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機器會不會想問題，而在於人會不會想問題。
——伯爾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納
我們這個社會崇尚科技。總體而言，這是一件好事，因為我們往往能夠取得積極的進展。過去，像愛迪生那樣的發明家給我們帶來了燈泡，而如今的發明家給我們帶來了功能強大到讓人難以置信的電腦。佐治亞理工學院計算機系主任理查德·德米羅說過，我們生活在一個高度創新的時代。這個世界瞬息萬變，因此我可以確信地說，本書所提及的一些技術創新現在已經成為歷史了。
然而，我們能夠利用科技手段去做一件事情並不等於我們一定要這麼做。有時候，科技把我們的生活搞得特別複雜，但是我們並沒有得到什麼實質性的好處，反而添了一大堆麻煩。舉例來說吧，我買了一輛汽車，拿到一本厚達712頁的使用手冊。車上的收音機有很多按鈕和設定，要想開啟或關上收音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明顯是事倍功半的做法。我理想的車載收音機只有兩個按鈕，一個用來控制開關和音量；另一個只要輕輕一按，就能調換頻道，如果再按一下，就能換到另一個頻道。但是，我覺得我們要想真正實現這樣簡單、實用的設計，還需付出很大的努力。
科技最讓我們心動的地方莫過於它帶來了通訊領域的迅猛發展。
我們現在已經有了千位元組、兆位元組、吉位元組、太位元組、拍位元組、艾位元組、澤位元組、堯位元組，而且這樣的位元組數還在不斷增多，對吧？最後還有盡頭嗎？
也許答案就是「更多的資訊」。事實上人們已經說過，我們身處資訊時代。
此言有失偏頗！我們其實生活在一個資料時代。在一天的24小時，資料都在不間斷地向我們襲來，而且越來越多的資料以越來越快的速度向我們襲來。統計顯示，全世界每天傳送的電子郵件多達60億封。也許當你讀到這一數字時，每天傳送的電子郵件數已經上升到數萬億封了，更不用提手機了。現在的手機多到數不勝數。如果你想統計出全球到底有多少部手機，簡直就是徒勞。
我們疲於和人溝通，就像機器人一樣，不斷地放射出意識流電波，使得資料流變得越來越多，而我們卻不再多加分析。很少有人會關上門，關掉所有聲音嘈雜的裝置，正襟危坐，靜靜地反思，認真地分析一下問題。
在創作於1931年的《美麗新世界》一書中，阿道司·赫胥黎寫道：「人們不再孤單了……我們讓他們討厭孤獨，我們安排好了他們的生活，因此他們不可能有機會產生孤獨感。」
2006年和2007年，很多商人最害怕的並非市場崩潰或是其他災難，而是把自己的黑莓手機弄丟了。美國人很有可能都會變成一些駝背的「眯縫眼」，因為每個人都在低著頭擺弄黑莓手機。他們想要得到一些新資訊，他們想要把天下的資訊都一網打盡。
我不敢確信基於網路平臺的社交網站myspace和臉書最終會給我們帶來怎樣的影響。它們很有可能會給我們帶來積極的影響，我也希望如此。不過，這樣的社交網站也改變了人與人之間交流的性質。人們對資訊過載的感受越來越深刻，而人們面對面交流的溫情卻漸漸淡卻。原本那種人和人之間簡單溝通的本真已經丟失了，連孩子都無法免俗。現在很多孩子在一起玩耍都不像原來那般無憂無慮了，他們的生活也是結構化的。因此他們要先安排好玩耍的時間，就和一本正經的商務會談一樣，而當他們真正湊到一起時，他們並不直視對方，而是盯著遊戲機的螢幕或是各自擺弄手中的小物件。
記得在一本雜誌上刊載的松下筆記本廣告中，一個人坐在車內，在筆記型電腦螢幕上打出這樣一行字：「這不僅僅是一臺筆記本。當你讓你的司機繞著大樓多開幾圈時，你又多發了幾封電子郵件。」
你能想象在這種人手下打工該有多可怕嗎？謝天謝地，他只是松下筆記本廣告中的虛擬人物。
如果我們不假思索地攝入海量資訊的話，主要會產生以下三個問題。
1.資訊衝擊綜合徵——大腦的極限
很多公司職員已經表現出了「資訊衝擊綜合徵」，他們對此抱怨不已，因為他們腦子裡要消化的資訊實在是太多了。2006年的一項研究表明，公司職員平均每天需要收發133封電子郵件。不僅如此，他們還要應對其他各種通訊工具的轟炸。一會兒在這邊收一個傳真，一會兒又在那邊收一條簡訊；剛在一個地方參加完一個會議，又得趕到另一個地方去開一個電話會議；剛在一個會議室看完幻燈片演示，又得趕到另一個會議室去看帶影片的報告；剛急匆匆地趕回辦公室，電話已經在響個不停；剛拿起電話聽筒，口袋裡的手機又開始震動。任何正常人敏感的神經系統都經受不起這種暴風驟雨般的資訊衝擊。
在某天下午4點34分到4點35分之間，彭博電視臺財經頻道播送了12條簡訊，螢幕下方還有兩個滾動新聞條和一組市場執行資料，主持人不間斷的評論節目仍在繼續。這樣的情況每天都在發生。螢幕上的資訊永不間斷，主持人的嘴永不停歇，噪聲永無休止。
