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19世紀90年代美國的蕭條不同，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席捲了大西洋兩岸。美國的失業率在1930年11月上升到10%以上，1933年5月達到了最高的25.6%。英國的失業率在1929年股票市場崩潰的當月就超過了10%，並於1931年1月達到了最高的26.6%，直到1937年4月才又降到10%以下。德國的失業率在1929年10月超過了10%，在1930年12月達到了最高的33.7%，直到1935年6月才又降到10%以下。大蕭條的影響還越過北美和歐洲，波及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例如，澳大利亞的失業率在1928年12月就超過了10%，並在1931年9月達到最高點28.3%，直到1937年1月才降到10%以下。
為什麼大蕭條會發生？和19世紀90年代的蕭條一樣，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也伴有金融上的誘因：1929年全球股票市場崩潰，尤其是1929年10月28日至29日的暴跌，以及相關的銀行危機。不過，我們再次面臨這樣的問題：僅從金融誘因的角度來看，很難理解當時經濟下滑的重大現實意義。
從巴里·艾肯格林和傑弗裡·薩克斯的研究中我們已經清楚地看到，由於金本位制的失敗，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從一個國家傳向另一個國家。由於全世界範圍內的人們對貨幣均喪失了信心，中央銀行保衛金本位制的手段就只剩下大幅提高利率，從而壓制了本國的經濟發展。艾肯格林和薩克斯發現，那些堅持金本位制時間較長的國家，遭受的痛苦也較大。而較早採取貨幣貶值的國家經濟復甦也較早，其原因不僅在於較低的利率，還由於較低的國際價格帶來的競爭優勢。有很多國家（最突出的當屬法國）努力維持貨幣不貶值，並做出了一些無謂的努力試圖捍衛大勢已去的金本位制。中央銀行的這些做法使經濟由最初的股票市場崩潰逐漸陷入長期蕭條。
但我們不能把大蕭條完全歸咎於這些技術原因，動物精神也在其中發揮了重要影響。讓我們考慮一下公平問題。和19世紀90年代一樣，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引發了強烈的勞資關係不公平感，並導致世界範圍的勞資鬥爭此起彼伏。共產主義進入全盛期，因為全世界的知識分子都把它視為解決勞工階級受剝削地位和宏觀經濟失敗的藥方。人們對商業機構的不穩定感逐漸增強，甚至擔心社會契約會毫無徵兆地被更改。
大蕭條最初幾年的顯著特徵是通貨緊縮。美國的消費者價格指數從股票市場崩潰開始的1929年10月，到觸底的1933年3月，下降了27%（在大蕭條的其餘時間裡，消費者價格指數通常緩慢上漲）。20世紀30年代早期的通貨緊縮意味著企業的利潤受到了擠壓：企業出售商品的收入大大減少，如果不削減工資，它們還必須按照和以前一樣的數目支付工資。換句話說，如果名義工資不能降低，真實工資就會上升，可能會超出大多數僱主的支付能力，因此就會引起大規模的失業。
經濟學家安東尼·奧布賴恩發現，在大蕭條的頭兩年裡，名義工資幾乎沒有變化。他提供的資料表明，1931年1月，製造業的名義工資只下降了2%，而消費品價格則下降了8.1%；1931年8月，製造業的工資總共才下降了3.5%，而消費品價格則下降了12.7%。1932～1933年危機更加嚴峻，工資大幅下降的事例也有所增加，儘管如此，由於30年代的實際工資持續上升，到30年代結束時，實際工資超過趨勢性工資增長達20%。這樣的實際工資上漲似乎無法和大蕭條期間的大規模失業聯絡在一起。
很多人明確地闡述過削減工資的必要性。例如，1932年2月18日，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一所公立學校舉行的一場有150名選舉人參加的集會上，一名與會者就問道：「如果食品和衣服的價格都下降了28%，那麼政府僱員的收入減少25%會造成什麼損害呢？」顯然，這是一個正確的觀點，但同樣明顯的是，如果整個城市用提高稅收手段來支付較高的實際工資，就等於把從納稅人手裡獲得的財富重新分配給政府僱員。
當然，公眾從未完全接受過降低名義工資的觀點。由於貨幣幻覺，被削減了名義工資（如果不是實際工資）的人們會感覺受到傷害，因此公眾就會尋找理由抵制這樣的削減。工會領導並不承認，實際工資而非名義工資才是問題所在，因為承認這樣的事實並不符合他們自己的利益。較高的名義工資才是通往富裕之路的觀點，已經在20世紀20年代成了普遍的共識，而現在人們認為這一觀點更加重要了。美國勞工聯合會發表的一份宣告稱：「我們現在的目標是提高工資，而不是降低工資。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提升購買力，並保持經濟持續增長。」
