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心智構造決定了我們在敘述一系列具有內在邏輯和動態變化的事件時，可以將其看成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因此，人類之所以產生許多動機，是因為我們經歷了一些故事，這些故事給了我們啟示併為動機勾勒出藍本。如果沒有這些故事，生活很可能只是「一樁接一樁該死的事情」。sup/sup這個理論在解釋一個國家、一個企業或一個機構的信心時也同樣適用。成為偉大領導人的首要條件就是會編故事。
社會心理學家羅傑·尚克和羅伯特·埃布林森認為，故事以及講故事是人類知識的基礎。他們認為，人們對於事實要點的記憶，是圍繞故事來排列的。那些被記住的事實其實是附加在故事中的。其他事實可能會形成短暫的記憶，但它們的影響往往較弱，而且最終會被遺忘。例如，我們每個人對於自己的孩提時代都只有模糊的記憶，年歲稍長的人對自己年輕時的事情也記得不太清晰。但我們的腦海中總會有一個關於那些記憶的故事，這個故事會幫助我們回想起來我們是誰，我們生活的目的是什麼。
如尚克和埃布林森強調的那樣，人類的交談總是以互相提醒的講故事的方式進行。一個人講一個故事，就會激發另一個人想起相關的故事，而這個故事又會使第一個人想起另一個故事，如此不斷回想提醒，形成很長的反饋序列。我們在講故事時激起另一個人的反響，會由衷地感到高興。交談總是會從一個話題轉移到另一個話題，不停地轉變。這看似隨機無序，實際上卻是一種內在的構思，這種構思對人類知識至關重要。交談不僅是一種易於被人接受的資訊交流方式，而且還能強化我們對相關故事的記憶。我們忘掉的往往是那些我們從未向他人複述過的故事。
人類記憶是圍繞故事來組織的，這在那些喪失了部分精神敏感度的老人身上體現得最為明顯。他們有時候會退化到反覆講述同一個故事，這說明故事有激發人類行為的力量。
人類的思維模式是以故事為基礎的，這使我們難以認識到純粹隨機性在生活中的作用，因為純粹隨機的結果沒法與故事融為一體。在《隨機漫步的傻瓜》一書中，納西姆·塔勒布有力地證明了這個觀點。他講述了人們因為忽略某些極不重要的事件而犯下嚴重錯誤的故事，並用這些故事證明了上述觀點。然而，他的書本身卻創造性地把隨機性變成了一個故事。
在《愛情就是故事：親密關係的新理論》一書中，心理學家羅伯特·斯騰伯格認為，在成功的婚姻中，夫妻通常會創造可以分享的故事。他們圍繞一系列共同的記憶創造了一個故事，並用這個故事來印證，他們互相關心對方，在乎婚姻內在的價值。斯騰伯格列舉了26種不同形式的愛情故事，而從本質上來說，婚姻的成功取決於雙方的互相信任，以及如何通過複述故事來加強這種信任。
美國國家地理學會開展的基因地理工程，試圖通過分析dna（脫氧核糖核酸）來揭示人類的遷徙模式，並據此區分世界上的各個民族。這個研究計劃遇到了一個難題：dna證據有可能和那些賦予各民族生活以深刻意義的故事產生矛盾。例如，土著民族總是認為自開天闢地以來他們就居住在某個特定的地方，這個地方對他們來說很重要。因此，測定他們到達當地的時間，讓他們知道實際上自己身上混合著多種基因，他們和那些自己毫不關心的民族基因相同，都會給他們帶來強烈的幻滅感。北美幾乎所有的主要部落都拒絕參與該專案，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原住民也都強烈抵制。
文藝評論家認為，故事也是有套路的。他們認為，在人類歷史上，只有少數能引發共鳴的故事被不斷講述和傳誦，僅僅故事的名稱和細節有些許變化。1916年，喬治·波爾蒂大膽宣稱：基本的戲劇情境只有36種。羅納德·託拜厄斯在1993年寫到，其實只有20種基本的情節，他將其命名為「探索、冒險、追擊、營救、逃脫、復仇、謎團、對抗、迫害、誘惑、變局、轉型、成熟、愛情、亂倫、犧牲、發現、貪婪、昇華和墮落」。當然，這些作家並沒有將人類故事的所有方面統統列入，但他們概括的各種情境已經與現實非常接近。
政治家最會編經濟故事
政治家是故事的重要來源之一，他們尤其擅長經濟狀況方面的故事。他們花費大量時間和公眾交流，這樣做其實就是講故事。由於他們和公眾的大多數互動都與經濟有關，因此他們的故事也多半和經濟有關。
