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其他例子一樣，肉類出現短缺並不只是由於實際數量稀缺，而是由於肉類都流向了非法渠道。價格管制取消後的一個月內，肉類加工廠的僱員人數從93,000名上升到了163,000名，兩個月後上升到了180,000名。僅僅三個月，肉類加工廠的僱員就幾乎翻倍，這表明取消價格管制後，肉類不再從加工廠轉移到黑市了。
蘇聯的價格管制政策實施範圍更廣，時間也更長，有兩位蘇聯經濟學家描述了人們「要花費額外的錢才能買到商品和服務」的「灰色市場」。雖然這些非法交易「沒有包含進官方統計」，但蘇聯的經濟學家估計有83%的人曾使用這些被禁止的經濟渠道。這些非法市場覆蓋的交易範圍相當廣泛，涵蓋了「幾乎一半的房屋維修」、40%的汽車維修和比合法市場更大的錄影帶銷售：「在黑市交易中有約10,000個品種的錄影帶，而在國家市場上提供的錄影帶還不足1,000種」。
質量下降
價格管制之所以在政治上能成功，原因之一是政策的部分成本非常隱蔽。即使是可見的短缺也不能說明一切。許多產品和勞務因政府法令而處在人為低價上，它們都存在普遍的strong質量/strong下降，這在住房的例子中也有提到。
價格管制政策的一個基本問題是，定義究竟管制的是什麼的價格。即使簡單如蘋果，想要明確定義清楚品名也不容易，因為不同的蘋果在大小、新鮮程度和外觀方面是不同的，更不用說不同種類的蘋果之間的差異了。食品商店和超市花費時間、金錢把不同種類和質量的蘋果分類，並把那些質量達不到顧客期望的蘋果扔掉。然而，價格管制下，由於人為的低價格，對蘋果的需求量超過了供給量，也就沒有必要花費時間和金錢來把蘋果分類，因為不管怎樣蘋果都能賣出去。有些在自由市場中一般會被扔掉的蘋果，在價格管制下仍然會留下出售，賣給那些沒有趕上好蘋果的人。
正如房租管制政策下的住房一樣，短缺時期，什麼都不愁賣，也就沒有動力保持物品高質量了。
最令人痛心的質量降低的例子發生在那些對醫療進行價格管制的國家。在人為的低價格水平下，更多的人因為平時根本不會注意或用非處方藥就能對付的小病（如打噴嚏或皮膚紅疹）去看醫生。當價格管制降低了看醫生的成本，尤其是當看醫生由政府付費患者不用掏錢時，人們的行為就會改變。
總之，在價格管制下，更多的人更頻繁地去看醫生，使得醫生為患有更嚴重或更緊急疾病的病人看病的時間減少了。於是，在英國受政府控制的醫療體系下，醫院給一個12歲的女孩做隆胸手術，同時卻有10,000人要等待15個月甚至更長時間才能排上號做手術。一位癌症女患者因為手術一再推遲，最終病情惡化到無法醫治。價格會自動引起個體考慮首選行動，而這些最優的行動就是價格管制下的首要犧牲品。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s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的一項研究表明，在調查的5個英語國家中，只有在美國，需要等待4個月以上的擇期手術病人的百分比在10%以下；其他四個國家——澳大利亞、加拿大、紐西蘭和英國——擇期手術病人中都有超過20%的人需要等待四個月以上，在英國這一比例是38%。在這組國家中，美國是唯一沒有對醫療實施政府定價的國家。順便要說的是，「擇期手術」並不只限於整容手術或其他非必要醫療手術，在此次研究中還包括白內障手術、髖關節置換手術和冠狀動脈搭橋手術。
當價格被設定為低於供求作用下應有的價格水平時，延期治療就是質量下降的一種表現。當醫生為每位病人看病的時間縮短，治療的質量也會受到影響。從世界範圍來看，相較沒有實施價格管制的國家中醫生為每位病人看病的時間，政府控制的醫療價格下醫生給每位病人看病的時間明顯縮短了。
