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的神奇之處在於，它能夠協調無數人的選擇。
——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easterly）
我們已經知道，對具有多種用途的稀缺資源進行配置，是任何一個經濟體都要面臨的關鍵任務。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經濟體要怎樣進行稀缺資源的配置？
不同的經濟體顯然有不同的做法。在封建經濟中，莊園領主只需把要做什麼、資源投向哪裡吩咐給底下的臣民，比如少種大麥多種小麥、這裡施點肥、那裡多放些乾草、排幹沼澤。20世紀的計劃經濟情況非常類似，比如蘇聯用大致相同的方式建構了一個更復雜的現代經濟體。無論是在伏爾加河上建立水電站，在西伯利亞生產上萬噸鋼鐵，還是在烏克蘭種植大量小麥，都來自政府釋出的命令。相比之下，在由價格調控的市場經濟中，則不存在一個高高在上的人，由他釋出指令控制或協調整個經濟活動。
在一個極為複雜的高科技經濟體中，沒有中央指令也能正常運作，這讓許多人困惑不解。據說，蘇聯最後一任領導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就曾問過時任英國首相的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這樣一個問題：「你如何確保人們能得到食物?」撒切爾回答說她無法確保，但價格可以做到。儘管英國人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裡的糧食產出不足以養活自己，但是英國人比蘇聯人享用了更豐富的食物，因為價格從其他國家為他們帶來了食物。
想象一下，若沒有價格發揮作用，僅倫敦市就需要一個超級龐大的官僚機構來確保日常消耗的種類繁多、數目巨大的食物供應。這樣一支官僚隊伍本可以省掉，因為簡單的價格機制就可以更快、更好、更低廉地完成相同的工作，而且精簡出來的人員也可以在經濟的其他領域從事生產性工作。
在中國，情況同樣如此。步入21世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經濟，很大一部分已經靠自由市場來運作。雖然中國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1/5，但耕地面積卻只佔全世界耕地面積的10%。於是，和以往歷史一樣，為國民提供食物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問題。舊中國頻發的饑荒奪去了數百萬人的性命。如今，價格把食物從其他國家帶到了中國。
中國從國外如南非、美國和澳大利亞等地獲得食物補給，也給農產品貿易商以及像阿徹·丹尼爾斯·米德蘭這樣的食品加工商帶來了財富。他們以各種可能的方式進入中國這個有著千億美元規模的食品加工市場，並且這個市場還在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長。對於美國中西部的農民來說，這就是飛來橫財，大豆價格自從2010年以來已經增長了2/3。對於中國人來說，這也意味著更健康的飲食，在過去25年裡，他們的熱量攝入已經增長了1/3。
由於價格的吸引力，美國肯德基公司在21世紀初，從中國獲得了比美國更多的銷售額。僅僅在五年時間裡，中國的人均奶製品消耗量就幾乎翻了一番。據一項調查估計，1/4的中國成年人都面臨肥胖問題——就其本身而言並不是一件好事，卻體現了一個糧食緊缺的國家已經發生了令人振奮的進步。
