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人們認為，提起凱恩斯，往往比提起威脅性相對較小的馬克思，更能引起否則就會保持沉默的保守勢力的反感情緒，更能排除否則就會出現的溫和派的默許。雖然凱恩斯的成果得到了承認，但他的名字本身就是一面紅旗。
哈佛大學的西摩·哈里斯是所有凱恩斯主義傳播者中的最勤奮者，也是最得力者之一，1947年，他編輯了一系列有影響的論凱恩斯思想的論文。(該系列始於1946年4月22日倫敦《泰晤士報》itimes/i[london]上發表的莊嚴訃告：「偉大的經濟學家凱恩斯勳爵因心臟病發作，於昨天在蘇塞克斯郡(sussex)菲爾鄉(firle)的梯爾頓村(titon)逝世。他的逝世使國家失去了一位偉大的英國人。他是一位天才……」)哈里斯把他的論文集取名為《新經濟學》，在隨後的年度裡，這個名稱成了公認的凱恩斯思想的代名詞。隨著肯尼迪執掌權力，美國對新經濟學的信仰得以公開承認。在肯尼迪和早期的約翰遜時代，經濟總產值穩步上升，由此而來的就業比勞動力增長迅速；結果失業穩步下降。通過適當的直接努力，保持了物價的穩定。這就是新經濟學。看來一切正常。
那些為過多疑慮所纏繞的負責人也沒有不正常。在1968年初，隨著戰後繁榮時期進入其第20個年頭，總統的經濟學家回想著近來的記錄，激動不已。他們的觀察認為，在過去「成就輝煌的年代」裡，「財政和貨幣政策得到積極而自覺地執行以促進繁榮，這決非一種巧合……」他們補充道，「聯邦經濟政策再不用等待衰退或嚴重通貨膨脹之後再採取措施。」隨之就出現了對謹慎做出的小小讓步，但很快便收回了：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過去幾年中沒有得到完好的執行，也沒有得到完好的協調。但是我們的政策一直得到連續而協調的審視，我們的行動連續處於正確的方向，如果說並不總是處於完美的時機，或在程度上恰到火候。
悲乎！這幾乎是自我祝賀的最後時刻，不管是多麼值得。若對歷史有較清醒的觀念，就會對此發生警告。1928年12月，卡爾文·柯立芝(calvincoolidge)就合眾國的形勢最後一次致函國會。他說：「美國國會從來都未因為審視合眾國的形勢而聚會過，從未見過比目前出現的更令人喜悅的前景，在國記憶體在著平靜和知足……以及多年繁榮的最高紀錄。」翌年發生了洪水般的大氾濫。
這些年中，在新經濟學的吉祥的後面，實際上隱藏著四個嚴重的缺陷。有的當時即可見端倪；現在從事後認識來看總會有所幫助，所有缺陷都清楚得令人驚歎。
第一個在於依賴預測和預見——依賴在需求之前應採取的行動。預見是一種不完善的事物——經濟學中所有的預知都是不完善的，更為嚴重的是，身居高官的經濟學家會受到強大的私人和政治壓力而做出錯誤的預測。這部分是由於預測出需要的誘惑，並且經濟行動總是被需要，是比較好而不是比較壞的事情；部分由於經濟學中預測被許多人認為是自行完成的。可見對就業和生產做出悲觀的預測會使商人憂鬱和悲觀，引起他們採取緊縮行動。預測出價格上漲會使公司重審自己的價格來加以提高。工會依據政府公佈的行將發生變化的物價和生活成本提出工資要求——一個物價上漲預報馬上就會在交易桌上引起爭論。於是，在經濟學中所有官方預測都是可疑的；每個讀過這種預測的人都應顯示出一種沉重的主觀思想成分。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這10年中，經濟政策廣泛受到嚴重地屈從於願望的預測的引導。
此外，官方的經濟預測不能與其他更高階的公眾期望相悖。在1967年和1968年經濟成功的最後年度中，經濟受到為越戰開支的壓力越來越大。按所有官方的說法，這場戰爭不久就會結束；燈光在現在不朽的隧道盡頭照得更為明亮。政府的經濟學家不管對戰爭可能繼續並將付出更多代價的信念有多強，都不能將此作為公開估算的基礎。他們不能公開預測戰爭開支將增加，通貨膨脹壓力會加劇。官方對戰爭結束的預期儘管是錯誤的或是空想的，但還是佔據統治地位。
