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們看來，原則儘管與實際情況相矛盾，但也是重要的。對保守的經濟思想來講，沒有什麼比市場寬鬆的優越性更為重要了。市場既不寬鬆也沒有優越性，如果一定要用政府幹預來防止通貨膨脹，且因此來改善其執行狀況的話。但是，按路標指引的路線和相關的價格限制條件而採取的行動，也未完全得到自由派經濟學家的傳統共識。這也不無道理。凱恩斯體系絲毫未涉及市場，且因而未涉及教科書和教師所講述的公認的微觀經濟思想。在對需求做出必要的管理後，供給和需求在比從前更高的生產水平上達到平衡。需求和供給達到平衡的機制、已確定的價格和分佈在使用中的資源仍沒有改變。路標承認，工資和價格要服從公司和工會的控制。但是兩者反映的不是市場平衡，而是公司和工會的權力。這樣的權力在公認的經濟學中沒有一席之地。這也就是許多自由派經濟學家誠心想回避的問題，有些仍在迴避。
經濟顧問委員會中的自由派成員在其任職期間，無法迴避工會對工資和公司對價格的確實令人不快的作用，以及兩者之間的相互作用。但是，一旦回到大學、近郊和給青年人授課時，他們就可以放棄這種混亂的、有爭議的、非科學的成見。在他們的論著和講授中，價格再次從公司的控制中恢復過來，工會又被帶回到市場。根據貨幣和財政政策所做的經過深思熟慮的調整，再次確保了就業，且防止了通貨膨脹。
因此，這就是缺陷。美好歲月的經驗表明，經濟權力——公司和工會的權力——可以使高就業率與穩定價格結合起來的努力付諸東流。因此，在實踐中，干預是至關重要的。但是實踐從未成為原則的一部分，而原則仍然是非常有影響力的。有一種令人樂觀的神話認為，在像經濟政策一樣對公民有切身利益的問題上，公民起決定性作用。也許從長遠觀點來看是這樣的，公民有一種自豪的權力最終把失敗者從公共辦公室驅逐出去。但是，在失敗暴露出來或驅逐成為可能之前的臨時階段，經濟政策就像心臟手術一樣，掌握在專家的手中。因此，經濟學家相信或希望相信的事物——他們所依賴的原則——不是枝節問題，而是起決定性作用的。
下一個缺陷就是凱恩斯體系具有的致命的無彈性。隨著這個體系在這些年中的發展，開支不再受到削減。稅收仍按應徵稅收的增減而自行調節。但除了在戰爭的極端情況下，稅收不再受增加的立法所左右。如果開支可以增加但不能減少，而稅收可以減少但不能增加，那麼財政政策顯然就成了一條只朝一個方向通行的街道。它對抑制通貨收縮和蕭條有絕妙的作用，但對抑制通貨膨脹卻很不靈驗。
凱恩斯體系一向比其倡導者所想象的還要僵化。如前所述，在20世紀30年代，財政政策被認為是通過公共開支來起作用的。公共開支將增加以補償私人開支或投資不足，當私人開支或投資充足時就減少，與稅收無關。由於正在擴大的生產和就業可以把人們從救濟名冊和就業工程中除去，減緩諸如農民對聯邦預算的要求，因此隨著生產和就業擴大，有一定的可能性來減少開支。在1938~1937年間，聯邦開支由85億美元減少至72億美元，也就是減少了15%還多——一次巨大的、當時顯然不明智的縮減。但是，仍沒有人認為，可以輕易減少公共開支。
在戰後年度裡，開支變得更加僵化。在大蕭條期間，公共開支為了經濟和社會目標——擴大生產和就業——而提高失業者的收入。這就是公共開支的目的，因而觀點保守、思想僵化的人們就帶著不安或驚恐的目光來看公共開支。總有一批強大的選民支援削減公共開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公共開支有了大幅度增長——1954年比15年前約大8倍。但是，現在有很大一部分是軍事開支，這種開支顯然是大方的，因為得到了一夥有權力的軍事官僚及其供給工業的支援。這樣的開支再也不用來支援收入、生產和就業，不管這些附帶的報償多麼令人愉快。它用來遏制共產主義、維護國家安全、保護自由、武裝自由世界——這些都是保守分子熱情擁護的目的。因此，開支不再受根據經濟需求所做的調整的約束。如人們常說的，你不能干擾國家安全。
