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富蘭克林·羅斯福的首次就職演說中，被引用得最多的那段話論及恐懼在經濟事物中特別有效的作用。他指的是，失去工作、農場、住宅、銀行存款或貿易的恐懼引起人們非理性的謹慎的行為方式，這種非理性的謹慎使一切都變得更糟。甚至在1933年3月4日，他就可能論及通貨膨脹的恐懼所引起的持續作用，這種作用以自己的方式對大眾的行為有更大的麻痺作用，目前的幾個月將是其主要的危險時期。通過拒絕可能增加貨幣供給的任何行為、可能增加開支且因此增加已暴露的赤字的任何行為、似乎威脅要做這些事且因此破壞商業信心而涉及信心綜合症的任何行為，這種恐懼就其可能盛行而論，能夠排除促進復興的一切大眾行為。例如，除講壇以外，一定程度上不可能為增加公共開支而有所作為。
羅斯福的當選，實際上加深了對通貨膨脹的恐懼。隨著蕭條的持續和惡化，在國會中又燃起舊日之火。基·彼特曼(keypittman)是來自內華達的參議員，參議院對外關係委員會主席，他是白銀的忠實倡導者。埃爾默·托馬斯(elmerthomas)是來自俄克拉荷馬的參議員，曾在布賴恩部隊裡當過兵，他是無論如何都要增加貨幣的代言人。「我們在流通領域必須有更多的貨幣，我不在乎哪一種——白銀、黃銅、青銅、黃金或紙幣」。如結果所表明的，他們的支援者在兩院中同時增多是最後一次。隨著情況的惡化，通貨膨脹的支援者們甚至在著名的領域內都有同盟。弗蘭克·a.範德利普(franka.vanderlip)前些年擔任過國家城市銀行行長。以他為首的國家委員會和萊明頓·蘭德公司的詹姆斯·蘭德在金融界和商業界有了一個立足之地，一個被嚴重懷疑為對民主和美元可能別有用心的立足之地。查里斯·e.柯林(charlesughlin)是來自密歇根的無線電臺的牧師，是教會的一個強有力的喉舌。幾位經濟學家現在開始主張商業美元——一種將其價格不歸於含金量而歸於具有永恆的購買力的貨幣。據認為，這種永恆的購買力是實實在在的貨幣穩定。由於這樣的穩定需要現在提高價格——目前貨幣的購買力絕對過大——那麼，一個人可以同時支援穩定美元和提高價格。
但是，絕大多數經濟學家，也與同時有名望的銀行家和商人一樣，他們對自己成長過程中所面對的恐懼堅信不移。1933年下半年，在普林斯頓人埃德溫·w.凱默勒(edwinrer)的領導下，最著名的經濟學家中有40位加入全國經濟學家貨幣政策委員會，他們聯合起來反對任何拿貨幣當猴兒耍的行為。(凱默勒教授前些年率貨幣代表團到墨西哥、瓜地馬拉、哥倫比亞、智力、厄瓜多和其他邊遠地區，在那裡他總是強烈要求他的東道主政府採取與金本位類似的政策，所產生的效果總是無法持久，因為它們後來無一例外地放棄了這種政策。由於同黃金的這種親暱關係，他贏得了巨大的聲望和可觀的金錢。他可能陷入了一場利益的衝突之中，儘管他是無意的。)隨著羅斯福的到來，恐懼和必要的警惕感加深了。羅斯福競選中所說的一切，都再一次令人信服。但誰能肯定他是那個意思呢？顯然，國會中的許多人都希望他不是那個意思。
當初通貨膨脹問題的界線不僅定在新政府內，而且定在新政府外。政府中沒有一位要人願意稱自己是一個通貨膨脹主義者。一位美國政治家可能渴望擺脫無聊的婚姻關係，但是他不想成為曝光的姦夫。通貨膨脹的情況也是如此。至多則有上述提到的那種穩定的倡導者，也就是美元既不能升值也不能貶值，其中最突出的是農業部長亨利·a.華萊士(henrya.wallace)。也有完全坦誠的通貨膨脹的抵禦者。領袖人物有羅斯福的預算主任路易斯·w.道葛拉斯(lewisw.douglas)，保羅·沃伯格(paulwarburg)的兒子、剛來華盛頓擔任財政部顧問的詹姆斯·沃伯格(jameswarburg)，財政部顧問、隨之聲名赫赫的迪安·艾奇遜(deanacheson)，眼下還有伯納德·巴魯克。「論及逐漸通貨膨脹的人們，」巴魯克說，「很可能會談到逐漸把炮彈放出去……貨幣不可能再度在一個充滿著要毀滅其價值的威脅的環境裡起作用。」
