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文·費雪早在1933年最終提出，要把借得的資金直接進入個人工資單：他敦促羅斯福讓政府借貸，再把這筆款項無息貸給個體僱傭者，將每個僱工的工資每天增加2美元，時間為100天。這也將確保消費。通行的其他計劃還有給人們支付服務費用、補助金，或付給他們錢完全是由於他們的存在。這就進一步確保了貨幣在一定時期內不消費掉就變得一文不值。因此，消費也是強制性實施的。
到30年代中期，也存在著一種對凱恩斯體系的高階演示。這就是阿道夫·希特勒和第三帝國的經濟政策，涉及為公共開支而大規模借貸，起初主要是民用工程——鐵路、運河和高速公路。這比在任何其他工業國都更為有效地減少了失業率。到1935年，德國失業率是極小的。「希特勒在凱恩斯對失業的原因做完解釋之前，就已經找到了解決失業問題的出路。」1936年，隨著物價和工資面臨著上漲的壓力，希特勒採取了進一步的措施，將擴大就業政策與對物價的全面控制結合起來。
應該注意：納粹的經濟政策是對有如破竹之勢所做出的一種特別反應。失業狀況令人絕望，於是就借錢讓人幹活。當工資和物價上漲威脅著穩定時，就強制實施一種物價上限。雖然在希特勒以前的德國就對這種政策有過許多爭論，但這種政策是否很有影響，看來是值得懷疑的。希特勒及其追隨者並不是一群書呆子。在德國大蕭條期間消除了失業，又未引起通貨膨脹，而且最初主要是靠平民的活動，這是一項傑出的成就，卻很少受到稱讚，也未引起眾多的評論。希特勒決不會幹好事的概念擴充套件到了他的經濟學中，如此觀念看來更為合理地擴充套件到了他的任何其他方面。
因此，《通論》的作用就是使正在流行的觀念合法化了。過去是狂人瘋子的越軌行為，現在成了堂而皇之的學術論題。提出可能存在過度節餘的觀點，現在不再使一個人得不到學位或必然不能晉升。解決過度節餘的適當辦法在於通過借貸來維持的公共開支，這也就成為一項得體的研究課題，儘管還是不斷引起嚴厲的反駁。現在的大氣候有利於大眾的行為。
凱恩斯的思想通過大學傳入公共政策領域。如果這是一場革命，那麼它就不是街頭或店鋪的革命，而是學術廳的革命。凱恩斯思想主要為較年輕的學者所接受。經濟學家在思想上尤為經濟；大多數用畢業時的思想來謀取一生。因此，變化並非來自思想變化的男人和女人，而是來自一代又一代的變化。與凱恩斯同時代的偉人幾乎毫無例外地反覆研讀過他的書，認為是錯的。他們當中，除幾個人例外，都是直到退休也許還在以後仍有這種信念。
英國主要的凱恩斯研討中心，也許可想而知是劍橋大學；這裡，凱恩斯的兩位年輕的同事卡恩(kahn)和瓊·魯賓遜深感榮耀地檢驗和解釋他的思想。就是通過哈佛，凱恩斯的思想才傳到了美國。在《通論》出現後的幾個月中，討論持續不斷，有興趣的學生可以參加《通論》研討會，正式的或更多為很不正式的研討會，幾乎每個晚上都有。曾負笈英國劍橋且認識凱恩斯的學子，在麻省和劍橋成了小先知——解釋凱恩斯的受尊敬的最高權威。
哈佛校友及時意識到了凱恩斯熱潮，因此感到不幸。(在後來的歲月成立一個小組織——真理基金會——來反對這種威脅。)年長的教師雖能容忍，但不能苟同。1936年秋，哈佛慶祝建校300週年。眾所周知，榮譽學位將授給各個不同領域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藝術和公共生活中最偉大的人，富蘭克林·d.羅斯福(franklind.roosevelt)令許多傑出的畢業生煩惱，他要發表一個重要的演講。政治系和經濟系的年輕教師向年長教師提出了關於誰應被授予學位的建議；認為要提按理能引起最大窘迫感的名字。政治家中照此而提的名字是利昂·托洛茨基(leontrotsky)，較年輕的經濟學家中照此而提的名字為凱恩斯。兩人都未被授予榮譽學位，被授予的人大體上被遺忘了。
但從1938年起，剛從明尼蘇達大學調來的一位年老資深的教師在哈佛為凱恩斯得到公認起了關鍵的作用。他就是艾爾文·h.漢森。作為評論家，漢森起初對《通論》的反應是冷靜的；但是他有一種明顯的甚至是非凡的能力來改變認識。不久，他的關於財政政策的研討班成為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來探討的一個重要焦點。在20世紀30年代末期，華盛頓的官員不斷來參加這個研討班。因此，這明顯是凱恩斯思想不斷傳到華盛頓的途徑。漢森清晰透徹、不知疲倦地對凱恩斯政策進行著述。不甚透徹但更不知疲倦的是另一位年輕的哈佛教授西摩·e.哈里斯。漢森·哈里斯和保羅·a.薩繆爾森與他的開拓性的教科書，是把凱恩斯思想帶給美國的渠道。