經濟決策
市場經濟中並不存在某個人或某個群體控制或調節所有的經濟活動，但這並不意味著經濟活動是毫無章法的。消費者、生產者、零售商、房東或工人都根據雙方共同商定的條件與他人進行單獨交易。價格不僅把這些條件傳遞給利益攸關的某個人，也把它們傳遍整個經濟體系，並且實際上是傳遍了整個世界。如果某地某人的產品更好，或是同樣產品和服務的價格更低，相關的資訊就會傳開，不必由民選官員或計劃委員向消費者、生產者發號施令，人們就能夠通過價格採取行動。實際上，價格能夠比任何計劃者都要快速地整合資訊，而這些資訊正是計劃者釋出命令的基礎。
如果斐濟的某個人找到了一種方法，能夠以更低的成本製造更好的鞋子，過不了多久，你就會發現美國、印度或任何地方都在銷售這些價格低廉的鞋子。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論當時華盛頓的官員是否意識到日本人在製造照相機，美國人都可以購買日本製造的照相機。現代經濟體都包含了成千上萬種產品，期望任何一個國家的領導人知曉所有這些產品已是過分，更不用說要他們去了解每一種資源分配到生產中的數量和比例了。
每一種資源有多少用在了什麼地方，產成品怎樣轉移給數以百萬的人，在這些決定中，價格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這一作用卻很少為公眾所知，也常常被政府官員忽視。英國前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在她的回憶錄中說，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一點也不懂經濟學」，即使那時他領導著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不幸的是，他並不是個例。世界上許多其他國家的領導人也不懂經濟學，不論他們的國家大小、民主與否。
相較由政治領導人指導並調節經濟活動的國家，由價格自動調節經濟活動的國家因缺乏經濟學知識所造成的後果並不會如前者那樣嚴重。
很多人只是把價格視為阻礙他們獲得自己欲求之物的障礙。比如，那些想在海濱安家的人可能會因為濱海房產極其昂貴而放棄。但是，高價格並不是我們不能都住海景房的全部原因。相反，現實情況是海濱的房子遠遠不夠分配，價格只是傳達了這個潛在的事實。當很多人競相購買數量很少的房子，這些房子就會因供求關係而變得十分昂貴。但是，並不是價格造成了稀缺。稀缺存在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封建社會以及原始社會。
即使現在政府實施一項「普及」海濱住房的「計劃」，並對這種資產的售價設定「上限」，也不會改變人口與海濱土地之比很高這一潛在事實。對於既定數量的人口和既定數量的海濱房產，若沒有價格，配給將不得不通過官方命令、政治偏好或隨機的方式來進行，因為配給總要實施。即使政府頒佈命令說擁有海濱房屋是全體社會成員的一項「基本權利」，仍然絲毫不會改變潛在的短缺。
價格像信使一樣傳遞著訊息。有時候是壞訊息，比如海濱房產的例子，渴望擁有海濱房產的人比可能住在海濱的人要多得多。但常常也有好訊息，比如得益於技術進步，電腦飛速降價、升級。儘管高科技進步的絕大多數受益者對技術變化的具體內容全然不知，但是價格把最終的結果傳遞給了他們，使他們能夠做出決策、提高生產率，並通過使用電腦獲得了普遍的福利。