提高實際工資以提升購買力的基本原理曾經被廣泛應用。赫伯特·胡佛總統就信奉這個理論，一些產業領導人也將之奉若圭臬。一旦通貨緊縮結束，要求降低名義工資的觀點就會失去說服力，爭取公眾支援提高工資的願望便重佔上風。這些情感因素導致的政治氛圍催生了1935年的《國家勞資關係法案》（也稱作《華格納法》）。
美國政府為應對公眾對公平的看法還採取了其他措施，但這同樣也延長了大蕭條。秉承價格下降導致經濟問題的觀點，羅斯福政府在1933年成功地頒佈了《國家產業復興法》。該法創造了「公平競爭規則」，在以失業人員為代價的前提下，所產生的影響就是提高了產品價格和在職人員的工資。sup/sup
但是，正如凱恩斯後來在《通論》中指出的那樣，這些措施背後的理論存在根本性的缺陷。經濟政策注重名義工資是因為大眾的頭腦被貨幣幻覺所佔據，根深蒂固的貨幣幻覺使好的經濟政策完全進入不了公眾的視野。
政策沒有瞄準真正的問題：在大蕭條期間，信心嚴重崩潰，以至於銀行大規模惜貸；即使利率幾乎為零，企業也不願意進行新的投資。在這種情況下，旨在提高或降低名義工資的任何政策都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信心的普遍喪失是需求下降進而就業下降的主要原因。對資本主義的未來憂心忡忡也是信心喪失的部分表現，這使大蕭條延續了更長時間。經濟史學家羅伯特·希格斯總結說，美國「很多危險的新政措施，尤其是1935年之前的那些措施加在一起，使商人和投資者們有足夠的理由擔心，與傳統市場經濟或者經濟迅猛發展時期相似的很多東西可能都無法倖存，也無法完全排除某些形式的集體專制主義」。這些擔心使商業投資下降到了極低的水平，並使企業的擴張計劃陷於停滯。
民意調查證實了商人們的擔心，而且這種擔心一直持續到20世紀40年代。1941年11月，就在美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財富》雜誌對企業高管們進行調查時問了這樣一個問題：「下面哪一項最接近你對戰後我國會出現的經濟型別的預測？」選項如下（括號中是選擇它的百分比）：「1.很大程度上沿著戰前的路線恢復自由企業制度，視當時情況進行一定調整（7.2%）；2.政府接管很多以前由私人管理的公共服務業，但仍給私人企業留下很多機會（52.4%）；3.一種半社會主義社會，幾乎沒有自由競爭的空間（36.7%）；4.法西斯式或共產主義式的計劃經濟（3.7%）。」超過90%的企業高管預測美國將對當時的經濟體制進行某種激進的改革，這降低了他們對投資回報的預期。這確實也是他們在大蕭條期間投資如此之少的一個可能的原因。
不過，大蕭條的影響範圍這麼廣、持續時間這麼長，其原因似乎不僅僅是政府管制和政府採取的行動，以及由此導致的商業界的信心缺乏。在整個20世紀30年代，更加嚴重的經濟疲軟逐步顯現。當時很多觀察家都注意到了這種疲軟狀況，但經濟學家總是忽略他們的觀察結果。當時，這些經濟學家還沒有能力評估市場心理（即使在今天，我們也無法對此做出科學的評估），因此他們更願意關注他們所能衡量的事物。
1931年，在倫敦出版的《時代》週刊歐洲版上刊出了一篇署名為「卡利斯提尼」sup/sup的社論，題為「信心的責任」。該文呼籲市民們拿出道德感和愛國情操，努力抵抗他們在思想和行動上的軟弱：
信心崩潰是一種極為嚴重的民族弱點。要不是「危險」或「災難」這些詞彙經常被誇張或不真實地使用而落入俗套，我們會用這些詞來描述信心崩潰。信心缺乏給一個國家帶來的損失，其嚴重程度怎麼說都不為過。失業人數每週都在增加，信心的缺乏阻礙了創辦和發展那些本可以提供就業機會的企業。我國失去了更多的國外市場，原因是我們的製造商沒有足夠的信心來進行大規模的生產，而這又是保住國外市場所必需的。信心，信心，更充足的信心，對於提振經濟必不可少，而企業機構又是帶領我們走出絕境的關鍵——公眾的信心能夠滲透到經濟領域，還能推動這些企業機構重拾信心。顯而易見，信心現在已不再單純是對良好服務的隨意獎賞，它已經成為每個公民迫切需要承擔的責任。
我們無從衡量這篇執意召喚信心的愛國檄文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了蕭條狀況，但我們知道，當英國的經濟開始復甦時，狀況的好轉的確應歸功於信心方面的努力。德高望重的商人兼官員洛德·梅斯頓說：「我們擺脫蕭條的真正秘訣在於，企業界的人們下決心專注於他們自己的事務，並努力做到最好。這保證了貿易和商業活動的誠實和清白，也支撐了英國的信用和聲譽。」
