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安然公司還有另一個非常不同於貿易部的業務部門，該部門也採用類似的會計手法，存在類似的不當激勵。除了能源交易之外，安然還有一個在發展中國家從事燃氣電廠建設的部門，掌管這個業務部門的是能幹且極富魅力的麗貝卡·馬克女士。這些專案涉及在境外與許多不同的人合作，而且使用的是一種昂貴燃料，因此很難入賬。這些專案中最著名的是印度達博爾電廠（dabhol），它承諾解決馬哈拉施特拉邦未來數十年的發電問題（但對該電廠的客戶而言，成本極高）。
即使入賬後，像達博爾電廠這樣的專案還將面臨進一步的困難：它們不可能以合理的成本發電。但是，安然的會計操作並不理會這一點。它利用按市值計價的會計準則，根據合同簽署時設定的預設成本來核算這些專案的利潤。只要這些專案還在賬上，就可以錄入預期利潤。儘管專案可能遭受重創，而且，即便按照最樂觀的預期，正式發電尚需數年，但參與這些專案建設的人都相應得到了報酬。這些專案入賬的金額巨大，安然從中錄入了鉅額的當期利潤。當安然公司無法在會計報表上處理實際上並不存在的利潤時，令人奇怪的是，安然公司非但沒有設法修正超額的利潤，相反，它仍然利用虛增利潤的策略，延續利潤神話，這終於引起了華爾街的注意。
虛增利潤的合法手段很快就用光了，隨後，安然轉向了非法的會計操縱，這種會計操縱相當於一部創造利潤的永動機。安然的首席財務官安德魯·法斯托意識到，如果他能設立一家控股公司，讓它以高價購買安然公司的資產的話，安然就可以把資產出售價同資產賬面價之間的差額記為利潤。
那麼你會怎樣做呢？你會把高估的安然股票賣給這家控股公司。同時，你讓安然為這家影子公司的債權提供擔保，以彌補可能發生的任何損失。這樣，你就可以掩蓋安然分類賬中的利潤損失。的確，通過這種操作手段，你想要多少利潤就可以有多少利潤，因為資產購買價由你說了算。債權人並不擔心，因為他們手裡攥著安然的擔保。影子公司的股東身兼兩職：他們不僅為影子公司工作，而且為安然工作。他們的報酬並不取決於他們把影子公司經營得多好，而是取決於他們把安然經營得多好。股東以安然股票期權的形式拿到某些利潤，由於採用欺詐手段，股票價格是上漲的。而且，他們的報酬遠不只為了把影子公司的賬目從母公司的報表中拿掉而被要求持有的公司價值的3%。
那些負責向影子公司提供貸款的人也在幹著類似安然公司高管幹過的那些勾當。他們從貸款和提供給安然的顧問服務中獲得大量酬金。他們或許也擔心安然會在某一天倒閉，因為這樣的話，高回報的把戲就會結束，但畢竟承擔損失的是其他人。為安然提供會計服務的會計師事務所安達信也不會告發安然，他們擔心，如果揭發了安然的勾當，就會丟掉安然提供給他們的報酬豐厚的顧問合同。這是另一筆私下交易。
經濟學家可能會把這種情況描述為一種均衡，即每個人都尋求自身利益，但是，公眾花了錢，卻買了假冒偽劣的產品。這種均衡對所有相關者來說，決不是互利的。2001年的這場經濟衰退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據。sup/sup
在股票市場崩潰之後，衰退就開始了。而股票市場的崩潰使公眾日益認識到，許多企業特別是所謂的網路公司（）的確在欺騙公眾。
人們開始普遍討厭金融市場，而且，這種態度對經濟的抑制作用比你想象到的其他外部因素的作用要大得多。從1989年開始，卡爾·凱斯和本書作者之一希勒定期向個人和機構投資者發放調查問卷，從收回的問卷中可以發現，人們對金融市場中的腐敗和欺詐深惡痛絕，因此打算退出金融市場，轉而選擇其他投資渠道（如房地產）。在2001年，投資者明確地告訴我們，會計醜聞是他們撤出股票市場的一個主要因素，也是他們轉而對房地產市場抱以信心的原因。在房地產市場上，他們並不需要依賴會計師。
次級抵押貸款和當前的危機
在本章著筆之時，美國面臨著另一個泡沫和另一輪醜聞。我們再次看到，相同的原理同樣適用。
20世紀90年代後期至2006年，美國的房價暴漲，特別是在波士頓、拉斯韋加斯、洛杉磯、邁阿密和華盛頓特區。這個房價泡沫一直伴隨著次級抵押貸款的大幅增加而膨脹，次級抵押貸款從佔抵押貸款市場的區區5%上升到接近20%，達到6250億美元。
次級抵押貸款變成了一個規模龐大但並未受到恰當監管的新行業。它們取代了政府向低收入借款人提供貸款的計劃，而政府負責此計劃的是聯邦住房管理局和退伍軍人管理局。在里根時代尊崇私人市場作用的理念影響下，為保護房主利益而受到高度監管的政府計劃逐漸萎縮，而以高利率或可調整利率提供類似服務的私人公司則蓬勃發展。
