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課堂上和學生們討論他們將來打算積攢多少錢，我們就能看到，為將來儲蓄多少這一非常重要的決策會在多大程度上受動物精神的影響。
我們問學生：「為什麼不把你們收入的30%或更多儲蓄起來呢？」這看起來是個驚人的問題，因為美國的人均儲蓄幾乎為零。但令人吃驚的是，並沒人反對這個問題，學生的一般反應是，這個儲蓄率應該不會讓他們犧牲太多。他們發現，他們的消費和早在15年或20年前已經畢業的人的全部所得差不多，因為實際收入大概每年增長2%，而且他們也看到過去的人們生活得和現在一樣好。
問題的關鍵在於，他們好像都不在乎要儲蓄多少，這就給動物精神干預儲蓄水平留下了巨大的空間。儲蓄水平對經濟至關重要。短期來看，外在因素導致期望儲蓄率上升僅僅幾個百分點，就足以把經濟拖入衰退，我們可以在當前的金融危機中看到類似的現象。長期來看，它會造成累積財富的巨大差異。在這個意義上，動物精神對儲蓄的影響是我們理解經濟波動和未來增長前景的出發點。
長期後果和複利的威力
致富可以有很多辦法：發明傳真機；贏得全球大部分計算機作業系統的市場份額，獲得近似壟斷的地位；買下一個因開採成本過高而倒閉的金礦，然後坐等黃金價格漲到每盎司1000美元；做全美最好的外科醫生；做實習律師，打贏一個集團訴訟大案；繼承一大筆遺產……確實有人做到了這些事情，但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些致富的道路以及其他類似方法，都是因為僥倖才獲得了成功。
不過，有一個辦法幾乎可以使每個人至少達到中等富裕水平（至少在以前是這樣），這個辦法就是存很多錢，把它長期投資於股票市場，經過通貨膨脹調整後其年均收益率約為7%。
以斯特凡諾和烏爾裡克的儲蓄計劃為例：他們在20來歲的時候，每年攢10000美元，連續10年。他們把攢下的錢投入股票市場，以備退休之需。即使他們在今後的工作期間再也不儲存一毛錢，到退休時他們仍可以過得很舒服。如果股票市場的表現和20世紀的平均情況相當，他們在65歲時將擁有300多萬美元。當然，如果30歲以後還繼續儲蓄，他們就會更富有。
我們關於斯特凡諾和烏爾裡克的假想實驗，隱含著偉大的保守派經濟學家馬丁·費爾德斯坦的經濟學理論的關鍵要素。費爾德斯坦的人生理想就是讓每個人以及整個國家都更多地儲蓄。由於複利的奇妙作用，只要稍微犧牲一點兒眼前的消費，不斷進行儲蓄，特別是在年輕的時候，退休時你就會收穫完全不同的境況。
其實，本書作者之一阿克洛夫就是費爾德斯坦智慧的直接受益者。20世紀70年代，助理教授們一到哈佛大學，學校就立刻給他們的退休賬戶繳存資金。但只有在受益人填寫了投資說明表後，賬戶資金才會產生收益。這個簡單的任務只需要半小時就能完成，但費爾德斯坦觀察發現，多數助理教授都是在五六年以後他們離開哈佛大學時（只有少數幾位助理教授能夠得到終身教職）才填寫這份表格。阿克洛夫的妻子珍妮特·耶倫在20世紀70年代就是哈佛的助理教授。因為她聽取了費爾德斯坦的勸告，結果僅這些年來利息的自然增長，就使他們多得到了15000美元。對於只需半小時的工作來說，那是相當不錯的回報，也讓我們見識到了複利的威力。
不過，當我們和年輕的學生討論複利的威力時，他們的眼神暗淡無光。他們明白儲蓄和複利或許可以讓他們的退休生活更加美好，但又無法想象退休後的生活究竟會有什麼不同。他們對老年生活毫無概念，更不知道那時他們想要消費什麼。
如果他們存了很多錢，就可以給子孫們遺留一筆財富，但他們還是很不明白子孫們拿這些錢幹什麼。這些財富會給他們的子孫創造巨大的機會，還是把子孫們變成紈絝子弟？如果是後者，儲蓄又有什麼意義呢？他們的子孫會把他們視為英雄，還是根本就不會念及他們？
