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作者之一希勒注意到波士頓通勤列車上的一塊告示牌，上面寫著：「禁止吸菸——根據《普通法》第272條第43a款——單處或並處10日以下監禁，50美元以下罰金。」這兩種懲罰看起來很不相稱。
這塊告示牌解釋了一種叫「貨幣幻覺」的現象，這也是為現代宏觀經濟學所忽略的一個元素。當決策受到名義美元金額的影響時，就會產生貨幣幻覺。經濟學家堅信，如果人們是「理性的」，其決策就只會受到一種因素的影響，即他們用這些名義美元能夠在市場上購買什麼，或者出售什麼才能夠獲得這些名義美元。在沒有貨幣幻覺的情況下，定價和工資決策只受相對成本或相對價格的影響，而不受這些成本或價格的名義價值的影響。
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沒有人曾因為違反第272條第43a款而蹲監獄。對我們來說，列車上那塊告示牌顯然是荒謬的，因為它強調的是現代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根據那個基本假設，人們沒有貨幣幻覺。但恰恰相反，告示牌表明了，名義因素的確重要。隨後我們瞭解到，那條法律頒佈於1968年。在通貨膨脹的侵蝕下，罰金的實際價值降低了，然而該法律並沒有修改罰金上限。自那時以來，50美元的實際價值已經下降了80%。在1968年，只要一天花費5美元就可以免受牢獄之災，這個成本已經相當低；而在當今情況下，這一成本更是低得可笑。
列車上的告示牌反映出的只是眾多問題的冰山一角，這些問題表明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沒有貨幣幻覺——應該受到質疑。
貨幣幻覺的思想史
長期以來，經濟學家相信，經濟中充斥著貨幣幻覺。後來，在20世紀60年代，他們推翻了這種觀點。對於人們如何採取行動，60年代的經濟學家的見解頗具說服力，因此，儘管沒有太多證據，他們依然認定經濟決策是基於理性行為的。既然行為是理性的，那麼貨幣幻覺根本就不存在。而且，這種觀點的變化也使宏觀經濟學發生了深刻的變革，我們接下來將解釋其中的原因。
現代人估計很難想象，曾有人對通貨膨脹及其對財富的影響一無所知。偉大的古典經濟學家歐文·費希爾因其「利率決定理論」而享有盛譽，但是，他還花費了大量心血來設計（或論證）他心目中完美的價格指數。他堅信，人們做出糟糕的經濟決策，往往是因為他們沒有意識到通貨膨脹。讓公眾知道美元的價值如何變動，正是費希爾的個人目標。現在，這個夢想已經實現，公眾和債券市場都認識到了消費者價格指數。sup/sup
在1928年的半通俗著作《貨幣幻覺》中，費希爾列舉了人們在沒有認識到通貨膨脹時可能會犯的種種錯誤。書中都是關於這些錯誤的小故事，而費希爾特別關注的是一位名叫科拉的女士的不幸經歷。費希爾講述了他和科拉去拜訪她的投資顧問時發生的事情。科拉有50000美元的債券，這在1928年堪稱一大筆財富。但是，換成20年前（也即1908年左右），科拉會更富有。因為自20年前科拉繼承這些債券以來，她這些資產組合的名義價值並沒有變化，但是，按照費希爾的計算，物價差不多上漲了4倍。sup/sup因此，費希爾於1928年前後陪同謹慎小心的科拉來到投資顧問辦公室。投資顧問狡辯說，為了使風險降至最低，他一直採用保守策略為科拉投資。但費希爾很生氣，認定這個投資顧問根本不瞭解通貨膨脹的風險和美元實際價值的不斷變化。費希爾還指出，科拉也沒有意識到會發生通貨膨脹，因而不知道其債券的實際價值會下降。
在20世紀偉大的經濟學家中，相信人們容易遭受這種貨幣幻覺傷害的，不只費希爾一人。包括我們的英雄凱恩斯，也曾藉助工人們不能通過談判增加工資以抵抗通貨膨脹的假設來解釋充分就業時的收入分配。