在3月4日之後幾周內，硬貨幣的主張者如同他們毫不猶豫地自我稱呼一樣獲得成功，在就職後的那一週裡，根據羅斯福的要求和道葛拉斯的策劃，眾議員通過一個龐大的經濟議案，削減國家官員、公務員、國會議員的工資，減少退休金。一些自由民主黨人表示反對，但被徹底推翻。參議員托馬斯(thomas)提出的一個對《農業調整法案》的修正案遇到了麻煩，這個《農業調整法案》特別主張自由鑄制銀幣，接受外國政府用白銀支付欠債，價格高達2億美元；在一定限制下發行高達300億美元綠鈔；授予總統可以使美元含金銀量減少高達一半的權力。支援這些主張的是所有古老的激情的萌發。由於政府不能確信自己能推翻托馬斯修正案，就把這種權力變成許可性的而非強制性的，因而就以這種形式通過了。雖然這樣避免了危險，但這是以羅斯福貨幣政策的權力幾乎無限制性為代價的，因此就更增添了對羅斯福觀點的擔心。假如有如此巨大權力的他屈從了通貨膨脹主義者，那麼所有的一切真會全部喪失的。
在1933年的夏秋之交，發生了一個大的變化，硬貨幣的主張者失去了勢力。在為羅斯福的主張所做的鬥爭中，出現了一個轉折點，比經濟事務中出現的大多轉折點都更為明顯、更富有戲劇性，這就是倫敦經濟與金融會議。
1933年6月，在倫敦舉行的經濟與金融會議，與1954年的波茨坦會議一樣，是迄今為止20世紀真正奇特的國際會議之一。會議繼承了胡佛政府的傳統，寄希望於國際研討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困擾世界的經濟問題，特別是不穩定的貨幣、損人利己關稅、過剩商品的傾倒，此外還有蕭條本身引起的可怕的陰影。66個國家的代表出席了會議，確保改善的計劃不管多麼可悲，都不能忽略。當時，會議是在美國共和黨人的領導下籌劃的，實際上更為明確的目的在於仍依賴金本位的國家——無疑有法國、義大利，還有瑞士、比利時、荷蘭、波蘭——說服已脫離金本位的國家來穩定貨幣。這樣的穩定絕非神秘，只需要貨幣變節者當貨幣降到某一兌換金幣匯率時都能根據要求買到黃金，那麼貨幣就不會進一步貶值。若實現不了這個目標，放棄了金本位、其貨幣可以以優惠匯率來換得的國家在出售產品中就比仍實行金本位的國家佔便宜。後面的國家在換取便宜貨幣中丟失了黃金，遲早不得不自動放棄金本位。對於那些剛從穩定貨幣中掙扎出來——甚至通貨膨脹逆流比美國還大——的國家來說，這是一個十分令人鬧心的情景。法國剛剛結束為穩定貨幣而做的特別艱苦的鬥爭，理當成為黃金陣營的領袖，這是可想而知的。
當會議在籌劃時，沒有人懷疑哪個國家會成為法國的同盟，甚至密友。美國堅定地以金本位為根基，具有充足的黃金儲備，對其領導人來說，黃金就是宗教。當代表們聚集在肯辛頓(kensington)地質博物館時，美國已放棄了金本位。因此，其立場令人難以捉摸。它仍會堅持近來的信念嗎？抑或它可能現在不想使美元貶值，結果在海外市場出售美國產品，特別是農產品佔有優勢，從而進一步改進美國物價？在會議開始前的幾周裡，羅斯福與他最初的正統觀念保持一致，給許多來訪的政治家留下的印象是，他贊成穩定美元——可以購到黃金，因為超過一定程度，這種黃金就會抑制其對其他貨幣比率的下降。但是，美國代表團揚帆而來時，這個很基本的問題尚未得到解決，或就此而論尚未加以考慮。這是一個重要的疏忽。但隨著會議談判的進行，這就不是一個非同尋常的疏忽。
