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約翰·梅納德·凱恩斯52歲，很可能正處於一項相當傑出的事業的巔峰時期。他的關於《凡塞爾和約》(ithe/iiversailles/iitreaty/i)的觀點已經被證明是正確的，雖然也鼓勵了德國人抵制有助於這一證明的賠償。他關於丘吉爾和恢復金本位的看法可以確信是對的。1930年，他發表了他珍愛的傑作《貨幣論》兩卷本。他身材頎長，稜角分明，目空一切，頗具英國紳士風度。在倫敦的學者圈內可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實際上，他的主要聲望尚有待建立，他也完全意識到了這一點。1935年元旦，他在給喬治·蕭伯納(georgebernard)的信中說：「要了解我的思想狀況，您就得知道，我相信自己正在撰寫一部經濟理論著作，這部著作將使世界研究經濟問題的方法大體上革命化——我想，這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今後的10年曆程。」事情的發展正是如此。
這部論著的問世和凱恩斯威望進一步提高的原因在於，他本能地認識到了在現代經濟中存在著某種勢力，這種勢力正在挫敗思想正統的人們提出的最重要的假說，這種假說認為，在一定時期內不受外界干擾，經濟體系將與其全部或幾乎全部自願的僱工相平衡，所涉及的不僅僅是正統觀念。假如凱恩斯的直覺是對的，那麼，貨幣激進分子所抱的希望也將破滅。美元含金量的改變或銀行儲備的增加，並不意味著有更多的借貸者、更多的儲蓄、更多的貨幣以及使就業充分恢復的經濟高潮。貿易水平可能對貨幣供給是無所謂的。銀行裡可能有可借的貸款；如果經濟的自然傾向就是減少生產力和失業，那麼從借貸中所獲的利潤可能會如此之低，以致誰都不想借了。由此得出，如同黃金購買政策和公開市場業務的失敗在30年代中期開始所表明的，那種貨幣政策將不會奏效，它基本上是被動的或放任自流的。此時所需的一種政策就是使可利用的貨幣供給得到增加，並確保使其得到使用。隨之貿易狀況就一定會改善。
有關適當的政策的結論，就是凱恩斯在找到理論依據很久以前所得出的一個結論。20世紀20年代末，他勸服了試圖東山再起的勞埃德·喬治來支援一個巨大的借貸專案，用之於公共建築，以解決就業問題。靠借貸所賺的錢用於公共建築以確保其支出和對生產的作用。1933年底，隨著美國黃金購買計劃將把支援者的希望和反對者的恐懼都驅除殆盡，他強烈呼籲羅斯福實行同樣的路線。「我極力強調通過由貸款支撐的政府開支來提高國家購買力。」新政的推行者不應該滿足於有被借出消費的資金，這種資金必須被借出消費掉，必須緊緊抓住希望或機會不放。
凱恩斯對肖伯納提到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簡稱《通論》)一書做了理論論證，該書於1936年2月在英國出版，幾個月後在美國出版。凱恩斯由於他的寫作和思想的清晰度在他的同事中長期被猜疑，兩者往往密不可分。在《通論》中，他挽回了自己的學術聲望。這部著作晦澀難懂，檔次不高，不乏幼稚。所有經濟學家都說讀過，但只有幾位讀過，餘者都為自己決不會讀而內疚。該書的部分影響來自於其和者寥寥。這就需要其他學者來做解釋，以簡明的形式複述其中的觀點。最初執行這項任務的人——在英國的瓊·魯賓遜(joanrobinson)以及在哈佛的艾爾文·漢森(alvinhansen)和塞繆爾·哈利斯(seymourharris)——後來成了該書思想的有力的宣傳者。
