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很可能會對1948~1967年這20年倍加頌揚，認為是工業經濟史也是經濟學史中最美好的時期。這20年間沒有出現恐慌、危機、蕭條或嚴重衰退的現象。只有在1954年和1958年這兩年中，美國的生產沒有擴大。就是在這兩個年代，國民生產總值，即gnp，才進入詞彙；這是一種如往常所肯定的那樣一向被譽為健康發展的事物。健康發展的確毋庸置疑。至少從20世紀30年代準則來看，這些年失業率很低——只是在1958年和1961年兩年中，失業率平均才為勞動力的6%多。從後來的準則來看，不存在明顯的通貨膨脹。在50年代，工業價格具有緩緩上升的令人不快的趨勢，由於工資調整考慮到了較高物價因素，而較高物價導致更大幅度的工資調整——人們所熟知的螺旋曲線。這種運動雖然令人感到不安，但與隨後的不幸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為下降的農產品價格所抵消(除對農民外)。1948年批發價格指數為8.28；1967年為100。這一增長大體在20年中為17個點，低於1974年夏季相同指數的年增長率。從60年代初開始並且持續數年，價格是完全穩定的。在這些年中，美國商業領袖在公開場合，完全處於自我陶醉的狀態中了。經濟學家雖然把其中一些功績歸於自己，但也未置可否。這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評家來說，是一個十分艱難的時期。
這在美國尤為如此，但在其他工業國家不過稍差一點兒。戰時損失的修復工作進展迅速。有些國家時而發現自己進口太多，出口太少，結果發現自己補償這一差額的支付能力在下降。在這些年，英國的問題往往是困難的，部分由於英國人遠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喜歡經濟學討論，且因而更能充分宣揚他們的困難，部分由於英國經濟對進出口依賴性大，如前所看到的，英國所需的管理要遠比法國或美國精確得多。因此，這個時期英國的貿易平衡經常惡化。1949年和1967年不得不降低英鎊價值。另外，在或多或少逐字重複上次危機時報紙標題和議會辯論的狂熱討論之後，商業投資將受到適當限制，消費增長通過更高的稅收對消費者借貸實行更嚴厲的控制而得到適當限制，公共開支增長將減速，往往通過放棄另一個帝王莊嚴的象徵來加以實現。這樣對進口再次做適當調整以適應出口，英國將再次得到拯救。
如在1914年以前的歲月一樣，公司在貿易中，以及人們在旅行中，就清楚認識到他們的美元、英鎊，法郎、馬克或日元相互兌換或兌換其他貨幣會帶來什麼。浮動——即不同貨幣之間的一種飄忽不定的未知的執行——的概念尚未被髮明。並沒有許多人認為這是一件好事。在這一時期的早些時候，對從一個國家流向另一個國家的資本仍實行限制——簡言之，就是對一時可兌換成另一種貨幣的數目加以限制。同樣，對貿易也有限制。但是，這些年中隨著兌換控制被取消，以及商品流通關稅和限額的減少，資本流通和貿易限制不斷被放寬。歐洲國家——法國、德國、義大利、比利時、荷蘭、盧森堡——開始了朝向他們所期望的完全經濟統一的運動。最有普遍說服力的經濟學家長期以來就測量出了許多人在認識觀念上的進步，他們能夠看到，國際貿易的較大成果是與狹隘自私的保護的報償相對立的。人類經歷漫長時期之後，終於對國際貿易的看法成熟起來了，表明這些年取得的奇蹟佔有舉足輕重的分量，農民和其他幾種人仍是黑暗的保護主義的信徒，對其他人來說，光明時代已經來到。
一種觀念和兩種建制由於這些年的成就而獲得重要的信譽。這種觀念就是凱恩斯財政政策。政府根據稅收來控制開支，使得經濟體系中的生產水平(因而就業水平)成為一個自變數，而不是因變數——一種積極政策的產品，而不是商業週期中不可預測事件帶來的不確定的後果。這是唯一的變化。生產資料私有制、私人公司、經典市場都依然如故。凱恩斯體系是一種十分保守的思想，但似乎在起作用，且為所有工業國家所接受。
