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慎的歷史學家的作品一般都收筆在距目前有相當大的時間跨度之處，然後坐下來與其他人一同觀察當今的變遷。這是名正言順的：歷史不能寫得過早，一定要高屋建瓴。這種審慎的態度在戰術上的優勢就更大了。關於目前的事件，人們往往是被告知的。他們會對歷史學家的解釋，甚至可能對所羅列的事實，提出質疑。因此，他就失去了專業的優勢。所以，徜徉過去可以怡然自得。
本書的論述實在不容許這樣審慎的解釋，它力圖論述過去的明智和愚蠢，力圖以此來說明當今。因此，在這最後一章，也無法體面地迴避當今以及被一種趨勢困擾的世界的困惑，這種趨勢，在自呂底亞國王以來的2500年中經常存在，就是錢變得糟糕，或錢的管理使許多其他事情包括生產和就業變得糟糕。但也有緩和的情況。近來發生的許多情況並沒有出現激烈的爭執，且許多都被最近和遙遠過去的事件所預告了。必須得做的事也被預告了——但就此來講，存在更多的分歧。
在美國，經濟管理的好年頭隨著越戰而結束。戰時開支以及由此產生的需求給價格帶來壓力。路標消失，價格猛漲。
戰爭開支和相關的赤字被認為是特別重要的原因。實際上這兩者很快就被中和了。1967年的日曆上，聯邦政府在國家收入賬戶上的赤字是124億美元。隨後所得稅由於附加稅的追加而增加；作為一種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結果，赤字翌年下降，只有65億美元的小數目。1969年有81億美元盈餘。隨著附加稅的取消及其稅收的減少，赤字又有回升。
剛才提到的事件的順序是重要的；尼克松政府的經濟學家，在後來的年度中，把越來越嚴重的通貨膨脹歸於他們所繼承的財政混亂。這種解釋經過重複，得到廣泛承認。把一個人的缺點歸於其前任，會帶來一種明顯的便利。歸結到邏輯推理，這意味著，政府只有執政幾年後才不得不對經濟執行負有責任。這是一種有價值的推辭。但實際上政府接手的財政局面，如通常所述的那樣，顯然是美好的。這與其經濟學家為使經濟的因果關係變成考古學的一個分支而做的努力不大相符。
新政府所繼承的價格運動實際上也並不特別令人吃驚。批發價格指數由1967年為100的基數在1968年升至102.5，在1969年又升至106.5。在經濟事務中的不幸顯然是一種相對的事情。但是，這種價格上漲似乎非常嚴重，因此，新政府於1969年元月上臺堅決宣佈要將其結束。為此新總統大膽宣佈要延續以前經濟管理中真實或潛在的一切缺陷，並使其更加危險。1969年1月27日，尼克松先生在入主白宮後舉行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帶著後來水門事件中的錄音所公佈的那種措辭不確定的口吻說：「……我們正在努力工作，應該說，我們無須對經濟管理過多——我們要對我們的財政和貨幣事務進行一定的微調，以控制通貨膨脹。在這方面，我應做另一點說明。我不同意一種建議，這種建議認為，鼓勵勞工、管理和企業遵循一定的準則，就可以有效地控制通貨膨脹。」
一切可能的破壞都在這裡。經濟管理儘管就需求而論甚至更為迫切了，卻要被減少到最小地步。提及他的經濟學家的微調措辭，一個陳詞濫調流行起來了。同理，也要對密西西比河氾濫的洪水進行微調。雖然這是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兩者，但是肯定意味著嚴重依賴貨幣政策。聯邦開支和稅收都受到國會行動的制約，然而甚至在一位新總統顧問的想象的馳騁中，都不認為會受到微調的影響。還有一種思想認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兩者的成功取決於高階技術，而不是高階智慧。現在，所有的人都會知道，情況從來都不是如此。若是幸福的情況，那麼經濟問題長期以來本可以解決，因為在所有奮鬥的領域中，好的技術員大有人在。
由於總統強調這無望的路線，重要的權力便受到排斥。不對價格和工資進行干預。以前對限制報有的希望被取而代之，那便是要求公司和工會實行它們具有的並且可能帶來直接報償的任何市場權力。與尼克松先生打交道時，有失公允的情況實屬不易。他招來一切可能的批評，併為其辯護。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有些批評必須得留給他的最有名氣的部下。路標的直接結果若得到承認，那麼在肯尼迪時代就維持了價格的穩定。勞工部長喬治·舒爾茨幾天後在對路標檢驗時認為：
……(1)……它們在實施中並沒有起很大作用。(2)從長遠來看，它們很可能加強了通貨膨脹的力量，轉移了對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勞動力政策之基本武器的注意力。(3)它們在讓位之後，對更多的勞工騷動和更高的工資協議的產生起了作用；否則，勞工騷動就會少些，也不會有那麼高的工資協議。進一步來講，(4)它們與競爭的精神相對立，破壞了市場的力量。(5)當與借貸相結合時，它們可能會蔑視國家的反拖拉斯法。
