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懼就是悲觀情緒籠罩的小暗室。
——邁克爾·普里查德
大多數人認為對未來持謹慎態度是明智的。謹慎並不犯罪，但如果公司做事處處講求謹慎的話，那麼我在第一誡中也提到了，這會讓失敗來得更快。這在足球比賽中是很常見的。在比賽接近尾聲時，領先的球隊往往會求穩，希望能夠保住自己的領先優勢，已經不敢像取得領先優勢之前那樣去打拼了。正因為如此，領先者往往會在比賽的最後幾分鐘內輸球。
如果放棄冒險，反而會給你帶來很大的風險。
但是，還有一種比謹慎更要命的痼疾，那就是恐懼。
對未來謹慎的擔憂和無止無休的恐懼是截然不同的。當年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告訴美國人，「唯一要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我的父母對此感同身受。他們在20世紀30年代負重前行，處境非常艱難，但是他們從來都不會畏首畏尾。他們那種無所畏懼的樂觀主義一如從前，美國也正是憑著這種樂觀主義才得以立國。
詹姆斯·特拉斯洛·亞當斯在1931年出版的《美國史詩》一書中提出了「美國夢」的說法，這讓我感觸很深，當時有上百萬美國人失業了。他把美國夢描述為「一個大陸的夢想，每個人都能生活得更好、更加富裕，也更加充實」。美國夢是美國人支撐未來的強心劑。
現在，當更多人能實現美國夢後，很多人在眺望未來時反而變得憂心忡忡。他們不僅僅是害怕冒險，沒有什麼是他們不害怕的，他們甚至害怕隨時會丟了性命。做人做事抱著這種態度，想不失敗都很難。
在我們身處的這個時代，人們已經不像從前在海上航行的船長，整天害怕會駛入陌生海域了。在這個現代科學社會，在高度工業化的西方世界，對未來惶惶不可終日的態度是不理性的。但是，如果你想要品嚐失敗的苦果，那麼你就畏首畏尾好了。
古希臘的神學家認為，神所擁有的最大能力就是預知未來。不論是在古希臘還是現在，普通人都做不到這一點。
沒人能預測明天到底會怎樣，沒人能做到這一點。無論是世界上最好的占卜家，還是麻省理工學院任何一臺電腦上安裝的程式，都無法斷言明天的太陽一定會照常升起。明天的太陽是有可能不再升起的。這種可能性確實存在，但沒人可以準確斷言。
人們心中總是會有擔憂未來的理由，但是因為我們現在的知識日益豐富，我們做事的方式也日益科學，大多數人都發現其實值得害怕的事已經越來越少了。我們確信萬有引力等自然法則會繼續存在。我們相信即便去遙遠的地方旅行，也能夠平安無事。我們也有信心應對記憶中的一些絕症，因為肺結核、腦灰質炎和麻風病醫院都已經消失了。總而言之，我們在面對未來時會有更多的信心——肯定要比羅斯福總統鼓勵我們不要害怕時更有信心。
不過，人類確實是非常矛盾的一種動物。我們用科學手段讓自己對未來變得憂心忡忡。事實在於，即便世上本來沒有什麼好擔心的，我們都會折騰出一些讓我們擔心的由頭來。很多人是唯恐天下不亂，用各種最複雜的電腦程式來預見向我們襲來的種種危機，甚至杞人憂天，覺得危機無處不在。有人會找到某種南美洲的蜜蜂，給它冠以一個極嚇人的名稱——「殺人蜂」。大家對禽流感也是惶惶不可終日。無論是哪家雜誌、報紙或是電視臺的主持人，都擔心人們最後會死於與禽類的接觸。
我們身邊根本不缺乏杞人憂天者——從預言耶路撒冷將被巴比倫滅亡的耶利米到希臘神話中的卡桑德拉，再到電影《四眼田雞》中整日提心吊膽的小雞。這些杞人憂天者在啟蒙運動之後變得更有說服力了。因為科學家開始用各種科學手段和統計模型來提出一些聳人聽聞的預測，這些預測讓人覺得很有說服力，因為它們都有不容爭辯的實證經驗和看似理性的思維來做支撐。你如果看到一個頭發稀疏的預言者用幾片茶葉就預言世界的厄運，你對此可以不屑一顧。然而，如果一個科學家引用看上去毫無缺陷的資料來提出一個相同的悲觀論斷，那麼你就很難反駁，除非你也掌握了同樣多的用於分析的資料。大多數外行都做不到這一點。
悲觀主義：200年的恐懼心理散佈者