其他三個缺陷是明確又具體的，都起到限制甚至否定政府有效處理通貨膨脹的能力的作用。
這三個缺陷中的第一個，存在於處理現在所熟悉的市場權力問題的機制之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歲月裡，工會的權力和自信穩步上升。大公司的市場權力沒有增加——如同一些保守的經濟學家苦心要證明的那樣——這是因為如他們的統計資料所表明的那樣，這種權力長期以來是非常大的。但是，除了有深受啟發的典型競爭市場的捍衛者以外，所有人都認為這種權力確實增加了。因此，現在由於接近滿負荷作業，所以有可能在工業集中的廣泛領域中提高價格。工會對這種價格做出反應就可能贏得更高的工資，公司有可能玩弄手段，讓他人付出由此而產生的較高工資的代價。因此，這就是熟知的螺旋運動。在戰時，這種螺旋運動不能被總體的財政政策所抑制，除非為生產付出代價遠遠超出承受能力，在和平時期不能得到抑制，除非讓失業超出承受能力。肯尼迪在執政期間似乎已找到了答案，但是這種答案在機制和基本思想上都十分薄弱。要全面認識這一弱點，有必要回顧一下這些美好歲月的較早時期。
1950年夏，朝鮮戰爭爆發，使經濟要把高產與穩定相結合的能力受到一次嚴峻的考驗。價格在隨後的月份裡迅速上升，部分是由於對剛提到的市場權力做出反應，部分是由於對戰時短缺記憶猶新的人搶購商品的風潮。1950年6月，批發價格指數為80，翌年1月為89(1967年=100)。就杜魯門政府最初的抵制而言，國會隨之通過了立法來確保對工資和價格的控制。在邁克爾·迪薩爾(michaeldisalle)和加德納·阿克利(gardnerackley)的堅定的領導下成立了物價穩定署，後者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價格控制方面的老手。此外，還成立了一個全面的管理與實施的組織。
很少有一種經濟行動會產生比這更直接、更有效的結果。價格上升，運動即刻被徹底制止住了。價格有可能最終會變平穩，因為人們發現朝鮮戰爭就其影響來看是一件小事——決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重演。但是，到了採取行動時，工資和價格的螺旋執行已蓬勃發展起來了。這要是沒有控制的話就會繼續下去，且可能會加速。
直接行動對控制螺旋運動是必要的，這被再一次證明了。但是，經驗並非再一次起作用。朝鮮戰爭控制的短期成功得到了承認，但那是又一次戰爭。戰時經驗又被打入特殊行列的冷宮。沒人會認為這場小規模邊遠戰爭引起了許多愛國激情，允許有在和平時期不可能有的行動。但沒人會想象到，這與和平時期的經驗是契合的。
朝鮮戰爭時的控制在1953年取消了，此後的工業價格和工資又開始緩慢上升。在當時看來，這相當麻煩，足以使艾森豪威爾(eisenhower)政府——先在50年代中期，隨後在該年代末期——增加利率，限制貨幣增長，尋求預算限制。1954年，預算赤字剛好不足600億美元，2年後變成了大約同樣數目的盈餘。1958年，赤字又增長到102億美元；這個赤字翌年被降至12億美元，1960年變成35億盈餘。
農業產品價格在這個限制時期陡然下跌，由於不受公司市場權力和工會工資要求壓力的限制，因而做出了旨在讓價格做出的反應。但工業價格穩步上升，直到1960年。此時處於95.3(1967年=100)的工業價格指數比朝鮮戰爭期間控制取消時整整高出10個點。1960年和1961年，貨幣和財政限制的確基本上結束了工業價格的上漲。但是，現在知道，更大更痛苦的教訓是必要的失業率——在1960年平均為勞動力的6.7%。用失業來控制物價所帶來的一個並非偶然的政治結果，就是1960年約翰·f.肯尼迪(johndy)當選。他的選票佔的優勢是如此之少，以致不可以認為，若沒有這麼多理所應當引起的困苦，他就會成功。共和黨人，包括尼克松先生，把他們的失敗歸咎於為控制工業價格中的通貨膨脹所採取的措施。
