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勢會更好嗎？回答是肯定的。
證據始於貨幣管理者。如果這部歷史有什麼是明確無誤的話，那就是貨幣管理工作吸引一種缺乏才能的人，他們在其十分不完美的專業中受到一種神秘氛圍的保護，據認為這種神秘氛圍一般包容經濟學的主題，特別是包容貨幣的主題。我們已看到，無所適從者得到一個事實的進一步保護，這個事實就是，失敗幾乎從未使負責人受到損害。它更經常是一個有趣的討論主題，可以為人格增加立體感。
最後，在貨幣問題上，如同在外交問題上一樣，一種循規蹈矩的溫順本性、一種高超的裁縫手藝，以及清晰表達當前流行的金融學陳詞濫調的能力，通常比一個聰慧好奇的頭腦更有利於個人的成功。有力的行動和相關的思想引起恐怖和批評。正是由於這些，而不是由於結果，個人才有可能被記住。因此，在貨幣管理中，如同一般在經濟管理中一樣，失敗往往比成功是一個更有利的個人戰略。
在我們的時代，不願把重大的後果歸於人類的無能——歸於可謂嚴謹的時代所說的愚蠢。我們希望相信，更深層的社會力量控制所有人類的行動。時時都可以為寬容找到藉口。但是，我們最好能夠意識到，無能——愚鈍與拖拉的結合——是一個問題。它並非是不可避免的。在過去，經濟政策獲得了成功。我們必須得認定，它的成功並不是因為運氣，而是由訊息靈通、精力充沛的人促成的。
對於外行人或外行的政治家來說，將來要把勝任的個人與其他人區分開來，也決不會比過去更容易。但是，要區分成功和失敗不會有任何困難。因此，任何不得不對失敗做出解釋的人已經失敗了，這應該成為所有經濟和貨幣問題中的簡單規則。我們應該對錶現差的人寬大為懷，但是我們決不能寬厚到把他們保留在辦公室的地步。
所有這一切決不意味著成功將會是輕而易舉的。在這部歷史中，突出的教訓有兩個。第一個是貨幣問題，現在已與經濟問題甚至政體問題完全協調一致。第二個是經濟執行，這在100年前被認為是可以避免的，在50年前被認為是可以容忍的，現在再也不能被認可了。當時的不幸就是現在的失敗。
具體來講，在19世紀及以前，貨幣是重要的。公司沒有使價格運動的廣泛權力。工會實際是不存在的。國家各州的稅收和開支受戰爭的迫切需求與和平時期的需求所控制，而不受那種正確的經濟執行所必需的東西控制。當作貨幣使用的東西以及這種東西有多少，是舉足輕重的；跟隨(和反對)布賴恩的人的直覺是沒有錯的。
在現代，我們看到國家預算已成為經濟工作中的一個決定性因素。它廣泛地決定需求是否會擴大、價格是否會上漲、失業是否會上升——且由於政府借貸和由此而產生的儲蓄增加——決定貨幣的供給是否會擴大。超越預算的是工會和公司的權力，直接影響價格且並非偶然地抵消貨幣和預算政策的限制作用。如同我們所充分看到的，儘管經濟中需求在萎縮，失業率在上升，但是工會和公司卻完全有權力和優勢把成本和價格提高。這就是現代經濟中衰退將與通貨膨脹結合在一起的顯然不能讓人抱幻想的傾向。
公司和工會權力提出了一個進一步的問題，這就是現代國家中整個權力和現代政府統治權的分配。在國家行使這種權力的努力中，隱含著一個有關如何分配收入的決定。因此，貨幣政策僅僅成為經濟政策的一個次要部分，經濟政策成了政治的一個方面——誰行使權力、誰控制報酬這個問題的一個方面。
這也不是所有的情形。我們已看到，貨幣在發行國家之外的大量積累——歐元和石油元就是近來恰當的幾個例子。掌握或擁有這種積累的跨國銀行和跨國公司可以將之換成其他貨幣，並再度大量外移，這遠遠超出了現存貨幣穩定機構的整頓和穩定的能力。因此，現代貨幣管理問題所涉及的國際範疇要比以前大得多。
但是，還存在另一個問題。如近來石油和食品的例子所充分表明的，現代經濟中的供給和需求只有在價格和收入的大量運動之後才能達到平衡。這對國內價格水平和國際匯率產生一種廣泛的、不穩定性的作用。因此，價格穩定和國際匯率穩定也需要採取行動，來防止在十分重要的特殊產品價格中發生破壞性流動。這項任務超越了國界，越出了國家權力的範疇。
最後要重申一遍，在過去為適宜的執行現在已不再適宜。在拿破崙戰爭和美國內戰之後，英國採取了措施以恢復貨幣穩定和硬幣支付。農產品價格猛跌。失業率有一定的上升。抱怨很多，卻不起作用，經濟困難在當時遠非不自然的。低價格、低工資和失業恰好不是上帝的舉動。但是，它們也不是政府的舉動，現在，無須多言，它們是政府的舉動。