和其他物品一樣，控制醫療價格產生的另一個普遍現象是黑市。在中國、日本等國家，黑市以賄賂醫生的形式出現，通過行賄讓自己得到更快速的治療。總之，不管這一產品或服務是住房、蘋果還是醫療，價格管制下的質量下降是普遍的。
價格下限與過剩
我們已經知道，把價格設定在低於自由市場上供求決定的價格水平時，會導致需求增加和供給減少，並且在這一既定價格下會產生短缺。同樣地，把價格設定在strong高於/strong自由市場的價格水平，將引起供給增加和需求減少，造成過剩。
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時期的悲劇之一，是許多美國農民賣糧食的收入還不足以維持生計。農產品價格下降的速度要比農民購買的物品價格下降的速度快得多。農業收入從1929年的超過60億美元，降到了1932年的20億美元。
許多農民由於付不起抵押貸款而失去了農場，其他農民家庭為了保有他們的農場和傳統生活方式而陷入貧困，苦苦掙扎。美國聯邦政府為了恢復農業和其他經濟部門之間所謂的「平衡」，通過干預來防止農產品價格急劇下降。
政府採取了多種干預措施。一種手段是通過法律規定減少農民種植和出售各種農作物的數量，通過減少供給防止價格下降到政府規定的價格水平之下。花生和棉花的供給就是受法律限制的兩種農作物。柑橘類水果、堅果和其他各種農產品的供給則由農民組成的地區卡特爾管理。這些卡特爾獲得了美國農業部部長的權力支撐，釋出「市場命令」，並懲罰那些破壞規定、生產和銷售多於授權數量的人。熬過經濟大蕭條帶來的貧困，美國迎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繁榮，限制措施持續了幾十年，很多限制政策甚至延續至今。
以這種間接的方式人為地保持高價格只是一個方面。使價格人為地保持在高於自由市場上供求決定的價格，關鍵是政府願意收購由價格管制政策造成的過剩農產品，包括玉米、大米、菸草和小麥等，並且許多政策一直持續到了今天。不管這些政策最初是為了幫助哪些群體，在實施中也會有利於其他一些人，正是這些新受益者使得政策尾大不掉，即使最初的情況已經改變，並且最初的受益者現在只是一小部分選民，無力在政治上決定這些政策去留。
設定價格「下限」進行價格管制、阻止價格下降所造成的過剩，跟設定價格「上限」阻止價格快速上升帶來的短缺一樣劇烈。在有些年份，聯邦政府要收購超過1/4的美國小麥,讓它們退出市場，來保證小麥價格維持在既定的價格水平。
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期間，農產品價格支援政策導致大量食物被銷燬，而當時營養不良在美國還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並且在城市和農村中都發生了飢餓遊行。比如，僅1933年美國聯邦政府就收購併銷燬了600萬頭豬。為了不讓過量的農產品進入市場破壞官方確定的價格水平，大量的農產品被毀棄。出於同樣的原因，大量的牛奶被倒進下水道，與此同時，許多美國兒童卻由於營養不良而深受疾病折磨。
然而，食品仍然過剩。和短缺一樣，過剩也是一種strong價格/strong現象。過剩並不是指對於人口來說物品供給過量了。大蕭條期間，也不存在相對於人口來說的「過多」食物，人們只是買不起政府人為抬高價格的產品。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21世紀初貧困的印度，在政府支援的價格下，印度的小麥和大米出現了過剩。據《遠東經濟評論》（citefareasterneconomicreview/cite）報道：
