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對待價格穩定的態度，所付出的代價非同小可。貨幣限制是主要的依靠，此時已給房屋建築業帶來了空前的衰敗。這又是貨幣政策對必須靠借款做生意的人毀滅性的歧視。整個經濟產量當年也有小幅度下降。健康增長率的提法現在聽起來是過時的，1974年底的失業率的絕對值是在大蕭條以來最高的，佔勞動力的7.1%，幾乎是很久以來最高的比率。在底特律可以看到，要拿到失業救濟支票，需排隊等上兩個半小時。在佇列中有許多較高薪的白領工人和小官員。但是，對原則的信念仍然強大。1974年12月，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艾倫·格林斯潘(alangreespan，取代了麥克拉肯，他的接班人是赫伯特·斯坦)在華盛頓經濟學家的一次聚會上，用兩句非常精彩的話來概括他的立場：
因此，一旦讓通貨膨脹這個魔鬼從瓶裡子裡出去，一個十分棘手的政策問題就是找出特定的口徑和時機，只有這樣才能恰當抑制由收入下降而引起的風險酬金的加速增長，而又不會使引起通貨膨脹的風險酬金的下降過早流產。這顯然不是一條容易穿行的政策道路，卻是我們必須要遵循的道路。
通貨膨脹依然是一種一旦被斬除，便永不復返的妖魔。資本主義在穩定中發揮正常的作用。一旦進入這種狀態，上帝——也是一位好心的保守的紳士——就會保持其穩定。所需要的一切，便是忍受痛苦的意志。這在1974年就是經濟思想的狀態。並且，再一次地，進入了與政治需要相沖突的軌道。在該年快結束的時刻，通貨膨脹的魔鬼的大部分身體仍在瓶外，總統的顧問聚集在科羅拉多的一個白雪皚皚的景地，不得不承認痛苦太大了。也許少些失業、多些通貨膨脹會更好些。
然而，一條不幸之路證明，經濟學中信仰的力量與經歷是相對立的。
伴隨美國的失敗而來的是世界的失敗。從60年代末，在所有的工業國家，價格都由於需求而上漲，由於工資需求的壓力而上漲。悉心觀察可以看到，這兩種力量都是一個更大整體的部分。在上個世紀和本世紀較早的年代裡，在工業國家，收入的等級是森嚴的。消費自然也是如此。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是，白領工人比藍領工人生活水平高，專業人員比這兩者都高。管理人員自然還要高些，財產擁有者則最高。在最底層的以及最多僅僅部分享有共同成果的，是少數民族的窮人——美國的黑人、英國的愛爾蘭人、法國的阿爾及利亞人、瑞士的義大利人。
在所有的國家，公認的按規定的對收入和消費的限制受到越來越大的壓力。在每個地方，特權較少的人都更加強烈要求，有權享受某種消費的一部分，這種消費從前被認為，只有具有特權的人才能生來有權享受。現代沒有什麼比為群眾帶來更多閒暇的前景、給一個近乎無階級的社會帶來希望能引起更加博學的討論；沒有什麼比工作道德墮落、空前堅定要求增加收入所帶來的經濟後果能引起更加沮喪的討論，有這種墮落、提這種要求的人，特別是藍領工人，以前一向被認為滿足於較少的所得。
消費者更加滿不在乎地強烈要求提高對他們的供給能力，政府相應地、決非不自然地反對對這種要求的限制，這種趨勢在工業國家是通貨膨脹的一個原因。在美國，控制通貨膨脹的努力在原則和實踐兩方面的失敗或不恰當是另一個原因。美國對貿易世界中的其他國家的關係明顯不對稱。美國對自己與其他國家的經濟關係是相當自滿的，因此有了意志和智慧，在穩定自己的價格上就可大獲成功。但是，如果在美國價格上漲，就沒有什麼國家可以避免由此產生的影響。這些國家的通貨膨脹會比美國的更為嚴重，亦屬迫不得已。
