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社會上，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記憶就是通貨膨脹。第二次世界大戰從經濟角度來講，引起的災難要大得多，但是留在人們記憶中的卻不是通貨膨脹，這是很有意義的。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留在人們記憶中的仍是發生在戰前的那場蕭條。
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理論上對物價穩定政策的錯誤估計，就在於大公司的市場權力和並非無關的工會作用。如前所述，公司遠在充分就業產量未到達之前就有能力提高物價，由此而產生的高額利潤和生活成本隨之又導致或本來會導致工會要求的提高。這樣運用權力，實際上毀滅了關於在價格穩定和近乎充分就業條件下積累需求和積累供給之間存在一種完美平衡的一切希望。但是經濟學中的錯誤帶來的獎勵和懲罰可能具有公平性。公司權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使物價綜合控制成為必要，但顯然且意外地為其成功做出了貢獻。
這是因為在有市場權力的工業中，控制物價比較簡單。這樣的工業——大公司工業——對經濟的一個很大部分具有共性，物價控制工作從整體來看簡化了許多。
具體來講，在有許多買賣者的市場上——在不存在市場權力的市場上，按現價若出現供給短缺，就缺乏一種機制可以使上市的供給在有要求權的購買者當中得以合理的分佈。有些購買者能得到想得到的一切，有些則一無所獲。在這種情況下，給賣方一定的報酬來避免買方空手而歸，這種動機是非常強烈的，買方接受的動機並不弱。在買賣雙方的數目都很大的情況下，敗露的可能性就很小。此外，因為在小企業中，記錄不詳或不存在，僱工少而且往往靠得住，非法的交易不會留下蛛絲馬跡，不會冒有熱愛祖國、伸張正義、憤怒不平的僱工打電話向政府揭發的風險。在小買賣的競爭市場上，控制是非常難以實施的。
有了大公司，一切都變得容易多了。首先存在著超額生產的作用。有競爭力的小公司實際上在滿負荷運轉，但大公司卻在某一超負荷水平上運轉。這分明是1941年和1942年的情況。在早先大蕭條的年度中，需求減少在農業中對價格有影響。但在公司工業中，如我們所反覆看到的，卻對生產造成更為強烈的影響。因此，在大公司的價格確定時，它能繼續擴大生產，從而能繼續在相當長一個時期裡滿足其所有客戶的要求。短缺和由此而來的不順從之誘惑並沒有馬上出現。生產擴大帶來利潤增長，因此消除了使物價上漲的理由，而不是懇求。
甚至在滿負荷運轉時，對大公司的控制都比對有競爭力的小企業來得容易。大公司瞭解其客戶，可以把稀少的供給較合理地配給他們，或通過訂貨來達到這個目的。因違法而要受到監督的公司為數不多，每家公司都有詳實的記錄，這可以簡化對非法交易的追查。僱員或工會樂於提供有關公司行騙的資訊。除了所有別的一切，大公司易於變得臭名昭著，這是一種有益的現象。在經濟問題上，小罪犯會得到同情，但大罪犯卻極難得到同情。
價格控制對有市場權力的大公司來講，遠比在經典的競爭市場中的公司簡單，這並非是一個事後諸葛的發現，而是在當時就被很好地觀察到了，但如同戰時經歷的大多教訓一樣，未得到很好的研究，很快便進入了被遺忘的角落。對此，戰後不久有過下面這樣的總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最近朝鮮戰爭兩個時期，對許多大規模生產中的生產者產品和消費者產品的價格控制相對來說未引起大眾的責怪和爭論。對不合理的供給分配和對黑市的抱怨也比較少。從通常的觀察可以看出，這是具有市場不完善特徵的經濟的一部分。價格控制的嚴重問題出現在食品和服裝方面，這部分經濟除特例以外最接近於純粹的競爭。物價管理署至少把2/3的精力投入這些產品中。在一種強勢供給制生效前後，控制肉價的努力出現在有許多買賣者的市場上，就價格制定而論，使其遭受的挫折表現幾乎是典型的。
現在從整體上來看，如此來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經濟體制的性質，實屬罕見。