贊同對價格和工資進行直接限制的話再也沒有好多要說的了，舒爾茨先生不久便以政府經濟政策主要代言人的身份出現了。
這種政策在隨後兩年中十分準確地反映了總統的規劃。1969年的財政政策非常嚴厲。如我們所看到的，由於附加稅的逐漸被取消、其他稅務的解除以及開支的增加，財政政策大大放鬆了。在國民收入核算中的聯邦赤字在1970年為119億美元，1971年猛升為222億美元。抵制通貨膨脹靠的是貨幣政策；貨幣政策由於利率劇烈上漲，而在1969年受到緊縮，一直保持到1970年的最後幾個月。微調就談到這裡。
20世紀70年代中期，股票市場上漫長的繁榮和欣悅時期結束了。這裡沒有什麼可以責怪尼克松政府的。任何崩潰的原因總是根植於以前的繁榮。1929年，據認為揭開市場奧秘的人，卻被發現只揭開了繁榮市場的奧秘。現在又是如此。如同從前有龐大的控股公司和投資信託公司的創立，現在有業績基金會、保值基金會、開發基金會、海岸基金會、不動產基金會以及計算機時代的小巧創造物。使差的或弱的公司難以借到錢，貨幣緊縮政策很可能加速了那個漫長時期的結束。保守分子是以把這樣的苦難加到自己或其同類人身上而著名的。但是，結局無論如何遲早都會來的。
不過，現在可以預言，貨幣政策對價格上漲和失業的作用會使兩者更加惡化。失業率在1969年佔勞動力的3.5%，在1970年上升至4.9%，翌年又升至5.9%。批發價格在1969年為106.5(1967年=100)，在1970年升至110.4，在1971年又至113.9。失業如同以前一樣，並沒有取代通貨膨脹，如以前一樣，兩者都會同時出現。貨幣政策可以抑制活力，增加失業，特別是在那些依賴於貸款的行業中——房地產和整個建築業是最為突出的兩個例子。同時，公司和工會的市場權力如同以前一樣保持物價上漲，現代資本主義經濟可能遭受通貨膨脹的打擊，且可能會遭受衰退的打擊，也可能兩者同時兼而有之，使失業上升至一個令人痛苦的水平。但是，尼克松帶到華盛頓的經濟學家並不是信念的淺薄之輩，可以對現實做出讓步，只有出於短期的政治需要才有可能做出讓步。
這樣的讓步被做出了。政治勇氣對大眾利益來講，是一種十分令人佩服的力量。政治膽怯所產生的良性影響應該受到不同尋常的表揚。1971年夏季，距離總統選舉只有一年零幾個月的時間，所有的民意測驗表明，公眾對通貨膨脹與失業的新結合表示反對，這不足為奇。競爭民主黨提名的主要候選人在民意測驗中顯示出要把尼克松陷入沼澤的證據。經濟學家為一個原則會加劇痛苦，他們會催促公眾表現出耐心，被認為最終帶來吉祥的程式會自動出臺。不幸的是，耐心不能通過立法或總統行政命令來取得。要求自願表現出耐心的呼籲對呼籲者會有首要的影響。
要求有較高度經濟原則和耐心的序曲叫得震天響。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保羅·w.麥克拉肯(paulracken)有翩翩的學者風度，他在1971年7月28日堅決肯定了當前對貨幣政策依賴的優點和功效，任何對價格或工資的直接干預都是不明智的，甚至是偏激的。他承認一位當代觀察家「在他對經濟體系獨特看法的侷限性中，具有一種邏輯力量的美」，這位觀察家就是本書的作者，他堅決認為，公司和工會的市場權力在失業不很嚴重的情況下，會使財政政策失靈。但是，麥克拉肯堅決排斥這種獨特性，把價格凍結經濟學看作是「幻想的」而加以丟棄，嚴厲告誡，「一般的工資和價格控制將是對個人自由的一種嚴重威脅」。公司和工會已經實行了這種控制，且因此被認為對自由構成了威脅，這一點並未被強調。
麥克拉肯博士堅持原則立場，得到總統的初步支援。尼克松先生在8月初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又重新提起了那一位觀察家，說麥克拉肯「堅定不移地反對」那個「得到我們許多民主黨參議員支援的加爾佈雷思方案」，這個方案主張對工資和價格實行有節制的直接干預。總統注意到，這樣的政策僅僅為「左翼極端分子」所支援，又寬容地補充道：「我不能對此說三道四，這僅僅是一種觀察。」幾天以後，即8月15日，極端分子的幽靈突然停止了猖獗的活動；原則在壓倒一切的政治需求面前崩潰了。除了農產品和其他幾種產品的價格外，所有的工資和價格都被凍結了。
在這種凍結的同時，預算限制放寬了，有了減少稅務的要求，這些在年底得以實施。貨幣政策放鬆了。但是，古老的信念並沒有被拋棄。反對市場權力的行動是暫時的。控制「旨在創造種種條件，使較全面的預算政策更為可靠、更為有效」。隨之一切都會令人滿意。控制此時本可以斬斷通貨膨脹的衝刺；它們「是緊急情況下的權宜之計，為特殊的歷史環境所需，但預計會逐漸消失，除了毀滅通貨膨脹的預期外，在經濟體系中並沒有留下永久性的變化」。