印度的公共糧食儲備處於歷史最高水平，到明年春天，糧食儲備量還會增加到8,000萬噸之高，這是應對國家緊急狀況所需的儲備量的四倍。然而，儘管小麥和大米被閒置——有時候會閒置好幾年直至發黴——但數百萬印度人卻要忍受飢餓。
《紐約時報》上一篇來自印度的報告也作了相似的描述，標題為「印度的窮人在捱餓，過剩的小麥卻在腐爛」：
政府從農民手裡收購了今年收割的過剩小麥，堆在旁遮普邦泥濘的場地裡隨它腐爛。而去年、前年甚至大前年的過剩小麥仍然原封不動地堆在那裡。
在南邊鄰近的拉賈斯坦邦，由於買不起小麥，村民們吃的是煮過的樹葉或用去年夏秋季的草籽做成的麵包片。兒童和成人（共有47人）常常捂著餓疼的肚子，一個個由於飢餓而日漸消瘦。
印度的營養不良還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卻同時存在食物過剩或過量，這聽起來似乎自相矛盾。但是，伴隨價格「下限」而來的食物過剩，就像價格「上限」造成的住房短缺一樣是事實。美國為了不讓過剩的農作物進入市場，一度採取了非常極端的手段，把過剩農產品儲存在閒置的戰艦裡，因為所需的儲存空間極大，陸地上所有可用的倉庫都已經被佔用。如果不這樣做，美國的小麥會像印度一樣，被扔在外面腐爛掉。
糧食連續豐收可能會讓美國聯邦政府儲存的小麥比美國農民全年種植的小麥還多。據報道，2002年印度政府用於儲存過剩農產品的花費，比用於農業、農村發展、灌溉和防洪的總支出還要多。這就是對具有多種用途的稀缺資源strong錯配/strong的經典例項，尤其是在一個第三世界國家。
只要受價格管制的農產品的市場價格高於法律規定的政府收購價格，這種產品就會以供求決定的價格在市場上出售。但是，當供給量大大增加或者需求量大大減少時，價格就會降低，在此水平上政府必須收購不被市場接受的那部分產品。比如，2007年，美國市場上的奶粉價格是每磅2.2美元（1磅=0.453,6千克），人們在市場上自由交易。但2008年，奶粉價格降到每磅80美分，美國農業部發現，按照法律自己有義務購買1.12億磅奶粉，總費用超過9,000萬美元。
這些事情可不只發生在美國或印度。歐盟國家在2002年花費了390億美元用於農產品直接補貼，由於農產品支援政策造成的高食品價格，這些國家的消費者用在食物上的花費是這一數字的兩倍。同時，這些過剩的食物在世界市場上卻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出售，這就降低了發展中國家的農民本可以從農產品中獲得的收入。所有這些被提及的國家，為農產品價格支援政策付費的不僅有政府，還有消費者（政府直接向農民和倉儲公司付費，而消費者則為膨脹的食品價格付費）。在2001年一年中，因為人為的高價格，美國消費者僅消費含糖食品就支付了19億美元，而美國政府為儲存過剩的食糖，每月要花費1,400萬美元。同時，據《紐約時報》報道，食糖生產者「同時是共和黨和民主黨的大金主」，而成本高昂的價格支援政策得到了「兩黨的共同支援」。
歐盟國家對食糖生產者的補貼力度甚至比美國還要大，這些國家的食糖價格也是全世界最高的。2009年，《紐約時報》曾報道稱，歐盟的食糖補貼之高，「連氣候寒冷的芬蘭也開始生產更多食糖了」，儘管在熱帶地區種植甘蔗生產食糖比在歐洲種植甜菜生產食糖的成本要低得多。
2002年，美國國會通過了一項農業補貼法案。據估計，在未來十年中，每個美國家庭要以稅收和高食品價格的形式為這項補貼法案花費4,000多美元。這也不是什麼新現象。20世紀80年代中期，世界市場上的食糖價格是每磅4美分，而美國國內的批發價格是每磅20美分。美國人可以完全不生產這些產品，只要用較低的價格從熱帶國家進口就足以滿足需求，而政府卻在補貼這些本不必生產的產品。對於食糖業，這種情況已經存在了數十年。然而，這種情況並非食糖業獨有，也不是美國獨有的。在歐盟國家，羊肉、黃油和食糖的價格都比世界市場上的價格都要高出一倍還多。就像《華爾街日報》的一位撰稿人形容的：歐盟國家每隻奶牛每天得到的補貼，比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多數人每天的生活費用都要高。
