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前半葉的大災難所起的教育作用顯然是很大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表明，建立在黃金基礎上的貨幣結構是多麼脆弱，幾乎所有自以為對此瞭如指掌的人，在1914年卻認為這一結構已解決了長期存在的貨幣問題。隨著8月的槍聲響起，金本位消失了；而且從未得到令人滿意的恢復。20年代的大繁榮表明，貨幣政策作為一種限制工具毫無用處，至少是在被不想為崩潰而受指責的人使用時，那場崩潰可能來自於對其有效的利用，這種看法不無道理。大蕭條說明，貨幣政策顯然不能把國家從跌落中拯救出來——打破就業不充分的平衡，一旦這種平衡充分而穩定地建立起來。只有財政政策才能起到這種作用，只有財政政策才不僅能保證有錢可借，而又保證錢會被借去花掉。這就是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教訓。
現在，有了另一次戰爭的教訓。這就是財政政策，不管對擴大生產和就業、對克服蕭條或衰退多麼有用，但其本身反過來都是沒用的。在有高度組織的現代工業經濟中，它不可能防止通貨膨脹，若不是以極其嚴重的失業和勞動力閒置為代價，這代價在和平時期遠遠超出了可容忍的程度，在戰時甚至也遠遠超出了所預料的程度。
這些就是教訓。從中學學到的是，在所有情況下，都是不完美的。希望貨幣政策將起作用。相信現代經濟管理者圍坐在一張油光鋥亮的桌子邊所產生的魔力，這在經濟教學中依然存在，並在整整1/4世紀裡在實際經濟政策中有了一種災難性的復甦。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教訓在於，限制需求的一般措施不能防止滿負荷或近乎滿負荷運轉的經濟中出現通貨膨脹，這一教訓也被抵制了另一個1/4世紀。據說戰時經歷是特殊的；在和平時期，經濟的發展大不相同。懷舊通常與顯赫的地位相結合，於是就使與新真理相對立的習慣性錯誤佔了上風。
第二次世界大戰逐漸波及英國和美國。從1939年夏末直到翌年五月法國的入侵，在英國，可以相信全面性的衝突是能夠避免的，儘管追溯來看又是多麼不可能。在美國，直到法國淪陷時止，主要的希望就是不介入。在隨後的月份裡，這種希望只是漸漸讓位給了美國如果不介入，希特勒就可能勝利的憂慮。結果在這兩個國家都出現了一個計劃時期，實際上兩國政府都不得不再次以公開保證的方式，來表明這樣的計劃正在進行之中。這與經濟學的關係非同小可。
在兩個國家，經濟計劃都強烈反映出新凱恩斯的財政計劃。極力主張反對和平時期失業的政策會在反對戰時通貨膨脹中發揮作用；現在沒有用公共開支來提高就業，而是提高稅收來限制民眾的需求和消費。這種限制會使勞動力、工廠和物資為軍事服務。這是問題的核心，所有別的都是枝節。
英國計劃符合凱恩斯的設計，這不十分令人驚訝；最有影響的設計師是凱恩斯本人。凱恩斯預先幾個月把他的觀點詳細發表在(倫敦)《泰晤士報》(itimes/i)上，隨後又發表在一本廣為流行的小冊子上，標題為《如何支付戰爭》。生活的基本需求——食物、租金、基本服裝——要按穩定價格供應充足。如果成本提高，就用補貼來保持價格穩定。而反過來就使增加工資的正當理由不存在了。工資穩定是重要的。就計劃的其他方面來講，積累需求或購買力與按當前價格銷售的商品供給大體上保持平衡。這要部分通過徵稅、部分通過凱恩斯強制性節餘的新花招來實現。要對所有工資和其他收入徵稅，戰後本息一同償還。有了20世紀30年代的黑暗經歷，戰後購買力的這種回升將是一種非常受歡迎的刺激劑。
