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計劃者可以懷疑企業管理者告訴他們的資訊，但「懷疑」並不是知識。如果企業得不到資源，生產就難以為繼，中央計劃部門難辭其咎。最終結果就像蘇聯經濟學家描述的：過度利用資源。蘇聯的經濟體制和日本、德國的經濟體制的差別，只是價格配置資源和依賴政府或官僚管制來配置資源這兩種經濟體制的差別之一。而在世界其他地區、其他政治制度中，也存在著類似的差別，即一些地方通過價格來配給商品、配置資源，而另一些地方則依賴世襲的統治者、民選官員及規劃委員會。
20世紀60年代，許多非洲殖民地獲得了國家獨立。迦納和鄰國象牙海岸兩國的總統打過一個著名的賭：未來哪個國家會更繁榮。當時，迦納不僅比象牙海岸富裕，還擁有更豐富的自然資源，因此就象牙海岸總統個人而言，這個賭可能看起來有些魯莽。然而，他知道迦納依靠政府來運作經濟，而象牙海岸則踐行自由市場。到1982年，象牙海岸已經在經濟上大大超過了迦納：即使是最貧窮的20%的人口的實際人均收入，也要比迦納大多數人的收入高。
這無法歸功於國家或人民的優越性。因為在隨後的幾年裡，象牙海岸政府最終經不起誘惑，控制了國家大部分經濟，迦納卻終於意識到自身的錯誤，並開始放鬆政府管制，於是兩國的情況顛倒了過來。現在，迦納的經濟開始增長，而象牙海岸的經濟卻開始衰退。
對緬甸和泰國也可以做類似的比較，前者在實行計劃經濟體制之前有著更高的生活水平，後者則在放松管制之後有著更高的生活水平。印度、德國、中國、紐西蘭、韓國、斯里蘭卡等國家，在放鬆政府對經濟的管制並更多地依靠價格來配置資源之後，經濟都迅速好轉。1960年，印度和韓國的經濟水平還不相上下，但到20世紀80年代末，韓國的人均收入已經是印度的10倍。
1947年獲得獨立後，印度仍然堅持由政府控制經濟。不過，就像倫敦著名雜誌《經濟學人》（citetheeconomist/cite）描述的，20世紀90年代，印度「拋棄了40年來的經濟孤立和計劃體制，自獨立以來第一次解放了該國的企業家們」。隨之而來的是讓人眼前一亮的6%年增長率，印度也成為「世界上發展最快的經濟大國之一」。相較1950年至1990年印度僅2%的平均年增長率，三倍於以往的發展速度帶來的累積效應使得數百萬印度人擺脫了貧困。
中國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則開始得更早，始於20世紀80年代。政府首先在一些特殊的經濟部門和特定區域進行試驗性放松管制，這導致了整體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同一國家內部也形成了驚人的經濟反差。
早在1978年，只有不到10%的中國農產品在公開市場上出售，而不是交由政府分配。但是到1990年，80%的農產品都直接在市場上出售。最終的結果是中國城市居民可以買到各種各樣的食物，並且農民的收入在幾年時間之內就增加了50%以上。不同於此前嚴厲的政府管制及其帶來的嚴重經濟問題，中國政府在1976年放鬆對市場價格的管制，隨之而來的是1978年到1995年間令人震驚的年均9%的經濟增長率。
歷史上這樣的事情時有發生，經濟學解釋了這些事為什麼會發生：正是價格的作用實現了資源的有效配置，這是政治控制下的經濟體很難實現的。當然，經濟學不僅僅包括價格，但是瞭解價格的功能是理解經濟學其餘部分的基礎。比起僅通過價格把數百萬個由個人或組織做出的獨立決策聯絡起來，一個進行了理性計劃的經濟聽起來可能更為合理。然而蘇聯的經濟學家在看到中央計劃經濟的真實結果後，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結論，即「經濟關係數不勝數，不可能把它們全部考慮進去還能合理協調」。
