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阿根廷的勞工運動就非常強大且好鬥，至少從1910年鐵路罷工後就是如此。當時，布宜諾斯艾利斯發生的暴動迫使政府強烈鎮壓，以至於整座城市都變成了「軍營」。從那時起，勞工和管理層的衝突就成了阿根廷國內政治的突出問題。1946年，偏向工人的胡安·裴隆當選，該政府隨即制定了保障工人權利的新憲法。毫無疑問，勞工和管理層的敵對關係讓ika公司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公司受到了持續不斷的罷工的打擊，不僅生產成本越來越高，而且日產量也銳減至70輛。
為什麼工會在日本能夠適應環境，在阿根廷則不然呢？其背後的關鍵因素就是不同的認同感。在日本，汽車工人覺得自己就是組織的一部分，所以他們不會要求公司解釋每一件事的公平性。他們往往把公司的成功視為自己的成功。終身僱傭制度讓工人對公司充滿認同感。日產公司希望促進一種共同的信心和信任感，這一策略相當成功。
我們提到的日本和阿根廷在信心和公平感上的差異，在這裡完全可以解釋為民族文化的差異。但事實上，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這些因素都會隨時間而變化。各個國家之間，甚至在一個公司內部，隨著企業的成功，隨著股票價格的變化，這些因素都會發生變化。如果我們身邊總有一個從價格到動物精神再到價格的反饋機制，那麼我們就生活在一個非常難以預測的世界中。今天，日本和阿根廷的企業和人民可能與我們前面描述的那個時代有很大的不同，但他們將來還會變化，原因就是無窮無盡的經濟反饋。
大多數經濟學家不喜歡有關心理反饋的故事。他們認為，這些故事違反了他們關於人類理性的核心理念。他們拒絕心理反饋還有另一個原因：我們還沒有標準的方法來量化人類的心理。sup/sup多數經濟學家認為，迄今為止，那些試圖量化反饋效應並將它們融入宏觀模型的試驗都過於武斷，因此仍然無法令人信服。
動物精神與石油價格變動
和股票價格一樣，石油價格也經歷了劇烈波動，特別是在1973～1986年的石油危機年代。1972～1974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機使經濟遭受重創，起因是石油輸出國組織（以下稱歐佩克）各成員國限制了產量，原油價格翻了一倍多，從1972年的每桶3.56美元上漲到了1974年的每桶10.29美元。表面上看，歐佩克成員國的部長們這麼做是為了報復阿拉伯國家在1973年贖罪日戰爭中的失敗，但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原因可以解釋為什麼他們會在那個時候採取那樣的行動。1973年之前，名稱過時的得克薩斯鐵路委員會限制了該州石油生產商一天中可以採油的時間比例。通過限制採油，它提高了石油價格，讓得克薩斯的生產商們得了好處。1972年年末，公眾幾乎沒有注意到，該委員會把產量限額提高到了100%，實際上等於完全取消了管制。但是，此舉意味著歐佩克從此以後就有了完全的行動自由，它可以通過限制產出來抬高價格，美國再也沒有一家企業能夠與歐佩克抗衡。
這是石油價格第一次出現如此大的漲幅，後來在1979年石油價格再度猛漲。兩伊戰爭中斷了波斯灣的石油供應，石油價格也一度翻番，1986年以前一直保持在高位。後來，隨著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經濟衰退，歐佩克的卡特爾行動失敗，石油價格才下跌了一半。