我們的學生好像從未考慮過複利的威力在長期中能夠給他們帶來的各種可能，當我們提醒他們這些事即時，他們無法理解，也給不出應該儲蓄多少的確切答案。他們好像根本就沒有弄清楚儲蓄的最終目標就是為將來作準備。經濟理論家認為，人們會通過計算來權衡當前利益和未來利益，而這些可愛的年輕人在此類討論中的表現則說明，將人們的儲蓄行為模式化為對當前利益和未來利益的計算與權衡是多麼荒謬。
如果這些年輕人無法理解儲蓄的基本經濟成本和收益，他們將會從別的方面——動物精神——尋找應該儲蓄多少的答案。因而，這些答案都和動物精神理論中的以下元素有關：信心、信任、各種警示和恐懼，以及人們講述的關於現在和未來生活的故事。
儲蓄的易變性
各國的儲蓄率差別很大，這並不值得大驚小怪。有些國家的淨儲蓄達到其國民收入的1/3，有些國家則為負數。美國的個人儲蓄率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約為10%，但近年來已經降至負數。伴隨儲蓄率的大幅下降，美國消費者破產的案例大幅增加，而這顯然和不斷下降的儲蓄率有關。個人退休後的財富也有極大差別，主要也是因為儲蓄傾向上存在巨大差異。
目前關於儲蓄的標準經濟學理論很難解釋儲蓄差異。按照標準理論，人們會在儲蓄和消費之間進行權衡取捨，以達到一個精確的平衡。無論何時，人們都會權衡今天多消費1美元帶來的收益和暫不花費帶來的未來收益。如果儲蓄，他們就可以在將來消費這1美元及其帶來的利息，享受到消費這筆錢帶來的更多預期收益。我們會看到，在某些情況下，這一理論是有用的，因為它確實反映了儲蓄的某些真實動機。不過，我們也會看到，該理論違背了很多有關儲蓄的事實。尤其是，它完全迴避了儲蓄的易變性謎團：為什麼儲蓄對一些細微的暗示和制度變化這麼敏感？為了理解這個問題，我們必須給現有理論作一些補充。
我們認為，儲蓄只是標準經濟學理論闡述的基本經濟動機的部分後果。人們希望退休後有一筆積蓄，想給孩子們留下一點兒遺產，或者給他們的教堂甚至母校一點兒遺贈。不過，標準經濟學理論並未解釋儲蓄的諸多細節。為了理解這些具體的細節，我們必須明白，儲蓄取決於我們講述的關於現在和未來生活的故事，即取決於消費和儲蓄決策是在什麼情景下做出的。情景決定了人們對以下問題的回答：「我應該再儲蓄1美元（或者1元，或者1個第納爾），還是應該把它花掉？」這些故事和情景都在不停地變化，動物精神的各種元素也就被帶入了儲蓄決策。
情景在很多方面都會產生影響。比如在購物中心，人們不假思索地用信用卡購物，但如果稍微思考一下，其中很多東西是本不應該買的。我們也可以在經濟實驗中看到它的影響，尤其是那些專門用來準確說明不斷變化的心理狀態如何影響人們的消費和儲蓄決策的實驗。我們可以在各國的消費差異中看到它的影響，如美國和中國的消費差異。我們還可以從美國個人破產案例越來越多的趨勢中看到它的影響，破產也越來越不被看成是個人失敗的標誌了。
情景的重要性有一個通行的解釋：人們很難知道要積攢什麼，也難以想象在遙遠的將來自己會是什麼狀況，需要消費多少。他們甚至會認為，考慮到自己的身份，思考這些問題並不合適。所以，人們在做儲蓄決策時，很容易受到各種暗示的影響，這些暗示告訴他們應該消費多少、儲蓄多少。這些暗示來自他人的行為和看法。例如，他人的行為可能暗示，作為愛國的美國人或中國人，應該消費多少或者儲蓄多少。這些暗示還來自我們對不同年齡段和不同環境中的人們應該持有的想法的認知。如果一個人年紀輕輕就在考慮遙遠的將來，我們通常會覺得有點古怪。這些暗示還可能是直接的，就好像一手拿著信用卡，它似乎在喊「來消費！來消費」；另一手拿著退休金計劃的繳費單或分配條款，它們似乎在提示應該儲蓄的數額和方法。