經濟在充分就業中找到平衡的信念部分取決於長期以來所謂的薩伊定律，部分取決於失業時對工資、價格和利率的調整的執行，薩伊就是j.b.薩伊(j.b.say)，亞當·斯密的法國的等價者和解釋者。薩伊定律並非複雜得叫人不知所云，它認為，由於每次銷售商品都有收益，因而就可以以計件工資、利息、租金或利潤的形式支付給某地的某人(或從受損失的人那裡得到)購買那件商品的資金，購買一件商品是這樣，購買所有商品也是如此。這樣，在經濟中購買力就不會不足。價格、工資和利率的運動隨之就證實了j.b.薩伊的正確，確保了經濟的基本趨勢在充分就業情況下執行。人們和公司從收入中得到節餘，這筆節餘顯然是必須要消費的。當把節餘變成投資用於建設住房、工廠和資本裝置時，就達到了這一目的。如果人們節餘的比投入的多，那麼儲蓄過剩就會降低利率。因此，投資得到刺激，(至少在理論上)節餘受到抑制。過多的節餘會被排除掉，薩伊定律將得到成立。由於儲蓄過多而帶來的購買力突然下降，也會使物價下降。這會鼓勵購買，並通過減少產生節餘的收入也會減少節餘。這又一次證明了薩伊的正確性。
到了凱恩斯的時候，薩伊定律已在經濟學中統治了100多年。這個定律絕非是偶然的事物。對薩伊的承認顯然是區分可尊敬的經濟學家與狂想家的試金石。直到30年代末期，在美國重點大學，想獲得哲學博士學位的候選人要真把購買力短缺看作蕭條的一個原因，那就無法通過答辯。他是一個只看事物表面的人，不值得學者與之與伍。薩伊定律是經濟觀念——包括錯誤觀念——具有穩定性的最著名的例子。
我們看到，使薩伊得到輔助說明的是維持經濟處於充分就業狀況下的力量。這些力量也是比較明確的。如果存在著失業，謀職的競爭就會降低工資水準。價格較少直接受到失業的影響。因此，價格和成本的關係就變得更有吸引力——實際工資將下降——在從前就業中未給僱主帶來利益的工人現在也被僱用。工資下降不會影響購買力；根據薩伊定律，購買力總是充足的。就業將繼續擴大，直到接近充分就業時，使得工資成本提高、抑制就業為止。因此，經濟在充分就業或接近充分就業的狀況下找到平衡。正統的經濟學家也據此提出一個決定性的方法來結束失業。在蕭條中決不能干涉工資的減少。要抑制一切具有誘惑力的呼聲，包括赫伯特·胡佛的呼聲，據回憶，他堅決反對減少工資。在任何問題上，同情心都沒有如此愚蠢，因為維持工資水平只能使失業的悲痛和失業者的悲痛永久化。
這就是被凱恩斯消滅的學說，也許更確切地說，是神學。可以從許多方面來看他的論證；也許最容易的就是通過利率來看。他認為，利率並不是人們得到支付而節餘的費用。確切地說，利率是人們為維持他們的工廠資產、機器或類似的不動產形式投資而得到的東西——用他的話來說，是為克服他們的流動性偏好而支付的東西。因此，利率降低可能不會抑制節餘，刺激投資，確保所有節餘都派上用場。它可能使投資者收回現金或現金等價物。因此，利率不再符合薩伊定律，以確保花掉節餘。如果薩伊定律不再是一個可靠的生活準則，那麼就無法從思想上排除購買力缺乏的觀念。它可能尤其是減少工資的結果。
在凱恩斯看來，必須使人們想節餘的數量等於他們想投資的數量。但是，他認為調節機制並不是利率，而是經濟總產量。如果想節餘的努力超過了投資的慾望，那麼由此產生的購買力或需求的缺乏就會引起產量下降。產量持續下降，直到就業率和收入減少到如此程度以致節餘也減少或變成負值。這樣節餘就與投資相一致，與此同時投資也在下降，但程度不那麼大。可以看到，這樣建立起來的經濟平衡，現在是一種其中沒有充分就業而是失業的平衡。因此，對凱恩斯來說，失業是經濟的一種自然狀況。