對這些重要年份裡的石油市場做這樣一個簡要回顧，似乎說明石油價格是由基本要素決定的：如果不是由經濟基本面決定，也是由政治和軍事等基本面（如戰爭與和平）決定的。其實，這些因素可能是那些年石油市場的支配因素，也可能從那之後一直都是。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信心、產出和價格之間的反饋機制在石油市場中的作用（雖然有所削弱），這些反饋和我們在股票市場上看到的情況如出一轍。
20世紀70年代的油價上漲，伴隨著聲浪日高的關於人口爆炸及由此引發商品短缺的鴻篇大論。10年後石油危機結束時，這種論調雖未消失，但明顯減弱了很多。就在歐佩克限產之前18個月，傑伊·福里斯特帶領麻省理工學院的一組研究人員，發表了一份預警性的研究報告。福里斯特是一位著名的計算機專家，20多年前，他為第一代通用計算機ibm650設計了磁芯儲存器。他領導的研究小組得出的結論是，地球上的自然資源正日益枯竭。
該研究報告題為「增長的極限：羅馬俱樂部關於人類困境的報告」，預言了全世界災難性的經濟問題。它們可能引起的一個後果是，到21世紀下半葉，全世界人口的1/4～1/2都將死亡。價格巨幅上漲所反映的自然資源嚴重短缺，最終意味著「食物和醫療服務不足將推高死亡率」。福里斯特的威望足以讓大眾相信該報告，儘管批評者們指出這份報告的假設很有問題，但它確實反映了當年流行的看法。這些觀點又被歐佩克的部長們拿來作為成立卡特爾的依據。通過降低原油產量，歐佩克成員國不僅可以從迅速上漲的油價中獲益，還可以儲存剩餘的原油，以備將來價格的進一步上漲。當然，歐佩克的決定也使那些押寶在羅馬俱樂部結論上的人們信心滿滿。難道還有其他證據比親眼目睹石油價格漲3倍更能證明這一理論嗎？
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隨後就發生了。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的嚴重衰退之後，石油價格下跌了。至少在一段時間裡，關於資源耗竭的故事很少被提起了。用proquest搜尋《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和《華盛頓郵報》上包含「探明儲量」和「石油」的文章，其結果也證實了這種變化。在1965～1969年的5年裡，包含這兩個關鍵詞的文章只有18篇，而在1970～1974年有60篇，1975～1979年有115篇，1980～1984年有137篇，到了1985～1989年就只有73篇了。對包含「不可再生資源」這個關鍵詞的文章的搜尋結果也表現出類似的變化趨勢。
當然，在那些年份，經濟和政治因素在歐佩克和整個石油行業油價的暴漲暴跌中起決定性作用。石油價格至少在2007～2008年的短期內上漲到每桶100多美元，這充分證明我們的自然資源確實有限，全球變暖的威脅已迫在眉睫。但在針對地球或者石油生產的長期展望中，石油價格以及與石油價格有關的故事都和股票市場及其謎團非常相似，它們過於易變。這再次說明，所有天氣預報員都應該被開除。
市場驅動投資
一個國家在新機械裝置、新廠房、新橋樑和高速公路、新軟體和新通訊設施方面的投資，對該國的經濟繁榮來說意義重大。這些工具把我們的簡單勞動轉換成複雜精密的現代化產品。工具越先進，我們的生活水平就越高。如果一個國家進口最先進的機械和軟體，或者更進一步由自己來創造這些東西，該國工人就必須不斷學習以便與最新的技術理念保持同步。投資帶來了使用最新技術的一手經驗。一些深入的研究也證明，在此方面投資較多的國家，生活水平也較高。
雖然如此，現在的政府（除了極少例外）並是該國的投資決策者，做出投資決策的是商人。儘管要受財務因素的限制，他們還是隻有相信自己的投資。他們的決策過程完全憑藉自己的直覺和心理。因此，任何一個國家的未來都是掌握在做出投資決策的商人們手裡，而投資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的心理。