儘管美國實施價格支援政策的最初目的是救助農民家庭，但是在實施過程中，大部分補貼都給了農業企業。一些農業企業每年能得到數百萬美元，而普通農場得到的補貼不過幾百美元。2002年，兩黨支援的農業法案所涉及的大部分資金，在很大程度上都分給了最富有的10%的農場主，包括戴維·洛克菲勒（davidrockefeller）、特德·特納（tedturner）和一些《財富》500強公司。同樣，在墨西哥，85%的農業補貼流進了最大的15%的農場主的腰包。
理解價格在經濟中的作用，關鍵是要明白：和人為保持低價格導致了持續的短缺一樣，人為保持高價格也導致了持續的過剩。造成的損失也不僅僅等於為了農業企業和農場主的利益從納稅人和消費者那攫取的錢。這些都是一個國家內部的財富轉移，並不會減少國家的總財富。對於一個國家來說，真正損失是對具有多種用途的稀缺資源的不合理配置。
土地、勞動力、肥料和機器，這些稀缺資源本不必用來生產多於消費者在政府規定的人為高價格下願意消費的量。在美國，用來生產食糖的大量資源都被浪費了，因為這些食糖可以從熱帶國家進口，這些國家生產的食糖更便宜，因為那裡的自然環境更適合原料農作物的生長。那些本已將大部分收入用於食物支出的窮人，不得不為購買食物花更多的錢，這樣一來用於購買其他物品的錢就更少了。當食品價格被人為提高，那些靠食品券生活的人所能購買的食物也就少了。
正如印度和美國的情況，從純經濟視角來看，通過限制食物價格來補貼農民，然後通過補助一些消費者來降低他們的食物成本，二者是相互矛盾的，不可能起到作用。然而，從政治視角來看，用這樣的政策來得到這兩個不同群體的支援卻非常有效，因為大多數人並不理解這些政策的全部經濟後果。
即使這些農業補助和價格管制政策起初是作為困難時期的人道主義措施，但是它們會在此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繼續實施，因為這些政策催生了一個有組織的政治團體，它威脅如果削減補貼或終止政策就製造政治麻煩。當法國政府表現出要削減農產品支援政策或允許更多的外國農產品進入市場的跡象時，農民們就會用他們的農用機械封鎖巴黎的街道；加拿大的農民們為了抗議小麥低價格封鎖了公路，並組成了拖拉機隊開往首都渥太華。
美國有不到1/10的農業收入來自政府補貼；而韓國有大約一半的農業收入來自政府補貼；在挪威，這一比例為60%。
價格管制中的政治
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可能很簡單，但它的政策結果卻相當複雜，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房租管制法案及農產品價格支援法案造成的各種後果中察覺。然而，即使是這樣簡單的經濟學基礎理論，也遠未被大眾所理解，而人們所尋求的政治上的「解決方案」往往使事情變得更糟。這在當今世界也不是什麼新現象了。
16世紀的西班牙曾經企圖通過封鎖，切斷位於安特衛普的西班牙反叛軍的糧食供給，從而迫使其投降，結果安特衛普的高糧食價格引來一些人不顧封鎖走私糧食，讓當地的居民得以堅守。儘管如此，安特衛普的掌權者決定用法律規定某些食品的最高價格，並嚴懲違反法律的人，從而解決食品價格高的問題。