購買力縮減或取消是基本的依賴因素。凱恩斯說：「……擺脫這種通貨膨脹的唯一辦法，就是通過徵稅或拖延手段來從市場上收回相當大一部分消費者購買力，因此就不再有阻力迫使物價上漲。」使對物價的直接控制和供給只起到一種隨從作用——「……供給和物價控制的某種方法應該在我們的整體規劃中起到一定作用，並且可能是對主體設想的一個有價值的助手」。
在華盛頓，如同以前的歲月一樣，對凱恩斯的反應比在白廳(whitehall)來得快，來得謙恭。因此，一個基本類似的設計構思出來了。但在華盛頓，有一種可以代替的選擇。伯納德·巴魯克回憶他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經歷時，堅持認為若再次爆發戰爭，只有全面控制工資和物價才發揮作用。「我認為你必須首先把一個上限放在整個價格結構上，包括工資、租金和農產品價格……」巴魯克在國會中威望非常高——這種威望與其說來自他的智慧或高大的體魄，倒不如說來自他對一些南方參議員的不屈不撓的資助，這些參議員最有把握再次當選，因此，對他們的如此投資並不冒有金錢損失的嚴重風險。這個問題在坦率的爭論中並未遭到反對。有一種提議認為，通過徵稅，需求會大體上與按照裝置和勞力得到充分利用時的價格可能進行的經濟生產大體相符合。這將是防止通貨膨脹的主要依據。但是，隨著生產在戰時需求刺激下從大蕭條水平向上擴大，可以預期某些產品和材料會遇到障礙。這些障礙對於軍需上會特別緊缺的產品來說，十分嚴重，譬如金屬、機床和化學制品。這裡有必要利用上限價格和控制手段來限制使用和消耗。採用上限這個字眼是為了取悅使用此術語的巴魯克，以希望得到他的支援。據認為，這也會產生一種有益的(也許完全是騙人的)靈活的印象。價格總會由上限向下波動，儘管可以肯定在其規定的情形裡是不可能的。從1941年華盛頓發行量很大的一家報紙上可以注意到，「我們對第一次世界大戰體會最深的教訓是有關通貨膨脹的」，「不管有關目前戰爭的狀況如何，任何一種民意測驗都顯示出一種要擊敗通貨膨脹的強大決心」。該報如同凱恩斯一樣認為，防止通貨膨脹的根本出路在於採取措施，「在整個經濟中限制開支增長，或減少開支數額」。
在這些初步策劃中，未讓貨幣政策發揮作用——在以前幾十年的失敗過後，它至多也只不過被認為是無用的。結果，它在戰爭期間未起到重要作用。在此期間確立1%的很小的再貼現率，給政府的短期貸款有更低的優惠利率。得到銀行的這種優惠貸款是受限制的，戰時有規定限制對銀行貸款的需求，包括對消費者信貸的直接控制。如我們看到的，從1940年起，聯邦儲備就成了華盛頓的一潭死水。1940年以及1941年初，它對戰時經營的最顯著貢獻就是在瞬間出現的新的華盛頓總部中給國防顧問委員會提供辦公場所，該委員會在計劃——且可以說在組織——初步經濟動員。
1940年5月下旬，恰在法國淪陷之前，羅斯福總統成立了——實際上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恢復了——剛剛提到的部門，國防顧問委員會；其目的就是為軍事生產進行計劃和組織，或如許多人認為的那樣，通過做這種表面上的工作來使公民恢復信心。利昂·亨德森(leonheuderson)是該委員會的七位委員之一，他是一位有傑出的智慧和精力的公務員，負責組織力量「來穩定原材料領域中的價格」。亨德森把原材料這一術語解釋得很廣泛，包括除農產品以外一切物資的價格，在這方面，公共政策從名義上或實際上所做的承諾不是穩定價格，而是提高價格。這種承諾並未因戰爭的前景而改變。亨德森和少數幾個官員把持著以物價監督為主的簡報編輯工作，直到1941年4月為止。當時根據總統令成立了物價管理與民用供給署，也是以亨德森為首。這個供給署有權制定價格上限；但由於缺乏立法權，只能對違反者進行言辭上的譴責。(就是在這些年中，為了描述這樣的口頭懲罰，仗勢欺人一詞才進入了我們的語言。)