不幸的是，許多次級貸款人發放了並不適合借款人的抵押貸款。他們大張旗鼓地宣傳其較低的初始月供，掩蓋了房主在將來難以支付較高利率的事實。貸款人成功地向那些財務狀況最脆弱、受教育程度最低、訊息最不靈通的人發放貸款。儘管這種放貸行為本來可能並不違法，但我們認為，一些更惡名昭彰的放貸行為絕對稱得上腐敗。
這些抵押貸款發起人一般並不相信他們自己的產品，都想盡可能快地將它們處理掉。這就使抵押貸款的發放和持有發生某些巨大變動成為可能。在過去，抵押貸款發起人，例如儲貸協會，也是抵押貸款的持有人。但是，市場已經發生了變化。現在，無論是抵押貸款經紀人、銀行還是其他儲蓄機構，只有很少的抵押貸款發起人會持有抵押貸款。相反，抵押貸款會被出售，而且它們的收益經常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被再打包。作為這種再打包的組成部分，不同等級的抵押貸款的收益被捆在一起，再切成許多塊出售。金融市場發現，抵押貸款是有可能分塊出售的，正如聰明的雜貨店主發現，他們把雞切塊賣可以賺更多錢一樣。這些抵押貸款的最終持有人並不是抵押貸款的發起人，通常，這些持有人並不會去調查投資組合中任何單筆抵押貸款的質量。他們同數量眾多的其他買家分享收益，共擔風險。
但是，如果抵押貸款，或者至少是高風險的次級抵押貸款，具有很高的風險，人們自然就會產生疑問：誰會買它們呢？事實表明，一旦抵押貸款被打包，金融奇蹟就會發生。它們被拿給評級機構，評級機構通常會為其大開綠燈。次級抵押貸款包被給予十分高的評級：80%為aaa級，95%為a或a以上的評級。事實上，由於獲得的評級很高，這些資產包會被銀行控股公司、貨幣市場基金、保險公司甚至是以前從不單獨接觸任何這類抵押貸款的託管銀行買走。
根據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金融學教授查爾斯·卡洛米里斯的觀點，評級機構要完成這種帽子戲法，需要兩種手段。第一，它們設法把預期違約損失發生率調得很低，大約為6%。這一違約機率是根據最近的資料統計出來的，而在此期間，房價一直在快速上漲。第二，評級機構預計，即便真的出現違約，預期的違約損失大約為實際損失的10%～20%，這個數字並不大。
這些被高估了的資產包的買家也沒有興趣去仔細研究這堆破爛，他們只想把買次貸獲得的較高收益體現在他們的當期利潤中。sup/sup況且，質疑aaa評級需要相當多的經驗，非一般人能做。而那些將破爛資產打包的人想的自然也是他們的佣金。在整個遊戲中，沒有人會負責任地檢舉揭發。如果一家證券評級機構給出較低的評級，打包者就會把生意給別人做。因此，從購房人到抵押貸款發起人、抵押貸款證券化機構、評級機構，最後到抵押支援債券購買者，這條完整的鏈條達成了一種經濟均衡，他們每個人都有各自的動機。但是，那些位於鏈條兩端的人，即那些買不起房的貸款人和這些債權的最終持有人，事實上是在購買現代版騙人的「萬靈油」。
對沖基金會倒閉嗎？
本書付梓之時正值經濟低迷，其中一個最大的問題是：對沖基金的情況怎麼樣？典型的對沖基金合同給對沖基金管理人的激勵存在很大問題。對沖基金通常的薪酬體系是，管理者可以收取運營資本的某一固定比率（通常是2%）作為管理費，此外還可以獲得年收益的20%。這樣，對沖基金的所有人就有強烈的動機儘可能地使其持有的資產杆槓化，並進行高風險的投資。但令人奇怪的是，大多數對沖基金似乎並沒有大量投資在次貸資產包上。
卡洛米里斯聲稱，作為老練的投資者，他們不至於那麼笨。但是，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的潰敗（我們將在第七章詳細論述）告訴我們，杆槓化運作的對沖基金也會在非常時期（在其對沖模型的範圍之外）倒閉。目前，我們還不知道，大型對沖基金的倒閉是會成為這次危機中另一隻即將落地的靴子，還是真的就像他們所宣稱的那樣，他們極少冒險，只不過是在過高或過低的資產價格差（或收益率差）上下注。尚不清楚的是，它們的策略是否只在正常的時候起作用，而在資產市場變幻莫測的危機時期則會失效。
每次衰退都有腐敗和欺詐的影子
從上面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掠奪行為的性質變化同最近三次衰退（即1990～1991年的衰退、2001年的衰退以及2007年次貸危機爆發後開始的這次衰退）有關。這些例子表明，商業週期是同個人保持良好操守的責任感的變化以及掠奪行為的變化（與掠奪活動機會的變動有關）聯絡在一起的。
