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在金錢大離散那個年代選擇最小的抵制路線，而英國則選擇了最大的抵制路線，法國的經驗比較好，雖然不能證明是高超的智慧。如我們所知，法國具有超越一切不幸的傾向。英國嚴重依賴對外貿易，是一個難於管理的國家。因此，英國的經濟政策要比大多數其他國家的好些，常被視為拙劣的英國表演，實際上反映了英國的任務是何等艱難。但是，在20世紀20年代這10年中，英國人經過大量思索和探討之後，卻做出了越來越糟的事情。
在英國，如同別處一樣，價格在1920年和1921年下降，因為戰時物資短缺得以克服，預算又得以控制，繁榮結束了。失業率在以前微乎其微，1921年上升為勞動力的12.6%，翌年平均為10%，此後繼續下降，價格穩定或上升，如工資一樣。一切似乎都在恢復正常，或按照哈丁總統文理不通的說法，恢復到美國人當時稱為的正常狀態。(1974年，尼克松總統辭職後，一位詞典編纂人談到了恢復正常。)1925年做出了恢復金本位的決議。
這項決議由於隨後受到許多評議而更加引人注目。在英國最偉大的日子裡，英國貨幣和黃金不能兌換，其實誰也不比誰差。不論在經濟還是在其他方面，一個國家要想繼續保持昔日的輝煌，重建國威乃是自然之舉。誰都沒有像當時的財政大臣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charchil)一樣，更易於接受關於這些昔日輝煌的思想，對他來說，昔日是生命本身的一部分，是家庭聲譽和個人收入的一個豐富的源泉。1925年4月28日，他在對議會的演講中，宣佈恢復金本位是一個丘吉爾時機。他觀察到自治領地已經開始或正在開始重建金本位，因此在整個大不列顛帝國都將採取「完全一致的行動」。這一舉措的成功在於有美國的支援——紐約聯邦儲備銀行提供2億美元，j.p.摩根提供1億美元。結果將是國際貿易和帝國內貿的大復甦。此後用金本位統一起來的國家「將一起變化，像港口裡舷門聯在一起的船，與波浪一起上下起伏」。黃金的一個小缺陷在於它只能用於出口，因此再不會有金幣了。《紐約時報》翌日報道說：「根據在投票廳所表達的意見」，財政部長的演講是「在高手林立中最好的演講之一」，「真不愧為議會著名的演說家」。該報用醒目的標題說明，丘吉爾的建議使「議會和國家達到熱情的高峰」。16年後他將扮演重要角色，誰也無法令獅子如此怒吼。1925年，他和他的演說無疑成了一種不幸。
他們所捍衛的一個錯誤在於，把1英鎊恢復到123.27優質黃金谷的戰前含金量，其舊匯率為4.87美元。1920年，英鎊降低到建立在黃金基礎上的3.40美元。雖然英鎊自那以來有了升值，並且仍在升值，但戰前黃金含量和美元匯率實在太高。這是因為對這些匯率來說，英國價格實在太高了。由於英國的物價高，任何有美元或黃金的人都可以將其換成英國對手之一的貨幣，在那裡購物會從中獲得較多的好處。英國人按優惠的丘吉爾匯率把英鎊換成美元、黃金或其他貨幣，在海外購物也同樣可獲得較多的好處。1925年，這樣做所獲的價格便宜約10%。出口如同所有時期一樣，對英國是至關重要的。因此，在其他同等的情況下，英國的煤、紡織品和其他成批生產的產品按新匯率只會變得競爭力強，如果其價格下降近乎10%。這是一個令人不安的過程。
煤的情況特別令人不快，礦井仍屬於私有，裝置簡陋，往往被心不在焉地管理和操作著，管理者和操作者是受虐待的、憤怒的、智慧非凡的勞動力。較低的煤價只需支付較低的工資。丘吉爾也認為煤炭工業會出問題，他將其歸於煤炭工業的貧困狀況。他大膽地用隱喻來取代思想，斷言匯率與煤的麻煩如同與海灣溪流一樣沒有關係。凱恩斯立即把這個斷言形容為「低智慧」的斷言。
雖然其他人有疑慮——包括英國中部銀行總裁、前任財政大臣雷金納德·麥肯納(reginaldmckenna)費了好大勁兒才在董事會上提出了黃金政策——反對丘吉爾的說明是由凱恩斯領導的，這是一個簡單的說明。英國承認，按過去一樣的比值恢復金本位，必須得忍痛削減價格和工資，伴隨而來的是經濟停滯和失業上升，所有這一切就是社會不安的一個重要緣由。但是，凱恩斯帶著憐憫之心做他的說明。他急於想弄明白，為什麼丘吉爾這樣聲名顯赫的人不得不做出「這樣一件蠢事」。他按照一種慣例為他開脫了罪責。凱恩斯解釋說，丘吉爾「沒有直覺判斷力來避免犯錯誤」。「由於缺乏這種直覺判斷力，由於傳統財政學的鼎沸的聲音震耳欲聾；尤其是……他受到了他的專家的誤導。」憐憫的性質有時會受到一點兒扭曲的。