斯蒂芬妮·費尼爾對墨西哥經濟信心的高漲和低落的分析，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她發現，在過去50年裡，墨西哥的經濟信心在何塞·洛佩斯·波蒂略任期內（1976～1982年）達到了頂點。波蒂略把墨西哥塑造成了託拜厄斯定義的「迫害」故事的主角：一個弱小的國家成功地戰勝了強大、傲慢的對手。波蒂略在1965年發表了一部小說——《羽蛇神》（quetzalcóatl）。羽蛇神是阿茲臺克人心中的神，人們期待他像耶穌一樣在大變革時期復活。該小說在1975年波蒂略競選總統之前再版，變成了關於墨西哥未來偉大成就的故事，而它本身也從古老的阿茲臺克傳說中獲得了新生。總統專機也被命名為「羽蛇神一號」和「羽蛇神二號」。這個故事由於兩個意外事件變得更具說服力：一是在墨西哥發現了新的油田，二是1979年發生的石油危機導致油價暴漲。
20世紀70年代初，墨西哥已經認識到了石油的重要性，而當時最大的發現來自坎佩切、恰帕斯和塔瓦斯科州，那正好是在波蒂略就任總統之前。由於油井接二連三地被開採，探明的石油儲量穩步上升。人們的預期瘋漲，甚至有人宣稱，墨西哥的探明儲量將會超過2000億桶，將成為僅次於沙烏地阿拉伯的第二大產油國。此外，由於第二次石油危機，石油價格在1980年達到頂峰，高於10年前價格水平的兩倍。
墨西哥擁有做夢也想不到的巨大財富，這個故事牢牢抓住了人們的想象力。波蒂略從1976年發表的國情諮文演講開始，就不斷強調石油的重要性：「在當前時代，世界各國可以分為擁有石油的國家和沒有石油的國家。」然後，他開始像一個富國的總統那樣行事。就在全世界都在擔心高油價有可能繼續攀升的時候，波蒂略向國際社會提出了墨西哥的全球能源計劃。1980年，墨西哥和委內瑞拉簽署了《聖何塞協議》，同意以優惠價格向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國家出售石油。這種做法相當於對外援助。1979年，羅馬教皇約翰·保羅訪問了墨西哥，這次訪問被廣泛解讀成墨西哥已經成為重要富國的一個訊號。
波蒂略提升了人們對墨西哥的信心，進而推動了經濟繁榮。在他任總統的6年時間裡，墨西哥的實際gdp增長了55%。遺憾的是，在他任期行將結束時，墨西哥的經濟增長開始停滯。1982年，當波蒂略卸任時，墨西哥的通貨膨脹率高達100%，失業率也持續升高。腐敗和公然的盜竊行為猖獗，達到了前所未聞的水平。
在建設新墨西哥的努力中，波蒂略以尚未開採出來的石油為擔保舉借了大量外債，這一舉措使墨西哥深陷債務泥潭。20世紀80年代中期，石油價格下跌，墨西哥陷入了嚴重的經濟危機。但波蒂略本人度過了故事尚未破滅時的美好時光。在他執政期間，墨西哥經濟一派欣欣向榮，留給繼任總統的卻是經濟崩潰後的悽慘景象。波蒂略用來提升士氣的種種設想最後都變成了幻象。特別是，墨西哥擁有的石油財富被過分誇大了。事實上，時至今日，墨西哥探明的石油儲量依然只有129億桶，僅佔全世界總量的1%。即使到現在，雖然明知這個事實，很多人還是忍不住驚訝於墨西哥的石油儲量會如此之少，因為從前的輝煌故事還頑固地殘留在人們的記憶中。
故事推動整體經濟
在經濟學家看來，在故事的基礎上分析經濟是一種不專業的表現。相反，經濟學家應該關注定量事實和理論，而且理論應該建立在最最佳化的基礎上，尤其是經濟變數的最最佳化。概而言之，就是「實事求是」。經濟學家謹慎地使用故事，也自有其理由。畢竟，為人們提供喜聞樂見的故事是新聞媒體的事，由此還出現了一種過度解釋經濟現象的傾向。例如，當股票價格在某個風平浪靜的交易日里發生正常幅度的波動時，權威評論員就會輪番上馬，用不同的理論來解釋股價變動，過度解釋的傾向由此可見一斑。因此，經濟學家們確實應該謹慎對待這些故事，以及這些故事試圖要解釋的事實。
不過，如果真的是這些故事推動了市場變化，如果這些過度解釋的故事真的有實際影響，如果它們本身就是經濟執行的真實部分，情況又會怎樣呢？一直以來，經濟學家都不曾認真對待故事。然而故事不僅是對現象的解釋，而且是現象本身。要真實地解釋20世紀70年代的墨西哥，以及多數經濟體的興衰，人們必須留意那些具有推動作用的故事。
