自己的決定進行成本收益的權衡，同時也沒有人根據這些決定，做成本收益的權衡比較。除非，有與此事沒有個人利益瓜葛、也不會計較得失的第三方觀察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