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股票市場的繁榮部分來自這個時期的利潤，且實際上也來自偉大的創立者似乎有的天才。股票從1924年下半年開始增長，且持續增長到1925年。1926年出現一個短暫的挫折，這年兩場颶風和無法再為維持投機生意提供新客戶，使得巨大的佛羅里達地區繁榮局面崩潰。但在1927年，股票生意又有好轉，在當年和1928年都有持續增長的勢頭，直到1929年9月為止。《紐約時報》調查的25種工業股票的平均值在1924年底為134，在1927年底為245，在1929年初為331，在那年夏季3個月中由339升到449，上升32%。如同以前一樣，個人和團體——特別是新投資信託公司和合股投資公司的先驅——在購買股票，因為他們預期價格會上漲。他們的搶購引起價格上漲，自己的期望得以實現，滋生出新的更大的期望以及由此產生的搶購風。這種搶購風會一直持續到樂觀的新客戶短缺為止，或到出現了前景完全改變的時候為止。當這種情況發生時，如同在國際借貸崩潰或大控股公司組織失靈之後一樣，可以想到，投資者會被嚇倒。投資和消費開支都將有明顯的下降。
在資助高風險證券銷售和發展股票投機生意中，新貨幣體系在這些年中發揮著主導作用。
20世紀20年代的證券風險擔保得到商業銀行的廣泛資助，其中許多在此間是由商業銀行的分支機構完成的。個人冒風險購買證券也受到同樣的經濟擔保。由於預期到贏利，其中許多投保都是贏利的，這就是說，銀行提供購買股票的資金，並且把後者當作附屬擔保物。
商業銀行為這些交易提供借貸，反過來又向聯邦儲備系統大量借貸。因此，聯邦儲備系統在為巨大股票市場繁榮提供資金。把這認為是繁榮的原因，是錯誤的；男人和女人做投機生意，並不是因為他們有錢才這樣乾的。聯邦儲備系統的確促進了投機生意的發展，並且未對此加以阻止。
從公認的傳說來看，聯邦儲備對繁榮的促進是另一個有趣失誤的結果。1927年7月1日，毛裡坦尼亞號船載著兩位著名的旅客到達紐約，一位是英國央行總裁蒙塔古·諾曼(montagunorman)，另一位是德國國家銀行行長雅爾瑪·夏特。[這是一個不為一般人所知的時刻，亞歷山大·克林斯基(alexanderkerensky)在當天結束了對美國訪問時，對報界說，蘇維埃政府已奄奄一息，在幾個月內就會消亡。]這次訪問的保密工作是極嚴格的，可以說是故弄玄虛。這兩位偉大銀行家的名字都未出現在乘客名單上。這兩位在抵達時都未會見記者，雖然據《紐約日報》報導，夏特博士在停船檢疫後，從船餐廳出來露面，「停留的時間足以宣佈他無可奉告」。蒙塔古先生揮揮手，匆匆跑上弦梯，採取了很不願合作的態度。
在紐約，這兩位遇見了法國銀行副總裁查理斯·李斯特(charlesrist)，他們三人與紐約儲備銀行總裁本傑明·斯特朗(bengaminstrong)進行了商談。此時關於誰在管理聯邦儲備系統的疑雲——華盛頓的董事會、廣闊而非集分佈的地區銀行、紐約聯邦備銀行——已經縮小到紐約和華盛頓之間的一場紳士派的鬥爭。舊大陸銀行家們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對權力握在斯特朗總裁手中不表示懷疑。在隨後一些日子裡，對所討論的問題有許多猜測，幾乎全是錯的。應該承認，這些問題涉及國家大事。如果不從嚴格的法律而從事實上來看，參加討論的人是公務員。但應該認定，大眾不應該瞭解他們談判的內容是對的。顯然，就國際貨幣政策而論，這種看法仍站得住腳。
討論的主要或無論如何都是絕對重要的課題，是英國央行一貫虛弱的儲備地位。銀行家們認為，如果聯邦儲備系統放鬆利率、鼓勵借貸，就有利於這個問題的解決。隨之，黃金持有者試圖將黃金存留在倫敦而獲得更高的利潤。美國的較高價格會及時緩解英國的工業和勞工的競爭狀況。因此，溫斯頓·丘吉爾的影子依然存在。如果這些黃金有一部分到了依舊未能擺脫嚴重的通貨膨脹之苦的柏林，或到了正在尋求使朋加萊主張的穩定站住腳並持續下去的法國，那麼都是有益處的。