知識是最稀缺的資源之一，價格體系迫使那些最瞭解自己境遇的人，根據他們擁有的知識來購買商品和資源，而不是根據他們對價格委員會、立法機關或王公大臣的影響力來為商品和資源定價。不管知識分子多麼重視語言表達，只要需要人們「付諸行動」，語言表達就不再是一個傳遞準確資訊的有效方式。他們需要拿出最準確的資訊，而不是聽上去最合理的話。
在任何經濟體制中人類都會犯錯誤，關鍵的問題是：哪種激勵和約束會使他們改正自己的錯誤。在價格調節的經濟中，如果把某些資源用於其他地方會更有價值，那麼目前使用這些資源的生產者就會發現，僅靠消費者願意為產品支付的價格無法收回成本。畢竟，生產者要跟其他使用者競爭來購買這些資源，支付的價格也遠遠大於該資源對其他使用者的價值。如果最終該生產者將資源用於生產，卻沒有帶來很高的價值，那他將遭受損失，並且除了停止生產需要投入這些資源的產品，別無選擇。
對於盲目、固執、不想改變的生產者而言，持續的損失會讓他們的生意破產，資源的浪費也將終止，重新為社會所用。這也解釋了從經濟角度看，為什麼虧損與盈利同等重要，儘管虧損很不受企業的歡迎。
在價格調節的經濟中，僱員必要獲得薪酬，債權人也必要獲得債款，他們不關心經理和所有者是否犯錯。市場經濟中的企業不可能一直犯錯下去，他們要麼由於無法獲得勞動力和資源供應而自動停止，要麼由於破產而被迫停止。在封建經濟或社會主義經濟中，領導人可以持續無限地犯著同樣的錯誤，後果則由其他人來承擔，承受著由於稀缺資源的不當利用而造成的生活水平低下的結果。
由於生產者缺乏令人信服的價格訊號，加上經濟損失的威脅，蘇聯在資源利用上的低效率和浪費不斷持續，直到每一次浪費都是夠大、是夠明顯，以至於引起了那些忙於制定成千上萬個其他決策的中央計劃者的注意。
諷刺的是，被蘇聯奉為圭臬的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9世紀就預見了依靠直接命令或政府法令任意制定的價格來管理經濟所產生的問題。
恩格斯指出，價格波動「促使個體商品生產者去深入瞭解社會需要什麼東西、需要多少以及不需要什麼」。若沒有這樣一個機制，他不禁要問「怎樣保證生產必要數量的產品而不至於過剩；怎樣保證人們有足夠的甜菜糖和雜醇油時，不會因為缺少玉米和肉而捱餓；怎樣保證人們有大量的褲子紐扣時，不會因為缺少褲子而衣不蔽體」。顯然，馬克思和恩格斯要比他們身後的追隨者更懂得經濟學。也可能相較高層官員重在維持政府控制，馬克思和恩格斯更關心經濟效率。
也有一些蘇聯經濟學家，他們明白價格波動調節經濟體制的作用。蘇聯解體前夕，前文提到的兩位經濟學傢什梅廖夫和波波夫就指出：「在價格的世界裡，一切都是相互關聯的，因此即使是某一要素的最微小改變，也會通過價格的鏈條傳導給數以百萬計的其他事物。」這兩位蘇聯經濟學家因看到價格被禁止發揮資源配置作用而出現的後果，尤為注意價格的作用。但是，蘇聯的經濟並不由經濟學家掌管，而是政治領導人的領地。在斯大林時代，很多經濟學家因說了領導人不中聽的話而被槍決。
供給和需求
人們在價格低時買得多，在價格高時買得少，這大概是最基礎、最淺顯易懂的經濟學原理了。同樣道理，生產商品和提供服務的人則傾向於在價格高時增加供給，價格低時減少供給。然而就是這兩個簡單的原理，無論是單獨還是結合起來，其含義都涵蓋了極大範圍的經濟活動和經濟問題，也否定了一系列的誤解和謬論。