仔細研究一下上述宣告並不難。主觀思想和純粹魯莽相結合，給人的印象是深刻的。控制所針對的問題——公司和工會的市場權力所造成的問題——不是新的，而是舊的。沒有人指出，公司和工會不久會消失。但是，問題會消失。這種不負責任的態度帶來的後果並不小。結果有些人失去了收入；有些人失去了工作；國際和國內經濟事務一片混亂；出現了社會緊張和挫折；資本主義的名譽受到損失；經濟學家的名聲也是如此。也許遭受損失最小的是做出這種宣告、提供這種希望的學者。
控制並未得以認真的實施——更確切地說，是大體上未得以實施。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朝鮮戰爭的經歷相反，沒有建立一個嚴肅的組織來實施控制。負責人後來親口承認，自己當時依然反對那種原則。公司於是難以得到有關對其要求的回答。可得到的回答往往是由受影響的產業成員或以前的成員所提供的——一種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朝鮮戰爭時期的物價管理署設定的最謹慎的保護物以用來防範的自我處理方式。沒有建立執行部門；在稅收工作方面有經驗、有遠大前程的官員是從國內稅務部借調的。
但是，從介於適度與明顯之間的程度來講，行動達到了目的。失業率上升得到抑制；1972年如同1973年一樣，有少量的下降；1971年較後月份中的凍結期間批發價格是穩定的。凍結後的第二個階段，大體來說是把控制侷限於工會合同和大公司價格，也就是說，限於市場權力領域。這根本就不是糟糕地反映了控制的邏輯性。整個1972年在這種體制下，工業價格上漲3.6%，消費產品(不是食品，食品未受到控制)全年上升2.2%。1973年1月，政府的經濟學家在描寫這種經歷時說道：「並非不令人滿意，並非沒有道理，自從1971年8月以來，通貨膨脹有了戲劇性的下降。」他們注意到，行動涉及了原因而不是症狀。控制「不僅僅抑制了否則就會爆發的價格上漲」。
這決不意味著舊的信念已經消亡。與此同時，表達出的信心認為，「美國沒有看到任何謹慎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所無法控制的通貨膨脹問題。」因此，現在要拋棄控制。1973年1月8日的政府經濟政策的主要制定者，現為財政部長的喬治·p.舒爾茨(georgep.shults)，會見報界記者，聲言他要繼續反對這種政策。他注意到，控制在不景氣的經濟中發揮了很好的作用，但他表達的信念認為，控制不會起那麼好的作用了，因為充分就業已接近實現，控制就不再需要了。選舉也贏了。於是採取措施來拆除控制。
在整個1973年，拆除控制進行得反覆無常，出現一些回潮。總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實際上是適度謹慎的。從對開支關係來看，稅收增加；在1972年，國家收入核算中為159億美元的聯邦赤字，到1973年變成了6億美元的盈餘。到1973年底，貨幣保持緊縮且堅挺。再貼現率達到空前的7.5%的水平。大商業銀行的借貸利率——最優惠貸款利率——超過了9%。一種「謹慎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因此接受了一場顯然公平的考驗。1973年，生活費用增長近9%，近乎為1972年的3倍。1973年的批發價格增長18%。這就是舒爾茨部長和他的同僚們的預見。他們保證，謹慎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會大有可為，但要令人信服，則需要獨運的匠心和一定的文學才能。
在1973年秋季，發生了贖罪日戰爭(yormkippurwar)，石油禁運和原油價格大幅度上漲。這些事件由於引起通貨膨脹和其他問題而受到政府經濟學家的廣泛指責。在1973年的價格上漲中，大約有3/4發生在戰爭和油價明顯上漲之前。
1974年繼續實行謹慎政策。初步估計國民收入核算中，聯邦赤字為76億美元。貨幣政策依然嚴厲，直到初秋為止，當時為了對受影響的企業的痛苦抱怨和經濟學家的批評做出反應，因此稍稍放鬆一點。1974年間，被宣佈為謹慎態度所帶來的另一個報償，就是批發價上漲18.9%，生活費用上漲11.0%。到年底，農產品價格趨於穩定。原材料商品，顯然還有服務價格，也是如此。這些就是有微小市場權力的領域。在有市場權力的領域裡，可以預知對限制的阻力就更加強大。1974年12月，美國鋼鐵公司宣佈，把許多鋼鐵產品的價格提高近5%，後來在總統的要求下又收回了一部分。試圖大幅度上漲的有公共服務費用，包括電話費用。大多成批生產的產品價格仍然呈上升趨勢，雖然隨著庫存積累的增加，銷售者的熱情在減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