據認為，對美國尤為重要的兩種建制安排是佈雷頓森林會議(thebretlonwoods)協議和《1946年就業法》(theemploymentactof1946)。第一個使國際貨幣調整了秩序，第二個通過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和聯合經濟報導委員會(即後來的聯合經濟委員會)給聯邦政府和國會提供了使一個凱恩斯思想發揮作用的結構。
凱恩斯是佈雷頓森林方案的一位主要策劃者，因此他的名聲不僅與因這些年的成功而享有信譽的思想有關，也與這兩種建制有關。如果要以個人來命名這兩個年代的話，那麼這兩個年代理所當然應稱之為凱恩斯時代。現在，凱恩斯在英國舞臺上再不是一個可被疑議的人物。作為梯爾頓男爵的凱恩斯，已成為英國當局的一位全權要員。他未能活著看到與他的名字聯絡如此密切的成功。1946年4月21日，他因心臟病去世，他大約患有9年心臟病。有些人認為，他的病是因匆匆趕火車而加劇的。儘管英國戰後經濟形勢嚴峻，但還是應當給他提供一輛汽車和一位司機。
除了思想和建制以外，還有一種更為重要的影響力。這就是信心——相比之下，這種信心不在於體系，而在於體系管理可憑藉的手段及其選擇利用時的智慧判斷力。可以看到，在這些年月中又把對貨幣政策的利用適度加入了財政政策，自30年代以來及此前，被玷汙的名聲尚未得到充分恢復，但1951年在一定程度上從長達10年的沉寂中走了出來。根據財政部與聯邦儲備之間在那年3月所達成的協議來看，聯邦儲備系統再沒有責任來維持政府證券的價格。這就是說，它可以隨意提高利率——因為只要不允許過去發行的證券價格跌落，那麼，也就不能允許其利率和其他可交換資產的利率上升。使聯邦儲備得到解脫的壓力部分來自銀行。據認為，對於農民、鋼鐵公司，甚至醫生和教師，較高價格是有益的，是公司或人們在追求個人利益時所尋求的一種東西。銀行家至少也在一定程度上喜歡較高價格，他們得到的賞金就是利率。在前10年中，貨幣政策被束之高閣，利率非常低。隨著貨幣政策的恢復，人們自然感到利率會提高。但是，解凍並沒有因其對銀行收入的作用而得到保護，這只是符合國家利益的一種行動。
許多經濟學家也支援恢復貨幣政策，教科書中仍然描述中央銀行業務的複雜性，令人憂傷的是，理論上完美的事物在實踐中卻進了監牢。因此，在20世紀50年代初，聯邦儲備的被動作用——低利率和獲取維持這一利率的任何保證金的義務——終被許多經濟學家形容為一種「通貨膨脹的引擎」。在此之前的通貨膨脹更為嚴重的年度裡，為什麼沒有這種形容，是一個不解之謎。但無論如何，貨幣政策雖然是逐漸地但卻再度被概述作為「工具箱」的一部分加入了財政政策，具體來說就是憑此來使經濟得到引導。經濟學家十分有信心地認為，他們終於掌握了對這些工具的明智用法。
實際上，這些工具在美好年度裡除了在毫無作用的暫短時期外，都沒有經受過決定的考驗——控制通貨膨脹的考驗。在所有這些年中，有一兩年例外，經濟政策有效抵制這些工具行之有效的一種狀況，這種狀況不是通貨膨脹，而是失業和蕭條或衰退。在這20年中，最有利的是，經濟更經常得到的是支援而不是限制。當經濟一定受限制時，成功便煙消雲散。先看看歷史。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其伴隨性的組織——國際復興開發銀行——一起，雖然經過大量籌備，但還是在1944年7月誕生在新罕布什爾佈雷頓森林中的華盛頓山賓館。因此，一個小山區聖地告別了它那森林的容貌，成為世界範圍內的開明國際貨幣政策和支援地球上窮而志堅的人民的象徵。在那些夏日裡，參加會議的共有來自44個國家的730位代表；在歷史上對正在發生的事和努力去做事的共識如此缺乏的國際會議可謂寥寥無幾。這遠非一種障礙。人們一般認為他們所不理解的事物是重要的。這就為與會者新增了威望和快樂，也為政治家新增了擔心：他們拒不承認由此而來的行動會造成嚴重的破壞。
會議不得不超過原定的時間，給為戰時第一季度預訂好房間的旅館帶來很大不便，關於所提議的兩個組織的許多異常複雜的技術細節問題最終達成了協議，這多虧許多與會者對所討論的問題摸不著頭腦；如果一個人不懂裝懂，那麼他就不會為了支援可能的反對意見而請求給予解釋。
