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這些問題也是國家政治問題的核心。小布什政府的很多重大提案未曾遭遇過太多反對，直到它試圖將社會保障體系私有化之時，才第一次遭到公眾的反抗。約瑟芬·普布里克可能不是優秀的理財規劃師，但她至少大體知道在她年邁時對社會保障的依賴有多重。布魯金斯學會的加里·貝特里斯試圖研究人們對社會保障的實際依賴程度。他把65歲以上（含65歲）的人口按收入分成了5個等分組（每組包括20%的人數）。在每個收入水平，前4個等分組（0～80%的人數）的非工資收入中有一半以上來自社會保障體系，前3個等分組中這個比例更高。大多數人依靠社會保障生活，這說明了為什麼人們強烈反對政府提出的私有化建議，以及為什麼社會保障計劃如此受青睞。人們依靠它，是因為他們自身的退休儲蓄太少。
本書作者之一阿克洛夫的個人經歷也可作為註解。他曾經是2004年克里競選團隊的經濟顧問小組成員。選舉之前，該小組每兩週召開一次電話會議。從第一次直到最後一次會議，阿克洛夫都堅持認為，克里應明確表示支援社會保障體系維持現狀。到最後，擔任歐巴馬總統主要顧問的奧斯登·古爾斯比開玩笑說：「現在我們會收到喬治的來信，他說克里應該向公眾煽動社會保障的話題。」但克里並沒有抨擊小布什的私有化方案，因為他自己根本設計不出一個計劃來保持目前的收益規則，除非進行外部注資。我們當時其實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但我們覺得那並不重要。根據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結果，要保持現在的社會保障水平，須花去應稅收入的2%。當時我們認為（而且現在還這樣認為），克里的措施讓他付出了競選失敗的代價。
儲蓄與國民財富
我們已經討論了個人的儲蓄決策、為什麼儲蓄具有易變性，以及它對人們退休後的幸福有多重要等問題。不過，關於儲蓄還有另一個重要問題。國家的財富有巨大差異，如果按人均收入來算，最富的國家和最窮的國家間有200倍的差距。如果把盧森堡和蒲隆地也算在內，差距接近1000倍。sup/sup國家的收入和財富取決於各國的貿易自由度、人們的技能、地理位置、現在和歷史上的戰爭以及政治和法律制度等。最近，經濟學家們一直強調技術變化作為經濟增長主要決定因素的作用，但古典經濟學家（如亞當·斯密）強調的是來自儲蓄的資本積累。
即使在今天，有些國家（尤其是在東亞）依舊尊崇亞當·斯密的觀點。它們採取儲蓄戰略來擺脫貧困，sup/sup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新加坡。1955年，新加坡開始實行中央公積金制度（cpf）。它與塞勒和貝納茨的「為明天多儲蓄」計劃類似，不同的是，擔任決策者的是政府。起初，它要求僱主和僱員分別按照僱員收入的5%繳納公積金，但後來繳納率迅速提高。1983年以前，繳納率持續上升，僱主和僱員都被要求繳納僱員收入的25%（加起來是50%）。繳納率根據一個複雜的明細表得出，但即使到現在，25～50歲高工資僱員的繳納率也達到34.5%，其僱主則需要繳納20%。該體系並非現收現付，而且集中起來的資金也確實用在了投資上。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中央公積金制度，新加坡的總國民儲蓄率數十年來一直在50%左右。
該制度的制定者李光耀曾長期擔任新加坡總理，他或許可以稱得上是20世紀最偉大的經濟思想家之一。他創造的高儲蓄經濟已經成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榜樣。中國實現了新加坡式的儲蓄成就，同時也實現了新加坡式的連續數十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中國和美國在儲蓄上的差異，正好是儲蓄行為的兩個極端，這能夠說明為什麼各國的儲蓄行為存在這麼大的差別。所以，兩國的儲蓄者對待消費和儲蓄也持有不同的態度就毫不奇怪了。
中國曾有著世界最高的儲蓄率，只是近來才被新加坡和馬來西亞超過。中國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取得的奇蹟般的經濟成就，多半也要歸功於高儲蓄率。sup/sup中國的總儲蓄（含貶值）包括個人儲蓄、企業儲蓄和政府儲蓄（政府的稅收超過支出部分的儲蓄）的總和，近年來達到了gdp的一半。20世紀90年代，中國的個人儲蓄總額超過了gdp的20%，今天仍保持這一高水平。