由於戰爭期間的價格保持在有報酬的水準上，且因此給生產提供了動力，其作用不會完全消失。但與貨幣一樣，其作用大大減少了。具體來講，可以明顯看出，由於價格固定不變，因此再不會用上漲來減少對供給短缺的產品或服務的使用或消費。這樣的增長對生產投資和擴大不再有指導作用。在把工廠、勞工和材料轉為軍用時產生的價格上漲也不是決定性因素，雖然軍用品價格也自然保持在有報酬的水準上。
民用消費的減少並不是由於價格較高，而是由於供給制，或由於貨架上空空如也，且消費者不得不空手而回，或由於把供給讓給了上午最早來的或排隊時間最長的人。並非所有這些辦法都值得推廣。必需的軍用產品的獲得不是由於價格高，而是由於正反兩方面控制的結合。汽車生產、大多民用建築、大多非軍事目的投資被禁止，於是這方面使用的材料和勞力也被禁止。非軍事、非必要地使用鋼鐵、銅、其他金屬、橡膠和其他有關物資被禁止。民用工業中的就業也限定了最高價格。正面控制隨之限制在罕見的稀有物資中——鋼鐵、銅、鋁、橡膠和其他幾種物資——出於軍事目的或必需的民用目的。
與上述控制相關的並對其有重大幫助的是經濟的發展。按不變價格計算的經濟總產量——國民生產總值——從未受戰爭或戰爭前景影響的最後一個年頭即1939年的2090億美元，升至1944年的高峰3610億美元，這一增長大約等於政府用於戰時目的購置的增長。這意味著積累民用消費在戰爭期間並未減少；相反倒是大大增加了，因為民用實業投資減少了。按不變價格計算，對商品和服務的民用購置在1940年為1560億美元，在1944年為1710億美元，比1945年多120億美元。
因此，一般來說，美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靠的是擴大生產——利用在大蕭條期間閒置的裝置和勞動力，把新勞工吸收到勞動力中來，延長工作時間。也許自從在羅馬統治下的基督殉教者受難以來，可能再也沒有如此多地提及美國這些年中所做的巨大犧牲，這裡指的是商品而不是鮮血。有些商品，譬如新汽車和鬧鐘，是弄不到的。但到戰爭結束時，美國人積累消費和家庭平均消費都比從前提高了。犧牲得到如此報償，且又如此有益，這是絕無僅有的。
但是，要花的錢遠遠多於可能會花掉的。雖然消費供給增多了，但是計件工資和年薪以及由擴大生產和就業而積累的利潤增長更要大得多。不同之處在節餘方面，從前和自那時以來，美國人絕沒有按此規模來把錢擱置一邊。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對戰爭債券運動的反應，此時沒有人受到鼓勵去銀行取錢買債券。實際上，債券無資格充當貸款的抵押品。儲蓄增加還因為錢難花掉：有些緊俏商品是定量供給；有些諸如汽油這樣必須得為其他事務而開支的商品是稀少的，而且也為定量供給。(通常可以看到，待在家裡就是省錢。)有些東西要排隊才能買到。幾種通常的開支目標，譬如新汽車和新房子，是買不到的。人們節餘，還因為他們料想戰爭結束價格會降下來，蕭條會重來，就業機會減少。因此，有點儲備是可靠的。
1940年個人儲蓄佔可支配收入的5.1%，1943年和1944年則佔25%。由此可知，這是戰爭期間動員力量的一個傑出的設計。男人和女人工作，並不是為了獲得需要人力、物力和裝置來生產的服務和商品；他們工作是為了得到無須成本而印製的錢。在1943年和1944年，所有的民事成就有1/4是這樣創造的。對實際勞力、物力和裝置的需求一直推遲到戰爭結束以後。如此幸運的一種調整也是偶然的，這真是太糟糕了；本來應該是大量認真計劃的成果。
在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以及在德國，戰時管理的大體計劃與美國的相似。在美國，對奇缺或特別需求的商品——輪胎、白糖、鞋、取暖用油、汽油、罐頭食品、肉——的定量供應是重要的，但不像在英國或德國對戰時經濟管理那樣絕對重要。食品供給遭受挫折，因為食品供給負責人就供給限度一貫持盲目樂觀態度，他們想通過增加相應的容許定量數額來贏得人們的喝彩。因此，供給往往滿足不了定額，購買者隨之發現自己有錢和供應券，兩者都是購買一種商品的必要條件，卻什麼也買不到。定量供應制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提供較小的數量，但不管發生什麼事情卻要確保這個較小數量的存在，這個目的卻沒有實現。在英國，定量供應更為全面，管理也十分精確。定量供應對德國的方案也至關重要。