聯邦儲備答應了其要求，這次會晤後不久，再貼現率由4%減到3.5%。公開市場的運轉——聯邦儲備銀行購買3.4億美元政府債券，幾個月內使商業銀行的儲備得到了充實。根據一種普遍的看法(仍被大體接受的看法)，這是導致股票市場大投機的錯誤。當需要剋制的時刻，外國人勸說美國當局不要拘泥於自己的利益，但這是以美國損失為代價的。阿道夫·c.米勒(addphr)是聯邦儲備董事會成員，他當時就表示反對，後來把這種行動形容為「聯邦儲備系統曾採取的最大的、最魯莽的行動……它導致了該系統或任何其他銀行體系在過去75年犯下的代價最高的錯誤之一」！倫敦經濟學院教授萊昂內爾·羅賓斯(lionelrobbins)由於對這些事件的觀察研究而獲得很高的聲譽，他後來說：「從所有證據來看，從那日起，局面就完全失去了控制。」
在美國金融的萬神殿堂中，與漢密爾頓、比德爾、傑伊·庫克、薩蒙·p.蔡斯並列的是為本傑明·斯特朗保留的一個不小的壁龕。人們認為，他比他所在時代的任何其他美國人都更能按舊大陸老於世故的金融家的要求來迎合他們。最有趣的是，與他的名字基本上聯絡在一起的交易，就是這種對蒙塔古·諾曼和雅爾瑪·夏特的讓步。這就是名氣的源泉，並非為經濟學所獨有。要不是水門醜聞，h.r.霍爾德曼(deman)和約翰·迪安三世(johndeaniii)就不會在歷史書上留名，戈登·利迪(gordonliddy)也不會，約翰·米切爾(johnmitchell)將不過是一個小小的註腳。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和迪安·拉斯克是由於在外交政策上犯了嚴重錯誤而出名的。要不是他與1812年戰爭以來指揮最糟的那場戰爭有關，誰也不會聽說威廉·c.威斯特摩蘭德(williamstmoreland)。如果其他一切都不起作用，那麼不朽總是可以通過適當的錯誤來得到保證的。
實際上，斯特朗總裁那一派有一定的道理——頌揚他的歷史性錯誤的人把問題過於簡單化了。這些問題還是有教育意義的。
如果德國、法國和英國當代貨幣出現混亂或困難，那麼無怪乎20世紀20年代初許多黃金擁有者為安全起見尋求到美國避難。股票在1918年底意想不到為29億美元，1926年底在搭乘毛裡坦尼亞號船的移民剛剛到達之前上升為42億美元。。黃金一到達就存入商業銀行，商業銀行允許儲存黃金，黃金可能使貸款、鈔票和儲蓄有大規模的增長(總以為有人和公司尋求貸款)，起到一種引起嚴重通貨膨脹的作用。聯邦儲備在20年代通過公開市場的運作，把這種作用抑制住了，它廉價出售戰爭期間得到的政府債券以獲取黃金。(1923年3月，聯邦儲備成立了聯邦公開市場投資委員會，薩繆爾森教授的那些獨具影響力的公民協調這種業務。)一旦黃金牢固地掌握在聯邦儲備的手中，它就不再與商業銀行的借貸和儲蓄有必然的聯絡了，因此與貨幣供給也再無必然的聯絡了。聯邦儲備使其對銀行的借貸數額遠遠低於黃金儲備所允許的界限。借貸取決於聯邦儲備對銀行索要的利率，且一定程度上也取決於它是鼓勵還是阻止銀行的借入。這種借出反過來又影響商業銀行儲備和商業銀行借貸的能力。
因此，雖然美國依賴金本位，但與黃金庫存並沒有很大關係。現在的和平時期同以前的戰爭時期一樣，國家有一種受控的貨幣。由於黃金流入不再一定對美國貸款、儲蓄、價格或利率起作用，由於這些現在取決於聯邦儲備的行動，所以在金本位下重新分配黃金的傳統力量不再起作用了。當黃金到來時，利率不一定非下降不可，貸款和商業活動並不擴大，價格也不上漲，總之沒有什麼依金本位執行的要求來抑制黃金流入，並鼓勵黃金流出。因此，可以這樣認為，斯特朗總裁支援金本位的態度雖未受到置疑，但他屈從了夏特、諾曼和李斯特，完全依照金本位的本來要求行事。也許他是這樣看的，雖然這種洞察力更可能出現在事實之後。