在19世紀，英國和一種以黃金為基礎的英國貨幣是國際經濟政策中的定點；其他國家都調整自己的行動以適應這種已知條件。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初這些好年頭中，美國和美元起到類似的作用。美國物價穩定；美元是一種任何人都想持有的明顯安全的資產，當一個國家丟失美元時，就會出某種差錯。因此，根據這種跡象，政府就採取措施——更為嚴厲的財政政策、更高的利率、在諸如荷蘭等特別易處理的國家中對工資增長的抑制——以使局勢正常。在極端情況下，會出現貨幣貶值。這些年，就是這種適應美國和美元的調整，而不是中央銀行和財政部長的聚會，才引起工業國家國內政策之間的協調。這樣的內部協調，反過來又是國際貨幣穩定的首要條件。只有內部價格相對穩定或彼此和諧運動，匯率才會穩定，且因此可以預知。
就是這種和諧在60年代末被美國的不穩定和其他工業國家中相關的通貨膨脹所毀滅。另一個複雜的因素是這些工業國家之間在成本和生產力變動中存在的一種基本差別——由以德國、日本為一方與以美國為另一方之間的對立態度而被戲劇性地顯示出來的一種差別。在這些年中，德國和日本由於軍費開支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勝國的限制，好戰的狂熱由於失敗而銳減，它們在利用自己的儲蓄來建設新的有效的工廠。這反過來，又以低成本生產民用商品。相反，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其戰前工業原封未動，比較來看被廢棄了。其很大一部分儲蓄將投入武器系統以及後來在越南的偏執冒險。因此，除了被需求拉動和工資要求的壓力外，美國在這些年還受到生產效率低和成本高的打擊。因為只要美元與馬克和日元的匯率保持不變，存在的巨大優勢是，在德國和日本購買而在美國銷售。據說到60年代末期，美元價值過剩，實際確是如此。
由於上述原因，外國公司從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從它們在美國的銷售熱潮中積累美元。這種積累並沒有被在美國規模小得多的購買所吸收。美元到了接受的公司手中或儲存在歐洲銀行，就變成了貨幣鑑賞家的新奧妙——歐元。當借進或借出時，美元就成為歐元市場——在一如既往地被檢查時，就成了一種簡單的事物。這樣積累的美元有許許多多被變成了黃金，這不足為奇。因此，美國巨大黃金儲備的歷史上溯到1914年，現在到了20世紀60年代，開始融化了。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強權的一種懲罰。從1914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當富人在戰爭情況下想到為他們的財富尋找庇護所時，他們就想到了美國。美國這一個超級大國捲入了越南之戰，成為一隻可怕的平衡臂，現在看來不再安全了。比較好的是瑞士，甚至是德國，在60年代末期，黃金像洪水一般從美國流出。
在整個20世紀60年代，財政大臣、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家時常聚會，研究如何處理國際貨幣事務日益混亂的問題。他們從會場出來時，被形容為帶著憂鬱的面孔。記者在通常涉及貨幣問題的不利條件下質問他們，對要提出的問題只能充當內行。經過適當思量後，與會者幾乎總是拒絕評說。沙赫特和蒙塔古·諾曼(montagunorman)的傳統依然強大。可想而知，這些會議一事無成，因為與會者接觸不到困難的根本原因——各種不同的通貨膨脹率，從根本上引起失去平衡的成本的不同變化。
在20世紀60年代末，美國實際上不再向所有的來者提供黃金，只是為了滿足其他中央銀行的要求而向其提供黃金。這些其他銀行反過來要把黃金只向姊妹中央銀行出售。想擁有黃金的個人只有出價向其他個體擁有者競買。黃金現在有兩種價格：有按中央銀行之間的決議制訂的舊的即官方的價格，有個體貿易者制訂的新的公開市場的價格。這從貨幣鑑賞家的進一步發明來看，就是雙重市場，是脫離金本位的最後一步的開始。