需求與「需要」
當人們試圖去量化一個國家對種種產品或者服務的「需要」（need）時，他們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沒有固定或客觀的「需要」。即使有過固定數量的需求（demand），情況也很罕見。例如，以色列集體農場基布茲（kibbutz）的公社生活由公社成員集體生產和供應彼此所需的商品和服務，而不是訴諸金錢和價格。然而，免費供應電力和食物導致了一些不良的情形，白天人們常常也懶得關燈，公社成員還會邀請基布茲外面的朋友過來吃免費餐。不過，基布茲開始對電力和食物收費後，電力和食物的消費量大幅度下降。總而言之，對電力和食物沒有固定數量的「需要」或需求，儘管兩者都是必不可少的物品。
同樣也沒有固定的供給。石油、鐵礦石或其他自然資源的統計量似乎只是簡單地說明了地球上有多少物質資源存在。現實中對自然資源進行探索、開採和加工的成本，在不同地區之間差異極大。有些地方只需20美元就可以開採加工一桶石油，有些地方開採加工的石油可能每桶賣40美元也無法彌補全部的生產成本，它們需要賣到每桶60美元。就一般商品而言，strong供給量與價格成正比/strong，正如需求量與價格成反比。
當石油價格下降到一定程度，低產量的油井將會關閉，因為從這些油井開採加工石油的成本超出了市場上石油的售價。如果石油價格又回升，或是因為新技術的使用降低了開採或加工的成本，那麼這些油井又會重新運作起來。委內瑞拉和加拿大的一些油砂，因產油量極低而不被計入世界石油儲量，直到21世紀初油價創歷史新高，才受到重視。正如《華爾街日報》（citewallstreetjournal/cite）報道的那樣：
這些礦床曾被認為是「非常規」石油而被置之不理，因為無法從中低成本地獲得石油。但是現在，由於全球油價的上升和技術的改進，大多數石油行業的專家開始把油砂作為可採油儲量了。這種新的計算方法使得委內瑞拉和加拿大在全球石油儲備排名中，分別躍居第一名和第三名……
《經濟學人》雜誌同樣也作了報道：
加拿大的油砂，又稱瀝青砂，眾所周知黏性很大，儲量極其豐富。從這些油砂中能夠提取出1,740億桶石油，並且利潤頗豐；另外，如果石油價格繼續上漲或提取成本繼續下降，還有1,410億桶值得開發，這足以讓加拿大的儲油量超過沙烏地阿拉伯。
總之，石油並沒有固定的供給，就跟大多數其他東西一樣。從某種終極意義上說，地球上每種資源的數量都是有限的，即使這些數量足夠維持幾個世紀或更長，然而在任何時候，經濟上可行的開採加工數量與售價直接相關。在過去的一個世紀或更長的時間裡，曾經有許多錯誤的預測認為幾年內我們就會「用盡」各種自然資源，這是因為人們將當前價格水平下可以獲得的供給與地球上最終的實際供給（比前者大得多）混淆了。
自然資源並不是唯一隨價格上漲而增加供應量的物品，很多商品甚至勞動力都是如此。當人們預測未來幾年工程師、教師或食物將出現短缺，他們通常要麼忽視價格，要麼暗中假設在今天的價格水平下會出現相應物品的短缺。但短缺恰恰是引起價格上漲的原因。在更高的價格水平下，要彌補工程師或教師的空缺會比現在容易得多，人們也會因為高價格而得到更多的食物，因為價格上漲使人們種植更多的農作物，飼養更多的家畜。總之，不管你是出售石油、蘋果、龍蝦還是勞動力，在高價格上，物品供應量總是要比在低價格時大得多。
「真實」價值
有些生產者生產的產品具備更貼近消費者需求的特徵組合，儘管這些生產者可能並不比競爭對手聰明，卻能夠變得更富有，而他們的競爭對手會因為預測失誤而破產。不過，在大多數情況下，將有限的資源用於生產人們想要的產品，而不是用於生產人們不想要的東西，將使整個社會獲益。