同樣，如果在某地突然發現了儲量豐富的鐵礦層，也許只有不到1%的人察覺到它的存在，但是每個人都會發現鋼製品越來越便宜。比如，想買書桌的人會發現，鋼製書桌比木製書桌更廉價，毫無疑問，就購買何種材質的書桌，有些人就會因此改變想法。把各種鋼製品與鋁、銅、塑膠或其他材質的競爭性產品進行比較時，情況也是一樣。簡而言之，價格的改變能夠讓全社會（實際上是世界各地的消費者）對一個新發現的儲量豐富的鐵礦層進行自動調整，即使99%的消費者對這個新發現一無所知。
價格不僅是轉移貨幣的方式。價格的主要作用是提供一種能夠影響人們使用資源和生產產品行為的經濟激勵。價格不僅指導著消費者，也指導著生產者。畢竟，生產者不可能知道數以百萬計的不同消費者想要什麼。比如，汽車製造商所能掌握的，是他們製造的某種汽車能賣個好價錢，不僅能夠收回生產成本，還能留下利潤空間，但是他們製造的另一種汽車可能會不好賣。為了處理掉這些滯銷的汽車，賣家必須削減價格，直到經銷商能夠處理掉庫存為止，即使這意味著要蒙受一些損失，否則他們就會因賣不出去這些汽車而遭受更大的損失。
雖然自由市場經濟體系有時被稱為利潤體系，實際上它是一個盈虧體系，而且虧損對經濟效率同樣重要，因為虧損會告訴生產者應該停止做什麼——停止生產什麼、停止把資源投入哪裡、停止投資什麼。虧損迫使生產者停止生產消費者不想要的東西。雖然不能真正瞭解消費者為什麼喜歡某些功能更勝於另一些，生產者會自發地多生產獲利的產品，少生產虧損的產品。也就是說，生產消費者想要的東西，停止生產消費者不需要的東西。儘管生產者只關心自己和公司的損益狀況，然而從經濟整體的角度來看，以價格為指導的決策能夠讓社會更有效率地利用稀缺資源。
早在網際網路出現之前，價格就已經形成了一個全球性的資訊交流網路。不論是誰、不論在哪，只要是自由市場通行的地方，價格就能把你和其他人聯絡起來，因而商品價格低廉的地方能夠讓自己的商品暢銷世界各地。這樣你才能夠穿上馬來西亞生產的襯衫、義大利製造的鞋子、加拿大生產的褲子，開著日本製造的汽車，而輪胎卻是法國生產的。
利用價格來調節的市場使人們能夠向他人發出訊號：想要多少產品，願意支付什麼價格。其他人也同樣會發出訊號：在什麼價格願意提供什麼產品。價格對供求做出反應，使得自然資源從豐富的地方（如澳大利亞）轉移到匱乏的地方（如日本）。因為比起澳大利亞人，日本人願意為這些資源支付更高的價格。同樣的資源，澳大利亞因其本身富有這類資源而價格較低，而日本人支付的高價格不僅能夠彌補運輸成本，還能夠讓澳大利亞大賺一筆。在印度發現的巨大鋁土礦會降低美國鋁製棒球棒的成本；阿根廷小麥歉收則會增加烏克蘭農民的收入，因為全球市場對他們小麥的需求增加了，於是小麥價格更高了。
當某種商品供大於求，賣方之間為消除過剩產品將展開競爭，價格於是隨之下降，從而衝擊該商品未來的生產。這樣一來，用於生產該商品的資源也會得到釋放，被用於生產需求更大的其他商品。反之，對某種商品的需求超過了現有的供給，消費者之間的競爭會抬高價格，把資源從經濟體的其他部分吸引過來，促進該商品的生產。
觀察價格被禁止發揮作用的情形，我們能夠更清晰地體會到自由市場價格在資源配置中的重要性。例如，在蘇聯政府管制經濟的時代，價格不是由供求決定，而是由中央計劃者設定的，他們通過直接命令的方式把資源分配到不同的用途上，並把價格提高或降低到他們認為合適的水平。兩位蘇聯經濟學家尼古拉·什梅廖夫（nikolaishmelev）和弗拉基米爾·波波夫（vladimirpopov）曾描述，蘇聯政府提高了鼴鼠毛皮的價格，導致獵人們去獵取更多的鼬鼠，並出售更多的鼴鼠毛皮。
國家採購量增加了，現在所有的分配中心都堆滿了這些毛皮。工業無法消耗掉它們，在處理之前，它們往往就已經腐爛在倉庫裡了。輕工業部已經兩次要求國家價格委員會降低毛皮的價格，但仍然「沒能定下來去解決問題」。這種狀況並不令人驚訝。國家價格委員會的成員都太忙了而無法解決這件事。他們真的沒有時間，除了給這些毛皮定價，他們還必須對其他2,400萬種價格進行追蹤。