但是，華盛頓在30年代後半期也是一片繁忙景象。貨幣政策的破產和對國家復興署的放棄，使得政府沒有明顯的意圖要結束失業和促進復興。有一種可能就是向壟斷進攻。壟斷是邪惡的；打擊壟斷定會帶來某些好處。如我們剛才所注意到的，更合乎邏輯地看，壟斷的市場權力意味著物價在需求下降的情況下仍高居不下。蒙受損失的是產量和就業。據認為，恢復競爭就會減少管理價格的作用，降低這種失業原因的重要性。在30年代後期的華盛頓，堅持反壟斷要求的興趣有明顯的恢復，就是由於這種認識。
困難在於市場權力和價格管理並不是一個有關幾家公司的問題，而是滲透在美國整個的經濟中。因此，根治的辦法在於對這種經濟進行徹底的重建。如30年代初公共工程的經驗現在所表明的，消費是需要時間的。但是這與讓一切有權力控制其價格的美國公司遵守反壟斷法所需的時間相比，是一個快速出現的奇蹟。新政中沒有多少人願意出臺一項伴隨性措施來瓦解工會。因此只剩下凱恩斯一人。
從《通論》出版之日起，華盛頓的凱恩斯福音傳播中心就是聯邦儲備系統管理委員會。歷史似乎在按一種極為合乎邏輯的方式前進。貨幣政策僅僅帶來過多儲備的增長。因此，負責人就轉向少消極、多確定的財政政策以確保貨幣能消費掉。實際上，聯邦儲備的作用基本上是偶然的。洛克林·柯里的認識早於凱恩斯，因此顯然接受他的思想。他現在是管理委員會調研委員。管理委員會主席是馬里納·埃克爾斯(marrinereccles)，我們已讀過他對一次銀行擠兌的描述。回憶在大蕭條期間，自己作為銀行家的危險的親身經歷以及猶他農民和商人遭受的貧困和危險，埃克爾斯不禁獨自想到政府應該按凱恩斯路線干預經濟。於是，《通論》發表之後，聯邦儲備以凱恩斯插入華盛頓的楔子出現。
柯里按更實際的方法行進。1939年，他以——雖然實際上有實無名——羅斯福經濟顧問、此類濟濟人才中的第一位的身份由聯邦儲備到了白宮。在白宮，他親自組建一個就業署和政府經濟學專家總排程處。當政府的任何位置有了重要的職務空缺，他都努力讓確實有凱恩斯信念的人佔據。到30年代結束時，他建立起一個非正式的由這樣的皈依者組成的網路，深入到所有重要的財政部門。大家都在思想和政策上保持密切的交往。柯里和任何有關人士都不把這當作一種陰謀。看來，這只不過是一件要做的必要而切合實際的事。
因此，引進的凱恩斯思想開始在30年代下半期有了結果，是對華盛頓而不是對倫敦這些思想首次產生了影響。但從整體來看，這是對思想和希望而不是對實際政策的影響。排列在反對凱恩斯思想的巨大方陣裡的都是講求實際的人。當不能領會一種思想時，講求實際的人就尋求常識這道天然屏障的保護。常識是表達一向被信任的事物的另一個術語。
一向被信任的事物，如同與凱恩斯和凱恩斯主義者相對立的那樣，是一種過於強大的事物。200年中最純正的美國人表現出對紙幣有著強烈的愛好。在70年中美國人被白銀弄得焦躁不安。美國的貨幣實驗符合一種古老的、政治上最易接受的傳統，仍擁有大批的政治選民。一位眾議員或參議員為了提高物價和推進社會正義而強烈呼籲發行綠鈔，回到俄克拉荷馬或衣阿華(iowa)就會成為英雄。絕沒有這樣的傳統和這樣的選民，擁護赤字財政的思想——一種有意的、不加區別的不平衡預算。一個人在華盛頓宣傳這種思想，回到衣阿華可能被認為是個危險的瘋子。
明智的政府總是努力使其預算得到平衡。未能做到這樣的就說明是政治上的無能；事情不會比這更為複雜。政治家總是試圖為收支不平衡辯護。有時還表現出不低的技巧。但是，不管他們的解釋多麼巧妙，畢竟都是虛誇的——為開支太多、稅收太少、管理太差做掩護。凱恩斯的赤字和赤字財政的理性化就更是同一回事。1933年2月，胡佛總統勸告羅斯福說：「預算無疑要保持平衡，即使需要進一步增加稅收；政府信貸要通過拒絕在發行證券中將其用盡而得到維持……弄清這一點對國家的穩定大有益處。」
羅斯福並沒有不同意；他在代表大會後的首次電臺演講中說，國家必須「消滅赤字」，他補充道，「像任何家庭一樣，任何政府一年中都可能支出稍大於收入。但是，你們和我都知道，這種習慣的連續性意味著救濟院」。
被兩位總統這樣證實的信念在5年後依然是強大的——反對一個遠方的英國名人的思想仍是一個可怕的障礙。羅斯福的觀點中顯然也有最終所謂的合成推理的謬論。這也對凱恩斯思想構成一道強大的屏障，並且至今尚有影響力。