雖然這看起來很簡單，卻跟許多早已被廣泛接受的觀點相矛盾。例如，人們不僅把高價格歸咎於「貪婪」，還常常認為有些東西的價格要遠遠高於它的「真實」價值，支付給工人的工資要遠遠低於他們的「真實」價值，又或是公司的高管、運動員及演藝人員得到的報酬要遠遠高於他們的「真實」價值。價格隨著時間不斷波動，有時大幅上升，有時又急劇下降，於是誤導一些人認為：價格偏離了其「真實」價值。但是，價格在通常情況下的正常水平，並不比其他情況下更高或更低的水平真實或有效多少。
小社群中的一個大公司破產或搬到另一個地區或國家，它的許多前員工可能也會決定搬走，因為這個地方的工作機會變少了。當他們同時要在這個小地方出售大量房屋時，房屋的價格可能會因為競爭而被迫下降。不過，這並不意味著人們在以低於「真實」價值的價格出售房屋。由於工作機會的減少，在這個區域生活的價值也在下降，而房價反映的就是這個潛在的事實。
為什麼沒有一種客觀或「真實」價值？最根本原因是如果存在客觀或真實價值，經濟交易將失去理性基礎。你會花1美元買份報紙，唯一的原因是報紙對你而言要比1美元更有價值；同樣，人們願意以1美元的價格出售報紙，唯一原因也是對他們而言1美元的價值要遠遠大於報紙。如果報紙或其他任何事物真的存在「真實」或客觀的價值，而交易價格等於這一客觀價值，那麼不論是買方還是賣方都無法從中獲益，因為此時他們獲得的價值不會大於他們放棄的價值。既然這樣，人們何必還要自尋煩惱地去做交易呢？
另一方面，如果買方或賣方從交易中獲得的價值大於客觀價值，那麼交易的另一方獲得的價值必定小於客觀價值。在這樣的情況下，另一方為什麼還要繼續交易下去，繼續受騙呢？只有當價值是主觀的，每個人更依賴主觀價值，買方和賣方之間的這種持續交易才能說得通。一個人的所得即他人所失，這是一種零和博弈，但是經濟交易並不是一個零和博弈過程。
競爭
要解釋為什麼價格通常無法維持在隨意設定的水平，競爭是至關重要的因素。由價格調節的經濟要運轉，競爭是關鍵。它不僅使價格趨向一致，同樣它也會使資金、勞動力和其他資源流向回報率最高的地方，也就是未滿足需求最大的地方，直到收益通過競爭達到均等，這就像水往低處流一樣。然而，水位終會持平並不意味著海洋表面是玻璃般透明平滑，海水以波浪和潮汐的形式存在，而不是永久凝固在某個既定水位。類似地，在一個經濟體中，價格和投資的回報率趨於相等，正是兩者相對於彼此的波動使資源從報酬低的地方流向報酬高的地方。也就是說，從供給最充足（相對於需求）的地方流向未滿足需求最大的地方。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價格會一直保持不變，或是某些理想的資源配置模式能夠永遠持續下去。
價格與供給
價格不僅能分配現有的供給，也是促使供給隨需求變化而上升或下降的一種有力激勵措施。當某個地區的作物歉收使得該地區對食物進口的需求突然增加，其他地方的食品供應商會在第一時間湧入，利用當時的高價格獲利，直到越來越多的供應商參與進來，使得食物價格在競爭中再次下降。這意味著，從該地區飢餓的民眾的角度來看，正是「貪婪」的供應商以最快的速度將食物運來，比執行人道主義任務的政府僱員將同樣的食物運到他們面前快得多。