由政府機構隨時掌握2,400萬種價格幾乎不可能做到。在一個人口超過1億的國家中，讓個人自己追蹤這些價格會更容易，因為任何個人或企業只要掌握與自己決策相關的幾個價格就可以了。通過供求對價格的影響，以及價格對消費者和生產者行為的影響，無數獨立的決策得到全面協調。讓價格來說話，人們只當聽眾，他們的反應通常要比中央計劃者整合報告資料快得多。
雖然指揮人們採取行動看上去是一種更合理有序地調節經濟的方式，實踐中卻缺乏效率。在蘇聯的中央計劃經濟時期，許多其他的商品也和鼴鼠毛皮一樣。這是一個老大難的問題，倉庫堆積大量滯銷商品，其他商品卻存在令人痛苦的短缺，而用於生產滯銷商品的資源本可以用來生產短缺商品。在市場經濟中，過剩商品的價格會根據供需關係自動下降，短缺商品的價格也會由於相同的原因自動提高，最終的結果是：當生產者追求利潤避免損失的時候，資源自動從過剩產品轉移到了短缺商品的生產中。
問題的實質不是蘇聯或其他計劃經濟體中的計劃者會犯錯誤。不論中央計劃者犯了什麼錯誤，其他型別的所有經濟制度也會犯同樣的錯誤，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或其他任何經濟制度無一例外。中央計劃的根本問題是，不管在哪個國家，計劃者承擔的任務已經被反覆驗證超出了人類的能力。正如蘇聯經濟學傢什梅廖夫和波波夫指出的：
不論我們多麼希望合理且毫無浪費地安排一切事物，也不論我們多麼希望緊密地放置經濟大廈的每一塊磚以求砂漿間沒有縫隙，這都不在我們的能力範圍之內。
價格與成本
市場中的價格並不是賣方憑空捏造或隨意設定的數字。雖然你可以給自己的產品或服務設定任何價格，但是隻有其他人願意支付，價格才會成為經濟事實。這並不取決於你選擇了何種價格，而是取決於有多少消費者需要你的商品和服務，以及相同的商品和服務的其他生產者的售價如何。
即使你生產的東西對消費者來說值100美元，而且只以80美元的價格出售，但如果其他生產者以70美元的價格出售同樣的商品，消費者仍然不會購買你的商品。雖然這看起來顯而易見，但對有些人來說，它的含義卻並不那麼清晰。有些人會把高價格歸咎於「貪婪」，其中隱含的意味就是賣方可以隨意地制定價格，並以這個專斷的價格出售商品。比如《亞利桑那共和報》（citethearizonarepublic/cite）的一條頭版新聞指出：
貪婪驅使菲尼克斯市的房價和銷售額在2005年創下了新紀錄。今年，恐懼將繼續推動房地產市場。
其中就暗示了越低的價格意味著越少的貪婪，而沒有看到情勢變更，賣方只有降低售價才能賣掉商品。情勢變更的實情是，菲尼克斯市的待售房屋在賣出之前滯留在市場上的時間要比上一年平均多兩週；另一個實情是房產開發商正「想方設法賣出手裡的房屋，甚至不惜大打折扣」。沒有任何跡象表明賣方不想跟以前一樣在出售房屋時儘可能多地獲益，換句話說，他們的「貪婪」並未更少。
限制商品定價的是市場競爭，因此問題並不在於人性貪婪與否，而在於市場環境會導致什麼事情發生。賣方的感覺——不管是否「貪婪」——對了解買方願意支付多少價錢毫無幫助。
用價格配置資源
現在，我們需要更仔細地觀察價格如何分配具有多種用途的稀缺資源這一過程。消費者想購買a產品而非b產品，這就是價格引導稀缺資源獲得有效利用的最簡單的例子。但是消費者不僅想要a和b，還想要許多其他東西，而且其中有些東西在生產中需要相同的原料，在這種更普遍、更復雜的情形中，價格同樣重要。舉例來說，消費者不僅想要乳酪，還想要冰激凌和酸奶，以及其他奶製品。價格會怎樣幫助經濟體來決定每種產品應該分配多少牛奶呢？