1942年初，珍珠港偷襲事件發生了，在經過極為廣泛的立法聽證和辯論之後，物價控制得到立法的充分認可，由特殊法庭負責實施，而且及時制訂了對違反者的懲治條例。沒有尋求對工資的控制權；在整個戰爭期間，這都是一個比較非正式但並非因此而比較非嚴格控制的問題。僅在1943年中期，農產品價格才得到有效的控制。
隨著剛才提到的《1942年緊急價格控制法》(emergencypricecontrolact)的通過，現在就有了全面應用已通過的凱恩斯方案的氣候。在特別壓力下的物價將受到嚴格控制；用財政手段限制需求，大體上會使物價保持穩定。隨著新價格控制立法生效，顯然整體方案暴露出的缺陷令人憂慮。通過充分的觀察，基本理論中令人羨慕的經濟觀念，在實際中表現的缺陷令人憂慮。這是一種甚至諸如此部史書的作者都得不到原諒的傾向性。但是意在用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方案，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是有不足之處的。
實踐中的失敗涉及戰爭財政學的最古老的問題——在經濟需求的強大壓力下，開支易於超過增加稅收的最佳意向的努力。從任何較早的標準來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增加稅收都進行得非常嚴格。1944年聯邦政府稅收是1933年水平的6倍，這是很明顯的擴大。但開支甚至增加得更快，1942年，即參戰後的第一年，開支比稅收的2倍還多。戰爭後期的每年開支都是在稅收的2~3倍之間。與早期的戰爭一樣，不可能使稅收與支出相平衡。少些主觀想象或多掌握些歷史知識，就可預見這個問題。
通過選擇來制定價格也遇到了非常實際的困難。現代工業經濟中的價格多得令人感到不便；不同經濟部門中的價格必須由不同的人來監督。不同的人對價格上漲的反應速度難免不同，正如越野賽跑者對越野賽的反應速度，或戀人對愛的反應速度不同一樣。此外，制定不同產品的上限價格，在易或難的程度上也有明顯差別。有些產品僅有幾種等級、幾種質量、幾種尺寸，離岸價格不打特別折扣。在其他情況下，有的產品種類多得驚人，價格也多得驚人。這種差別影響著價格制定者的反應時間。不同的反應時間反過來意味著，一種工業可能很容易擺脫到物價上漲，而另一種工業則受到禁止。處理中出現的這些差異並沒有逃脫注意力；當然不會逃脫，如果未受控制的工業——例如，煤炭工業或廢料工業——的價格等於受控工業——例如，鋼鐵工業——的價格。這種困難也是應該預見到的。
這些就是凱恩斯方案中的實際問題。經濟原理中更深刻的問題甚至更嚴重，在隨後30年中依然困擾著政策。這個問題來自市場權力；它意味著在達到充分就業很久之前，公司就有能力提高自己的價格，這非常有利於它們的收入。失業者(包括依賴救濟工程生活的人)在1938年幾乎平均佔民事勞力的20%，在軍事開支的影響下在1940年和1941年分別猛跌至14.6%和9.9%。這種跌落不僅鮮明地表明瞭凱恩斯解決失業方法的靈驗，而且還鮮明地表明瞭對與民用開支相對的軍用開支的不同反應。幾個月前民用開支要是隻達到這個數目的一部分，就會使保守分子發出最驚恐的叫喊，使敏感的人產生嚴重心跳停止的症狀。現在卻大快人心。