加拿大的一項學術研究表明：42%的加拿大人表示，無休止的資訊轟炸讓他們感到疲倦；58%的加拿大人表示，因為資訊和通訊技術的發展，他們專注工作的能力大為下降了。同時，多家醫學院的專家指出，人們在電話中交談時想讓自己的談話「更加生動」，由此帶來的聽覺疲勞和聲音嘶啞也成了一個日益嚴重的問題。
不過，有人在應對這種情形時，不論是在智力上還是在體力上，都顯得遊刃有餘，他們還因此賺得盆滿缽滿。
之前，有一期《財富》雜誌報道稱，比爾·蓋茨的辦公桌上有三個電腦螢幕同時工作。因此，比爾·蓋茨可以滿足自己在螢幕之間拖拽內容的需求。第一個螢幕用來顯示電子郵件，第二個螢幕顯示的是他手裡正在寫的東西，第三個螢幕是他專門用來尋找各種資訊的。
比爾·蓋茨是電子通訊方面的先驅。他是一個天才，尤其是在處理資料資訊方面。他對整個社會進步起到的作用是難以估量的。不過，有一點也是肯定的：他讓我們之間的距離變得非常近，近到只剩下點選一下滑鼠的距離。
但是，我們大多數人都只是平凡人而已，通訊技術並沒有把我們解放出來，讓我們能更集中精力思考自己的所作所為；相反，它讓我們感到應接不暇和精力枯竭。荷蘭社會學家艾達·薩貝利斯用「緩壓」來描述在這種壓力下的體會。緩壓本來是指在長時間潛水之後浮出水面適應氣壓。同樣，當我們長時間潛身於各種各樣的資訊裡，也需要適當「浮出水面」透透氣，舒適地靠在椅子上想想自己真正想要的東西。
有人說「資訊多一點兒有什麼不好」，但直覺表明這種看法並不正確。如果你有過在家附近商店的牙膏貨櫃前不知所措的經歷，那麼你就能深切地體會到這種麻煩：光是高露潔一個品牌就有十五六種不同的牙膏，每一種在清潔、美白和防蛀效果上都有細微的區別。這麼多資訊真是讓你目不暇接。
如果你覺得牙膏還不夠具有代表性，那麼你不妨想象一下買一件科技含量更高的產品，例如一部新手機或是一臺電視，可以挑選的種類那麼多，簡直讓人頭暈。
你想要一部可以拍照、儲存音樂、上網、收發簡訊和播放最新連續劇的手機嗎？你想要任何東西，這部手機都能替你一網打盡。你不妨隨便登入上千個科技網站中的一個，或是找一家電器零售商的銷售人員聊聊。你要了解的資訊實在太多，要想做到無所不知是很難的。（聰明的銷售人員知道這一點，因此他們很快就會把你的選擇範圍縮小。如果你讓我從12條領帶中挑出一條，我會感到無所適從；如果你要我從三條領帶中挑一條的話，那我就挑藍色的吧！）
在20世紀70年代初，一位心理學家給預測賽馬勝負的記者們提供各種各樣的資訊，包括以往的戰績、馬匹的體重、品種和其他資訊。奇怪的是，當得到40條資訊後，記者們預測的準確率比以往反而下降了。在很多情況下，少量的資訊反而比海量的資訊更加有效。
相互連線的全球化網路已經形成，不同通訊裝置之間也在進行溝通，不同團體之間也在互相聯絡，分享資訊。如果要讓這種溝通更有效率，那麼整個體系就需要一種合理的架構。商業網路或許並沒有像大樓一樣有形的架構，但在某個關鍵的節點，必須有某種合理的導向來讓商業網路中的資訊朝正確的方向流動，為正確的目標發揮效力。
某個人或者某個團隊必須用自己的智慧和思想引導這種資訊流向。要促使資訊為正確的目標發揮作用，必須有對未來富有遠見卓識的人才行，光靠資訊是不夠的。事實上，我們所得到的林林總總的資訊往往是互相矛盾的，因為某個群體達成的共識和個人的看法自然是不一樣的。也許，全國範圍的某次民調顯示，人們想要更節省能源的房子，但是作為個體的他們都願意蓋一棟比現在大兩倍的房子。
我相信科研的力量，但我覺得科研除了能給我們一瞬間的閃亮感覺和並非盡善盡美的印象之外，其實給不了我們更多的東西。鐘形曲線圖並不能告訴我們該怎樣勾畫未來，調查研究也不能告訴我們該怎樣構建明天的夢想，因為沒人知道明天到底會怎樣。如果早期的汽車設計師詢問人們到底想要怎樣的交通工具，他們的回答可能是「更快的馬車」。
如果你想失敗的話，那就不要花時間去思考；如果你想取得成功的話，那就好好下點兒工夫去思考。思考是你對自己的公司、職業生涯和人生最好的投資。
當傑克·韋爾奇在通用電氣公司的同事史蒂夫·貝內特成為直覺軟體公司的執行長時，公司有10條企業運營價值。史蒂夫·貝內特別的什麼都沒有改，只是把第九條企業運營價值改了一個字。原來的說法是「想得快，行動快」，他把這個說法改成了「想得透，行動快」。雖然直覺軟體公司的發展一直順風順水，但在史蒂夫·貝內特領導下的業績更為突出。花上足夠的時間去思考確實很重要。甘地曾經說過：「如果我們只想讓生活節奏變得更快，那是沒有意義的。」成功並非只是讓你的腳步變得更快，而失敗者往往跑得過快。
2.未經消化的資料會掩蓋事實
在20世紀初，量子力學的進步推動傳統物理學的革新。要想理解深刻的哲學思想，你並不是非得懂物理才行，因為要了解世界上方方面面的資訊是不可能的。但是，海森堡測不準定律告訴我們，其實我們並不能對自己所觀察到的現象百分之百確信，因為我們的測量結果會受到自己觀察過程的影響。不久前，有幾位物理學家的研究表明，我們對於海森堡測不準定律也不能過於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