商學院的學生需要學習資本預算的數學問題和最優投資決策理論，但在公司真正要做出投資多少的決策時，往往是投資背後的心理發揮主要作用。應用資本預算理論需要輸入一系列變數：預期從投資專案中獲得的現金流，公司資本的估算成本，股票市場對投資的預估反應以及和其他風險的相關性。還有，它們還和很多其他的因素間接相關：企業從經驗中學習的機會，建立聯絡或分銷渠道的機會，與其他投資的協同效應，以及公司聲譽和市場定位的影響等。如何量化這些因素，並把它們填入資本預算理論要求的各項資料裡，並無簡便易行的辦法。商人們經常在高度競爭的環境裡打拼，他們必須憑手頭資訊快速做出決策，並採取行動。
在《傑克·韋爾奇自傳》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種企業經營的心理觀。傑克·韋爾奇寫道：「我們將不僅僅是隨著gnp（國民生產總值）一同成長，我們還要讓通用電氣成為‘拉動gnp的火車頭，而不是被動的最後一節車廂’。」韋爾奇強調說，他並不信任數量分析程式：「我最不願意看到的就是弄出一系列比較困難的技術問題，其實只是想得到一些認可而已……我們有很多人每天都是圍著我稱之為‘教條’的東西打轉轉。在我的一生中，我從來不願意在某個人向我親口陳述之前看到他的什麼策劃書。對我來說，這些會議的價值不在於這些書面材料，而在於那些來到費爾菲爾德的人們的頭腦和心靈裡的東西。我希望自己能夠透過重重障礙進入他們的靈魂深處，瞭解他們在內心最深處到底是怎麼想的。我需要看到各個公司領導人的肢體語言，需要看到他們論證自己觀點時的激情和喜怒哀樂。」韋爾奇講了他如何對待某位部下的投資分析：「我把他最後一頁的投資回報分析拿掉了。我在幻燈片上畫了個‘×’，並寫下個詞——‘無限’，我用這個詞強調指出，我們在這項投資上的回報將永遠持續下去。」
商人們總是在未來的基本情況還不明朗時就做出決策。芝加哥大學的弗蘭克·奈特於1921年出版的《風險、不確定性與利潤》，今天被奉為經典著作。奈特區分了經濟學家們的風險概念和在幾乎所有商業決策中都存在的各種不確定性。他說，風險是指那些能夠用數學機率測度的東西，而不確定性是指那些因不存在描述機率的客觀標準而無法測度的東西。理論經濟學家們長期以來一直在努力弄清人們是如何處理這些真正的不確定性的。隨著時間推移，他們的努力方向越來越趨向於行為經濟學。傑克·韋爾奇的「全憑直覺」一詞將不確定性概括為：投資決策中，最重要的是直覺而非分析。直覺是一種遵循心理規律尤其是社會心理規律的社會過程，因為群體的決策是依據社會心理做出的。
商業活動，至少是成功的商業活動，都是在創造未來的激情中茁壯成長起來的。成功的商業活動恰恰對總體經濟至關重要。最終取得成功的投資決策都與這種創造未來的願景密切相關。一個企業的故事，完全不同於經濟學家經常講述的購買工廠和裝置的故事。問為什麼資本支出每年的波動這麼大，有點像問為什麼各個酒吧的啤酒消費量會有那麼大的不同。誰會明白或記得呢？又有誰會真的在意呢？投資只是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而已。當某些重大事件發生的時候，進行投資似乎是必要的。如果有其他問題導致重大計劃被迫延期，投資也許就不會發生。所以，大規模投資的機率甚至從未被討論過。
我們已經討論過資產價格存在投機性波動，看起來肯定的是，這些波動的原因部分在於資產價格的不斷變化以及與資產價格不斷變化有關的信念。韋爾奇觀察道：「公司裡的情緒隨著媒體的報道和我們股票的價格起起落落。似乎每一個好訊息都讓整個公司振作一陣子，而每一篇悲觀的文章也都讓那些喜歡諷刺挖苦我們的人鬧騰一番。」