人們做出儲蓄決策的盲目性和他們對各種暗示的敏感性，共同造成了儲蓄的易變性。很多政策建議都是建立在標準儲蓄理論，也就是基本經濟學原理基礎上的，根本沒有提到這些暗示，所以這些政策建議常常是錯誤的。
經濟學家赫什·謝弗林和理查德·塞勒用一個實驗論證了這種想抓住救命稻草的傾向。他們問實驗物件，如果在以下三種可能的情形下，他們得到了一筆一次性的意外之財（2400美元），他們會怎麼花掉它？
第一種情形是，額外收入是一筆新發放的工作獎金，它將通過下一年裡每月發200美元的方式發放。中位實驗物件說每個月會花掉100美元，總共花1200美元。第二種情形是，額外的2400美元在當月一次性發給個人，中位實驗物件說會立刻花掉400美元，接下來的11個月每月再花35美元，所以總共花掉的只有785美元。第三種情形是，繼承一筆2400美元期限為5年的可轉讓生息存款，5年後可以得到2400美元本金以及各年的利息（所以該筆遺產的現值仍然是2400美元），中位實驗物件回答說，今年不會動用這筆遺產。sup/sup
合理的經濟理論應該隱含這樣的結論：在所有三種情形下，實驗物件把這筆意外之財用於消費的比例應該都是一樣的。謝弗林和塞勒認為，上述結果證實了人們會把收入或財富放在不同的「心理賬戶」（在本例中，是當前收入、資產和未來收入賬戶）中，並以極其不同的心理來看待這些賬戶，與這些賬戶相對應的消費行為也差異極大。他們想要消費多少的決策高度依賴於他們依據什麼情景來回答「我應該存多少錢」這個問題。
從上述結論得出，環境和觀念顯然都對儲蓄決策至關重要。其實，如果考慮心理情景，我們就能推測我們的學生和哈佛的助理教授腦子裡的真實想法。他們的儲蓄行為其實反映出了他們對未來自己會成為什麼樣的人的看法。想想新到崗的哈佛助理教授，他理所當然地對終於完成博士學業頗感自豪，現在他在世界最頂尖的哈佛大學工作。他腦子裡最初全都是實現那些將其帶入哈佛大學的期望，而不是填寫一份關係到他遙遠的退休生活的表格。我們的學生腦海深處也有類似想法：他們非常樂觀地認為自己將來會取得成功。按他們當時的心理情景，思考儲蓄率會讓人覺得他們有些不對頭。對他們來說，在職業生涯還未開始之前就考慮未來的退休問題並不合適。
其他研究也證實了儲蓄決策的易變性，以及儲蓄決策對儲蓄量相關的各種暗示的敏感性。塞勒和施洛默·貝納茨設計了一個儲蓄計劃來克服員工的拖延傾向。他們稱之為「為明天多儲蓄」計劃，並將其付諸實施。被邀請加入該計劃的僱員可以事先選擇當前工資和未來的提高部分的一部分，作為儲蓄金額。塞勒和貝納茨仔細分析了該計劃對一箇中等規模的製造企業的影響。即便是這樣一個小小的推動，也引起了儲蓄的很大變化。員工們選擇從當前收入中拿出相對較小的部分用來儲蓄，但他們承諾要把未來工資和收入增長的較大部分用來儲蓄。結果，平均儲蓄率短期內就翻了一番。
另一個現象也指出了繳費和儲蓄決策情景之間的關係。享受稅收優惠的401（k）計劃的相關規定在1998年被修改了，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行為經濟學家的籲請。當時，美國國會允許企業自動讓員工加入儲蓄計劃並以預設的標準繳費，但員工有權通過填寫一張表格拒絕加入。從那以後，越來越多的美國公司採用該辦法。在自動加入計劃的推動下，員工加入的速度快了很多，所以符合條件的員工參加該計劃的比例也從75%上升到了85%～95%。最為突出的是，多數員工都按照預設的比例繳費。他們好像並不知道應該存多少錢，索性讓預設的選項來替自己決定。