美國的復甦過程就緩慢一些。通用汽車董事長艾爾弗雷德·斯隆在1938年的評論中指出，美國經濟乏力依然非常明顯：
為什麼會發生蕭條？只是因為人們擔心美國的未來，以及將來引導美國發展的那些規則。換句話說，我們的困難是政治經濟方面的，而不單純是經濟方面的。我認為，補救辦法只有一個。要想讓美國企業能夠滿懷信心地前進，我們就必須以確鑿的事實和對目標及手段的充分理解來重振人們的信心。萬靈油式的政策只會加劇現在信心缺乏的局面。
杜邦公司總裁拉蒙特·杜邦也持有類似觀點，《華盛頓郵報》記者安娜·揚曼將其歸納如下：
杜邦先生日前指出，未來稅收負擔、勞動力成本、政府支出政策、對產業的法律限制等還不確定，而所有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對利潤和損失的估算。正是由於這種不確定性，而非對政府政策根深蒂固的對抗，產業才陷入短暫癱瘓。也正是這個原因，人們擔心產業的恢復力能否像從前一樣引領產業走出蕭條，邁向復甦。
大蕭條期間信心的跌落是如此嚴重，以至於持續了長達10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信心以及經濟本身才開始恢復。信心完全改變了經濟形勢，也改變了人們生活方面的主要故事。
蕭條源於人類的本性
我們已經看到，美國曆史上兩次最嚴重的蕭條，基本特徵都是人們對經濟的信心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追逐利潤的意願超越了某種極限，轉而危害社會，人們的貨幣幻覺以及人們的經濟公平感發生了變化。蕭條和這些難以量化的變數息息相關。
這兩個時期似乎已遠離我們的歷史陳跡。我們也許會認為，我們的經濟制度已經有了很大的改進，足以防止類似事情再次發生。前兩次危機都和銀行擠兌有關，而擠兌似乎已經成為過去了，因為我們在20世紀30年代已經建立了全面的存款保險制度。19世紀90年代的那次蕭條發生在美國的中央銀行——聯邦儲備系統建立之前；而從第二次蕭條，即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以來，關於中央銀行的理論也得到了長足發展。
另一方面，次貸危機也許可以直接追溯到現代存款保險制度的一個缺陷上。從20世紀90年代早期開始，美國逐漸發展起來一個缺乏存款保險保護的「影子」銀行業，它們以次級貸款人的形式，通過短期商業票據來為其貸款活動融資。另外，當一家接一家的金融機構倒閉時，美聯儲就像它在2007年年初所做的一樣，沒有盡責地防止這種極其類似銀行擠兌的行為的發生。因此，美聯儲不得不進行了一番徹底改造，引入新的貸款機構，大大超越了原本作為儲蓄機構的職權範圍。金融體系不斷增加的複雜性，使存款保險機構和中央銀行等經濟機構很難走在金融創新的前列。
現在，各國中央銀行都在擔心通貨緊縮，儘管不願意，但它們未必能夠完全防止通貨緊縮的發生。我們都見識過日本從20世紀90年代後期一直持續到21世紀初期的通貨緊縮。sup/sup如果今天再次發生通貨緊縮，面對削減名義工資，我們會比20世紀30年代的人們更明智嗎？這還真是難說。在情緒高漲的時候，人們很容易忽略那些一目瞭然的經濟事實。
過去發生的很多事情都根源於人類的本性，而這些本性歷來都有強大的力量。人們還是那麼在意公平，還是抵制不住腐敗的誘惑，當別人的惡行被揭發出來後還是會憎恨，對通貨膨脹也還是感到困惑，他們的思想還是受空洞的故事而非經濟理性的支配。和我們上面講過的前兩次蕭條一樣的事件仍有可能重演。
1893年，短期利率達到了1873年恐慌以來前所未有的高度。造成破產的不僅僅是高利率，還因為「無論利率高低都不可能借到錢」。信貸短缺導致「許多企業的希望破滅了」。
在lexisnexis資料庫的「普通新聞、主要論文」類別中搜尋「經濟過熱」，有1987個結果。
搜尋國民經濟研究局的所有專業論文（1萬多份），根本沒有一篇使用「經濟過熱」這個詞。
經濟史學家哈羅德·科爾和李·奧哈尼恩認為，羅斯福政府的政策成功地將壟斷勢力串聯並保護了起來，這使美國的大蕭條進一步加深。按照兩人的觀點，甚至在美國最高法院於1935年駁回《國家產業復興法》的競爭規則後，只要企業默許了工會的加薪要求，政府依然繼續賣力地去支援「公平競爭規則」，將針對這些企業的反壟斷行動擱置。
希臘哲學家，記錄了亞歷山大大帝東征這一歷史事件。——譯者注
日本1990年的消費者價格指數為111.4，1998年為122.2，其實真正的通貨緊縮只發生在1994～1995年。1998～2005年，日本再次經歷通貨緊縮，但較為溫和。2006～2007年幾乎沒有通貨膨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