1971年8月出現了結局。作為在此月間宣佈的一攬子政策改革的主要方面的一部分，美國根據方才提到的那種安排，再也不給其他中央銀行提供黃金。並沒有許多人注意到，這個本應成為一種英雄行為的事務。這至少部分是由於避免使用了英雄的語言。人們並不談論有關最終對金本位的放棄，據認為取而代之的是關上了金窗。誰都不會因為關上一扇窗戶而特別激動。沒有人能清楚地注意到，溫和的佈雷頓森林體系現在屈服了，該體系的目的不在於也不能處理現在流行的、較大的、分向不同的價格和貨幣運動。
人們注意到，美元現在以大量積累的方式而存在。把這種美元兌換成馬克、日元或其他貨幣，再在德國、日本或其他國家購買商品，就可以佔便宜。就保險來看，這些貨幣是有吸引力的。結果是，美元現在成了一種虛弱的貨幣。其他國家也不一定快活。它們可以輕易向美國傾銷產品，而沒有受到美國競爭的適度的壓力，這種形勢也並非舒適。允許一種貨幣對美元比值下降，具有優越性。這至少在短期內容易做到，讓中央銀行自由出售地方貨幣以購買美元就行。於是，美元很容易保持過高的價值。
現在正在進行談判，解決美元貶值和再穩定的問題。談判是1971年晚秋在華盛頓史密森學會的辦公樓裡進行的。最終就新匯率達成了一致；這些匯率反映了美元的各種不同的貶值率，對日元為近17%，對馬克為12%，對加元很小或沒有減少。參加談判的政府發誓要通過自己的中央銀行來買賣貨幣，以使匯率變化限制在達成一致的平價的2.25%範圍內。國會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要求的象徵性行動程式，老老實實地減少了美元的含金量。其結果被理查德·尼克松相當慎重地描述為人類史上最偉大的貨幣改革。由於此協定而贏得聲譽的財政部長約翰·b.康納利(johny)一時沐浴在一片尊敬的目光之中，不理解正在發生的情況的人把這種尊敬歸於自稱懂貨幣的人。對《史密森協定》(smithsonianagreement)和康納利來說，尊敬都是短暫的。這二者很快就變成了時代的災難。
1973年初，恰好在放棄第二階段控制之時，還出現了把美元兌換成其他貨幣的群眾運動。這預期在美國會引起進一步的通貨膨脹，美元進一步貶值。兩種期望都恰好為發生的事件所證實。(在其他貨幣也有類似的投機運動。)要維持史密森平價，已證明是不可能的。貨幣不穩定現在已成為受擁護的政策；這也獲得了個好名聲，稱之為貨幣浮動。政府的經濟學家用官文的最高表現手法來美化他們的屈服：
在國際經濟關係領域中，1973年的特徵可能就是不斷的調整，以糾正過去失偏並且適應新的發展，新發展在該年進入了美景。年初大多數主要國家的政府都放棄了把匯率按談判達成的水準來固定的努力。雖然中央銀行繼續進行一定的調停，但外匯市場在確定使市場暢通的匯率中起主要作用。這個過程有時顯示出市場外匯率發生非常大的波動的特徵。但是，市場發揮很好的調節作用……
所提到的「過去失偏」是指，把過錯轉嫁給前輩，一種由於作者也是前輩的事實而受到一定損害的權宜之計。所提到的「匯率發生非常大的波動」是對國際商務中嚴重混亂的一種委婉的說法。就混亂這一事實而言，沒有誰會十分懷疑的。
幾乎在所有的商務交易中——國際的甚至更多是國內的——都存在一種未來的成分。現在的成交都反對過後的付款。這樣的成交問題是，雙方都不知道所付的款將有多大的價值。情況就是這樣，如果買方不知道他必須得為以後付款所用的貨幣付出多大代價，抑或如果賣方不知道他將為他所接受的付款所用的貨幣按自己的貨幣估算將會有多大收入的話。如果匯率不穩定，情況就是如此。在緊急情況下，中央銀行實際上不得不介入以提供一點把握性。浮動貨幣因此就成了一種並非完美的穩定貨幣。浮動，就變為所謂的骯髒浮動。1974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起了討論，旨在制訂中央銀行骯髒浮動的行為準則。