於是出現了價格管制的典型後果：人為的低價格帶來了消費增加和食品供給的減少。缺乏高價格的激勵，供給者也不想再冒著違反西班牙封鎖令的危險運送食物進來。最終，價格管制使得「這個城市的居民鬥志昂揚，直到突然失去了食品供給」，安特衛普的西班牙反叛軍別無他法，只能向西班牙投降。
在地球另一端的印度孟加拉地區，18世紀發生了一場饑荒，政府為了控制大米價格，嚴厲打擊糧食經銷商和投機商，結果是糧食短缺致使許多人被餓死。19世紀另一場饑荒降臨印度，當時印度處於英國殖民統治時期，也是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的全盛時期，於是政府實施了相反的政策，最終結果完全相反：
在饑荒早期，沒有法律的允許，人們幾乎不可能從事糧食買賣。1866年，大量的正派人士加入到糧食貿易中，而政府通過每週釋出各地的糧食回報率，安全有序地指揮著糧食的流向。每個人都知道去哪兒買最便宜的糧食，也知道在哪兒能賣個好價錢，於是糧食能從最方便運出的地方被運到最急需的地方。
從經濟學原理的角度來看，這樣的做法看起來非常初級，但之所以能在政治上可行，只是因為當時英國殖民政府沒有聽取當地人的意見。在民主政治時期，這種行動要麼需要公民熟悉經濟學基礎，要麼需要政治家用自己的職業生涯冒險做應該做的事。
在政治上，價格管制通常是「快速修復」通貨膨脹的一種誘人的手段，實施起來也比削減政府自己的開支更加容易，而政府開支往往才是通貨膨脹的幕後推手。在阻止食品價格的上漲中，價格管制措施更是被予以厚望。正因為如此，阿根廷在21世紀初便對小麥實施了價格管制。可以預見的是，阿根廷農民減少了小麥的播種面積，從2000年的1,500萬英畝，減少到2012年的900萬英畝。而在外部廣大的國際市場上，小麥價格比阿根廷國內規定的價格高，於是阿根廷政府發現必須阻止國內小麥出口，以防止國內小麥短缺的情形繼續惡化。
價格管制法律確定的價格與自由市場上的價格差距越大，價格管制造成的後果就越嚴重。2007年，辛巴威政府為了控制失控的通貨膨脹，命令賣方把價格降至原來的一半甚至更多。僅僅一個月後，《紐約時報》報道稱：「辛巴威的經濟陷入停滯。」還詳述了一些細節：
麵包、糖和玉米麵，辛巴威人的主食消失了，暴民如同麥田裡的蝗蟲般洗劫商店，佔有這些主食。肉類幾乎看不到，有錢購買的中產階級即使在黑市上也買不到肉；汽油也幾乎買不到了；醫院裡的病人因缺少基本藥物供給而瀕臨死亡；停電和停水很常見。
正如在其他時間、其他地點實施的物價控制一樣，辛巴威剛開始實施物價控制政策時，受到了公眾的廣泛歡迎。據《紐約時報》報道：「普通市民最初以一波歡欣而短暫的購物熱潮迎接價格下降。」最初的反應以及隨之而來的後果像極了幾個世紀前發生在安特衛普的情形。
當某地遭受颶風或其他自然災害破壞後，如果當地企業突然提高諸如瓶裝水、手電筒或汽油的價格，或者如果有許多無家可歸的當地人尋求臨時住所，當地酒店卻提高房間價格，很多人就會認為這是不合情理的。在這種情況下，價格管制往往被視為是一種必要的快速修復手段。
對於這些做法，政治上的反應是出臺制止「哄抬物價」行為的法律法規。然而，由於暴風雨、森林火災或其他自然災害造成的損害，人們被突然奪走了這些隨時可以獲得的資源，於是他們對這些資源的需求也增加了，這就使得當地資源也突然變得比平常更加稀缺，此時價格在分配稀缺資源中的作用就會顯得更加關鍵。
舉例來說，在房屋被毀的地方，人們對當地酒店客房的需求可能會突然上升，假如酒店沒有受損或被毀，他們能提供的客房數量最多也就只能是保持不變。若是當地居民的需求量超過了本地酒店客房的供應量，就必須對房間實施定量供應，要麼通過價格，要麼以其他方式。
如果酒店客房的價格還是平常的水平，那麼最先抵達酒店的人將佔據所有的客房，後到的人要麼只能睡在戶外，要麼住在損壞的房屋中飽受惡劣天氣侵擾，要麼離開當地留下破損的家園暴露給搶劫和盜竊的人。但是，如果酒店價格大幅上漲，人們就會有動力自我分配。當價格低於正常水平時，一個三口之家可能會要兩個房間，夫婦倆一件，小孩一間，但是當租金異常高時（也就是存在「哄抬物價」時），這家人就會有動力調整自己的行為，只要一間房間。