安娜·瑪麗亞·盧薩迪和奧莉維亞·米切爾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人們的儲蓄決策十分缺少計劃性。因為幾乎沒有計劃，所以儲蓄決策對於人們該怎樣做、不該怎樣做的一些暗示非常敏感。盧薩迪和米切爾在「美國健康和退休調查」中增加了一個關於退休計劃的板塊。該調查從50歲以上人口中隨機抽樣。令人詫異的是，雖然這些調查物件年紀都已經不小，事實上其中多數人都已退休，但只有31%的人說他們或其配偶曾試圖制訂此類計劃。在這31%的調查物件裡，又只有58%表示他們曾制訂過此類計劃。只有如此少的人，尤其是老人，肯不怕麻煩花費時間和精力，為支撐他們大部分的成年生活制訂計劃。這的確是一種異常現象。畢竟，退休生活通常要持續很長時間。按照現在的預期壽命，50歲的男子有48%的機率活到80歲，而50歲的女性有62%的機率再活30年。女性活到90歲也很常見（26%的機率）。
傳統的儲蓄理論為什麼有誤？
以上所有事實，包括儲蓄的隨意性、不儲蓄、儲蓄對情景的敏感性，都明顯不符合經濟學家宣稱的儲蓄決策理論。
凱恩斯認為多數人根本就沒思考過他們應該儲蓄多少。他認為，人們只是自動對其收入變化做出反應：人們有一種傾向，作為一種規則，一般來說，當收入增加時消費也增加，但不會像收入增加得那麼多。這個消費觀點和本章集中討論的儲蓄易變性難題並不衝突。其實，凱恩斯小心插入的這句「作為一種規則，一般來說」，似乎恰恰承認了我們所說的儲蓄決策並不精確這一事實。但在凱恩斯之後，經濟學家關於消費的觀點開始僵化，儲蓄是理性最優決策的結果這一假設又重新回到了經濟學中。經濟學家也在尋找更加精密的模型，以便在這些模型的基礎上開展計量研究。從出現最優控制和動態規劃理論開始，他們就發展瞭如下觀念：個體會精確地在不同時間點的消費支出利益之間尋求一個最佳平衡點。現在，不論在宏觀經濟學中還是其他經濟學分支中，它都是基本的研究範式。
當然，因為人們確實有儲蓄的經濟動機，儲蓄才會發生。考慮了經濟動機而將其他因素排除在外的理論，也能夠準確合理地預測最容易觀察到的一些消費特徵。這就是生命週期中的消費行為理論。該理論成功地預測，美國以及其他地方的大多數人通常會在年輕時儲蓄，為將來積攢資金，供老年以後消費。即使對本章所研究的最隨意的計劃者來說，這也不是什麼讓人吃驚的發現。即使是拙於規劃的儲蓄者，其行為背後也存在某些合理性，足以解釋這些儲蓄模式。不過，標準理論似乎對儲蓄為什麼如此易變隻字未提。在某些主要的方面，它要麼不完備，要麼不精確。
同樣引人注意的是，因為標準的經濟理論框架假設儲蓄決策是最優的，所以它不能用來分析某些我們最關注的儲蓄問題。按照假設，如果人們的儲蓄決策是最優的，那麼不論遇到什麼情況，他們一定會儲蓄合適的數目。然而，這一假設本身就忽略了這一問題。按照我們前文的描繪，人們並不會認真思考他們的儲蓄行為，其儲蓄決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各種制度和心理狀態的影響。一般來說，結果就是多數人儲蓄不足，這就使他們的老年生活缺乏經濟保障。
當然，儲蓄不足在多數發達國家是一種普遍現象。在美國的一項調查中，76%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的儲蓄還不夠。另一項調查問了兩個問題，一個是「你儲蓄了多少」，另一個是「你認為應該儲蓄多少」。兩個問題的答案大約有10%的差距（相對於收入），這說明人們認為他們應該儲蓄得更多一些。為了彌補不足，多數發達國家的政府都大力補貼老年人退休後的生活。此外，大量僱主都要求僱員繳納養老金，併為其提供資助。很多型別的儲蓄還可以享受稅收優惠政策。但是，儘管有這些養老支柱，人們一般還是認為，家庭的金融資產仍然遠遠低於維持退休後消費所需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