這意味著調整隻有在稅收中進行。戰後歲月與蕭條歲月相比，有著較大的內在靈活性。公共開支的大量增長大體上是與從公司和個人所得稅中來的收益相稱的。我們已看到了這種稅收的良性趨勢。隨著生產、收入和就業在擴大，個人收入和公司利潤都在增長。迄今為止免稅的人隨後都交稅；交納較低的附加稅的人被提升至交納較高附加稅的檔次。公司利潤超比例增長，因為公司稅額超比例增長。因此，稅收增長的幅度大於生產和收入增長的幅度。當生產、收入和就業下降時，這些作用就逆轉過來。稅收量越多，這些穩定作用就越大。對富裕階層所做出的稅收讓步明顯損害了這種良性過程的運轉。但是，在那20個好年頭中，許多這樣的好處，特別是被雅稱為按勞動所得徵收的50%最大稅率，尚未得以實施。各種不同的偷稅漏稅現象尚未得到充分追究。這些年中，所得稅具有的自動性的穩定作用相當強大。
實際上是太強大了。到了20世紀60年代初期，新經濟學中的傳統智慧認為，在充分就業的情況下，聯邦政府提出的稅收從開支角度來講是太大了。結果就給生產、收入、就業帶來一種「財政拖累」。為了減少這種拖累，據認為有必要進行一場橫向的減稅。現在公然進行的詭辯允許這樣的行動；稅收減少，赤字增加，唯一心存的目的在於增加預算赤字，且因而改善經濟運轉。1964年，這種削減達到140億美元稅收，是經過立法確定的。這是「最公開、最富戲劇性地表達了對待經濟政策的新態度」。
但是，如果需求過量，開始推動價格上漲，那麼這種行動就暗示需要將其逆轉過來。正如後來的歷史發展所充分證明的那樣，這要困難得多。其中不僅僅涉及通常政治上的對提高稅收的反對。在價格上漲的時候提高稅收，除了最開明的公民外，在所有的人看來是一種特別無理的行動。由於價格上漲，買貨要支付更多；現在政府又用高稅收來給這種傷害新增凌辱。沒有什麼經濟行動看來比這更為彆扭的了。
加強這種基本障礙的是執行政策的策略——用增加稅收來抵制通貨膨脹。必須利用的就是收入和公司的納稅；如果稅收採取任何公平方式，就會對富裕階層有嚴重影響。
在過去，李嘉圖說過，有錢人之所以顯要，就在於他們反對通貨膨脹。但是，當控制通貨膨脹的措施對富人的收入產生特別影響時，這種反對氣勢就大大低落下來。也許對所涉及的人來講，通貨膨脹是更加有利可圖的。無論如何，把稅收當作一種抵制通貨膨脹的工具，會大大挫傷富人反對通貨膨脹的熱忱。
如果稅收在沒有戰爭的不可抗拒的壓力下不能增加，公共開支沒有任何理由大幅度增長，那凱恩斯政策就不能用來限制需求，它可以提高購買力，但不能使其收縮。
在那20個好年頭中，沒有找到可靠的方法來處理工資—價格的螺旋運動——把直接的市場權力當作通貨膨脹的原因來處理。況且財政政策也變得不適宜處理通貨膨脹。目標是存在的，實現目標的工具無能為力，令人沮喪。
有一個例外，那就是貨幣政策。在其他手段失去效力時，沒有什麼能比對這種政策的信念再增加更多的不幸了。
最後一個缺陷在於這些年中對貨幣政策信念的復甦。從這一工具的歷史來看，它令人吃驚，如同它有損害作用一樣。在好年頭中，對貨幣政策的真正運用實際上是謹慎的，況且它仍然沒有起鼓舞作用。適當限制性的公開市場業務與聯邦儲備的銀行借貸利率提高結合在一起，被普遍認為已在50年代中期使發展停了下來，況且它們未能阻止工業價格的上漲。隨後，在該年代結束時，這兩者又與一種限制性的財政政策一起，終止了價格上漲——卻是以生產下降和失業上升為代價的，這種代價帶來的結果之一就是有助於肯尼迪當選。