英國牧師、數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讓悲觀主義駛入了快車道。很多人都認為馬爾薩斯是人口學的鼻祖，而我認為他是現代悲觀主義的鼻祖。
在1798年出版的《人口論》中，馬爾薩斯悲觀地預測人類將會面臨滅頂之災，因為人口的增長速度勢必會超過糧食產量的增長速度。他預測這種悲劇很快就會發生，很有可能就在下個世紀。唯一能檢驗滅頂之災的就是災難本身。因此，當愛爾蘭土豆黴變帶來大面積饑荒時，我的祖先就遷徙來到了美國。馬爾薩斯主義者對此感到歡欣鼓舞，認為這是自然界對人口過剩的修正。當印度數次發生饑饉時，「文明」的英國人也依然相信這是牧師那種可怕的數學模型在起作用。
時至今日，馬爾薩斯依然是當代很多悲觀主義者的精神依託。在我的有生之年，我見證了保羅·埃利希在《人口爆炸》中的預言無非是聳人聽聞而已。保羅·埃利希在1968年預測，20世紀70年代將會有數億人死於饑荒，到了80年代人類的壽命也將偏短。這種悲觀的預言並沒有變成現實。1972年，羅馬俱樂部的報告指出，到了90年代，我們在各種原材料方面都將面臨短缺，而這種局面也沒有出現。羅馬俱樂部撰寫了多份題為《增長的極限》的報告，對未來的增長趨勢持非常悲觀的態度，原因還是對資源供給緊張的預測。人類在尋找替代能源等方面取得的科技進步在這些報告中絲毫沒有被提及。在這些專家眼中，人類不過是羊群而已。誠然，如果放任羊群自己吃草，它們確實會把一塊草地上的草吃完了才走開。但是，人類畢竟是靈長類動物，因此會想辦法在草地上種草或是把羊群趕到其他地方去。
不過，總是有人會有無窮無盡的擔心。有人擔心如果我們在草地上種草，就會破壞原來的生態平衡，而且肯定會有人指著我們的鼻尖罵。哎呀，受夠了，還是開啟電視放鬆放鬆吧！電視上正在播放天氣預報員德爾伯特·多普勒穿著黃色雨衣，在狂風大作、巨浪拍岸的現場進行的報道。他警告說，形成於印度洋塞席爾洋麵、威脅巨大的風暴有可能會向北部或是東北部移動，也有可能向西部或是西南部海岸線移動或進入洋麵。他說電視臺會進行追蹤報道。
最糟糕的情形往往不會出現。
——佚名
我安然無恙地走過了20世紀70年代世界陷入冰封期的「末日」，走過了80年代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洩漏事件之後的世界「末日」，走過了21世紀之初千年蟲問題引發的世界「末日」，走過了人們對蘋果的質量問題可能會導致死亡的恐懼，走過了對電器、手機、食品色素、健怡可樂中甜蜜素等原因導致癌症的恐慌。
在20世紀70年代，當人們因為甜蜜素引發的擔憂對其大張撻伐時，科學界的很多人認為這種攻擊其實是毫無根據可言的，因為之前人們已經食用了那麼多的甜蜜素還是毫髮無損。他們指出，在實驗室裡被用來做癌症實驗的老鼠們每天消耗的含有甜蜜素的飲料和人類一樣多，奇怪的是，這些老鼠都沒有因為癌症而死亡。儘管如此，甜蜜素在西方還是被停用了，人們用糖精替代了它。
你或許認為，經過一段時間，我們對這種灰暗的預言會感到厭倦，我們對於散佈悲觀主義情緒的這些人也會反感，但事實並非如此。
悲觀主義：將注意力放在了失敗上
也許是因為媒體的性質使然，負面報道是難以避免的。電視是繼馬爾薩斯之後，悲觀主義所能得到的最好禮物了。因為我們看世界的角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鏡頭，而鏡頭拍攝的角度從來都不是以樂觀為特點的。
一位從事建築業的朋友告訴我，他可以讓世界上最美的建築看起來醜陋不堪。他說你只需要用一臺攝像機，通過某個角度來放大建築的一些缺陷，這樣即便是建築的長處，在你的鏡頭下也會變成缺點。通過鏡頭的扭曲，原來美輪美奐的摩天大樓倏然間就變成了城市裡的一道疤痕。
如果你一天到晚關注失敗的話，那麼你對人生和未來的態度也會因此改變。有兩句很經典的話，有人認為是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講的，還有人認為是無名氏說的，不論如何，我還是很讚賞這兩句話。「兩個囚犯透過監獄的鐵欄杆向外看。一個看到的是泥潭，一個看到的是星空。」只要稍稍抬起你的頭，改變一下你的態度，那麼你的世界觀就會發生巨大的變化。