新政府並沒有忘記選舉的教訓。在20世紀50年代，艾森豪威爾總統和他的一班人馬向工會和公司發出無數次請求，要求為了更高的愛國熱情和更大的價格穩定的利益，來減緩它們對工資和價格的要求。如同以前一樣，並且在隨後20年中非常明顯，公司和工會權力對通貨膨脹所起的決定性作用被認識到了。隨後，請求讓位給了對直接干預的需求。對這種需求做出如此讓步之後，往往又認為更強有力的干預不符合自由市場體系。
新的民主黨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了對干預的需求。馬上便開始對某種機制的探索以認識工資價格螺旋運動。經濟顧問委員會在關於新政府的頭一年度工作報告中明確闡述了這個問題：「重要的經濟部門有龐大的公司或組織有素的僱員，或兩者兼而有之。在這些部門中，個體方面對工資談判和價格決策的條件可以行使很大的自主權。」
相應的行動仍取決於自願服從，除非由於可能得到官方壓力或非直接制裁的幫助。對制定工資和價格的正式限制或路標被確立了。據此就可以要求工會對提高工資的要求基本上符合年生產率提高的數目，當時估計每年大約為3%。生產率的提高使每人每小時產量的提高足以用來提高工資，結果平均來看，成本並沒有提高。成本穩定就可以要求公司保持價格穩定。
1962年春，這種政策遇到了戲劇性的考驗——並且被公之於眾。亞瑟·戈德堡(arthurgoldberg)是勞工部部長，此前擔任過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總顧問，那一年初，他就一項工資協議與鋼鐵企業談判，該協議大體上符合路標。美國鋼鐵公司的一種天賦在於氣壯如牛般地固執己見，這長期以來就是公司公共關係部門的傳統，美國鋼鐵公司當時滿不在乎地宣佈每噸價格提高6美元。隨之向公眾宣佈，美國鋼鐵公司總裁拜訪總統以向他宣佈此事。其他公司做好了跟著美國鋼鐵公司走的準備，也刻不容緩地做了宣佈。肯尼迪總統被激怒，他猛烈抨擊了商人的品格和身世。這被與聯邦貿易委員會的反拖拉斯法中的行動威脅聯絡在一起，涉及政府對鋼鐵的購置，引起公眾的憤怒以及新聞界和國會的反對，因此鋼鐵公司不得不重新加以考慮。有一兩家比其餘的敏感，決定不來湊這個熱鬧。餘者(包括美國鋼鐵公司在內)都被迫取消了所宣佈的上漲價格。暫時可稱之為工資和價格控制中的自願原理，因而得以保全。隨後的4年是一個就業和生產穩步上升的時期，價格幾乎是穩定的。經濟政策的總設計師沃爾特·赫勒(walterheller)在對這種經驗做一個有限估價時認為：「……從對商業和勞動力個人表示的看法和公眾發出的痛苦呼籲以及對工資和成本趨勢所做的認真比較性研究來判斷，路標在60年代的迅速發展時期，對工資價格所做的一些調和理應享有功勞。」
這決不會持久。從1966年起，越戰開支大幅度增加。為一場不得人心的戰爭增稅，這無異於給自然抵制增稅的情緒火上加油。最終直到1968年才對一項用於戰爭開支的附加稅進行投票表決。與此同時，正在擴大的需求給價格和生活費用帶來了壓力。隨著價格和生活費用的提高，要求增加工資的壓力也在加大。價格穩定畢竟是討價還價的一部分。同時，政府的道德權威，由於現在不得不為一場廣為受到抵制的戰爭而補充支援，也受到了嚴重的削弱。因此，隨著對路標需求的增加，其效力減少。1966年與新澤西建築行業達成的一項協議大大超過了路標允許的額度，如同後來與航空公司機械師達成一項協議一樣。不久，對價格和工資的限制就不起作用了。尼克松政府的經濟學家於1969年1月就職，明確表示反對任何這樣的市場干預，將其視為一個有高度性原則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