因此，在老前輩中，甚至連師出名門的經濟學家也堅信，人們常常有貨幣幻覺。但在此之後，經濟學家的觀點走向了另一個極端，貨幣幻覺很快被列為經濟學的一大禁忌。
潮流逆轉
20世紀60年代早期，經濟學家相信，通貨膨脹和失業之間存在著一種權衡關係。根據權衡理論，當勞動力市場緊張時，工人們會要求較大的工資增幅；當經濟接近於充分就業狀態時，物價也會上升，其中部分原因是由於勞動力要求漲工資，還有一個原因是對企業產品的需求同樣處於高位。在經濟規劃者（包括在美聯儲制定貨幣政策的人和在財政部制定財政政策的人）看來，宏觀經濟政策只不過是在反映通貨膨脹和失業的權衡關係曲線上選擇一個最佳點。經濟規劃者的確可以降低失業率，擴大產出，但較低的失業率和較高的產出是以較高的通貨膨脹率為代價的。這種權衡關係以倫敦經濟學院的澳大利亞經濟學家菲利普斯的名字命名，被稱為「菲利普斯曲線」。菲利普斯在1958年的論文中對名義工資增長和失業之間的關係進行了經濟計量估計。這種權衡關係涉及一個痛苦的選擇。如果美國的失業率達到較高的6.5%，就意味著會有1000萬人失業，這相當於希臘或瑞典的總人口數。一方面，失業率出現任何形式的下降都可以給人們帶來巨大的好處；但另一方面，較高的通貨膨脹率又會給科拉這樣的人帶來不利影響。他們發現，在制定財政政策時，很難把通貨膨脹考慮進來。
但是，潮流隨後發生逆轉，現在的經濟學家對這種權衡關係的認可度已經降低了。這種情況的確罕見。而導致潮流逆轉的一個關鍵事件，便是1967年11月29日米爾頓·弗裡德曼在美國經濟學會華盛頓年會上發表的主席演講。
根據20世紀60年代早期的菲利普斯曲線，人們所要求的名義工資的增加幅度只取決於失業水平。但是，弗裡德曼改變了這一觀念。他堅持認為，那樣做是不理性的。他說，工人並不是為名義工資討價還價。如果那樣，他們會受貨幣幻覺的影響。正相反，他們是為實際工資討價還價。這意味著，除了在既定的失業水平下，預期通貨膨脹率為0時，要求增加名義工資之外，人們還會在其中加入對通貨膨脹的預期。為什麼？因為無論是購買勞動力的僱主，還是出售勞動力的工人，都只關心工資能夠買到什麼。他們唯一關心的是工資相對於物價的價值。我們來看看這意味著什麼。假定失業率為5%，預期通貨膨脹率為0，在此情形下，工人和僱主為工資上調2%進行談判。那麼，在失業率同為5%的情況下，若預期通貨膨脹率為2%，工人就會為工資上調4%進行談判；若預期通貨膨脹率為5%，他們則會為工資上調7%進行談判。由此得出的結論是，預期通貨膨脹率將被一對一地加入工資談判中。
同樣的原理也適用於價格上漲，通貨膨脹預期也會一一對應於價格上漲。為什麼？因為買賣雙方都沒有貨幣幻覺。賣者只關心出售產品時的相對價格，而買者只關心他們購買產品時的相對價格。因此，在定價決策中，通貨膨脹預期也會被考慮在內。
弗裡德曼還指出，如果在工資設定和價格設定中一對一地加入通貨膨脹預期，那麼失業水平就會比較穩定，而不論是通貨膨脹還是通貨緊縮，都不會呈螺旋上升之勢。假設我們的起點是零通貨膨脹預期和低失業率。在此低失業率水平上，由於對勞動力和商品的需求都很大，企業就會設法提高其產品的相對價格。sup/sup這意味著，價格的提高必須超過通貨膨脹預期。但如此一來，人們隨後就將發現實際通貨膨脹率高於他們的預期，進而會上調其通貨膨脹預期。儘管這種調整包含他們對過去的誤判，但不會削弱通貨膨脹預期的上升或通貨膨脹的上升。只要需求維持在這一高水平上（即只要失業率保持在低位），企業設定的價格就會繼續超過預期通貨膨脹率，公眾也會繼續上調通貨膨脹預期，而且這些螺旋式上升的通貨膨脹預期將繼續一對一地加入工資談判和價格設定之中。同理可得，如果失業率高，通貨膨脹率將低於預期水平，價格和名義工資增長率就將螺旋式下降。
所以，弗裡德曼得出結論，在一定失業水平下，通貨膨脹既不會螺旋式上升，也不會螺旋式下降。他將此稱為自然失業率。