信心隨故事波動
一個國家或任何一個大群體的信心，往往緊隨故事而上下波動。關於新時代的故事尤其重要，它們試圖描述那些推動經濟駛入新時代的歷史性變化。有關網際網路（1994年普通公眾才剛剛接觸）發明和應用的故事，就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到2000年的股市繁榮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股市繁榮又導致了整個經濟的繁榮，希勒的《非理性繁榮》一書對此有詳細的論述。網際網路確實是一種重要的新技術，並隨著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而備受注目。人人都在使用網際網路，它在我們的桌面上，在我們的指尖上。年輕人藉此致富的故事就像19世紀淘金熱的現代翻版。而穩定的技術進步，包括材料科學、化學、機械工程、農業科學等領域的進步，雖然在數世紀以來的經濟增長中發揮了主導作用，卻從未引起過公眾的興趣。這些故事並不流行，《人物》雜誌對此幾乎沒有任何統計數字。但是有了網際網路以後，整個經濟就被網際網路故事牽著走了。
信心並不僅僅是一個人自身的情緒狀態，它也是一個人對他人信心的一種判斷，以及他人對他人信心的洞察。它同時還是一種世界觀（對時事動態的一種看法），是大眾對新聞媒體和公共討論所傳播的經濟轉變機制的理解。信心的高漲往往由鼓舞人心的故事所致，這些故事總是和開發新業務、某人如何神奇致富這類傳說有關。新時代故事則總是伴隨著全球股票市場的大繁榮。sup/sup如果不詳細地瞭解那些故事，就很難理解過去的經濟信心從何而來。隨著歲月的流逝，我們會逐漸忘卻過去的故事，這也正是我們對過去的股票市場和宏觀經濟波動總感到迷惑不解的原因所在。
各個時期各不相同的新時代故事相當複雜，這說明經濟信心的差異不僅影響了消費和投資，還會深刻影響整個經濟。這些故事的變化會影響人們對個人事業成功、企業創業成功以及人力資本投資回報的預期。
故事就像「傳染病」
我們可以借鑑傳染病的傳染方式為故事的傳播建立模型。故事就像病毒，它們口口相傳，具有一定的傳染性。流行病學家開發了一種研究流行病的數學模型，我們也可以用它來研究故事和信心的傳播。這些模型的關鍵變數是傳染率（衡量一種疾病從一個人傳播到另一個人的能力）以及免疫率（衡量人們擺脫傳染病的速度）。關鍵的初始條件是患有傳染病的人數，以及易感染這種疾病的人數。掌握這些情況以後，傳染病的數學模型就能夠預測疾病傳染的全過程。不過，這種模型還是有一些不確定性，因為在這一過程中有些變數（如病毒的突變等）有可能改變傳染率。
正如疾病通過傳染來傳播一樣，信心或喪失信心也可以這樣傳播。其實，信心或喪失信心的傳染力絲毫不亞於任何一種疾病。信心或者悲觀情緒如果神奇地四處蔓延，很可能只是因為某種思維模式的傳染率發生了改變。
現在轉到本書的第二部分，我們將探討8個問題，它們都是理解經濟的穩定性和功能的核心問題。這些問題都有一些傳統答案，一些墨守成規的答案，但我們認為，這些答案在很多方面都是錯的。傳統答案之所以產生就是為了解釋人們的疑問，但它們都有誤導性，因為它們並沒有認識到驅動經濟發展的各種基本力量，而這些力量中有很多都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與動物精神相關。在回答這些問題的過程中，我們發展了一個關於經濟不穩定性、經濟問題以及應對策略的理論，同時也為如何擺脫當前的經濟與金融危機開出了我們的藥方。
這句話常常被認為出自美國詩人埃德娜·聖文森特·米萊的「生活不是一樁接一樁該死的事情，而是同樣該死的事情的不斷重複」。但她回應說很久以前就有人創作了這句話，因此我們無法確認誰是真正的原創者。
希勒發現近數十年來全世界各國的股票價格經歷了最大幅度的上漲，並對各國媒體進行了搜尋，找出了各國媒體解釋此種現象的故事。他發現，記者們在講故事論證為什麼某個國家的新經濟曙光即將到來時特別富有創造力。不過儘管這些故事講得繪聲繪色，股票市場的上升勢頭最終還是逆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