美國政府和中國政府數十年來都致力於推動個人儲蓄。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美國就用一些專門的稅收激勵來推動儲蓄，如個人退休賬戶，401（k）和403（b）計劃，以及儲蓄債券運動等。
早年的中國沒有所得稅，因此採取宣傳動員的形式激勵儲蓄。現在，人們還收藏著過去的宣傳畫。一張1953年的宣傳畫展示了一群幸福地微笑著的工人在中國銀行把現金換成了國庫券。1990年的宣傳畫上，年輕而英俊的英雄雷鋒，微笑著在一個錢盒子上寫下「儲蓄」二字。20世紀90年代，街道上懸掛的大紅橫幅上寫著「儲蓄光榮」。這些活動使儲蓄成為每個人的愛國義務，為今天中國的高儲蓄率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中國的現代經濟史開始於毛澤東主席去世兩年後的1978年。在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發表了著名講話，他明確表示政府應鼓勵私人投資。中國的經濟奇蹟時代從此開啟。
中國的一些小村莊（如華西村和劉團村）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極其成功地投資創辦了村辦企業。村辦企業的成功使這些村莊成了全中國的樣板。在這些村莊裡，以對村辦企業貢獻勞動和資金形式出現的儲蓄實際上是村裡的老人們要求的。我們曾經派一個學生吳迪到劉團村去訪問村長邵長學。sup/sup我們想知道村莊的領導人如何鼓勵人們做出貢獻，進而推動村莊的經濟發展。邵長學領導這個村莊數十年，在此期間，劉團村從一個貧窮的公社轉變成全中國的節儉和創業模範。
邵長學的劉團村模式始於1972年他自己經營的金屬鑄造作坊，這在當時是不合法的。改革使這個作坊式企業合法化後，邵長學在1982年把它交給了村裡，村民們成了企業的股東。吳迪問他為什麼要把已經很有價值的企業交給村子，這位村長回答說：「這麼做有幾個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不想在村民面前表現得過於突出。如果他們都很窮，我卻比較富，我會覺得不好受。我也希望在村民面前表現得好點兒，我不能在別人都很窮的時候獨自過好日子。」
吳迪注意到邵長學的屋外停著一輛寶馬765，他就問村長這車和他的觀念怎麼能夠一致起來。他回答說：「實際情況是，我給兒子買了這輛車。此外，我敢說很多村民都買得起像寶馬這樣的汽車，他們只是不買罷了。我們老年人真的不喜歡買那些貴的東西，像你這樣的年輕人才想要那些名車和名牌衣服。我們這輩人還是受到節儉、與困難作鬥爭的傳統精神的影響。」
吳迪問他是否曾經提出過愛國主義或集體主義的要求，號召村民們給企業做貢獻，這位村長回答說：「確有此事。我基本上有三個理由。第一，國家在變化。鄧小平開啟了國門，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改變這個國家，讓它變得更美好。第二，我告訴他們，村辦企業對村子本身有好處，對每個人也都有好處。第三，我告訴大家，我偷偷地經營這個企業已經10年了，懂得應該怎樣經營，所以他們可以完全信任我的管理能力。」「他們信任你嗎？」「是的。我很感激他們信任我。劉團村的每個人都是好人。他們熱愛自己的國家和自己的村莊，也願意不遺餘力地使它變得更美好。」
從這些先驅開始，從像劉團村這樣的小村莊的啟示裡，一個國家的故事、一個關於個人奮鬥和貢獻的故事開始佔據中國人的想象。這些奮鬥和貢獻都源於個人動機，但它們也受到了共創中國未來美好的愛國情緒的推動。人們感覺到，一個重大的歷史新紀元已經開啟，它終將把中國再次推上人類成就的巔峰。中國將重回若干世紀前所處的地位，每個人都會通過自己的貢獻贏得尊敬。有朝一日，他們會滿腔自豪地將奮鬥和貢獻的故事講給子孫後代聽。
購物中心和信用卡
在美國，我們會看到完全不同的景象。美國關於購物中心和信用卡的情形說明了美國人對於儲蓄的漫不經心，正好和我們在中國看到的相反。美國人對信用卡的熱衷用一個簡單的統計數字就足以表明：美國人持有的信用卡超過13億張。這不僅僅是一個龐大的數字，它意味著美國的每一個男人、女人和兒童都持有4張以上的信用卡。而在中國，人們總共只持有500萬張信用卡。
一些經濟學家認為，信用卡消費是美國儲蓄率下降的一大誘因。讓我們看看實驗證據。普渡大學研究消費和零售的教授理查德·範伯格通過研究發現，實驗物件在接收到擁有信用卡的暗示時，他們會明顯加大消費數量，而且決策速度也更快。範伯格總結說，人們已經習慣於把「信用卡和消費聯絡在一起」。在另一項實驗中，德拉任·普雷萊茨和鄧肯·西梅斯特向mba學員們拍賣波士頓本地體育比賽的門票。一種情況是用信用卡支付，另一種情況是用現金支付。實驗的設計保證了兩種支付方式在便利方面的差別微不足道。在用信用卡支付的情況下，mba學員們多消費了60%～110%。