也不能完全肯定1927年及以後，要是有一種強硬的政策，就會阻止股票市場投機。其他事物可能會首先被阻止下來。銀行借貸的目的不僅是為了一般商業、工業和農業的，也是為了投機事業。在20世紀20年代，商業銀行累積借貸的增長，其中不包括不動產累積借貸的增長，總之是比較適當的——從1921年中的230億美元到1929年中的300億美元。(靠不動產得到的貸款用於大量投機活動，增長的百分比要大得多。)但在剛提到的累積中，給經紀人用於經營帶保證金的證券的貸款，即用於投機的貸款有了大量增長——從1921年底的8.1億美元升至1929年初的25億美元，大部分是由公司和其他非銀行性的借貸者提供的。在1929年，有了進一步的增長——該年夏季每個月增長大約為4億美元。給經紀人貸款的利率錯不了，其範圍在6%~12%，有時甚至更多，在那些日子不必給這種利率扣除物價上漲因素的補貼。這個12%幾乎是完全有把握的，錢是立等可取的。因此，假如聯邦儲備緊縮利率和貸款，那麼銀行若沒有對12%有過人的免疫力，就會減少那些利潤小、把握小、名氣小的借款人為普通商業、住房、工農業目的所需的貸款。這些是將要受到限制的貸款。華盛頓聯邦儲備委員會中思想敏感的會員擔心這種情況確實會發生，因而十分惱火。來自銀行的股市信貸的數額也在減少。公司對開價貸款的高利率越來越感興趣了。
選擇的辦法就是告誡從聯邦儲備借錢的銀行，向股市提供借貸，而且有可能明確將這些銀行拒之門外。不幸的是，這種方法的難行之處在於得罪紐約最大的銀行。這些紐約大銀行也必然與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唇齒相依。美國國家城市銀行(nationalcitybank)與兩個最大之一的大通國家銀行(chasenationalbank)當時由一個叫查理斯·e·密切爾的人領導，他充滿著熱情，但後來的事件證明他的反應明顯遲鈍，他本人也深深陷入了股市之中。如果繁榮崩潰，密切爾也會崩潰，這是他能看出來的一種關係。
1929年初，米切爾脫穎而出成為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1929年2月，華盛頓聯邦儲備委員會就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反對意見釋出一條警告，反對使用聯邦儲備資金來資助投機。這條警告決不可當作耳旁風：「一個會員(商業銀行)為了發放投機貸款或保留投機貸款而向儲備銀行借貸，就沒有理由要再貼現的好處。」並接著催促道，銀行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即儲戶的工作，借貸就是它們的工作。這是對中央銀行基本職責的可悲的拋棄，中央銀行應監督所有銀行借貸，並對其做必要的控制。市場對這個警告顯得動盪不安，但很快就恢復正常了。
委員會開始考慮應進一步採取或不採取行動。1929年3月，有訊息傳出，會議正在華盛頓聯邦儲備總部舉行；甚至傳來星期六破例舉行會議的訊息。銀行現在害怕了，開始縮減股市貸款；3月16日，開價利率，即保證金證券的利率，為20%。市場在鉅額的交易中垮了下來。現在，米切爾取得主導地位。他宣佈，他有責任「防止貨幣市場上任何嚴重的危機」，這種責任對聯邦儲備的任何警告或任何別的東西都是至關重要的。國家城市銀行根據他的話和他個人的需要採取行動，翌日託付給經紀人貸款2500萬美元，以每份500萬美元的形式分放出去，每一份的開價利率都高於16%。市場很快得以恢復；米切爾雖然未逃脫批評，但據瞭解，他作為行長並未繼續受到非難。聯邦儲備管理委員會未做進一步努力加以限制。