弗裡德曼運用這種巧妙的手法徹底改變了宏觀經濟學。如果沒有貨幣幻覺，通貨膨脹和失業水平之間就不存在可以由貨幣和財政當局決定的權衡關係。相反，根據弗裡德曼的觀點，這些決策部門的作用應該是使失業率在自然失業率水平上保持穩定，以避免螺旋式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而且，由於從長期角度來看，通貨膨脹水平和失業水平之間不存在權衡關係，所以為了方便起見，應該讓通貨膨脹率保持在合理的低位。畢竟，這樣做並不會使失業率大幅上升。
所謂的自然失業率理論幾乎一夜之間就流行起來。人們很快就接受了它，這既有思想認識方面的原因，也與經濟學家們日益認為經濟學應該更科學的觀點相契合。經濟學家所謂的科學是指，理論上假設的行為應該源於最大化原理。經濟學家所謂的科學還意味著動物精神沒有立足之地；在工資和價格設定中，貨幣幻覺也不起作用。
事實上，弗裡德曼觀點的流行還有另一個原因，即提出時機剛剛好。菲利普斯對1861～1957年這97年間英國的名義工資變動率和失業率資料進行了經濟計量分析，他發現名義工資變動率和失業率之間具有負相關關係。當失業率升高時，通貨膨脹率下降。他的工資公式沒有包含對通貨膨脹預期的調整。但是，在20世紀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的美國，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都上升了，這似乎與菲利普斯已經發現的權衡關係相矛盾。自然失業率理論針對這一現象給出了一種解釋：通貨膨脹率上升的原因是，當時發生的嚴重的石油供給衝擊和通貨膨脹預期上升導致菲利普斯曲線向外移動，而失業率上升是需求下降的結果。
而且，菲利普斯曲線的新經濟計量估值有所擴充套件，將對通貨膨脹預期的調整包含在內，這似乎表明，弗裡德曼的理論與資料高度吻合。這些研究沒能推翻弗裡德曼的推測，即通貨膨脹預期對價格設定和工資設定有著一一對應的影響。而且，這些估計也很不精確，因此，它們並不能證實自然失業率可以有力地支援弗裡德曼的推斷。但是，對菲利普斯曲線的主流處理方式忽略了這一不利的事實。
教科書通常將自然失業率理論看成一個「假設」的故事。這個故事是這樣講的，以往的宏觀經濟學家推論價格變動和工資變動均與失業相互關聯，通貨膨脹預期在其中不起作用。sup/sup弗裡德曼覺察到，只有當工資和價格的制定者有貨幣幻覺時，這種理論才適用；也就是說，在工資談判和價格制定的過程中，該理論並沒有將通貨膨脹預期考慮在內。弗裡德曼對這一傳統理論進行了修正，使通貨膨脹預期對工資和價格公式產生一一對應的影響。藉助該經濟理論，弗裡德曼巧妙地解釋了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雙雙上升之謎。而且，該理論還與大多數經濟計量估計相符合。
自然失業率理論已經成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基礎，美聯儲、美國財政部和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的絕大多數政策制定者都依賴它。不僅在美國，在歐洲和加拿大，它也被廣泛接受。
不存在貨幣幻覺是支撐自然失業率理論的關鍵假設，因此，它也是宏觀經濟學的核心假設。繼弗裡德曼在美國經濟學會華盛頓年會上發表主席演講4年後，他的勁敵詹姆斯·託賓在美國經濟學會主席演講中宣稱：「當然，一名經濟理論家所犯的最大過錯，莫過於假設存在貨幣幻覺。」這一基本假設的重要性可見一斑。託賓沒有提到，就在4年前，貨幣幻覺還是主流觀點。貨幣幻覺是20世紀主要經濟學家關於宏觀經濟學理論的核心，這些經濟學家包括凱恩斯、保羅·薩繆爾森、羅伯特·索洛、歐文·費希爾、弗朗哥·莫迪利亞尼以及託賓本人。
現代宏觀經濟學的一個極端假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