這些實驗結果富有啟發性，但僅靠它們，我們很難在統計意義上證明信用卡使用的增加是儲蓄下降的誘因。儲蓄的下降和信用卡使用的增加並不完全對應。但在經濟總體上，很多預計會影響消費的其他因素確實在信用卡使用增加時發生了。例如，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期，股票價值和私人房產價值大幅上漲，人們預計這會抑制儲蓄。還有，信用卡債務上漲的很大部分可以用分期付款的減少來解釋。所以，我們可能永遠都不知道信用卡在多大程度上直接造成了美國的低儲蓄率或儲蓄率的下降。
不過，即使信用卡並非直接原因，它們也確實反映了美國人的一些特點，這些特點必定是導致低儲蓄率以及儲蓄率不斷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對信用卡和購物中心的熱情從更廣的角度昭示了美國人對自己是誰、應該怎樣行動的認知。sup/sup
美國的國家認同感在於，美國人對美國作為世界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感到自豪。在第三章，我們提到了資本主義的雙重本質：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生產者不僅通過出售消費者想要購買的東西來獲利；他們還會激發消費者的購買慾，出售那些不得不出售的東西，以此來獲利。在對資本主義的認同上，美國人覺得，接受由資本主義提供並促使自己購買的東西是理所應當的。因此，他應該有一張信用卡。如果在商場看到合乎心意的東西，就不應該拒絕使用信用卡。這就是資本主義的全部含義，也是做一個好美國人的全部意義。在這種價值觀的支配下，美國居民擁有這麼多的信用卡或者說美國的儲蓄率這麼低，並不令人驚訝，它與這些信用卡本身是不是消費的直接動機無關。
一個不尋常的事實似乎也支援上述觀點。事實上，例外又一次反過來證明了規律：現在，只有極少數美國人沒有信用卡。一般來說，沒有信用卡的人比一般的美國人要窮一些，他們的金融資產相對於收入要少得多，因為較富裕的美國人會把大部分收入儲蓄起來。不過，我們看到的情況恰恰相反：沒有信用卡的人擁有的金融資產明顯比收入高。那些以不要信用卡來抵制美國夢的人，似乎用更多的儲蓄來宣告他們對美國價值觀的蔑視。
儲蓄對國家的意義
一國的儲蓄政策會產生很多方面的影響。首先，它決定了人們是樂享退休生活，還是不得不和貧窮作鬥爭。合理的社會保障政策必須反映出人們對於財務規劃的厭惡。如果沒有這種規劃，他們的儲蓄決定就都來自環境的暗示。如果沒有社會保障，人們的儲蓄會面臨嚴重不足，即人們的儲蓄根本不足以支撐退休生活。儲蓄政策在修正他們的錯誤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目前，社會保障制度在大多數西方國家非常普遍，因為它們正好滿足了這樣的需求。人們有理由擔心，如果都依靠自己，他們可能無法為自己的老年生活攢下足夠的錢。在美國，把社會保障體系私有化，讓人們的退休生活完全依靠自己的儲蓄計劃，將會是一場災難。他們不應該這麼做。同時，政府應該鼓勵各種能夠增加儲蓄的暗示，就像不應該鼓勵引發消費的暗示一樣。
不過，美國文化認為人們應該多花錢。西歐同屬此類，只是程度稍弱。東亞國家（例如新加坡sup/sup和中國）為消費和儲蓄賦予了完全不同的文化內涵。事實上，這兩個國家都把極高的儲蓄水平作為實現經濟顯著增長的主要工具。如同我們看到的，儲蓄政策同樣是一國經濟增長的關鍵之一。
動物精神理論解釋了儲蓄隨意和易變的難題。因此，理解動物精神，對於判定國家的儲蓄政策非常重要。
對美國家庭進行的消費支出調查資料證實，美國家庭將股息用於消費的比例高於資本收益中用於消費的比例。
未按購買力平減調整，盧森堡的人均gdp是蒲隆地的897倍（美國中央情報局，2008）。
人們早就認識到，各國曆史上國家儲蓄率和經濟增長率之間存在強烈的相關性（以各國的相關係數衡量）。
在標準的增長核算中，總儲蓄對gdp增長的貢獻是「資本份額」（通常介於1/4到1/3之間）和資本存量增長率的乘積。如果資本產出比率是3，總儲蓄率是1/3，資本存量就會按照1/9的比例增長，儲蓄對gdp增長的貢獻就是1/27。
以下資訊來自吳迪的訪談。
戴維·萊布森等人認為，人們對自己的儲蓄「似乎有兩種認知模式」。他們對退休儲蓄（以流動資產形式持有）和信用卡債務有不同的心理賬戶。這有助於解釋為何在信用卡利率比退體資產可賺得的利率還高的情況下，人們的信用卡債務還是迅速增加。
新加坡應為東南亞國家。——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