可是，對貨幣政策的幕後信念在增長。這部分是對早期失敗逐漸淡忘的結果；部分是人們通常報有的希望，拯救可能會不知不覺出現在專家面前的魔術、妖術或巫術之中；部分是大體上反映了中央銀行家且特別反映了聯邦儲備系統的永不可落的威望——再不會令本書讀者做出吃驚反應的事物。
在小小的經濟學世界裡，貨幣政策的失敗雖然得到了充分的承認，卻繼續反映著不是基本錯誤而是有趣的偏離正題。教科書和教學仍用精密的語言詳細講述再貼現率、債券、期票和匯票的購買以及銷售中的運動會如何增減貨幣供給，且因此刺激或抑制經濟。對貨幣供給中的運動的探討變得特別時髦，雖然有關貨幣積累的內容得到越來越多的不同程度的懷疑(馬上要提到)。所有這一切中最佳的就是，貨幣政策不受公共程式中所發生的任何不便之處的干擾。貨幣政策「……享有財政政策沒有的一定程度的靈活性：管理委員會的決定不受國會行動特有的那種繁瑣程式的束縛，也不受財政政策通過立法與應用之間的時間差的限制」。
但是，這種復甦有許多要歸於米爾頓·弗裡德曼教授最得力的宣傳，這些年中他是研究貨幣政策和歷史的最勤奮的學者，他是一位虔誠的、講原則的保守分子，他把貨幣政策看成是保守信念的關鍵。它在市場上無須國家的直接干預，省略了對開支和稅收的直接管理，更不用提隱含在凱恩斯體系中的鉅額預算了。它是一種公式，把政府作用減少到最低程度——迴歸到更為淳樸的令人神往的過去的世界中去。弗裡德曼教授沒有原諒聯邦儲備的錯誤，也沒有低估其作用。相反，他強調這種錯誤，因此他對過去的不幸和平靜不負有責任。只不過這種責任比從前想的要簡單得多；弗裡德曼又回過頭來靠歐文·費雪，認為只需注意費雪方程中的貨幣數值。「貨幣儲存行為的變化與經濟活動、貨幣收入和價格的變化有密切聯絡……貨幣變化往往有獨立的來源；並不僅僅是對經濟活動變化的反應。」貨幣供給現在是指貨幣積累，一向是由(在銀行外)流通貨幣和可用支票提取的銀行儲備組成的。通過後來的補充和受到繼續爭論的限制，還包括活期存款，因為這種存款也很容易用來作為開支，而且活期和支票儲蓄之間的差別越來越不明顯。如果這些積累得到控制，可以從定量方面根據經濟活動的增加而有一個穩定適度的量的增加，那麼就完成了經濟管理的任務。別的再沒什麼了。對於這個簡單任務來講，聯邦儲備這個複雜的決策機構實在沒有必要，在各種不同的半正式場合中，弗裡德曼教授主張廢除聯邦儲備體系，確切地說，所需要的是一套嚴格的規章制度和加以遵守的堅定決心。對於在複雜世界中尋找快活的任何人來講，沒有什麼比這更快活了。弗裡德曼教授的主張的提出並非偶然，而是得到了大量證據的支援，這些證據是根據需要來羅列的，以服務於作者的目的。(特別應該把貨幣流通速度中的實質性變化解釋清楚。此外，還存在剛剛提到的嚴重而未解決的問題，那就是，什麼該算作貨幣。)在未來的年度中，弗裡德曼教授這個簡單得令人瞠目的解決方案，實際上是不會被嘗試的，卻強有力地支撐著人們懷抱一切問題都可以通過貨幣管理的魔術得到解決的希望。悲乎！
因此，凱恩斯經濟學的缺陷，用形象的比喻就是，把在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小火苗變成熊熊燃燒的大火。尼克松的經濟學家的天賦就體現在，他們現在要為之提供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