還有許多其他情況。並非凱恩斯所有的論點都站住了腳。例如，流動性偏好利息說雖然滿足於他的論點，但作為一種對現實的描述，未能得到持久的承認。但凱恩斯對兩種事情有直接的影響。薩伊定律消失得無影無蹤。因此，有人一致認為會存在儲蓄過多的情況，對正在生產的產品實際需求的缺乏以儲蓄過多的相對物存在著。經濟會與失業保持平衡的觀點——一種為20世紀30年代日常生活事件所令人羨慕地強化了的觀念——也幾乎是立刻就產生了影響。
如果凱恩斯在同時代的一些人看來是激進的話，那麼，他在一個重要的方面是完全正統的。他設想的經濟結構是經濟學家在古代就公開承認的結構——競爭的結構，價格自由移動，市場最終無限制地控制經濟行為。有工會存在，但工會在凱恩斯看來是無足輕重的。公司和公司權力之間根本就沒有真正的差別。如凱恩斯所寫道，工會和公司的作用實際上都在肯定他的論點。他有了論據支援他的論點，但他未加以利用。
因此，在凱恩斯以前的50年中，在所有的工業國中，公司獲得了巨大的影響力和市場權力。這就是不久後所謂的公司集中的教科書時代。除了美國在一定程度上屬於例外，還有現代工會的興起。20世紀30年代後期，在新政支援下，為響應產業工會聯合會(產聯)的組織運動，美國在工會組織方面已與其他國家並駕齊驅。公司集中和工會勢力的結果徹底使意在維持薩伊定律和充分就業平衡的調整更為不可靠。
我們注意到，1920年，農產品價格比工業產品價格降得更快、更嚴重。其原因(未引起激烈的爭論)在於，工業公司在市場有了權力——通常與壟斷或寡頭壟斷相關的權力——使價格下降得到緩解或抑制。農民和其他小企業主沒有這樣的權力。在1929~1932年間，農產品批發價又下降一半多。非農產品價格下降不到1/4。迦納德·c.米恩斯對這種相異運動做過頗有影響的研究，他當時受聘於美國農業部。對於控制較好的工業價格，他給出了一個永久的術語，即管理價格。
對過量儲蓄所做的凱恩斯調整是通過減少積累需求來實現的。當需求下降時，肯定有某種事物支撐不住了，所支撐不住的一定不是價格就是生產。如果公司的市場權力可以使價格上升，肯定下降的就是生產。當生產下降時，就業也會下降。公司有了市場權力，於是失業就成了凱恩斯調整的一個十分鮮明的特徵。失業的人或擔心失業的人開支的減少會對產量和就業產生進一步的抑制作用。看來有理由認為，這種對產量和就業的作用，遠大於凱恩斯基本上感覺到的價格和工資降低在競爭經濟中可能產生的作用。
在大蕭條期間，公司部門和有競爭力的部門之間在生產和就業方面的差別是很大的——雖然不能總把所有的一切都歸於單獨一個原因。在1929~1933年間，經濟中的非農產品按1929年價格計算從886億美元降至578億美元。農業產量略有上升，從107億美元升至110億美元。非農業就業人數由1929年的3700萬降至1933年的2900萬。農業就業稍有變化，從1050萬降至1010萬。
正統派希望減少工資以起到穩定作用，抑制失業，但工會的崛起也使這種希望變得渺茫。不管以減少工資來提高就業的優點是什麼，工資未減就達不到提高就業的目的。工會的首要目標之一就是抵制用這樣的方法來降低工資。至於貨幣工資方面的調整，凱恩斯認為其糾正價值是可疑的，其發生的可能性越來越小。但是，失業現在成了降低工資的選擇辦法，這在降低積累需求方面，甚至會比凱恩斯確實討論過的調整起更大的作用。
公司和工會的崛起對凱恩斯體系具有另一種意義。當通貨膨脹以及蕭條嚴重時，它們就是使體系失敗的主要工具。
長期以來，有關凱恩斯革命的一個被爭議的問題，就是有多少功績應該逐漸歸於其名下。許多學者認為，應該更加重視他的許多先驅；他們做的大量奠基性的準備工作，實際上是使凱恩斯得到承認的原因所在。這些學者確有可取之處。