我們應該對自己表達的觀點持謹慎態度，同時也要明白股票價格和投資之間的關係還存在一些疑問。有一個簡單的故事，名叫「託賓q值」。它由經濟學家詹姆斯·託賓和其同事威廉·佈雷納德共同提出，大意是股票市場和投資之間存在精確的相關性。q值是企業的市場價值（企業的股票價值加上債券價值）和其資本價值的比率。當然，企業的資本包括機械、裝置、土地、存貨和軟體等。如果公司的市場價格上升到遠高於其資本價值，照此發展下去，公司就會有擴大規模的衝動，於是就需要購買資本。所以，當q值高時，投資也比較大。而且，進行此類投資的也不一定非得是新公司，老公司也可能會擴大規模。q值越高，投資的衝動也越強烈。sup/sup
託賓的q值模型在某種程度上是適用的，但事實證明，q值和投資之間的關係比較微弱。我們從過去百年間的投資（相對於資本存量）和q值之間的關係就可以看出這一點。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情況，極好地說明了投資和q值之間的相關性。1929年，股票市場高漲，投資也很活躍。30年代初，股票市場崩潰並觸底，投資也極度萎縮。1937年，股票市場重新攀上高峰，實際上差不多和1929年一樣高，投資也在這年回到高峰。20世紀90年代，股票市場在新千年牛市中波動很大，當股市上漲時，投資也增加。2000年以後，它們又雙雙下跌。但從大蕭條到最近，有兩個重要時期，其間雖然股票市場下跌，但投資仍然強勁。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雖然經濟穩定增長，但股票市場卻沒有起色。事實上，1947年經濟增長如此有力，以致通貨膨脹率超過了14%。當時q值降到了遠低於1，但投資仍然巨大。後來，第一次石油危機後，股票市場再次顯著下跌，而投資仍然非常強勁。這中間發生了什麼呢？答案是通貨膨脹。1974年通貨膨脹率超過了11%。第四章討論過股票市場對通貨膨脹的典型反應。由於存在貨幣幻覺，股票市場非理性地下跌了。
儘管這裡的資料並沒有給出明確無誤的答案，但它們似乎也說明了當信心喪失導致股票市場下跌時，投資就會下降。不過，如果股市因為通貨膨脹而下跌，同時經濟又保持強勁，那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就是投資仍然活躍。可能這些資料還不夠清晰有力，但對於20世紀美國曆史的這一解釋，似乎和我們的理論以及我們詳細解讀經濟週期中的經濟行為得出的結論高度一致。
馴服野獸：讓金融市場為我們服務
本章討論了為什麼資產市場如此易變，影響它們的心理因素，以及它們和實體經濟的相互反饋等問題。但這對經濟政策意味著什麼呢？貫穿本章的一個主題是：理論經濟學家關於整體經濟如何執行的理論往往太過簡單化。這意味著，他們就像是我們所說的應該被開除的天氣預報員。
那麼在實踐中，開除天氣預報員又意味著什麼呢？美國經濟的天氣預報員是一些空談家和政治家，他們不做別的，就是越來越多地給自由市場大唱讚歌。關於自由市場創造奇蹟的觀點，只是那些導致股市和現實市場暴漲暴跌的眾多故事之一。在本書前面的章節裡，我們大加歌頌了資本主義的奇蹟，但也沒有忽略反映資本主義某些不足之處的小插曲。資本主義讓超市裡塞滿了數千種各式各樣能夠滿足人們想象力的東西，但如果我們想要萬靈藥，那資本主義也會把它創造出來。