在購買乳酪、冰激凌和酸奶的同時，消費者實際上也間接地購買了用於生產這些產品的牛奶。也就是說，銷售這些產品獲得的收入能夠使生產者再次用來購買牛奶，用來繼續生產各種產品。對乳酪的需求上升時，乳酪的生產者就會用額外收入購進之前用於生產冰激凌和酸奶的牛奶，以增加乳酪的產量，從而滿足不斷上升的需求。當乳酪生產者需要更多的牛奶時，增加的需求就會促使牛奶的價格上漲，包括冰激凌和酸奶的生產者在內的所有人都將面對這種價格上漲。冰激凌和酸奶的生產者會提高價格以彌補牛奶成本的提高，這時消費者就可能會因為高價格而減少對這兩種奶製品的購買。
每一個生產者如何知道要購買多少牛奶？很明顯，要彌補牛奶上漲的成本，他們只能用價格上漲後的奶製品帶來的收入購買相應的牛奶量。如果冰激凌的消費者沒有像酸奶的消費者一樣，因為價格上漲而減少購買冰激凌，那麼乳酪生產中增加的牛奶投入，將很少來自於冰激凌產量下降多餘出來的牛奶，而更多地來自於酸奶產量下降多餘出來的牛奶。
作為一種一般性原則，這意味著：strong對於某種原料，某個生產者願意支付的價格成為其他生產者必須接受的價格/strong。不論我們談論的是用於生產乳酪、冰激凌和酸奶的牛奶，還是用於製造棒球棒、傢俱和紙張的木材，都適用這一原則。如果紙張的需求量翻了一番，意味著用於生產紙張的木漿，其需求也將增長，而木漿的需求增加將帶動木材價格上漲，反過來意味著棒球棒和傢俱的價格也會上漲，以彌補原料木材的高成本。
這種影響遠不止於此。隨著牛奶價格的上漲，牛奶廠於是有了動力生產更多的牛奶，這就意味著要買更多的奶牛，繼而意味著更多的奶牛可以長大成熟，而不是作為牛犢被宰殺取肉。然而，影響遠沒有結束。隨著被屠宰的奶牛變少，牛皮也越來越少，於是棒球手套的價格就會因為供求關係而上漲。就像一顆石子落入水中，漣漪佈滿池塘一樣，這種影響會蔓延至整個經濟。
沒有一個高高在上的人來協調這一切，主要是因為沒有人有能力來全方位地追蹤這些影響。多個國家的例項已經證明，這個任務並非中央計劃者能力所及。
邊際替代
由於稀缺資源具有多種用途，某個公司或個人對某種用途賦予的價值也就確定了其他人想把資源用於別的用途的成本。從整體經濟的角度來看，這意味著當市場上存在價格競爭時，strong資源往往會流向最具價值的用途/strong。這並不是說一種用途完全排除了其他的用途。相反，資源在各用途間的調整是漸進的。只有當牛奶的價值對冰激凌或酸奶的消費者而言，跟它對乳酪購買者來說一樣時，人們才會用牛奶生產冰激凌和酸奶；也只有當木材的價值對棒球棒或傢俱廠商而言，跟它對紙張生產者來說一樣時，人們才會用木材來生產棒球棒和傢俱。
現在從消費者的角度來考慮需求：不論是乳酪的消費者、冰激凌的消費者還是酸奶的消費者，都渴望擁有一定數量的產品（乳酪、冰激凌或酸奶），對額外數量的產品則不太急切，超出某一臨界點後，他們就不再關心是否能得到更多了，甚至在得到滿足之後，他們壓根不想再消費這種產品。同樣地，當更多的木漿被用於生產紙張、傢俱和棒球棒，生產者及消費者也會相應地做出漸進調整。總之，價格調節資源的使用，使用於某種用途的資源在價值上至少要等於在其他用途中的價值。這樣，一個由價格調節的經濟才不會出現乳酪氾濫到讓人噁心，同時人們卻買不到冰激凌和酸奶。
這種情形雖然很荒謬，但是在沒有使用價格配置稀缺資源的經濟體系中卻經常發生。除了鼴鼠毛皮，還有很多商品因滯銷而堆積在蘇聯的倉庫裡，與此同時，人們卻在為其他的短缺商品而排隊。有效配置具有多種用途的稀缺資源絕不只是一些經濟學家所說的抽象概念，它決定著數百萬人生活水準的高低。