一個世紀以前，馬爾薩斯(malthus)為需求普遍缺乏的觀點辯護。在凱恩斯一代之前，霍布森(hobson)提出了經濟危機是由節餘過度而引起的觀點。(他的這種邪說影響如此之大，以致在1899年不允許他向贊同他的成年人講授。「……在面對針對無限節儉的美德提出的質疑中，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
在《通論》發表之前的一些年中，在瑞典一些富於革新精神和高度責任感的經濟學家一直在創造並在一定程度上運用同樣的觀念。應該具體屬於他們的觀念就是，國民政府的預算應以充分就業情況下的逐漸積累起來的稅收為基礎，不應該因為蕭條期間開支下降而減少。這基本上就是近代所謂的充分就業預算。
在凱恩斯時代之前，梅傑·道葛拉斯(majordouglas)也在一些年中一直贏得粗俗的皈依者去接受社會信用觀念。社會信用的操作特徵就是社會紅利，可當作現金來支付給一般公民——是對馬里蘭殖民時期的開拓思想的恢復。社會紅利肯定是被消費掉的，它一點也不涉及貨幣政策的消極方面，因此，道葛拉斯出現在凱恩斯之前——如凱恩斯自己所觀察到的。
20世紀20年代創造奇蹟的人之一韋迪爾·卡欽斯(waddillcatchings)也出現在凱恩斯之前，與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及其他人一樣，卡欽斯是當時創立的大投資信託公司中其中三家的設計師，這三家分別為藍嶺公司、謝南多厄公司和戈爾德曼·薩克斯貿易公司，這些成就除了其創始者極受尊敬外，與較近期的伯納德·科恩費爾德建立的公司的成就沒有其他不同。卡欽斯從事建立時，預先考慮了商業蕭條的原因，在隨後的商業蕭條中他將損失慘重。他與從前擔任過裡德學院院長的威廉·j.福斯特(williamster)合作，寫了兩部非常有影響的書，特別是其中的一本《通向富裕之路》(ithe/iiroad/iito/iiplenty/i)，在大蕭條真正到來時擁有大量的讀者。該書的觀點與j.b.薩伊的相反，認為過度節餘——購買力短缺——是可能的，甚至是正常的，解決的辦法在於政府借貸和消費——凱恩斯的解決辦法。30年代初期在哈佛，在貨幣和銀行業問題上最清醒的教師是約翰·h·威廉，他是一個保守分子，但決不是老頑固。幾乎令每個人感到驚奇的是，他告訴他的學生說，福斯特與卡欽斯關於過度節餘的論題及解決辦法是不會被自行忘記的。其他經濟學家缺乏寬容，而非經濟學家不一定就有較多的同情心。羅斯福在去華盛頓就任總統之前讀過該書，並在書上寫道：「太好了，好得不真實——你不能從虛無中得到一些什麼。」
在這些年中，洛奇林·柯里(lauchincurrie)在學術界享有較高的聲望，他是哈佛大學的講師，1934年出版了《美國貨幣供給與控制》一書。在重大方面，柯里先於凱恩斯；這是一個不明智的學術策略，因為該書引起了對柯里作為經濟學家的可靠性的懷疑。
也是早在羅斯福就職很久以前，赫斯特(hearst)撰文大張旗鼓地宣傳主張支出50億美元政府貸款用於公共工程，這在當時是一個驚人的數目。隨著新政的到來，成立了公共工程和大眾就業部門——公共工程署、土木工程署、公共事業復興署——雖然比赫斯特呼籲要求的規模小。這些專案並非當作根據貨幣政策而繼續向前邁出的一步——通過掙錢隨後花掉來提高需求的一種辦法——而是解決失業的一個必要手段。然而，這是一種尋求理性——即凱恩斯所提出的理性化——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