想要通過銷售食物賺取最高利潤的那部分人，會披星戴月、披荊斬棘；而那些以「公益」之名行事的人，往往會不疾不徐，也不願涉險。總而言之，人們總是利己多過利人，而自由波動的價格卻能使人們在利己的同時也能利人。在食物供應的例子裡，人們也許面臨的是暫時的飢餓，但是也可能因長時間的飢餓和營養不良更易患病而死，這種不同的結果就取決於食物是否儘早送達。在第三世界國家那些發生區域性災荒的地方，經常能夠看到國際機構給災荒國政府提供的食物堆在碼頭腐壞，內陸的人民卻在因飢餓而垂死掙扎。不論貪婪多麼不受歡迎，它卻能夠更快地把食物運抵糧荒地區，挽救更多的生命。
還有些時候，消費者的需求不是增加，而是減少。價格也會傳遞這一資訊。20世紀初汽車開始取代馬和馬車，馬鞍、馬蹄鐵、馬車廂和其他相關裝備的需求下降，相應商品的製造商於是面臨損失，許多製造商放棄了生意，有的則破產倒閉。從某種意義上看，這對一些人來說是不公平的，他們有著與其他人相同的技能和勤奮，卻沒有其他人掙得多，僅僅因為大多數獲利或受損的人都沒有預料到的創新。然而，這種對某些個人和企業的不公平，卻使整個經濟執行更有效率，保障了大多人的利益。以犧牲效率和降低生活水平為代價，為生產者創造一種更公平的環境，對消費者來說是公平的嗎？
這種得失並不是孤立或獨立的事件。人們因太過分散而無法相互瞭解，要將人們的經濟活動連線為一個巨大網路，價格發揮了關鍵作用。不論我們自認為是多麼獨立的個體，一生中都要依賴其他人，包括為我們生產豐富生活資料的無數陌生人。我們中很少有人能夠種植賴以生存的食物，更不用說自己建造居所或生產計算機和汽車等產品了。人們需要激勵去生產這些物品，而經濟激勵就是關鍵。威爾·羅傑斯（willrogers）曾說過：「不依賴他人，我們一天也活不下去。」價格把人們的利益互相聯絡起來，使這種依賴成為可能。
「未滿足需要」
對經濟學最普遍（當然也是影響最深遠）的誤解之一包括「未滿足需要」（unmetneeds）。總有政治家、記者和學者指出，社會中存在的「未滿足需要」應該由政府計劃或其他措施來供給。大多數人也希望社會更多地提供這些「未滿足需要」所包含的物品。
這個觀點有什麼不妥呢？讓我們回到起點。如果經濟學研究的是如何利用有多種用途的稀缺資源，那麼總會存在未滿足的需要。我們可以百分百滿足一些被挑選出來的願望，但是這也意味著其他願望的實現程度會比現在更低。在大多數大城市，有車族一定對停車位具有更多的未滿足需要。但是，儘管在經濟上和技術上都能實現讓城市裡每個想要車位的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刻都能有一個停車位，我們是否就應該這樣做呢？
不論是新建大量地下停車場，或拆除現有建築來建造地上停車場，或設計少建築物、多停車場的新城市，要付出的成本幾乎是天文數字。為了建立這樣的汽車烏托邦，我們還要放棄哪些東西？更少的醫院？更少的治安保護？更少的消防部門？對於這些領域的未滿足需要，我們有沒有做好容忍的準備呢？也許有人願意為了更多的停車空間放棄公共圖書館。但是，不論我們做出何種選擇，也不論怎麼做，為了滿足更多停車位這一未滿足需要，在其他方面肯定會存在更多的未滿足需要。
對於能夠為其他東西犧牲什麼，我們可能會有異議。這裡的基本要點是：僅僅展示一個未滿足需要，並不足以說明它應該被滿足，因為資源是稀缺且有多種用途的。
在停車位的例子中，僅從政府支出的角度來看，成本更低的選擇可能是限制或禁止城市中私人汽車的使用，調整汽車的數量來適應現有的停車位，而不是反過來。而且，利用法律限制汽車使用的成本，只佔到大規模增加停車位所需花費的一小部分。用節省的這筆政府支出與人們在城市中購買、維護和停放車輛的支出進行比較，顯然，如果人們覺得使用汽車不值的話，他們一開始就不會付錢建設新的停車場。