但協議中較多內容要歸於兩位傑出天才的主導作用，兩位都在以前制訂了一個詳細的提議。一位當然是凱恩斯，另一位是美國財政部助理部長哈利·d.懷特(harry)。在這兩個人中，懷特由於有美國財力做後盾(這對成功必不可少)，可能更有力量。他不懂禮貌，性情暴躁，也像凱恩斯一樣傲慢，不久以後他就被指控為共產黨的保護者和特務。1948年8月13日，他帶著難以控制的輕蔑情緒向眾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回答了指控，只是沒有提及所有認識他的人都能證實的一個事實——假如他是共產黨，那麼他就不是他們的僕人而是他們的主人。在隨後一兩天，他也死於心臟病，此前他曾患過此病。在佈雷頓森林會議上，凱恩斯和懷特之間的協議並不完全等同於所有人之間的協議，卻大獲成功。
儘管佈雷頓森林會議討論內容籠罩著神秘的氣氛，但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終稱為imf——的目標和基本設想卻是極為簡單的。1944年的世界黃金供給的分佈甚至比以前更為明顯地不合理。金本位本身已是臭名昭著。佈雷頓森林會議的計劃，力圖重新利用金本位的優勢——貨幣可以按穩定的、可預測的匯率兌換成黃金，且因此可以按穩定的、可預測的匯率相互兌換。會議尋求實現這一目標，但同時也在減少金本位給那些購買太多、銷售太少且因此丟失黃金的國家帶來的痛苦。這個目標的實現依靠使措施——較嚴厲的財政政策、較嚴厲的高利率貨幣政策，以及也許是對收入較嚴厲的控制——變得緩和些、少些突然性，藉此一個國家就減少了消費和投資需求，且因此降低了價格，使自身變成一個難以銷售的場所、一個易於購買的場所、一個有息儲錢的好場所、藉此種種手段來扭轉黃金流走的趨勢。
可見緩和的元素就是貨幣——一種基金、基金組織，國家可以向之申請援助，直到有能力治理事務為止。對最初的基金組織，所有簽署國家部分地用黃金或美元，部分(對大多國家更為適宜)用自己的貨幣來捐助，黃金和美元當然是可以兌換的，這些捐助符合對具體國家的國際貿易份額和其整體支付能力所做的彈性預算，英美兩國的捐助遙遙領先。
每個國家都發誓保持其貨幣相對其他國家的貨幣的關係穩定，只有1%的上下波動。如果一個國家的貨幣，例如，在進口太多、出口太少的壓力下，開始貶值，其中央銀行就把那種貨幣全都買下來以維持它對其他國家貨幣的價值。如果中央銀行所擁有的其他國家可接受的貨幣儲備往往微乎其微，不允許這樣購置，那麼該國就可以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申請黃金或美元或其他公認的貨幣以維持其貨幣價值。當該國家做到如此這般，就儲存了相當數目的自己的貨幣作為保證金。所有這一切相當於，對要迅速得到硬幣貸款做出一種安排。一個國家可以這樣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借貸的數額，取決於其定額——業已捐獻的數額。應付款額與貸款數額和時間成正比，因此這促使國家結束導致原來需求的那種狀況。現在就有時間採取整頓行動——高稅收、低政府開支、高利率。如果國家小，不得不接受指導，那麼在關於這樣行動的理想程度方面，就會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指教，該組織的使命在於，為其建議的嚴肅性以及甚至具有的政治歧視色彩，而及時獲得某種聲譽。如果一個國家的支付平衡問題一直存在，那麼就一時允許其貨幣對黃金和其他貨幣具有高達10%的貶值。像巴西那樣，如果其貨幣受到國家特有的貶值，那麼是可以容忍的。實際上，任何情況都沒有發生。
這就是佈雷頓森林體系。1946年在塞芬拿對組織進一步討論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於1947年3月1日在華盛頓開始營業。共產黨國家最初打算入會，但又沒有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