但是，物價上漲並沒有等待充分就業。1941年晚些時候，失業仍很嚴重，物價開始上升，1942年初物價上升加快。農產品價格上升，從以前的低價格來看，這是不可避免的。但工業價格在生產增長、工資高且仍在提高的情況下也開始上升。顯然物價將很快大幅度普遍上升。工資上漲馬上會促使物價上漲，併為其鳴鑼開道。在以後的年度中，經濟學家大量討論菲利普斯曲線——一個統計函式，依據過去的經驗可以顯示出必須得接受的物價上漲幅度，從而使失業率降至任何一個特定水平。後來才得知，1941年的經歷表明，通貨膨脹和失業之間的關係十分令人討厭——失業率在某一很高水平之下，進一步減少失業率的代價是一個很高的物價上漲率，比菲利普斯預見的要高得多。
幸運的是，有一種辦法使理論和實際問題都可以得到解決。這就是回過頭來找巴魯克，把所有重要價格都同時定下來。這僅僅需要把先前經過十分雄辯論證的觀點在平靜中完全顛倒過來，一旦面對需求，就會以適當的速度完成，因此幾乎不會受到公開的反駁或評說。
1942年4月28日，最高價格調節總署按上個月所達到的最高水平給所有價格規定了上限(農產品價格基本例外，直至1943年)。最高價格調節總署也稱最高總署，歷經許多改良和調整後，起到基本控制作用，直到1946年夏調節令取消為止。租金也得到了控制。
與市場上虔誠的朋友辛勤編織的神話相反，這些控制手段非常有效。在1942~1945年底，工業商品的批發價格的確是穩定的——總增長是從50.7到53.00(1967=100)，而1974年一年增長從135.5到166.1。從1943年起，上限價格可以應用於食品。批發價格是完全穩定的。(有些食品的農業價格的上漲為補貼所抵消。)消費價格指數在1943~1945年之間，從51.8升至53.9。在1974年間，消費價格指數從139.7升至155.4。考慮到軍事消耗和有關的預算赤字，可以肯定，若沒有控制手段，物價就會大幅度加速上漲，最後為垂直上升。到戰爭結束時，幾乎可以肯定物價和工資每年會翻一番，或許翻兩番，也許更多。有些不利的傳聞認為黑市相當猖獗，質量嚴重下降。消費物價指數並未將其測出來。實際上，黑市的全部交易所佔比例甚至在戰爭結束時也是很小的。質量下降提出技術問題。即使下決心也不容易嚴重降低煤油、煤、電甚至許多食品的質量。
1946年取消控制時，價格嚴重暴漲。消費物價指數由1945年的53.9升至翌年的58.5，再升至1947年的66.9，又增加5個百分點後，開始平穩，隨之又下落。這種增長反駁了控制的靈驗性；它表明戰時通貨膨脹僅僅被推遲了。要是沒有控制，戰爭期間通貨膨脹的規模將大得多，這種看法是比較合乎實際的。要是戰時控制不是在1946年突然取消，其中有些增長是可以避免的。
這種控制不受其物價已確定的公司的歡迎。物價管理者當中的年輕人和把有效控制與嚴格管理等同起來的趨勢，幾乎肯定使控制更不受歡迎。一般來看，負責人也沒有完全掩飾涉及大公司情況下所表現出的某一種管理上的狂熱虐待，也沒有完全掩飾他們不僅壟斷經濟智慧而且壟斷愛國主義的信念。但是，大眾十分歡迎控制。切斯特·鮑爾斯是一位得力干將，成功的宣傳家，1943年成為物價管理署署長，是最先使用民意測驗來檢驗公眾對政策反應的國家官員之一。1945年11月，他接到下面對公眾態度的分析：
從我們剛完成的鄉村普查來看，我們在過去3年中所贏得的民眾支援並沒有減少。物價管理署處理物價控制和定量供給的方式仍普遍得到購物婦女的贊同。91%的被調查者認為，物價管理署在物價控制方面幹得「好」或「相當好」；只有9%的被調查者認為幹得「差」。對定量供給的支援幾乎依然同樣堅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