凱恩斯實際上並沒有因為憐憫而受到原諒，後來的事件甚至使他更無法推卸責任，因為有聲望的人們自然會知道，有一個對他們自己的顯要地位構成真正威脅的人。在隨後的4年中，英國價格一直受到壓制，失業率高——佔勞動力的7%~10%之多。這是一個英國商標。在這些年中，辛克萊·劉易斯公司已退休的汽車巨頭塞繆爾·多茲沃思(samueldodsworth)，來到倫敦，除了想看看西敏大寺之外，還想看看處於被救濟狀態的蘭卡郡紡織工人。
半個世紀以後，難以想象可以馬上通告有組織的工人降低工資的一個時代。這在1926年，並非是完全不可能的。當礦工被告知他們的工資將按貨幣政策減少時，可想而知，他們會罷工的。礦主預先有準備，他們用關閉礦場的辦法來對付罷工。為了支援礦工而發生了大罷工，大罷工持續時間不長，從許多英國人的不幸來看，確實有許多英國人幸災樂禍。在主張採取有益態度擁護法律、秩序、憲制政府並反對暴君專制的人當中，就有溫斯頓·丘吉爾。這仍然是海灣溪流的原因所在。但是，礦工罷工持續了整個1926年，才最終被破解。在整個20世紀20年代，出口停滯不前，英國國家銀行的黃金地位面臨危難，需要向美國尋求進一步的支援。
凱恩斯由於在《凡爾賽和約》所犯的錯誤而仍在遭人白眼，雖然現在人們也承認他關於這個問題的立場有許多優點。由於他的深謀遠慮，現在需要他躊躇滿志地領導一個保險公司，寫作，發展人文科學，隨心所欲地教書，他可以代表自己和劍橋大學皇家學院悉心探索，他成了該學院的財務主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問題才變得如此嚴重，以致允許他重新進入政府部門。而丘吉爾則活得心寬體胖，關於貨幣的錯誤判斷只是一個有趣的陋習，甚至在眾人皆醒他獨醉的情況下也是如此。所有人都一致認為他犯了一個錯誤，這對他的生涯未產生任何不利的影響，這與他早期支援達達尼爾海峽戰役所選擇的更可靠的立場形成了鮮明對照。
到1929年，失業在下降，產量在增長，雖然兩者的速率都不大。英國央行的黃金地位依然岌岌可危。隨之就出現了美國的蕭條和暴跌。至少部分是由於1925年決議後出現的不幸，英國現在有了一個勞工政府。該政府對正統的財政學的喧叫的免疫力也不比前任強多少。1931年8月23日，拉姆齊·麥克唐納得悉，從一個美國銀行財團得到一筆貸款將大有希望，如果所提議的預算削減——包括對失業救濟的削減——得到內閣和民眾的支援的話。內閣少數成員隨後提出抗議，因此麥克唐納辭職，由自由黨和託利黨構成了聯合內閣。1931年9月，按《金本位法案》應支付黃金的合約被中斷。
從某種意義上看，丘吉爾獲勝了。由於社會主義者在這樣的問題上有自卑感，在他1925年的行動消除了來自左派的全部威脅，使其在15年內不得抬頭。1925年恢復金本位，也許是當代有關貨幣的最具決定性破壞作用的行動。
美國戰後的繁榮蒸蒸日上，從1919年順利跨入1920年。隨之發生了嚴重的蕭條。聯邦儲備系統的作用在於防止經濟大起大落，而實際上卻至少對兩者都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儘管價格在上漲，對商品和土地的投機在繼續，但聯邦儲備使利率保持了較低的勢頭。商業銀行可以自由向聯邦儲備銀行借貸，以滿足客戶投機的或其他的需求。仍不得不出售債券的美國財政部卻支援這種軟政策，這在很大程度上也肯定是由於擔心謹慎的人會戳穿這種騙局。隨後，他們本人由於崩潰而受到指責。最好是聽其自然，任其發展，如此而已。
1920年初，隨著軍事需求的完結，戰時短缺被克服，海外訂貨再也不需要美國貸款來維持，因而物價平穩並開始下降。這個轉機一齣現，聯邦儲備就恢復了往日的勇氣。再貼現率達到6%的空前水平。儲備銀行為其他銀行提供的貸款由一直增加的狀況轉為逐漸減少，隨後又猛然下降，1921年的貸款水平還不到1920年的1/2。從1920年中開始，美國被許多人認為是在歷史上到那時為止的最嚴重的蕭條。聯邦儲備面對這第一個重大考驗，取得了顯著的成功。普遍認為是它促進了繁榮，使蕭條進一步惡化。這一直被認為是一個特別有趣的毛病。