在英國和德國，隨著戰爭的進行，供應券成了決定性的貨幣，人人或幾乎人人都可以獲得必需的英鎊或馬克；但是，只有具備供應券才能決定是否可以購買一件東西或幾乎任何東西。與傳統色彩濃厚的交換手段相反，供應券除特許例外對所有人都是等量的。擁有財產、工資或傳統貨幣積累的富人不允許比窮人有更多的這種貨幣，因而富人不能比窮人買更多的東西。通常也不允許富人從別人手中購買供應券。因此，使用定量供應貨幣就是強行實施平均主義，據認為，這在戰爭期間對社會風氣有必要，但在和平時期完全沒有必要。
英國在戰爭期間，傳統貨幣積累增長。但是稅收很高，收入受到嚴格限制。因此，錢並不是一個輕蔑的物件；如同在美國一樣，似乎擁有錢為戰後花費是值得的。在德國，如同在其他歐洲交戰國一樣，傳統貨幣積累很大，在1/4世紀裡，馬克第二次實際上一文不值。要弄到商品，只有供應券和類似的權力才算數。在這種情況下，固定的價格並沒有起到很大的作用；固定的價格，如購買固定價格商品所花的錢一樣，與個人是否擁有必需的供應券相比，是一個無關緊要的資料。定量供應所用貨幣獨有的特徵，在於它對一種交易或(如果零售商為了要提取備用現貨而將其退回)一系列交易有效。結果誰也沒有工作般的動力來積累供應券，誰也不能被剝奪這最小的權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年度，德國在這種貨幣支配下，生產活動大體上是在習慣和動力的推動下進行的。
1945~1948年間的受到抑制的通貨膨脹，對生產的破壞性遠比1923年的通貨膨脹的大。但是，1923年的通貨膨脹是對食利者階層——所有其資產可用馬克表述和支付的人——施行安樂死術，幾乎肯定比對相對富裕者的作用要大得多。總之，由於這個原因，德國社會對1923年通貨膨脹的記憶要比1945年的強烈。至今依然如此。資產喪失會給易受影響的階層留下深刻印象。失業以更為冷靜的方式被接受。
1945年之後，馬克在德國作為一種流通媒介，基本上是無用的，因此如往常一樣採用了取代物。更確切地說，恢復使用了過去的經典貨幣之一——菸草。現在用的這種貨幣形式極為高階，再沒有手對手彆扭地傳遞菸葉或有時受到嫌疑的貨棧證書，取而代之的是特別精緻的、標準化程度高的菸捲。從各方面來看，這都相當於有威望的硬幣。購買單獨一支香菸時，找零頭非常方便。20支一盒或200支一條對大型或重要的交易也是非常便利的。十進位制被修改，但未達到引起計算困難的程度。在歷史上，沒有幾種貨幣比這更難偽造了。沒有一種貨幣自身具有如此良好的自行調節其價值的趨勢。如果香菸的交換價值有下降的趨勢，也就是說，如果供給太大，並且換取香菸的產品的價格太高，那麼，持有這種硬幣的人就抽掉或送給有煙癮的朋友，而不使其繼續流通。這就起到了減少供給、維持價值的作用。某種濫用現象在於收撿丟掉的菸頭，將其再加工迴圈成為新的低質硬幣。1946年，在與駐德的盧修斯·克萊(luciusclay)將軍和其他高階美國軍事政府官員的辦公室相比鄰的廁所裡掛了一個招牌：「不要往小便池丟菸頭！」有一個士兵看到人們為重新加工而找菸蒂的勁頭非常大，於是他在下面附上進一步的解釋：「溼了就不好抽了。」但是，這種低質硬幣很容易被認出來，只有打一定折扣才能被接受。早期美國殖民者憑直覺認識到，菸草具有構成一種令人羨慕的交換媒介的潛力，這種直覺完全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經歷所證實。
1948年德國貨幣改革是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幾個其他國家的實踐相一致的。這要服從為保持在貨幣和其他資產之間的公平受損而做出的相當複雜的調整，因而主要在於減少大量貨幣的多餘額。如前所述，這是通過把舊德國馬克兌換成新德國馬克來完成的，匯率為10︰1，這個匯率明顯小於1923年的馬克與金馬克1兆比1的匯率。我們看到，商人和生產者聽說新貨幣就要到來，便拭目以待。當新幣突然到來時，商店的貨物就顯得讓人目不暇接，為了新貨幣而生產更多商品也是值得的。價格控制如同定量供給一樣，現在也可以放棄了。菸草作為貨幣，又一次走進了歷史和傳奇的雲煙之路。在貨幣管理中，人們對自己近來最險惡的經歷做出最強烈的反應，這一可靠迴圈很快就被發現在德國發生作用。德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又遭受通貨膨脹之苦，對1923年，所有人仍然記憶猶新，因而在隨後20年中比其他任何民族都花費了更多的努力來防止通貨膨脹。就這樣，他們及時地把馬克變成了新世界堅挺貨幣的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