在這種可悲的行動中，有些方面絕不是計劃不周，而是執行不力。美國的信念認為，任何人都可以按照任命法案成為一箇中央銀行家，這種信念有成虎之勢，在20世紀20年代充分發揮著作用。赫伯特·胡佛把這個時期的委員會成員稱為平庸之輩。他對斯特朗也不甚滿意，把他稱為歐洲的精神附庸。但1927年，情況稍有好轉。羅伊·a.揚(roya.young)是一個稍有才能的人，他取代了蒸汽掘土機行業的律師丹尼爾·克里辛格(danielcrissinger)。揚極力主張，限制為股票投機提供的銀行貸款。但是，在1929年期間，他大體上放棄了這一主張；如他後來所認為的，「歇斯底里」雖然可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必須得經歷一個過程。
對此撒手不管還有另外一個原因，也許揚和任何其他人都沒有提到。這又涉及指責的問題。如果聯邦儲備堅決限制用於投機的借貸，那麼它不僅要對終結繁榮負責，而且要對產生的後果負責。這包括幾十萬投機者數以億計美元的損失，其中許多投資者認為自己是英明的、謹慎的。這將意味著一次蕭條，看來也不無道理。誰願招惹由此而來的憤怒呢？誰願在餘生中受到這樣的指責和汙衊呢？鮑爾·m.瓦勃格(paulrburg)除了是聯邦儲備體系的設計師和初期的總裁外，還是金融界最有威望的人物之一。1929年初夏，他宣告反對當前不受限制的投機大氾濫的潮流。在一個富有預見性的評述中，他指出：「如果這種潮流繼續下去，就會引起涉及整個國家的大蕭條。」他號召聯邦儲備採取更強硬的行動，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最和善的評論員說他未跟上時代的精神。更直率的人指責他有破壞行為——「用沙包堵塞美國的繁榮」。有些人認為，他可能對市場孤陋寡聞。瓦勃格事後告訴他的朋友，那是他一生中最困難的經歷。從聯邦儲備的角度來看，讓自然走自己的路，因此就讓自然自己接受指責，這自然妙哉。
結局在10月下旬出現了。10月24日星期四，在一連串亂糟糟的日子過後，據認為市場的根底已被拔掉，下個星期四的確如此。
隨後恐慌得到緩解，但市場繼續衰落，1930年春出現短暫的復甦，但隨後又進一步衰落，1932年7月8日《泰晤士報》(itimes/i)調查的工業股票價格平均指數為58，是3年前水平的1/8多一點。此時幾乎任何其他事物都類似地到了底線。國民生產總值——經濟系統的總產值——按1929年價格計算，比該年減少1/4多，從產值上看幾乎減少一半。根據當時情況而做的並非完善的估算，1929年失業率並非令人滿意——全年平均為160萬，即佔勞動力的3.2%；而1932年平均為1.21億，幾乎接近勞動力的1/4；翌年失業率甚至更高。沒有失業補助金，按富裕階層常引用的一個嚴肅的憲法原則來看，為窮人提供供給品是地方的責任。所有的價格與1929年相比下降約1/3，農產品價格的大滑坡特別可怕。1929年非農產品的批發價平均為1926年水平(1926=100)的92%，1932年卻降至70，約下降1/4。1929年農產品批發價為105，1932年為1926年水平的48%，3年中下降一半多。要做進一步的研究，還得考察作用於不同經濟部門的不同勢力。
在這個年代的其餘年頭，產量持續下降，價格持續下降，失業率持續上升，直到1937年國民生產總值才又達到1929年的水平，到1941年失業率如當時統計的才降至少於勞動力的10%。1920~1921年的蕭條是猛烈而短暫的，20世紀30年代的蕭條是猛烈而非常持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