就像海濱房產的例子一樣，價格傳遞著一個潛在的事實：strong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看，任何一樣東西的「成本」是將它用在其他用途上的價值/strong。這種成本反映在市場上，就是某人為了獲得相同份額的同一種稀缺資源或用這種稀缺資源製造產品願意支付的價格，這個價格就成為其他人必須支付的成本。但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封建制度或任何其他制度，不管哪種經濟制度，任何一樣東西的真正成本仍然是它在其他用途上的價值。修建一座橋樑的真實成本是用相同的人工和原料可以建造的其他產品。即使不牽涉金錢，就具體個人來說，這一點也適用，看電視連續劇或肥皂劇的成本是相同的時間用來做其他事情所產生的價值。
不同的經濟體制
不同的經濟體制在處理上面提到的這個潛在事即時，方式、效率都不盡相同，但是不管一個社會的經濟體制如何，這個潛在的事實都獨立存在。一旦意識到這一點，我們就可以比較一個由價格來指導人們分享稀缺資源的經濟體制，和一個由國王、政治家或官僚釋出命令說「誰可以得到多少某物」來決定資源分配的經濟體制，在效率上有何不同了。
在蘇聯解體前的最後幾年裡，曾出現過一個短暫的相對開放的時期，人們能夠相對自由地表達他們的想法，前面提到的兩位蘇聯經濟學家就寫了一本書，非常坦率而客觀地描述了國家經濟體制是如何運作的，後來這本書被翻譯成了英文。正如什梅廖夫和波波夫所指出，蘇聯的生產企業向政府提需求的時候，「總是要求超過其實際生產所需」的原料、裝備和其他資源。據這兩位經濟學家描述，「他們佔著能得到的一切資源，而不管實際需要多少，也不考慮節約原材料」。從蘇聯企業管理者的立場看，「畢竟，‘身居高位’的人無法確切知道真實需求」，因此存在「浪費」也情有可原。
這些被浪費的資源就包括工人。兩位經濟學家估計，「大部分企業有5%到15%的工人都是多餘的，他們的存在只是為了‘以防萬一’」。造成的結果就是，相較通過價格調節的經濟體系，如日本、德國及其他的市場經濟體系，在蘇聯的經濟體系中生產既定的產量要使用更多的資源。什梅廖夫和波波夫引用官方的統計資料感嘆道：
為了生產1噸銅，我們要消耗1,000度電，而在聯邦德國只需300度。為了生產1噸水泥，我們消耗的能源是日本的2倍。
蘇聯並不缺少資源，即使算不上最富饒，也仍然是世界上自然資源最豐富的國家之一。它也不缺受過高等教育和良好培訓的人才。它缺少的是有效利用自身資源的經濟體系。
正如蘇聯經濟學家指出的，蘇聯的企業不像市場經濟國家的企業一樣受財務約束，它們可以得到超過實際所需的機器，「這些機器要麼在倉庫裡堆積灰塵，要麼丟在戶外生鏽腐爛」。簡而言之，蘇聯的企業沒有動力去節約資源，換句話說，他們沒有意識到資源是稀缺的，而且有其他有價值的用途，並且其他用途的使用者也沒有像在市場經濟中那樣和他們競爭資源。雖然這些浪費不會給單個蘇聯企業帶來損失，卻使蘇聯人民付出了昂貴的代價，他們生活標準遠遠低於他們的資源和技術所具有的生產能力。
要獲得資源必須與其他用途的使用者競爭，在這樣的經濟中，經濟學家描述的這種投入上的浪費當然就不可能持續下去。並且，在這樣的經濟中，企業只有保持成本低於銷售收入，才能夠生存下去。在價格調節的市場經濟中，企業所需的投入量以精確評估自己的真正需要為基礎，而不是以它的管理者說服高層政府官員允許他們擁有多少為依據。
這些高層政府官員不可能對他們控制之下的所有行業和產品都瞭如指掌，因此，中央計劃部門的掌權人在某種程度上要依賴擁有特定行業和企業知識的人。這種權力與知識的分離就是問題的核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