一種看上去合理得可愛的思維模式——合成推理謬論——把家庭經濟學延伸到政府經濟學。一個家庭不能無限期地入不敷出，一個政府也是一樣。靠借錢度日的父母把債務而不是一種才能留給了後代。借債的政府也是一樣。兩者都缺乏道德。
家庭和國家之間的比較，細心推敲起來似乎是不合理的。任何像美國政府(或任何其他國家政府)這樣巨大、紛繁、複雜、難解的事物，應該與一個掙工資的家庭受到同樣條條框框的限制，這至少是一個尚待證明的問題。如常言道，這屬無稽之談。此外，不應注意到一個國家的財富和償付能力取決於其國民經濟生產。如果借貸和開銷會提高生產，像凱恩斯思想認為的那樣，這種借貸和開銷就會提高償付能力。借貸和開銷極少會為一個家庭創造財富。凱恩斯主義者長期抱怨說，他們的反對派不理解他們在試圖做什麼。凱恩斯主義者也同樣不理解，使其反對派受到限制的傳統的奧妙，或使其反對派受到控制的力量。
在這些年中，凱恩斯政策也受到當時稅收作用小這一事實的侷限。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環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政府是個小政府；1930年總開支為14億美元；1940年不到100億美元。1930年聯邦政府對商品和服務的採購佔國民生產總值的2%，1940年佔6%；比較起來，20世紀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則在10%~12%。
聯邦開支少，有關的稅收也少。在後來的年度裡，凱恩斯政策終於嚴重依賴兩種稅務改革。一是公司和個人所得稅具有偶然的自我調解的趨勢。當產量和就業率下降時，利潤和收入也下降，其中包括須交納超額累進所得稅後的收入。收入減少，上交的稅也減少，而且減少的幅度更大些。當產量、就業率、利潤和收入增加時，情況剛好相反。在20世紀30年代，稅收小，這種作用不明顯。
也是在以後的年月裡，減少稅收、增加赤字因而就是用借得的資金來擴大借貸和開支，這一觀念會被接受。在30年代，由於預算不平衡，為增加赤字來減少稅收，看來對信仰最堅定的凱恩斯主義者都是一項矯枉過正的措施。柯里，也許還有其他幾位，認識到了未強調稅收是凱恩斯政策的一種缺陷。但總而言之，凱恩斯政策被認為與增加公共開支是同一回事。
這也產生一種不利的政治影響。消費當時並不是為了像國防這樣有社會聲譽的目的。確切地說，消費總是使節儉的特點與為普通公民或窮人的支出相聯絡。凱恩斯的政策也享有這種聲譽。後來當擴大生產的凱恩斯政策更加強調對稅收的利用時，態度就有極大的轉變。在減稅的受益者當中是富裕者。經濟刺激通過富裕者的開銷增加來發揮作用，這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種健全和明智的特徵，而一無是處的窮人的開支則缺乏這種特徵。從利用開銷到利用減稅的轉變與凱恩斯經濟刺激受到尊重有密切的關係。
因此，就30年代而論，凱恩斯的實際作用並不是非常大。1932年、1933年和1934年，聯邦政府的稅收還不到開支的一半——自那時以來比任何一個和平年度都更具有大的相對不平衡。在1932年6月30日結束的財政年度中，稅收為19億美元，開支為47億美元。如我們所注意到的，從對經濟的關係來看，這些數目決不會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1934年，稅收相對來說大於支出。到1938年6月結束的財政年度，在68億美元開支中僅有1.2億美元赤字。赤字由於1937~1938年度經濟衰退而再次上升，其中部分上升是蓄意的。隨之赤字首次至少受到了決策人根據凱恩斯政策所做的在他們自己認為是合適的辯護。但數目仍很小。例如，在1939年，財政年度赤字僅為39億美元，與翌年相同，僅比1934年的36億美元赤字稍大一點兒。顯然凱恩斯政策並未取得壓倒一切的勝利。「財政政策……是30年代一種未成功的恢復手段——並不是因為它不起作用，而是因為它未得到嘗試。」
大蕭條實際上並未結束，而是被第二次世界大戰給衝跑了。這從一種悲觀的意義上來講，是凱恩斯政策的勝利。但是，它所提出的問題不是就業和產量，而是通貨膨脹。對於這個1/4世紀後再度被回憶起的問題，凱恩斯體系並未做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