媒體很少會關注好訊息，因為壞訊息才能讓人正襟危坐和屏住呼吸，集中注意力。這一點確實抓住了人性的特點。上百萬輛車上下班時段安全出行是一條不錯的訊息，但因為10輛車造成交通擁堵，那就是新聞了。
不過，我們的耳邊和眼前從來沒像今天這樣到處都充斥著新聞。藉助網際網路和有線電視網，我們全天都可以聽到在世界各地發出的各種災難預警以及有關各種災難的報道。
除此以外，還有一種常見的做法讓我們的憂慮放大了很多倍，那就是人們主張論述要做到有理有據，即便是對那些能找到毋庸置疑的科學證據的問題，我們也會爭論一番。在美國社會，人們相處時本來就不拘禮節。現在，數不清的電視節目裡有很多聒噪、貌似專家的人為一個話題辯論不休。這種節目你要是看多了的話，很有可能會得出結論，認為一切都是值得懷疑的，一切都可以用伶牙俐齒搶到手，一切都有利有弊。舉證的責任落在了證實一方，因此在辯論的過程中，證偽一方似乎更有優勢。提出世界將迅速陷入危機的說法似乎很容易。吶喊者總是能得到很多樂趣，而觀眾總能得到更多的樂趣，儘管他們的心情可能更容易波動。
幾十年前，我們獲知新聞的途徑基本就是報紙。不管新聞的標題起得多麼聳人聽聞，報紙始終都像一個安靜的夥伴，翻報紙的沙沙聲還會讓你覺得心緒平靜。當廣播成為一種主要的新聞來源後，它給人的感覺也一樣平和，完全不像現在氣勢逼人的電視新聞。早期在電影院中播放的新聞片內容大多是「二戰」報捷的訊息，以及關於霍華德·休斯建造的「雲杉鵝」水上運輸機的正面報道或是某個農民種出了800磅重的大南瓜。
事實上，哪怕是早期的電視新聞也比較短，而且觀眾容易消化。現在就不行了。即便是無足輕重的話題，電視新聞都能把它渲染得讓我們陷入恐懼的深淵。
我們一方面希望自己能平平安安，另一方面卻在尋找刺激。
我見過的一些警告標識讓我覺得有些人的心態確實自相矛盾。例如，在一家飯店裡有這樣一個標識，上面寫著：「加利福尼亞州衛生局認為這棟樓的建築材料對你的健康可能有害。歡迎來到萬豪酒店。」
2007年度最搞怪警告標識獎得主是一臺小拖拉機，它上面的標識赫然寫著：「危險：避免死亡！」
你不妨看看周圍的孩子們，他們就差戴著護具上床睡覺了。他們使用護膝、護肘、坐墊，被包裹得嚴嚴實實，幾乎抬頭都見不到藍天了。
邁克爾·克賴頓在《恐懼之邦》一書中說道，他現在面對一個可怕的兩難處境。因為他同一天會讀到兩篇文章，一篇文章說喝啤酒對心臟有益，而另一篇文章又說啤酒中含有致癌物質。
英國作家、綠黨重要成員克里斯·古多爾在《如何過一種低碳生活》一書中告訴我們一個悲觀的論斷：如果我們走著去三英里外的商店，我們排放的二氧化碳要比開車排放的更多。因為為了有力氣走路我們必須吃食物，而生產這些食物就需要耗費很多能量。結論就是，如果要解決全球變暖的問題，唯一可行的途徑就是我們都坐在黑暗的屋子裡，把電視機、冰箱和空調的插頭都拔了，什麼都不要做，什麼也不要吃。
悲觀主義：過往就像一個揮之不去的暴君
先鋒基金的創始人約翰·博格爾曾指出，我們每個人都有一種懷舊情結。我們在人生長河中向前劃去，但是我們總會回望來時的旅程，心中總是眷戀著過去。
每個人難免都會有懷舊的時候。時間有一種奇特的效果，即便是過去最陰暗的角落，時間也能讓它陽光普照。人性就是容易記住美好的時光而忘卻悲傷的過去。對於悲傷忘性大，我們還真應該為此感到慶幸。
人性的另一大特點就是喜歡倚老賣老。聖奧古斯丁、亞里士多德、荷馬，甚至古代的亞述人都曾經批評年輕人不夠尊敬長輩、偷懶、不聽話。
看到「在12個上學的孩子中，有11個都不懂自己讀的東西是什麼意思」這句話，是很讓人警醒的。你可能以為這是有人昨天才寫的，其實不然，這是美國著名教育家霍勒斯·曼在1838年寫的。威爾·羅傑斯在半個世紀前說過：「現在的學校沒以前好了，不過學校從來都沒怎麼好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