代表團團長是科德爾·赫爾(cordellhull)，副團長是在1920年總統選舉中獲得提名的兩位候選人——考克斯和羅斯福——之一，詹姆斯·m·考克斯(jamesx)，成員包括對貨幣穩定持兩種不同觀點的人，他們與一些毫無觀點的人構成平衡。後者包括得克薩斯的拉爾夫·w.莫里森(ralphrrison)，他在最後一刻才被選入，以示對他在經濟上支援民主黨的獎賞；另一位是參議員基·皮特曼，他只一心想把白銀再作為貨幣，也好從國家禁令的沉悶中擺脫出來度個假期。他甚至喝醉酒時都能把一大口帶有濃烈煙味的痰吐入遠處的一個痰盂裡，每當談及白銀，他立刻就變得清醒，即使是片刻的，他的這種能力使同事大吃一驚。在受到正式接見時，他以極隨便的方式向喬治五世(georgev)和瑪麗王后(queenmary)打招呼：「國王，我很高興見到你，還有你，王后。」一個夜晚，在克拉裡奇家中，一個舞池招待員請詹姆斯·沃勃格陪同他到舞池餐廳。皮特曼正一絲不掛地坐在水池裡，像是噴泉裡的一尊雕像。招待員未能讓沃勃格相信，那不是噴泉裡的一尊雕像。
在眾多的代表團中，美國代表團有一定的資格稱自己不僅最花哨而且最困惑，隨著會議的進行，代表們彼此之間有了一種徹底的、頗有道理的不悅之感。但是，由拉姆齊·麥克唐納(ramsaymacdonald)率領的英國代表團十分不清楚，自己是應該做看來適宜的黃金捍衛者，還是做按其他貨幣匯率不可兌換的英鎊的捍衛者，以使英國出口不再受罰。如同某人所說，僅僅由於他們是英國人，他們的困惑才得以較好的引導。在會議開始前幾個月中，美國的政治輿論一致堅決要求英國、法國和較小的聯盟國給美國支付戰時債務。聯盟國現在沒有希望首先從德國那裡得到賠款，因而也同樣堅定地予以拒絕。人們擔心如果提起這個問題，那麼它就會搶先佔據會議的議題，於是達成一致，在倫敦會議上不予討論。如施萊辛格十分高興地述說，拉姆齊·麥克唐納「突然違約提出會議議程，在開幕詞中號召減少戰時債務」。他的副手們隨後抱怨他的這種越軌行為，認為他患有晚期的身心頹廢症。
會議一開始，法國人就強烈要求達成一項穩定匯率的初步協議，希望用一種臨時行動來為更持久的協議開闢道路。從黃金角度來看，這使貨幣穩定成了頭等大事。這個問題不解決，許多別的事情就不可能完成。美國的態度當然是至關重要的了。回到華盛頓後，總統的硬貨幣的顧問們——艾奇遜、劉易斯·道葛拉斯、巴魯克以及財政部長伍丁(woodin)——都贊成穩定貨幣，如同代表團中的詹姆斯·沃勃格一樣。現在，人們認為羅斯福對貨幣穩定存有疑慮，但對此誰也不能完全肯定，因為他已乘船離開了新英格蘭海岸。雷蒙德·莫利(raymondmoley)是羅斯福的高階智囊，現任助理國務卿，為了協調一致，據認為也是想做那次旅行，他把會晤與命運聯絡在一起，於是就到船上拜訪了羅斯福。看來莫利想了解羅斯福的觀點，但沒有成功，之後就動身去了倫敦，以使這種更進一步的不確定性引起美國代表團的注意，成為其指南。
對莫利的到來，人們持有極公開的保留態度，科德爾·赫爾對他的到來的期待已索然無味，他對莫利會被罷免的普遍傳聞做出了冷漠的反應。莫利到達後，經過一輪緊張的商談，認為法國人是對的，臨時穩定貨幣的主張能夠得到支援。一英鎊當時約為4.40美元，剛剛增了點值。莫利認為，總統會接受的。他堅決要求按此匯率來固定美元和英鎊的關係。
總統的硬貨幣的顧問們所犯的錯誤很可能在於讓他退出去獨自思考，且據說還有人讓他讀一本關於重新穩定貨幣或商品美元觀點的書。無論如何，在7月1日，代表們在克利夫頓——即阿斯特子爵——的泰晤士山谷之家受到款待，參觀最初稱為權力機構的20世紀30年代帶噴泉的療養聖地，此時傳來羅斯福反對穩定的訊息。換句話說，當美元明顯降至低於目前對英鎊和法郎的匯率值時，他不會讓黃金上市，以便不至於進一步跌落。大約一天後，他給大會致函，其中所表達的他的立場完全明確，使許多人為之膽寒：
這次重大國際會議的召開，旨在給世界各國人民帶來更現實、更持久的金融穩定和更偉大的繁榮，在認真考慮這些較廣泛的問題之前，被僅僅影響幾個國家貨幣匯率的純屬人為的、暫時的試驗性建議牽著走，那麼我認為這將是一場大災難，是一場世界悲劇……
……所謂的國際銀行家的古老偶像，正在被籌劃國家貨幣的努力所取代，努力的目標在於使這些貨幣具有永續性的購買力，這種購買力從現代文明的商品和需求來看，不發生大的變化。