沒有什麼，或無論如何沒有許多事物，會永遠持久不變。但是，已被很好確立起來的事物可能會持續一段時期。形成過去政策(或過去政策所抵制)的力量如果在這部歷史中被正確鑑別出來了，那麼就可以認為至少在未來的一段時間裡會繼續起作用。從最充分的意義上來看，它們是歷史的必然。這意味著它們並不是通常所想象的意識形態偏愛的問題。把經濟政策當作對立意識形態之間的一個選擇問題，是我們時代的最大錯誤。形勢極少且通常在次要問題上才引起人們對此加以深思。規章制度和歷史環境更經常給自由分子和保守分子、社會主義者和公開宣佈承認自己有中世紀思想的人提供同一種緊身夾克。對一個人適合的東西，對所有的人都適合。對一個人失靈的東西，對所有的人都是萬丈深淵。
如果近期的未來是近期的和更遙遠的過去的一種延伸，那麼就有六種必然的規則影響或控制貨幣政策以及它作為其中一小部分的大經濟政策，這種規則分別如下：
(1)貨幣政策不當的失利之處和對其依賴而產生的挫折和危險。這也許是近來最明確的教訓。貨幣管理再不是一種政策，而是一種職業。雖然它給從事此職業的人以報酬，但是它在20世紀的成就記錄顯然是災難性的。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使繁榮和蕭條都更加惡化，它助長了20世紀20年代大的多頭上漲行情，它在大蕭條期間，作為擴大經濟的工具是失敗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隨後的好年頭中，在限制它只發揮小作用時，人們普遍一致認為，經濟運轉好多了。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它再度作為經濟管理中的一種主要工具，起到了把大規模通貨膨脹與嚴重衰退結合起來的作用。可想而知，它有力地歧視和懲罰了依賴借款的工業，其中，房屋建築業首當其衝。即使才幹非凡的辯護者也根本無法證明貨幣政策在過去是成功的。只有資本主義的敵人才會希望，在未來，這個小的、不當的、不可預測的槓桿將會是經濟管理中的一個重要工具。
中央銀行對於有益的任務仍是重要的——兌換支票、置換破的和髒的紙幣，以及扮演最後貸款人的角色。它能出色完成這些任務，它還與美國其他公共部門一起監督下屬商業銀行。這是一項它可以做好而且需要做得更好的工作。近年來調節部門，包括聯邦儲備，在一定程度上放鬆了警惕。同時，許多商業銀行卷入了樂觀主義和盲目擴大的另一次長期痙攣。結果會是新的一輪失敗。對於這樣的問題，聯邦儲備需要引起注意。
除了這些任務以外，中央銀行家承擔的責任越少，他們的聲望就會越大。也許可以因勢利導——當對貸款的需求一貫很大時，就進行一點抵制，提高利率；當相反的形勢出現時，便掉過頭來。但是，控制的主要物件——如在美國戰爭歲月和隨後的好年頭中那樣——是引起公司和個人追求貸款的勢力，而不是給他們發放貸款與否。
應該公允地看到，貨幣政策的無能，即使不危險，也會被體系內思想開闊的人認出來。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總裁注意到，貨幣數量無法被有效測量出來，儘管信仰貨幣政策的人們對這種量值十分關心。他還注意到，其短期運動是不可控制的，而且這樣的運動是不可能產生重大經濟作用的。對貨幣政策所報的希望所剩無幾了，特別是當人們記得，所有的行動必須在短期內採取，並且長期變化是短期變化的積累時。同樣，聯邦儲備系統管理委員會最近上任的一位委員觀察到：「……好的貨幣政策取決於我們關於貨幣管理的無知程度的認可。」有一種觀點堅決反對依賴具有廣泛的但未知的作用的一種工具或一種革新。原子能、超音速運輸甚至氟利昂氣體這樣的例子都會想象得到。
當依賴貨幣政策時所發生的情況根本就不是那樣不可知的，已有記錄表明這種依賴是不利的。