類似的原理同樣適用於當地其他物品因為突然提高的需求而短缺的情形。如果某地突然停電，對手電筒的需求量就可能大大超過供應。假如手電筒的價格仍然和以前一樣，最先到商店的人會很快消耗掉店裡所有的手電筒，而後到的人就無法獲得手電筒了。然而，如果手電筒的價格飛漲，一個本打算購買多個手電筒的家庭很可能會只購買一個異常昂貴的手電筒，這就意味著，將有更多的手電筒留給其他人。
如果對汽油的需求增加——不論是用於發電機，還是駕車去其他地區購買本地短缺的商品，或是完全搬出當地災區——這些情形都會造成汽油短缺，直到新供給到達加油站或電力完全恢復讓更多的加油站能夠運作。如果汽油仍然保持在平常的價格，首先到達加油站的人很可能會加滿油箱，耗盡本地所有汽油供應量，使得後到的人買不到汽油。但是，如果汽油的價格猛漲，首先到達的車主也會因為異常的高價格而只購買足夠他們離開災區的量，然後在受自然災害影響較小的地方，用相較不太昂貴的價格加滿油箱。這樣一來，也就有更多的人能使用當地的汽油了。
在自然災害發生前後，本地價格飛漲都會影響供應。通常，氣象學家會對颶風進行預測，他們預測的颶風登陸速度也會被廣泛報道。如果供應商能預測到價格受颶風影響會上漲，那麼應對颶風的各種物品，比如手電筒、瓶裝水、汽油和木材等很可能會在颶風來臨前被緊急送往可能遭受襲擊的地方。這意味著，短缺可以提前緩減。但是如果供應商預料價格只會保持在正常水平，那麼他們就不太願意花額外的成本將物品緊急調派至可能會遭受災難的地區。
類似的激勵也存在於颶風或其他災害發生之後。由於街道和公路受損、災難之後的狼藉，以及人們爭相逃離災區引發的交通擁堵，為災區補充供應所耗費的成本也會更大。當地飛漲的價格可以補償因這些困難和障礙帶來的額外成本。此外，每個供應商都會爭取第一時間到達災區，因為在其他供應商到來之前，競爭對手還沒能壓低價格，那時的價格最高。對於災區的人們來說，時間至關重要，他們需要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連續供應。
不論是在正常情況下，還是在短缺突然加劇的時期，價格並不是分配稀缺資源的唯一方法，但問題是其他替代性配給制度通常比價格表現得更好還是更糟。歷史反覆證明，對食品的價格管制會造成飢餓和饑荒。賣家也許能確定自己分配給單個買家的數量。但是，賣家的處境也會因此變得尷尬，因為它沒有賣給買家需要的數量，等一切恢復正常之後，它也可能會失去一些客戶。很少有賣家願意冒這個險。
既不存在價格分配，也沒有非價格分配時，結果可能如《華爾街日報》對2012年超級風暴「桑迪」的報道：
在新澤西的一家超市，儘管高音喇叭不斷播放著通知，要求購物者只購買幾天的食品以應對郊區癱瘓，但人們根本不予理會。人們在購物車裡裝滿了夠吃6周的金槍魚罐頭。一罐蜂蜜可以存放數年之久：商品保持在正常價格時，購物者即便買下超市所有存貨也不會有任何風險。
在緊急狀況下呼籲人們限制其購買量這種無謂的努力，如同其他形式的非價格配給制度一樣無效，這時候就需要提高價格。
我妻子曾是為非政府組織工作的律師，這個組織經常代表租戶處理與房東的糾紛。在發現房東的經濟水平和受教育水平經常不高後，她開始重新思考房租管制政策，以及與之配套的住房管制政策。
在很多情況下，供給不足的商品會被藏在商店倉庫裡囤積起來，銷售給那些願意出高價的人。黑市並不總是孤立執行的，它也可以是一些合法企業的副業。
政府政策演變方式通常都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