讓我坦率地說，美國所尋求的美元將在一代人之後所具有的購買力和償還力，與我們希望不久的將來所獲得的美元價值相同。這個目標比一兩個月中就變化的英鎊或法郎匯率，能給其他國家帶來更多的好處。
因此，羅斯福的態度變了，他就這樣公開了他的態度，對會議產生了直接的、最公開的但從許多方面來看又最不重要的影響。其主要目的為，關於穩定貨幣的協議不復存在，繼續存在的不過是為了保留面子而已。(羅斯福的反駁實際上也標誌著雷蒙德·莫利公共生涯的結束，是貨幣可以毀滅公務員的殘酷性的又一例證。)許多硬貨幣的主張者對羅斯福所做出的反應和所用的語言，即使已故的喬·麥卡西也可能認為是尖刻的。曼徹斯特《衛報》(iguardian/i)在一篇典型的評論中，稱羅斯福的致函是「一篇無政府宣言」，《紐約時報》表現出較大的剋制，措辭極為謹慎，說致函「具有使迷惑加劇的性質」。拉姆齊·麥克唐納心神錯亂，矛盾百出，但實際上他從喬治國王(kinggeorge)對羅斯福給他造成的悲傷所表示的憤怒中得到一些寬慰。比這種反應更為重要的是對羅斯福政府的影響。在隨後幾個月中，硬貨幣的主要捍衛者——道葛拉斯、艾奇遜、沃勃格都離開了政府。
但是，有明顯的贊同的呼聲。巴魯特忠實於人生哲理，現在無所牽掛地站在勝利的一邊。他告訴羅斯福，在貨幣穩定到來之前，每個國家必須得「像你現在一樣，做出巨大努力進行必要的整頓」。另一位頭腦靈活或無論如何都不會再犯同樣錯誤的人就是溫斯頓·丘吉爾。現在他已下野，所有的船都停泊在被遺忘的黃金潮流上，他認為把政策系在任何稀少或充足的商品(諸如黃金)上都是錯誤的，出於對法國的愛來這樣做是「叫人完全不能理解的」。在德國，康斯坦丁·馮·諾伊拉特(konstantinvonneurath)談到了羅斯福的「無畏精神」，而雅爾瑪·夏特從某方向來看甚至是更有幫助的。他對國家社會主義之聲《人民觀察家》(ivölkischer/iibeobachter/i)說，羅斯福採用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哲學。沃爾特·利普曼(walterlippmann)是一位更令人滿意的觀察家，對此也表示贊同。耶魯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歐文·費雪(irvingfisher)專門為《紐約時報》撰文，稱頌總統的行動。「如果批評羅斯福總統的人真正瞭解了構成貨幣穩定的因素，那麼他上週一的宣告本來就不會引起已出現的爆炸性事件。」接著他指出，總統當然不會反對貨幣穩定。但他是一個有理智的人，所尋求的是美元購買力的穩定，而不是匯率的穩定。換言之，羅斯福僅僅接受了一些人的新穩定方法，他們認為，目前形勢的穩定意味著更高的物價。
甚至更熱烈的稱讚出自一個更為重要的代言人——在經濟問題上是本年代的且大多數人認為是本時代的最重要的代言人。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在《每日郵報》上撰文，從自己的立場出發，熱情地讚美羅斯福，其標題在隨後多年中常被引用：「羅斯福總統偉大正確」，不僅僅是正確，而且是偉大正確。
大多經濟學家現在會一致認為，就對20世紀貨幣思想和政策所做的貢獻而論，凱恩斯名列第一，歐文·費雪屈居第二。不管傾向性如何，所有的人都會認為，其中的一個或另一個是數一數二的。什麼也沒有態度的轉變更能充分說明當代對他們贊同的反應了。《紐約時報》認為，「幾乎沒有必要說費雪和凱恩斯的思想已遠遠走在公眾之前，兩者都被經濟和金融判斷的根本一致性所排斥」。
有了經濟和金融判斷的根本一致性，費雪和凱恩斯都相信，物價上漲和相應的生產擴大很容易做到，只是凱恩斯相信的程度要小一些。他們與羅斯福都不知道，這將是多麼難以取得——偉大的正確或甚至正確該是多麼艱難。現在要完成這個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