(2)經濟管理中的平衡因素將註定是國民預算，其中的決定性需求是用來戰勝當前的非彈性以處理過多的需求。這種需求缺乏新穎和敏銳。如果貨幣政策不便於用來調節經濟中的積累需求，那麼剩下的僅僅是財政政策了。我們已看到，這對於擴大需求比貨幣政策更加可靠，就是出於這個原因，它在大蕭條期間才在經濟學家的信念中取代了貨幣政策。它對於限制需求所產生的效果更容易得到預測，而且更加公平合理。就減少稅收或增加公共開支以便擴大積累而言，需求方面不存在嚴重的政治或其他問題。當有要求減稅的呼聲時，美國國會特別合作，而且反應迅速。同樣，有相當多的自由派經濟學家試圖把減稅當作醫治所有弊病——甚至時而包括通貨膨脹——的靈丹妙藥。但是，當要求增加稅收時，就看不出有同樣的熱情。開支削減也同樣是困難的，除了能引起保守分子的口頭熱情。它的作用是防止一種很大的可能性，成為本書作者堅信的一種可能性——對美國平民公共需求的供給遠遠少於對至少較富裕的個人消費的供給。還有進一步的組織困難，以致如同在建築和武器獲得的情況中那樣，在減少一項開支的決策與實際減少開支之間，往往存在著一個很大的時間落差，結果對需求產生影響。
解決的辦法——任何對過多的行政權力感到不安的人都不願考慮的一種辦法——在於把國民政府的預算與行政政策分開。將會像現在這樣確定開支，建立稅收。人們希望這將聯絡到對一種適當平衡需求的充分而文明的賞識，這種平衡存在於公共開支和個體開支之間，以及公共消費和個體消費之間。預期稅收將包括如此確立的開支，即經濟在近乎充分就業水平上運轉之時。這樣確立的稅收將重新分配收入，如同在收入群體中被認為在社會與經濟上都理想的那樣。增稅或減稅的權力——在明確的範疇內——將被授予總統，這完全是由於財政的即較大的經濟政策的原因。這些改革旨在不大力改變譬如在不同群體之間的稅率差別。
(3)在有市場權力的地方，直接的工資和價格控制是不可避免的。這種控制，在這樣的權力不存在的地方——在沒有工會的農業、小企業中，是不該使用的。在那裡，必須得對積累需求進行調整。控制所反映的政策是很少有人願意接受的，然而卻事與願違，不會失效。我們完全看到，在充分就業或近乎充分就業的條件下，強大的公司和強大的工會的市場權力可以創造出一種屬於其本身的通貨膨脹的動力。我們已看到，這是反覆發生過的。雖然有可能控制住這種通貨膨脹的動力，但由此引起的衰退和失業，卻會超出憐憫心或簡單的政治生存原則的容忍程度。隨著這種勢頭向前推進，利用貨幣和財政政策來抑制通貨膨脹的另一種努力即將終止。由此產生的失業和衰退是嚴重的——令人痛苦的程度遠遠超出了兩黨之中的任何一派政治家願意接受的程度。這些後果遠遠出現在他們意在解決的通貨膨脹的結束之前。通貨膨脹至少在一個時期內與嚴重衰退相結合。
對待這些令人不快的作用的唯一選擇，就是政府直接干涉有市場權力的地方——在出現充分就業很久之前且同樣面臨需求下降時，存在著用個體行動來提高價格和工資的權力的地方。這就使個體公司喪失了一種倍加珍愛的權力，也使工會如此這般。這承認了許多過去和目前經濟學教學中的錯誤。此外，還存在著形勢的束縛。因此，面對所有這些阻力，控制問題會被再三提出。
(4)貨幣和經濟管理不可避免地成為現代經濟中收入分配這個較大問題的一部分。這也會變得越來越明顯。沒有什麼比經濟政策是個純技術問題這種思想對有保守本能的個人更具魅力。社會階級或社會政策問題還未涉及。有了正確的方法——尼克松先生的手藝人嫻熟的微調——經濟就步入了正軌；權力和收入，及其對兩者的享受就仍不會受到影響。自由分子的一種思想也沒有免疫力，這種思想認為，貨幣和財政政策——包括對價格和收入的控制——在社會上屬於中性。
情況並非如此。我們看到，現代經濟社會的一個主要特徵就是下層階級拒絕對其收入和消費的法定限制。與這種拒絕聯在一起的是對不可能實現的生產的需求，這種需求又引發通貨膨脹。如果計件工資和與此相關的藍領工人消費必須根據防止對經濟做出力所不及的要求這種利益來加以限制，那麼其他收入者的要求也將被考慮。有關利潤、其他財產收入、行政工資、專業收入的需求也會受到檢查。答案不在於，富人或十分富有者的消費是總體的一小部分。公平處理人人皆享有平等待遇的某種態度問題並非比有關收入積累的問題更不重要。因此，朝向一種更自覺的平等的收入分配，將成為成功的經濟政策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方面。我們已充分看到，成功的政策要對工會要求加以限制。但是，有一種政策選擇掙計件工資和固定工資的人來達到這種限制的目的，這種選擇不管多麼方便，都不會使其他請求者感動，這種政策是不會有前途的。