為什麼新型的腐敗或欺詐行為總是不時出現？答案部分在於，對這種行為應該受到什麼樣的懲罰，人們的認知總隨時間而變化。隨著時間的流逝，有關政府重大反腐行動的記憶逐漸模糊。在腐敗活動猖獗時期，許多人可能認為逃脫懲罰是很容易的。他們認為，其他所有人也都這麼做，而且似乎沒有人因此受到懲罰。從某種意義上說，在這種情況下，不再嚴格堅持操守絕對是理智的選擇。在某些時候，降低操守可能也是社會潛移默化作用的體現。正如拉傑·沙赫所證明的那樣，與因為犯罪受到懲罰的機率的相關資訊，會通過熟人間的網路進行傳播。這一傳播過程隨著時間的推移會越來越普遍，而讓腐敗滋生的情況更加複雜，也更加多變。
隨著各種金融創新的出現以及金融監管對這一創新的放開，腐敗或欺詐就會獲得新的滋生機會，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腐敗或欺詐的程度隨時間而變化。剛開始的時候，公眾可能並不瞭解這些創新。腐敗和欺詐的程度還會因文化而變化，它和害怕懲罰或技術變化毫不相關。這些變化顯然是屬於動物精神範疇的。隨著時間的流逝，文化也會發生變化，從而推動或抑制激烈競爭和掠奪性的活動。由於這些文化變化難以量化，且不屬於經濟學範疇，所以經濟學家很少將它們同經濟波動聯絡起來。事實上，他們不應該這麼做。
在20世紀20年代（即「興旺的20年代」）的美國，因為越來越多的人公然違反法律到地下酒吧喝酒和賭博，而官方又疏於懲戒，所以那時就成了法治不彰的年代。警察對違法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結果變得似乎只有傻瓜才會遵守法律的規定。蔑視法律的現象俯拾皆是，人們對有關懲罰機率的資訊視而不見。文學作品，包括1925年的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都對經濟掠奪者大加頌揚。實際上，20世紀20年代是一個金融掠奪橫行的年代，它導致公眾在隨後幾年裡對這些行為都深惡痛絕；也正是因為這些掠奪行為，1929年之後及更晚一些時候，美國通過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法律，sup/sup包括1933年的《證券法》、1934年的《證券交易法》、1939年的《信託契約法》以及1940年的《投資公司法》。
20年代之後的文化變化也體現在其他方面，例如休閒活動。在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20年代末期開始興起的定約橋牌風靡一時。1941年大蕭條結束時，美國撲克牌製造商協會開展的一項調查顯示，定約橋牌已經變成了最流行的撲克遊戲，有大約44%的美國家庭在玩這種遊戲。定約橋牌是一種需要搭檔的遊戲，搭檔間必須互相配合。自誕生伊始，它就是一種備受推崇的社交遊戲，可用於交友甚至找情人。它也被公認為一種學習處事技巧的有效手段（儘管玩牌偶爾也會導致友情破裂或離婚）。但是，定約橋牌很少用於賭博。
不過，在21世紀頭10年，定約橋牌已經沒落。在人們眼裡，它已經變成一種老掉牙的遊戲，很少有年輕人喜歡它。不過，近些年來，撲克遊戲，尤其是21世紀的新撲克遊戲——得克薩斯撲克逐漸風行。這類遊戲都是讓玩家單打獨鬥，而且經常用來賭錢，虛張聲勢或「不動聲色」等騙術在這類遊戲中特別重要。
當然，我們知道，在牌桌上發生的事情與經濟中發生的事情可能沒有聯絡。但是，如果欺騙行為在數百萬人在玩的撲克遊戲中都可以有一席之地，我們還能天真地認為這種伎倆不會出現在商業領域嗎？
約翰·加爾佈雷斯在其《1929年大崩盤》中描述了經濟欺詐行為的週期性特徵。他指出，欺詐行為在經濟擴張時增長（「挪用公款的行為迅速增多」），並在經濟崩潰後被發現。
本章的大部分內容來自阿克洛夫和保羅·羅默的共同研究。
這個數字是按照1993年的美元價值計算的。
儘管直到衰退後期（衰退是從2001年3月至11月）的2001年10月19日，證券交易委員會才對安然公司的財務違規展開調查，但安然其實早已遭到懷疑，公司的股票在此之前已經快速下跌。舉安然公司的例子只是用來描述在衰退期間（包括持續至2002～2003年的微弱恢復期）存在的一種金融違規行為。
阿尼爾·卡什亞普等人在其研究報告中指出，在瑞銀集團，那些購買次級抵押證券的人能夠獲得非常高的利潤——這個利潤會直接同他的獎金掛鉤。
1933年，紐約市長赫伯特·h·萊曼說：「我個人認為，現在沒有什麼能阻止席捲全國的廢除禁酒令的運動。藉助輿論的力量，反對偽善、敲詐勒索、不遵守法律的戰鬥已經快要取得勝利。如果讓人們暢所欲言，輿論就會創造奇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