1920~1921年的蕭條不久便結束了。但在其短暫的時期裡，顯示出一個含有嚴重的不祥之兆的價格行為模式。美國經濟再不以相同的方式對通貨收縮和蕭條做出反應了。農產品價格表現出的趨勢在於遠比工業產品價格下降快、落差大。1921年，非農產品的批發價格平均為1914年水平的158%，農產品價格僅為這一水平的124%。顯然，不同的勢力在對這些價格發揮著作用，一種明顯的差別在於農產品的價格是在許多買賣者不受控制的市場上定的，工業產品價格是在銷售者寥寥的市場上定的，因而非常牢固地被私人控制著。這種差別和這種控制最終帶來十分嚴重的後果。
一個直接後果就是長達10年的農業上令人不滿的局面。另一個是價值守恆定律的成立。農業領導很快就看出，重要的並不在於農業價格水平，而在於這種水平與其他價格的關係。由此可以認為，戰前農民支付和接受的相當優惠的價格關係，是農業政策的自然而正當的目標。戰前農產品價格隨著自那時以來農民支付價格的增長而增長，可以說是等價的。最後一個次要的後果在於懷疑聯邦儲備可能引起農民的不滿——對中央銀行可能會給農民帶來不幸的長期恐懼又稍有恢復。
1920~1921年的蕭條，第一次用非調控的銀行業的混亂狀況、由此而產生的失敗以及聯邦儲備系統的應付能力，來考驗整個民族的厭煩情緒。這種考驗也遭到失敗。1921年，505家銀行倒閉，比上年增加3倍多。倒閉的數目持續上升——僅在跨過1929年的2年間，數目比1921年少。大多數倒閉來自小的非會員州立銀行。舊的妥協依然存在，允許農業地區發行不定期借貸，增加儲蓄和貨幣，農業地區認為這符合他們的需要，結果也是如此。但是，數目相當多的且正在增長的倒閉來自聯邦儲備系統的成員。它們規模大，在整個20世紀20年代，佔倒閉銀行儲蓄總額的比例為1/3，在其中某些年中，該比例達到一半。
儘管期望很高，但是美國仍沒有一個機構來監督銀行工作，承擔有太多人來取硬幣時的援救工作。實際上在這些年中，聯邦儲備似乎並不認為銀行倒閉屬自己的管轄範疇。「每年董事會都報告令人憂鬱的資料……只能使自己認識到倒閉數目過多的是非會員銀行，而不是會員銀行，是小社群的銀行……是農業地區的銀行，而不是工業地區的銀行。」這也是一個不祥之兆，預示在下一個10年中每個地方銀行，不管大小，不管是會員還是非會員，都像是在旋風中倒下的樹一樣。
隨之對新的美國貨幣調整的首次檢驗並非不明確。19世紀的經驗並沒有進行總結。現在一個更為嚴厲的檢驗已準備就緒，為有名望、有地位的財政人物安排生活的人並不安於平靜。
1921年的蕭條之後出現了8個好年頭，但這並非對所有人而言。農民牢騷滿腹，怨聲載道。工人工會在1921年蕭條期間，實際上被該蕭條所毀，黑人和其他少數民族，不用說還有婦女，都沒有發言權，都不能把自己的不滿和盤托出。
可以肯定的是，在這個令人欣喜的外表下面隱藏著缺陷。在1922~1929年間，工資和價格幾乎是穩定的。產量和生產力都在增長(在20世紀20年代，製造業工人人均產量據估計增加43%)，這意味著利潤在增長。對84家大生產公司的抽樣調查表明，其純收入在1922~1929年期間幾乎翻了兩番，其股息支付翻一番。所得稅不斷減少這一情況，意味著富裕階層用於消費或投資的收入額大大增多了。必須得把這種收入花掉，或用於投資。如果說有任何事物阻止這種消費或投資，那就是需求跟不上，而且還另有麻煩。
消費和投資都是有懈可擊的。富人的消費會減少，如果他們受到嚴重的恐嚇——例如，來自股票市場嚴重暴跌的恐嚇。他們投資的很大一部分是以國際貸款的形式給德國城市，給南美共和國家。這種投資會出現許多問題——革命、賴債以及得到支付利息和本金所必需的黃金和美元的困難，這些都會引起投資者的恐懼。許多國內借貸用於當代金融天才的新事業——範·斯沃林根斯(vansweringens)公司的鐵路、塞繆爾·英薩爾(samuelinsull)和霍華德·c·霍普森(howardpson)的通用產品、伊瓦爾·克羅伊格(ivarkreuger)的多種神秘的經營。所有這些都涉及控股公司的一種複雜而有時又難以理解的結構，在這種結構中，上游公司發行債券(並且情願用股票)為經營公司購買和佔有下游公司的股票。用極少的投資就獲得控制權，也意味著，如果股息向上流動受到阻礙——必須得以此來支付債券的上線利息費用——債券受到拖欠，整個結構在倒閉中崩潰。隨後再沒有外來資金可以用來投資，遭受這種損失的人也不會在別處大量投資。
控股公司的創立連同投資信託公司一起是20世紀20年代的奇蹟，使之得以完善的人是時代的巨人。其創立者從各個方面來看都是聯合企業、經營投資公司、發展投資公司、沿海投資公司、不動產投資信託公司，以及它們的建設者和破壞者，這種建設者和破壞者為六七十年代的財政局面添彩，隨之又抹黑。