(5)對使用重要產品和服務的供給和保留做計劃，將會越來越多地成為貨幣和經濟管理的一個方面。我們看到，為使對重要產品——燃料、食品和住宅——的供給和利用達到平衡，所必需的價格運動現在會非常大，大到足以給工資和價格穩定帶來破壞性的拉力。明顯的解決辦法是預測這樣的短缺，通過公眾影響力來擴大供給或減少使用。這樣的影響力在和平時期已作用在現代政府上；在美國，已作用在一個公開自詡為保守的政府上，這是對期待的一個指南。(把計劃者看作沙皇，由此而論，影響力的特點並沒有改變。)由於供給和使用兩者的問題是跨國的，國家計劃權威之間因為這些任務就不得不開展合作。超越國家的組織成為展望的前景。顯然，就能源和食品而論，形勢如同以往一樣，正在迫使在意識形態上有抵制情緒的人加快變革步伐。
(6)國際匯率不穩定的問題會復發；在將來如同在過去一樣，不可預測性看來是一個答案。但是，只有當國家經濟穩定，即當工業國家成功地把相當高的就業與可容忍的穩定的價格結合在一起時，國際貨幣穩定才有可能。在那時以前，對國際貨幣改革的一切談論都是空談，可以平安地忽略掉，除非以高談闊論為職業的人們才不會忽略。可以推測，任何未來的體系都需要遠遠超出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借貸能力，甚至像其近來被擴大的那樣。據認為，大量流動貨幣會不斷積聚在銀行、跨國公司以及(較少在)不受業務限制的投機商手中，因此，最終的改革也一定包括對國際貨幣運動的一些調解。
還有另一種前景——我們會深切懇求的一種前景。實際上，未來的政策依賴的將不是預測，而是當前的現實。其理由我們已充分看到了；經濟預測不僅非常不完善——甚至是預測者除了在提出一種新預測時之外，都承認的一種東西——而且官方預測具有一種不可避免犯錯誤的傾向。除了在罕見的場合外，所有官方預測都摻雜著決策人希望發生的情況或需要發生的情況的偏見；抑或依照越南戰爭開支的方式，不會與更大的官方許諾相牴觸。這種解決辦法不是較好的預測，而是迅速地、不加解釋地對存在的遷就，是那種情況不再存在時的迅速的、不加解釋的變革。1974年夏末，傑拉爾德·福特在剛當上總統不久，就宣佈通貨膨脹是對美國經濟的主要威脅。不到半年後，隨著失業率迅速上升，生產下降，價格平穩，他宣佈衰退是主要威脅。這個逆轉的重點並不是承認錯誤。我們應該稱讚對當前環境所做出的快速反應。新總統的錯誤不是在於改變主意，而是在於認為通貨膨脹只有通過衰退才能得到根治——公司和工會的市場權力只有通過失業和生產下降才能得以控制。僅在通貨膨脹和蕭條之間提供一種選擇的經濟政策，是不會十分令人滿意的。就此錯誤，已做過充分的討論。
還有最後一種前景，也深深根植於這部歷史中。值得再次重申的是，沒有什麼會永遠存在下去。這對通貨膨脹是適合的，對衰退也是適合的。每一個會動搖觀點、激起使自己本身結束的行為，最終都會達到目的。我們已看到，所需的行動，包括需要避免通貨膨脹與衰退越來越有可能結合而採取的行動，這是咄咄逼人的、複雜的，而且會愈演愈烈。越來越逼人的特點是這篇後記的要旨。如果這部歷史有什麼是確定無疑的，那就是，把自己看作體系的最強大捍衛者的人們、宣稱自己為自由企業甚至是資本主義最可靠的朋友的人們，將最害怕意在儲存體系的措施。他們將最反對會改善體系效能、提高體系聲望以及提高體系生存能力的行動。希望資本主義滅亡的人們永遠也不會歡迎存在於新政、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戰後或新邊疆中的積極奮發的精神。這種精神儘管偶爾是體系本身安撫對立派所表現出的熱情、樂觀或義務的犧牲品，卻是與為使體系發揮作用的努力相容的。當受到這種精神驅動時，體系就發揮出作用——在美國，至少使絕大多數人滿意。渴望資本主義滅亡的人們應該懇求接受另一種人的統治，這種人認為，一切積極行動都有害於他們精心稱之為自由企業的基本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