讓我們再次回到原點，成本指的是strong放棄的機會/strong，而不是政府支出。強迫人們放棄那些他們願意支付大筆錢財的機會就是成本，它可能遠遠超過建造更多停車位或給停車提供其他便利所需支付的金錢。這些解釋既沒有說明我們應該增加城市中的停車位，也沒有說明應該減少停車位。它僅僅說明了這種問題就像許多其他問題一樣，在一個資源稀缺且具有多種用途的世界裡沒有任何意義。這是一個權衡取捨的世界，不是所有問題都能得到解決，並且不論如何權衡取捨，「未滿足需要」都會存在。
一旦輕信了有關「未滿足需要」的政治言論，我們就會武斷地選擇將資源從其他用途轉移到當時碰巧未得到滿足的那些需要中。然後，當另一個政治家，甚至可能是同一個政治家，發現「拆東牆補西牆」的辦法使得另一個方面的狀況惡化，出現未滿足需要，又會想要去改善，於是將資源又轉移回去。總之，我們就像一條追著自己尾巴繞圈的狗，不論跑多快，都追不上那條尾巴。
這並不是說我們已經達到了理想的權衡取捨狀態，不應該再加以干涉。實際上，我們應該從一開始就明白，我們做出或改變的任何權衡取捨，都是權衡取捨，而不是要滿足未滿足需要。
「需要」這個詞任意地將一些慾望排在其他慾望的前面，斷然認為某些慾望比另一些更重要。但是，舉例來說，為了維持生命需要食物和水，然而超過了一定數量的食物和水都是不必要的，甚至會適得其反或帶來危險。美國人普遍存在的肥胖現象表明食物已經達到了這一節點，而經歷過洪災的人（即使只是地下室被淹）都知道水過量的危險。總之，即使是最急需的東西都有一定的度。沒有氧氣，我們活不過半個小時，但是氧氣超過一定濃度則會引發癌症，而且還會致使新生兒失明。所以，醫院不隨意使用氧氣罐是有原因的。
總之，不論在某時某地如何緊急，都沒有絕對的「需要」。不幸的是，大多數法律和政策都是絕對實施，因為在解釋這些法律和政策的意思和它們應該應用的情況時，可能會出現政府官員獨裁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聲稱絕對「需要」某種東西都是在玩火自焚。許多人抱怨一些本質上很好的政府政策實施效果很差，而他們沒有看到在一個逐漸變化的世界中絕對的法律帶來的根本問題。想要絕對推行某項致力於滿足欲求的政策是不太可能的，因為這些欲求帶來的收益是不斷變化的，並在超過某一節點後，就不再是收益。
經濟學本質上是研究具有多種用途的稀缺資源使用的學問，它涉及不斷的權衡取捨，不會有什麼終極的「需要」或「解決方法」。這可能就是經濟學家沒有政治家受歡迎的原因，因為政治家常常許諾滿足人們的需要。
1987年，一位到過蘇聯的遊客描述到：「排著長隊的人們耐心地站了數小時來購買東西。在一個街角處，人們正等著購買紙板箱裡的土豆，每個人只准買一個。緊挨著我們旅館的一家商店外面，有一條已經排了3天的長隊，後來才得知在我們到來的那天，這家商店新進了一批男士汗衫。」米傑·德克特（midgedecter）：《一個老婦的故事》（citeanoldwife'stale/cite），第169頁。
citetheturningpoint:revitalizingthesovieteconomy/cite（newyork:doubleday,1989）.
同樣的情況也會發生在通過陸路運輸食物的國家。參見「官僚制導致的死亡」（deathbybureaucracy），發表於2001年12月8日出版的《經濟學人》雜誌（第40頁）上，其中的例子有：在等待救援人員完成文書工作的過程中，阿富汗難民有許多人死於飢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