在過去一二十年裡，資本主義收穫了無數讚美，而反映其不足之處的小插曲卻被人們拋在了腦後。當然，資本主義有好的一面，但不可否認的是，它也有走過頭的時候，因此必須受到監管。金融市場就是需要特別謹慎監管的一個例子。在第十一章中，我們看到約瑟芬·普布里克不願意思考她的財務狀況。事實上，在沒有社會保障的情況下，她退休時將一文不名。她無法解決這些問題，這意味著金融市場必須受到特別嚴密的監管。為什麼？因為和其他市場相比，金融市場更有可能讓約瑟芬買到虛假產品。其中的一個表現就是資產市場的大起大落。約瑟芬買了虛假產品，但她自己並不知道買的是什麼。當空談家、政客以及經濟學家接受了一種對資本主義越來越不加批判的觀點時，一個製造和銷售可疑金融產品的完整行業便應運而生。在很大程度上，約瑟芬本人並沒有直接買這些東西，但她授權讓那些控制她退休金、401（k）賬戶、貨幣基金或對沖基金（如果她比較富裕的話）的經理人購買這些產品。這些經理人通過交易獲得了經濟收益，而且通常是非常巨大的收益，但可憐的約瑟芬被甩在一邊，兩手空空，一無所獲。
我們擔憂的還不只是約瑟芬。本書講述的是宏觀經濟學，我們的擔心在於，當約瑟芬兩手空空、一無所獲時，人們會普遍喪失信心，嚴重的衰退將接踵而來。
因此，開除預報員就意味著要放棄資本主義什麼都好的神話。這意味著我們要接受資本主義的另一面，也就是如果你不盯緊自己買的東西，就會有人賣給你次品。現在我們應該認識到，讓資本主義保持正常執行的正是監管。當約瑟芬把錢投入市場、提取抵押貸款或者買車時，監管能夠確保她得到的是有某種保證的產品。在20世紀30年代發生了規模空前之大、後果空前嚴重的經濟危機後，羅斯福政府嚴陣以待，建立了安全防衛機制，保護公眾免遭資本主義發展過剩的侵害。在這些機制中，金融監管和銀行監管的關係特別重大，其中包括證券交易委員會、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和其他很多組織。70多年來，我們從當年建立的這些安全防衛機制中獲益良多。除了明智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這些安全防衛機制也讓我們遠離了嚴重的衰退。
但金融市場已經發生了變化，變得越來越複雜。在美國，這種複雜性成了逃避羅斯福總統及其繼任者們設立的監管機制的手段。開除天氣預報員意味著，現在我們需要一個關於市場如何執行的新故事，這個故事預測的並不總是資本主義的豔陽高照。因此，我們需要重新評估資本主義。我們需要認識到，人們給自己講述的有關經濟的故事帶有誇張的成分，我們必須保護人們不再受這些浮誇故事的蠱惑。這是一種新的需要，它要求我們更新觀念，認同金融市場需要監管的理念。即使某些時候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的相互反饋使監管政策失靈，我們仍然有可能實施細緻縝密的金融保險政策。致力於保護金融消費者，必須再次成為我們最優先的經濟政策之一。
在緊急情況下，例如當我們確實陷入衰退時，我們還有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作後盾。不過，我們也知道這些政策及其效力畢竟有限。現在是時候重新設計金融監管制度了。新的金融監管制度應該考慮到常常推動市場變化的動物精神，使市場更有效率地執行，並使我們為走出困境而必須採取的事後救援的規模最小化。
美國股票市場的實際價值是用標準普爾股票價格綜合指數除以城市消費者價格指數的結果，資料來自美國勞工統計署。
保羅·薩繆爾森說過，股票市場是微觀有效率而宏觀無效率，我們發現這句話有一定的道理。
類似的反饋機制還可能在家庭層面發生，它通過家庭的收支平衡表發生作用，就像通過銀行的資產負債表發揮作用一樣。
在只涉及可觀察的資料時，計量經濟模型通常可以用來很好地描述反饋模型，所有不可觀察的資料都被歸入所謂的「誤差項」。儘管我們相信這些模型大多是有用的，但它們確實遺漏了一些無法量化的心理變數的重要特點。
資產價值也會影響企業申請破產的可能性。瀕臨破產的企業發現，在資產價值影響了資產負債表後，它們很難或者完全不可能借到錢，因此不得不放棄能夠贏利的投資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