國際貿易骯髒浮動的結果並非馬上就是有害的。在鉅額穀物和其他食品交易的幫助下，國際貿易在1973年繼續擴大。雖然有一些人，但並非大多數，會想象出，這種混亂的臨時湊合的表演反映了進步。凱恩斯和懷特在佈雷頓森林會議上所希望的是某種更好的事物。他們的希望是正確的。
石油價格大壓縮始於1973年，但到1974年才完全生效。這也與這部歷史中的許多其他問題一樣，受到廣泛的誤解，部分由於發現了生產國迄今尚未使用過的議價權力，部分是通貨膨脹的產物。由於需求強烈而引起價格上漲的作用，我們已看到，總是使貿易協定有利於食品和原材料的生產者。這樣的生產者的傾向就是全力或近乎全力執行，在市場上能銷出去就銷出去。強烈的需求使這種價格提高，這與更有能力調節供給的人有關。就石油生產國的狀況來講，效果只不過稍有差異；消費國的強烈需求有可能使生產國提高價格而不立即蒙受過量石油未銷的損失，這種過量未銷售的石油會威脅到有關維持價格的協定。在非通貨膨脹需求的時期，要維持石油輸出國的價格，本來就會困難得多。這樣的商品協定沒有明顯成功的記錄。即使沒有通貨膨脹，這個協定也將失敗。
到處都把較高的石油價格看成是嚴重的通貨膨脹；在美國，它為官方無力控制通貨膨脹進行開脫，並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實際上它是通貨緊縮的。特別是在阿拉伯國家，但也在伊朗以及其他國家，從較高價格而得到的稅收遠遠大於馬上為消費產品或投資產品可能用的開支。因此，這種稅收積累餘額，並且代表著目前購買力的一種退縮，其直接效果與對石油或產品大量徵收銷售稅的效果沒有兩樣。這種效果隨著1974年的過去而愈加明顯，是財政緊縮的可預知的效果。隨著需求萎縮，競爭市場上的價格——食品、商品和服務價格——開始衰減。受公司市場權力支配的價格繼續上升。失業率也是如此。石油生產國為工業國提供了一種替代性的稅收增長。其作用同任何反對通貨膨脹的一般性財政或貨幣行為一樣，就是增加失業率，過了很久才能起到抑制膨脹的作用。
貨幣史上並沒有許多內容符合一種線性歷史觀，這種觀點認為，一個時代的知識和經驗可以為下一個時代已得到改進的管理提供智慧。對於有關在這些問題上給予指導的人們，歷史論及得甚至更少。從2500年的經歷和200年的努力研究中產生的貨幣體制，與過去和平時期的任何貨幣體制都一樣不令人滿意。近來保守分子對通貨膨脹做出了惡意的反應，雖然對防止通貨膨脹的措施未表現出極大的熱情。自由分子認為，失業是更大的難題。實際上，如果沒有這兩者中的任何一個，經濟就不能獲得成功。通貨膨脹給很多人帶來不安和失業。沮喪給較少數人帶來劇烈的痛苦。沒有確定的方法來知道哪一個是引起總痛苦的最大因素。20世紀30年代的主要教訓在於，通貨緊縮和蕭條破壞了國際秩序，使每個國家只顧拯救自己，對因其努力而給鄰國帶來的損害漠不關心。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教訓，同樣在於通貨膨脹破壞了國際秩序。在通貨膨脹和蕭條之間表達或暗示偏愛的人，會做出愚蠢的選擇。政策必定永遠是，有哪一種就會反對哪一種。
但是，現在明顯可見，只有在通貨膨脹或蕭條走向極端的情況下，才能有一種選擇。否則，只要應用公認的、正統的拯救辦法，我們就能得到這兩者。無論自由派還是保守派，都不會為這種結合辯護。在2500年之後，我們終於得到這種結合。任何歷史都沒有比這更為不幸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